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帅气的小编为您整理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精选3篇，在同学们参考的同时，也可以分享一下小编给您的同桌。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篇一
不过，这一改革的难度可想而知。报道称：“在记者同专家及发改委系统官员的接触中，大家普遍认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知易行难。”参与制定方案的专家、官员，对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来操作和落实改革方案颇感为难。为此，有人甚至建议成立“全国收入分配改革领导小组”来推动此项改革。
相关专家、官员们的为难可以理解。但这些方案、建议却似有过于“直接”之嫌，像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就当前而言，收入分配不公已经是一种严重的“综合症”，已渗透至社会肌体的方方面面。对这样的综合性问题，显然必须“辩证施治”，而不可“单独求解”。换言之，要解决收入分配不公，或许不能太过直接地就分配谈分配，而应寻根溯源，从根本着手。
收入分配不公，从浅层次看是经济问题，是由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种种问题所酿成，但从深层次看，则主要是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其主要成因是权力运作不规范，权利未能得到充分保障。所以，要有效解决这一问题，须从保障权利、规范权力入手。
权利得不到充分保障，是收入分配不公发展成为严重社会问题的重要原因。一方面，由于权利得不到保障，致使一部分人的收入长期在低位徘徊，譬如农民工工资被拖欠，已成为久治不愈的顽疾；在不少省市都存在着“最低工资标准”得不到落实，致使工资比“最低”还低的普遍现象。另一方面，当前的最大问题也许并不在于收入差距扩大本身，而在于许多低收入者失去了保障―甚至连大城市中收入不菲的白领也感到自己的生活是“易碎品”，深忧买不起一套房，看不起一场病。因此，当前的问题并不单单是收入水平的高低，而是低收入者的福利有无确实的社会保障。
权力失控，运作不规范，是促成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的另一主要因素。首先，权力的不规范，导致一些垄断迟迟“反不了”。而制造社会收入差距扩大的一大“罪魁祸首”就是某些垄断行业员工的畸高收入。这种状况之所以长期得不到改观，关键在于一些垄断集团在某种程度上掌控了公共政策。至于有些立法资源―“部门利益法制化”，早已不是一种稀奇的现象。所以，反垄断在相当程度上也是政治问题、法律问题，而不仅是经济问题。
其次，权力运作不规范，也导致一些有剥夺之嫌的公共政策不断出笼，致使贫富差距持续扩大。近日，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撰文强调：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前提、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这本是人所共知的道理。教育公平应该是教育改革追求的重要目标，但从越来越多的人上不起大学乃至中学、城乡教育差距越来越大、“高考移民”现象越来越突出等现象看，我们的教育改革有使不公平问题愈加严重之嫌。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篇二
长期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和居民消费格局存在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比重过低并呈现不断下降趋势、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居民生活成本不断攀升、企业薪外各类附加费过重、居民即期消费存在后顾之忧等问题，这使得我国民众收入水平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短板”。
过去十年，我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超过20％，GDP年均增长10％左右，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却徘徊在6％至8％之间。总体上来看这些年，政府和企业所得的份额是增加了，居民收入虽然总量也增加了，但是居民收入所占的份额却是相对减少了，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的，居民的劳动报酬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也正在下降。
从整个经济环境来看，调整国家企业居民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刻不容缓。当前，我国经济正在进入转型拐点，农村剩余劳动力由无限供给转向局部短缺，这种供求关系的变化迫使企业提高员工待遇和福利保障。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趋势形成了市场倒逼机制，正推动我国收入分配格局发生根本变化。无论是企业还是普通民众，都在强烈呼吁政府推动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使经济进入均衡共享的包容性增长阶段，让广大劳动者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十二五”规划中把分配制度改革作为重中之重，国民经济亟需进入“GDP增长一居民收入提高一消费增长一内需扩大一经济持续增长”的良性循环。
