当我们经过反思，对生活有了新的看法时，往往会写一篇心得体会，这么做可以让我们不断思考不断进步。那么要如何写呢？以下是可爱的小编给大家整理的全镇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意见精选3篇。
解放思想 篇一
显然因为存在这样的联系和逻辑，才导致了人们普遍思想上的束缚。人们不仅需要在行为上小心翼翼，而且在脑海中也不要信马由缰。不要随便写日记，成了耳口相传的“宝贵”政治经验。假如一个人不幸将他的想法在会议上说了出来，那么他的灾难就来临了。有些人甚至什么想法也没有，只是被他人无端诬陷，而一旦与思想问题挂钩便永世不得翻身。
当更多的人们看到这样的现实，便将他们的脑袋缩到大衣领子里面去了，也将他们的真实面貌藏到一张表情冷漠的面具中去了。他们整天说东道西，就是不说出自己到底是怎么想的。这种情况如果延续得够长久，人们长时间不能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那么他们就会不知道到底自己的真实想法是什么，就会模糊自己的想法和别人想法的界限，模糊事实与加强的观念之间的界限，因而弄得不辨真假善恶，这种情况叫做思想混乱。
而只要这样的历史没有结束，只要思想问题仍然被看作是政治问题，思想者被看作是潜在的政治犯，发表思想看法的人被视为政治权力的冒犯者、挑衅者，那么，思想解放首先意味着解放思想者，即取消对于思想者种种“污名”的做法，不将他们归为另册，给予他们相同的公民待遇，尤其是在人身自由方面不加任何限制。
1978年的思想解放，是伴随着出台一系列具体措施的，是有让人们看得见的实际行为。
在种种“解放了”的人们当中，有一批是因为“思想问题”遭到残酷驱逐的人们。最著名的比如张志新，为了禁止她表达思想，临刑前这位美丽女性被割断了喉咙。这个名单上有长长一串令人肃然起敬的名字：遇罗克、林昭、王申酉、李九莲……。他们因为坚持人类思想的尊严、真理的尊严，年纪轻轻便惨遭杀害。
为这样的人们去掉污名，还他们以清白的政治身份，其意义不仅在于他们本人，同时也是在为“思想”正名：肯定思想的权利和尊严，肯定追求真理的美德，肯定说真话这个人类成员的基本底线。这些思想烈士虽然人数不多，但他们可贵的品质光芒四射，为他们恢复名誉在整个社会中造成了极好的影响，如同树立了新的民族英雄的榜样。有这样的榜样在前，何愁思想不解放？
但是接下来事情的发展，并不如1978年的人们感受得那样乐观。一批最早吃螃蟹的人，他们或许仍然带着思想奴役的痕迹，在为我们民族挣脱思想牢笼的过程中，开拓了富有生长性的空间，但是后来一个一个地，他们在公共视野中慢慢消失了。其中包括王若水、李洪林这样的共产党员，他们身处某个高级领导岗位上，为了思想的真理他们宁愿丢掉乌纱帽。在今天纪念社会转型三十周年之际，人们或许可以问一声：那些站在前排的思想解放者今安在？他们可好？
王若水当年那些“以人为本”的表述，即使白天和夜晚都打着灯笼，也找不出其中一丝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之处，而在当今的社会中甚至不时见到它们的身影，令人感受到它们的回声，但是他本人却因此遭到驱逐。仿佛有人盗用了他的想法，却将他本人列入万劫不复之境地。这真是应了马克思说过的“扮演革命的遗嘱执行人”，是另外一些根本不同的人们。
因此，“思想解放”，首先需要的是“解放思想者”，给那批在三十年前最初的思想解放中，作出卓越贡献的人们恢复政治名誉，还他们平等的公民身份，还他们阳光和蓝天，不再将他们当作政治难民，将他们驱逐出公众视野。通过解放这些“被囚禁的思想者”，从而还思想的尊严和权利，树立其思想的权威而不是权力的权威，就和当年所作的一模一样！
而当今天的年轻人，若是知道在他们前面，有这样一些人们，曾经为了真理、为了民族的前途，如此贡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不怕牺牲个人的利益，他们就会获得另外一些参照，打开另外一些人生视野，开启另外一个世界图景，就像我本人在1978年所经历的那样。给好人恢复名誉，社会的正气才有可能抬头，民族的美德才有可能得到提升。
只有这样做，也才可能给新一轮思想解放，提供确凿无疑的有力保证。当然，比起1978年来，今天需要的不仅是一些举措，而是建立起必要的机制，一劳永逸地保证今后的思想解放者们，永远不会落到被污名、被驱逐的处境。不同的观点可以展开讨论，但是不要上黑名单，不要无端打搅他们和干扰他们正当的工作和生活。这样我们民族的所思所想，才可能拥有更多一些良性的方向；我们民族的想象力积极性，才有可能被调动和发挥出来。
解放思想心得体会 篇二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我们党讲了将近90年，还要继续坚定不移地讲下去，中共十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努力在继续解放思想上迈出新步伐”。因为现实生活中妨碍思想解放的东西还很多、很顽固，已深植和扎根于我们这块土地，还有相当深厚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这些东西不破除，思想解放的步伐就难以加快，解放思想就有可能是一句空话。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同志嘴上讲解放思想，但在许多具体问题上思想往往解放不了，总是患得患失，最终成为我们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今天，重提解放思想，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一、提高解放思想的观念认识
我们很多人认为，思想解放了这么多次，也解放了很多思想，应该解放得差不多了，用不着小题大做了。这种认识很可怕，处理得不好，会遗误改革开放的大局，因为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前进道路上，还存在着很多不合时宜的观念、作法和体制障碍，存在很多错误和教条式的理解羁绊，存在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存在着是是而非的纠缠。当然，这些年的耳濡目染，这些年的亲身经历，太明显的僵化、太顽固的思想已经减少了，但思想解放隐蔽性更强了，人们对思想是否解放缺乏足够的认识，往往把假解放当成真解放；有的人明知自己思想不解放，却自诩是解放的；有的人过分夸大思想解放的成效，认为有了一点变化就是改革、有了一点变通就是解放、有了一点放手就是开放，因而停留在事物的表面对思想解放的深度挖掘不够，局限于部分观念的交锋而涉猎的广度不够；对思想解放的难点把握不准而发力重度不够。因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今天的思想解放走过了初级阶段，不是低层次的解放了，更加不可忽视。至少有八类情况值得我们重视：