目前，我国收入分配和居民消费格局存在五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报酬比重低。我国职工工资的上涨幅度，大大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我国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比重低，而且呈现下降的趋势。我国过去十年间财政收入年均增长超过20％，GDP增长10％左右，但城乡居民收入只增长了6％-8％，出现政府在分配中得“大头”，居民收入占“小头”的失衡格局。同时，资本所得也高于劳动所得。二是收入差距大。我国城乡之间、行业之间、阶层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非常大。据统计，我国城乡之间收入比达3.3倍。最高收入行业与最低行业的收入差距扩大到15倍。我国基尼系数接近0.5，全国收入最高10％人群和最低10％的收入差距达到23倍之多。在地区收入方面，人均GDP最高的地区与最低之比达13倍。三是薪外附加重。有报道显示，日前搭载在工资上计提的“五险一金”等缴费项目有20多项，企业负担太多太重，客观上挤占了企业为员工加薪的空间。同样，工资被扣除一部分缴纳到各项基金中，员工实际到手的现金减少。四是居民生活成本不断攀升。研究表明，我国教育、医疗和社保三项支出占政府支出的比重只有29.2％，比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低20个百分点以上。居民生活成本过高，特别是高房价使城市居民生活成本有难以承受之重。五是未来预期忧。老百姓对未来消费有后顾之忧，上学难、看病贵、住房难、养老负担重等问题成为阻碍居民消费的障碍，影响居民的消费预期。
“十二五”期间领域的改革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彭森在2010年中同改革论坛上指出，“十二五”期间，适应经济发展形势的变化，结构调整着力点必须从重点调整产业结构转向全面调整需求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和要素投入结构等，改革也将涉及全方位结构调整、涉及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健全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等重大任务。
据了解，根据五中全会会议公报，“十二五”期间将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资源性产品价格和要素市场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社会事业体制改革、城乡改革等领域的改革攻坚。
首先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这需要转变政府职能，创新公共服务体制，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和行政层级，完善政府绩效考核制度，推进依法行政等方面加大改革的力度，从制度上更好地保障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加快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制政府和廉洁政府。 第二是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这包括要进一步明确国有经济的职能定位，逐步实现从竞争性领域逐步退出。完善国有资产制度，深化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母公司层面的股份制改革，要大力推进铁路、电力、电信、石油等垄断行业的改革，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引入竞争机制。
第三是深化资源环境价格改革。稳定推进电力、天然气、水等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环保收费制度的改革，切实发挥价格在提高能源资源使用效率、控制污染排放和调整经济结构中的杠杆作用。
第四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完善分税制的财政体制，建立财权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健全规范透明的转移支付制度，着力加强基层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财力保障，进一步优化税制结构，有效发挥税收对收入分配和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调节和促进作用。
第五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要在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积极稳妥推进金融业改革开放和制度创新，使金融更好的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发展。
第六是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第七是深化社会领域改革。要着眼于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与社会和谐稳定的大局，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公平效率的关系。
第八是协调推进城乡改革。
彭森强调，实施这改革，是因为经济发展环境发生重大变化，预计在“十二五”期问，中国过分依赖出口增长，以及过度消耗资源能源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继续。同时，国内的环境也发生了变化，即“十二五”期间，第三产业将超过第二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同时农业占经济的比重将降到10％以下。
全方位结构调整启动
为了，适应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十二五”产业结构调整也将深化。而政策着力点将从重点调整产业结构转向全面调整需求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和要素投入结构≮www.paomian.net≯等。
以调整中央、地方关系，建立财权和事权匹配的体制而言，中央党校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就指出，目前政府全部收入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34％，未来需要下降到30％以内。同时政府全部开支，不能超过总开支的15％。地方目前因为财力匮乏，过度依赖土地财政的模式也需要改变。
以协调推进城乡改革为例，“十二五”将加快推进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全面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完善农村土地整治和城乡区域之间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制度，研究建立进城人口、农业人口、承包地、宅基地退出和补偿机制，统筹解决当前农村土地利用效率不高和城镇化过程中城镇土地不足的问题。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廖洪乐指出，农村做好产权制度改革。需要在宅基地，农村承包经营，农村集体财产等多个方面确定每个家庭和个人的实际权益。“这也是目前农村纠纷最多的一个问题。所以‘十二五’的农村改革必须涉及到一些根本制度问题，要建立承包地、宅基地的退出和补偿机制。”廖洪乐说。
收入的多元性增长
我国经济正在进入转型拐点，当前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涌现的一些新趋势形成了市场倒逼机制，正在加快我国经济转型的进程，收入的多元性增长是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
要实现收入的多元性增长，政府要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和企业联手推进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要与经济发展同步提高居民收入与劳动报酬比重，实现政府企业居民三者分配关系的协调发展。建赢居民收入跟经济增长挂钩、劳动所得与企业效益挂钩、工资与物价水平挂钩的机制，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改变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增速远快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速的现状。
二要调节收入差距，深化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重。要扩大中产阶层的比例，构建“橄榄型”分配格局。鼓励创业，使更多的创业者成为中等收八者。要平衡垄断国企与一般国企、国企与民企的收入分配差距，完善国有资本预算，规范国有企业分红。要调整不合理的高收入，坚决打击取缔非法收入。要扶持低收入和困难人群，探索建立城乡低保标准正常调整机制和与物价变动相适应的动态补贴机制。
三要政企联手推进收入倍增计划，提高财产性收入，让老百姓“能消费”。现在企业利润率很低，企业加薪不能完全靠企业。政府要积极实施“化税为薪”或“提薪让税”，为企业增加员工工资创造条件。减少地方政府对企业的各种收费，减轻企业负担。要坚持企业自主分配与平等协商相结合。要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充分考虑家庭综合税负能力，以家庭为单位进行计征和抵扣。提薪是渐进的，扩大收入是多元化的。要深化土地制度改革，让农村居民拥有财产性收入，推进农村宅基地、住房。土地使用权的抵押贷款，将资产变为资本，让老百姓创业有资金。要拓宽居民金融投资渠道，提高居民的股息、利息、红利等财产性收入。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篇三
目前收入分配问题成了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大家强烈希望改变。但是对怎样改尚未达成共识。一个流行的说法叫做“提低控高”，比较容易引起误解。原因在于，当前收入分配最突出的问题是腐败和不公平分配，不是仅靠提高工资或者一般地控制高收入能解决的，而是需要靠制度改革来解决。从开始经济体制改革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早期没有重点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在改革策略上是对的。但现在政治体制改革已经严重滞后，包括政府管理体制和社会体制的很多方面都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需要，这是导致收入分配失衡的根本原因。如不改变，收入分配不公、差距过大和腐败问题都无法解决。