看似对全局影响不大而无关紧要，因而不闻不问、麻木不仁，没有去解放；由于认识的局限性而缺乏认识，因而不知不觉、无动于衷，不知道要解放；虽然触及了而没有真刀实枪，因而流于形式、走了过场，解放得不够；明明知道需要改进却唯书唯上，因而退避三舍、绕道而行，不敢去解放；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因而但求无过、明哲保身，不愿去解放；由于涉及自身和小团体利益，因而隔靴搔痒、“穿袜洗脚”，不认真去解放；认为自己的思想很解放把自己当作局外人，因而孤芳自赏、抱残守缺，不屑去解放；不是认识不到而是没有求变的激情，因而安于现状、得过且过，没有必要解放；由于学习不够，因而视野不、水平不高，不会解放。长此以往，忧患意识日衰，自省意识日弱，认真态度日差，进取精神日减，大局观念日淡，自我意识日浓，太平思想日重，中庸之道日盛，凡此种种，思想解放的尾巴还很长。
“一脉不顺，周身不畅” ，思想问题无小事。这些现象不根除，这些问题不解决，改革就会有梗阻，开放就会受掣肘，发展就会受影响，因此没有不断解放的思想，就没有不断扩大的开放，只有思想的大解放才有经济的大发展。
二、认清解放思想的努力方向
（一）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简单化。解放思想就是净化思想，就是使思想变得简单、纯洁，思想单纯、为人单纯、干事单纯。不谋人，只谋事。心无旁骛，“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工作中，一些本来简单的问题变得很复杂，是因为一些人戴着有色眼睛看人把别人看得很复杂，一些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把问题想得很复杂、一些人“唯恐天下不乱”把事情搞得很复杂。看得很复杂就会瞻前顾后，想得很复杂就会谨小慎微，搞得很复杂就会迈不开脚步，另外一些人本身就很复杂，个人主义很浓、私心杂念很多、人情观念很重，缺乏一种健康明朗的心态，对人对事不客观，其结果贻误工作、降低效率、危及大局、影响开放、损害发展。
复杂的思想就会形成复杂的工作方式和处事方法，以至于不能正确处理原则和感情、人性和人情的关系，把以人为本庸俗化为以人情为本，对人不对事，互相照应，“换手抠背”，好好先生盛行、官官相护成风，出了问题只看积极的一面，有了差错只找客观原因，公事上从不斤斤计较：工作任务没有完成，护着；明知说法作法不对，护着；犯了原则性的错误，护着。下级护着上级，尊重；上级护着下级，爱护；同级相护着，宽容；自己护着自己，反省。部门拼命护着权力、发达地区拼命护着工资、城市拼命护着户籍。所以，对事业危害最大的是人情，人情是另一种形式的，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腐败。
（二）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年轻化。人年轻，就有激情，有激情，人就变得年轻。解放思想、扩大开放需要科学严谨的态度，需要热情，更需要激情。激情就是一团火，一团可以把事业燃烧得透亮的心火。
通常与老字有关的词语，都是思想保守的互补品，如老顽固、老糊涂、老眼光、老框框、老调调、老式、老化、老路等等，的确，人啊！即使不老，见得多了，经历的事多了，受到的挫折多了，就现了老态、有了老气，就会形成固有的思维定势，遇事很难转过弯子、遇变很难跟上形势，更谈不上改革创新。少年老成，是人类衰老的象征，机制老化，是社会衰老的象征。人总是要老的，解放思想就是要让“六十岁的人拥有三十岁的心脏”，就是要通过体制驱使，用充满活力的机制使充满活力的思想永葆青春！只有思想的年轻化，才有革命事业的兴旺发达。但是我们要有燃烧这些激情胸怀：
其一，培养宽广的社会胸怀，使人始终保持年轻。所谓的大同世界，就是“求同存异”的意思，实际上是个社会包容度的问题，既容得下万事万物，也容得下千差万别的人，包括缺陷。没有性格歧视、没有人格分离，有同求同，有异存异，相互包容，互不排斥。但是，放眼一望，生活中却发现：好人喜欢好人，能人喜欢好人，就是坏人也喜欢好人；有个性的容不得有个性的，有能力的容不得有能力的，你扯我的后腿，我夺你的脊梁，内耗了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心情不畅催人老，一些人为了追求社会认同，人未老，心先衰，少年变得老成，未老变得先衰，低调一点成了低声下气，低声下气哪来的斗志？中庸一点成了夹着尾巴，夹着尾巴哪来的激情？
因此，树立正确的社会荣辱观，培养宽广的社会胸怀，增进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沟通，好人受欢迎，能人即使有缺陷也受欢迎。少一些指责和蔑视，能充分张扬个性；少一些约束和羁绊，能充分展示才干；少一些条条和框框，能充分发挥潜能。努力营造一个有利于干事和干成事的氛围，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要通过事业的发展，给人才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机会，让人才的自我价值充分的实现、让人才的成就感得到充分的满足，这样一来，好人变得更好，能人变得更能，党的基业就会长青。
其二，追求宽广的政治胸怀，使人始终充满激情。正象健康人、残疾人一样，好人、能人都是社会不可缺少的人，和残疾人相同的是能人也有缺陷。能人最大的缺陷是能人太能、太“冲”。 如果一个能人长期得不到重用，上不了也动得了，“当官三年狗都嫌”，若干年后棱角磨掉了，锐气、激情、事业心、责任感也会磨掉。因此我们对残疾人要有关怀，对能人也要有眷顾。好人，好相处，不代表能干事；能人，能干事，不代表好相处。不让好人吃亏，好人用其好；不让能人碰壁，能人用其能。目前推荐、测评、考察无疑是推进用人民主化进程的好手段，但是我们一些干部为了获得高票，用了很大部分时间去适应、迁就、团结身边的人，有时往往以牺牲原则、牺牲党和群众的利益为代价，说话办事首先考虑的是这句话、这个事对领导有什么冒犯、对别人有什么损伤、对自己有什么危害、对将来的得票有什么影响，因而理直气壮变得低三下四，雷厉风行变得优柔寡断，大刀阔斧变谨小慎微，低调得没了个人主张，中庸得没了不同意见，朝气不足，暮气日盛，老气横秋，因此，有必要慎重对待推荐测评票数。
票数可以反应一个人的人望，但不完全反应一个干部的威望；票数可以反应一个人的缺点，但不完全反应一干部的政绩；票数可能代表局部利益、个人好恶，但不完全代表党的利益、群众利益。好人不等于优秀，优秀不等于票高！多几票，有时多几十票又能说明什么呢？！因此组织要认同并包容，要有使激情迸发的政治生态环境，应以票的绝对数作为参考、以票的相对数作为参照，只要达到基本要求就享受“国民待遇”，重要的是要建立可量化的政绩考评体系，以此作为天平倾钭最后的砝码，让“做多可能错多，功大可能票少”的同志有想头，有奔头，从而形成开放的用人导向、和谐的政治生态。
（三）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现代化。解放思想就是要使思想境界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实现思想的现代化。解放思想，不是脱离实际标新立异，而是超越实践的真知灼见；解放思想，不是脱离群众形单影只，而是集体智慧升华的结晶；解放思想，不是脱离路线背道而驰，而是沿着既定方向探索新路。解放思想，不是萧规曹随，而是继往开来；不是朝令夕改，而是与时俱进；不是另搞一套，而是推陈出新。
全面准确地理解“解放思想” 篇三
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理论动态》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此文。随后，引发了一场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大讨论，这场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推动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此后不久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这场大讨论，重新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从此，“解放思想”一词深入人心，成为使用率很高的词汇。邓小平曾给解放思想下过三个定义：“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这三段话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核心意思有三条：一是要做到实事求是，使思想和客观实际相结合，这是解放思想的实质；二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指导，这是解放思想的前提；三是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即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去实现思想解放，这是解放思想的唯一正确途径。根据这三点，再结合邓小平的其他相关论述，就足以对解放思想的几个容易被人们误解或曲解的关键点作出一些分析。
第一，解放思想并不是指思想不受任何限制和约束，追求思想的“绝对自由”，而是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
“绝对自由”只是一个概念，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存在。恩格斯说过，“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这就是说，自由来源于人们对事物必然性的认识，认识越深，自由越大、思想越解放。但是人们的认识总是要受到特定客观条件及自身主观条件的制约。因此，抽象的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自由总是具体的、相对的、有条件的。
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是邓小复强调的关系我国改革成败的关键问题。因此，在谈到解放思想时。邓小平总是强调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那种追求所谓“思想绝对自由”的做法，既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也是违背邓小平本意的，更为严重的是，为有些人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号，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引导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提供了便利。这种做法无疑危害巨大，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解放思想决不能够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不能损害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全党对这个问题要有一个统一的认识。”“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去‘解放思想’，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到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去了。”实际上，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和分析思想领域的问题，才能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结论，也才能真正做到解放思想。