在市场经济中，工资水平主要应该由市场决定。政府可以通过政策调整影响工资水平，包括调整最低工资标准，但最终不能代替市场作决定，不能靠行政命令全面持续提高工资水平。如果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幅度过大，有可能超过企业承受能力，导致企业裁员、倒闭，造成大量失业。反而对收入分配产生不良影响。
在市场经济中，除了对国有企业（尤其是处于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高管收入要有合理控制外，一般而言合法合理的高收入也没有必要限制或控制。现在关键要解决的是腐败问题，是公共资金流失和收入分配不合理导致的非法和灰色收入及垄断行业不合理的高收入等问题。
严格来说，影响收入分配的是整个经济制度，而且涉及政治和社会体制，并不仅限于所谓收入分配制度。当前的收入分配问题，就是这些方方面面的制度存在缺陷导致的。要根本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必须推进多方面的制度改革。那么，首先需要推进哪些方面的改革？以下谈几点看法。
第一，未来财税体制改革应成为改革的首选。当前的收入分配不公平、腐败等问题，与公共资金的流失与不合理使用有很大关系
2011年，全国财政收入超过10万亿元，如果再加上土地出让收入、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社保基金收入，至少有17万亿元，超过GDP的1/3。这样大量的公共资源是怎样使用的？有多少流失或者浪费？粗略推算，我国广义的行政管理费支出（包括外交和公共安全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高达25%，比其他转轨国家平均水平高9个百分点，一年要多花掉近万亿元。如果再加上土地出让收入和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中花在这方面的钱，还要更多。这其中包括因机构臃肿庞大而多支出的部分，也包括大量“三公消费”。这还没有计算公共投资和其他政府拨款中更大量的资金流失。这对收入分配是什么影响？如果不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不把这一部分收入分配纳入正常轨道，就不可能解决收入分配问题。
未来财税体制改革首先可以考虑的是财政公开，即各级党政机关全口径财政细账的公开，包括土地收入和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在内。通过两三年时间，具体到每一个项目，在网上公开，接受老百姓的监督。此外，每年各级人大开会，人大专门委员会要对政府预算和决算进行实质性审议和辩论，可以通过，也可以不通过。审议过程也要公开，最好现场直播，改变人大审议走过场的状况。只有提高公共资金管理的透明度，才能杜绝腐败。人大本身也要改革，要加强对民意的代表性，落实宪法赋予的职能，对政府实行监督。政府支出合理化了，可以大大减少腐败，也能省出一大笔钱用在迫切需要的地方。财税体制改革的第二步应当实现政府支出合理化。为此，应当对政府行政管理支出和公共服务支出分别制定合理的支出标准，公之于众、严格监督，不得超过。这些标准应该以逐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基本目标和原则，以各地政府所服务的地方常住人口数量为主要依据来制定。因此，应当设定一个按所服务人口计算的人均财政支出基准，承认历史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导致的地区差别，容许一定程度的上下浮动，并逐步缩小人均财政支出标准的地区差别，据此，重新调整中央与地方之间、各地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
第二，现行的土地征用和出让制度需要改革，要解决土地收益怎么收、农民应该拿多少、政府应该拿多少、政府拿到的钱应该怎么用等问题
土地出让收入虽然列入了政府性基金预算，但管理仍很粗放，透明度低，流失很多。现在一方面低价征地、高价出让，多数失地农民难以得到合理补偿；另—方面，未来70年的土地使用权收益，政府一次收取、一次花掉，实际上是寅吃卯粮。不可持续。能不能考虑开放土地市场，供求见面，让市场来调节？政府可以对巨额的土地增值收益征收增值税，用于公共服务和解决农民工户籍、保障等问题。加上房产税改革，用于调节财产收入、控制房价，补充地方政府的常规财政收入。
土地征用和出让制度如果要改，也会对整个财政体制提出相应的改革要求。因为现在地方政府常规预算不足，往往依赖卖地来维持支出。如果土地收入大幅度减少，地方财政是否会难以为继？这需要根据各级政府担负的公共职能重新规划、界定中央和地方之间、各级地方政府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现在中央对地方有大量转移支付，但一半是专项转移，没有统一标准，通常是一事一议，刺激了地方政府“跑部钱进”，败坏了风气，造成了腐败；在资金分配上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造成不公平分配。不如把专项支付的大部分用于充实地方常规预算，满足其公共服务职能的需要，但前提是要实现财政公开透明，使各级政府不乱花钱。
第三，在税收方面关键的一点是如何对垄断性收益征税。目前的收入分配问题，很大一部分出在垄断部门