第二，解放思想“既要反‘左’，又要反右”，反“左”、反右都是解放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
解放思想过程总是伴随着反对“左”的、右的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无论是“左”的还是右的思想，其错误的根源是在政治上脱离了实事求是这条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思想原则，导致思想与实际、主观与客观相脱节。因此，“左”的、右的思想都是对人们思想的束缚，只有摆脱“左”的、右的思想束缚，才能真正做到解放思想。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一贯主张“既要反‘左’，又要反‘右’”，运用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结合的方法论来分析和处理。
当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主要是针对“两个凡是”，重点是纠正“左”的错误。但在纠“左”的过程中又出现了右的倾向。所以邓小平提出，“要批判‘左’的错误思想，也要批判右的错误思想”，“对‘左’的错误思想不能忽略，它的根子很深。重点是纠正指导思想上‘左’的倾向，但只是这样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同时也要纠正右的倾向”。1983年10月12日。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又指出：“‘左’的错误决不允许重犯。但是，不少同志片面地总结历史教训，认为一讲思想斗争和严肃处理就是‘左’，只提反‘左’不提反右，这就走到软弱涣散的另一个极端。”1987年，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传播和蔓延，邓小平几次讲到既要反“左”又要反右的问题。他说，搞社会主义，搞四个现代化，一定会有来自多方面的干扰，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如果我们过去对“左”的干扰注意得多，对右的干扰注意不够，那么现在出现的情况提醒了我们，要加强注意右的干扰。“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着重反对‘左’，因为我们过去的错误就在于‘左’。但是也有右的干扰。所谓右的干扰，就是要全盘西化，不是坚持社会主义，而是把中国引导到资本主义。”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方考察时再次提到这个问题。搞现代化建设，搞改革、开放，存在“左”和右的干扰问题。“左”的干扰更多是来自习惯势力。旧的一套搞惯了，要改不容易。右的干扰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全盘西化，包括照搬西方民主。他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我是实事求是派，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
概而言之，要真正做到解放思想，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切从当时当地的实际出发，具体分析出现的具体问题，有针对性地反对和批判不同的错误思想，有什么批什么。就像邓小平所指出的，“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对‘左’对右，都要做具体分析”。
第三，解放思想将贯穿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不存在“到头”和“终止”的问题，但再怎样解放思想，也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这个根本
解放思想，简单地说，就是使思想符合客观实际，就是实事求是。但是，世界万物总是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人们的认识水平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也要受到特定条件的制约。因此，人们的主观思想难免出现与客观实际不完全一致的情况，这就需要解放思想。具体到人类社会领域，社会发展往往并非一帆风顺，社会现象纷繁复杂，特别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的时候，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大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求得主观思想与社会实际的一致更是十分困难。正因为如此，更要坚持不断解放思想。特别需要指出，一时的思想解放不可能一劳永逸。因为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不断推进，新情况、新问题将会不断出现，这就必然要求我们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从这个角度讲，解放思想没有一个时间期限，它将贯穿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始终。邓小平说得好：“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今后，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认为解放思想已经到头了，甚至过头了，显然是不对的。”当然，万变不离其宗，无论怎样解放思想，都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这个“宗”。
只有在上述几个问题上保持清醒的认识，才能真正做到解放思想；也只有真正解放了思想，才能给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
（作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