这是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前段时间资源税改革对石油、天然气收5%的资源税，这是一个进步。因为石油部门的成本利润率比别的竞争性部门高七八倍，超额部分不是企业经营收益，而是自然资源收益。如果这些资源收益都由企业自己支配，给管理层买房子、搞福利、大把花钱，是不合理的。应该纳入公共财政，用于公共服务，由全社会共享。但5%的资源税力度仍然太小，远没有到位。
澳大利亚前些时候也进行了资源税改革。对矿产资源部门的利润征收30%的资源税（这还是妥协的结果，更早的方案是40%）。粗略计算，我们的从价资源税折合占利润总额的比例不到15%，力度不到澳大利亚资源税的一半。利润的大部分仍然归企业，没有根本解决资源收益分配问题。而且这次改革没有包括煤炭和其他资源性行业，也没有解决地下资源条件不同的企业间均衡税负的问题。因此，资源税需要进一步改革。其一面要拓宽，把煤炭和其他矿产资源部门包括进来；其二力度要加大；其三要有级差税，把不同级差收益区分开来；其四，从价税不如针对利润征税，因为从价税可以通过改变价格向下游转移，最后转嫁给消费者，而针对利润的税负很难转移。
除了资源以外，其他的垄断收益也存在类似情况。目前金融部门仍然是大银行居于垄断地位，而且利润过高。根据央行规定的基准利率，目前存贷款之间的利差超过3个百分点，显著高于国际一般水平，每年给银行业带来1万多亿元净利润。这笔巨额利润主要是靠行政手段和政策取得的，是垄断性的，并非企业自己努力的结果。这导致行业之间严重苦乐不均。对此需要改革。其一，可以针对垄断性收益征收垄断利润调节税。其二，扩大市场调节，减少行政干预，避免用行政手段给某些部门特殊优惠和保护，使不同的行业部门基本站在同等的起跑线上。目前银行业大银行比重太大。中小金融机构尤其是小型民间金融机构严重不足。因为门槛太高，限制太多，中小金融机构难以通过合法途径发展，结果变成地下钱庄。这也导致了小企业融资难，因为大银行很难为小企业服务，更愿意为大企业和大型投资项目融资，使低息资金主要流向大企业；而众多的小企业获得资金难得多，融资成本也高得多。这在更大程度上影响了中低收入居民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扩大了收入差距。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降低门槛，扩大银行业竞争，特别要促进小型民间金融机构发展。
第四，公平竞争的市场和较完善的公共服务及社会保障，是影响收入分配的两个关键方面
世界上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基尼系数大多数都在0.25～0.35之间，差距比我国小得多。只有美国收入差距较大，但也低于我国。有些人认为收入差距过大是市场经济造成的，这是张冠李戴。只要看看世界各国的情况，就会发现这不是事实。我们的收入差距过大，不是市场带来的，而是对市场的限制带来的，是权力限制市场、权力垄断资源带来的，是腐败带来的，是体制改革不到位带来的。
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并不是像有些人主张的靠政府主导经济、靠扩大国有企业、靠限制市场的作用能够解决的。相反，首先需要通过体制改革，健全市场为主体的经济体制，鼓励公平竞争，反对利用权力进行垄断，防止权力和资本通过幕后交易互相结合，形成官僚垄断资本。
同时要健全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这是所有发达国家走过的路。就连最热衷于私有化和自由化的美国，也早就建立了一套基本覆盖全民的、远比我们健全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
我国不应像少数南欧国家那样，发展超出经济承受能力的高标准保障和福利，但要实现基本保障的全民覆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这套基本的东西建立起来了，收入分配就能够明显改善。
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近几年改进很大，但仍有一个重大的缺陷。据国家统计局去年调查，外出农民工中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是16%，养老保险覆盖不到14%，失业保险只覆盖了8%，绝大部分农民工没有被社会保障覆盖。
影响农民工社会保障的一个根本障碍是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这一制度是改革前遗留下来的，改革期间一直没有取消，是因为当时农村人口众多，城市化水平低，财政力量有限，无力承担。但30年过去了，现在财政收入一年超过10万亿元，还说无力解决农民工的社保和福利问题，已经不是正当理由。
我国目前统计的51%的城镇人口，有1/3是没有户籍的农民工。他们中很多人20岁左右进城打工，长期把孩子老人留在农村，不能在城市安家落户，不能转变为城市居民，没有保障和福利，工作繁重、生活条件差、工资又低，到40岁左右干不动了，只好回到农村。这也是目前城市劳动力短缺的一个重要原因。未来我国要达到70%～80%的城市化率，还将要有3亿-4亿人转移到城市里来。但目前的制度阻止他们入籍落户。限制了他们的保障、福利、子女升学等，这些歧视性待遇阻碍城市化继续发展，必须改变。
解决长期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户籍、社会保障、住房和子女教育问题，需要增加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支出。钱从哪来？如果能够切实改革财税体制和政府管理体制，实现政府支出合理化，管住“三公消费”和资金流失，完全可以解决资金问题。再把不必要的投资压下来，把针对资源和垄断利润的税收征上来，还能解决更多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