牙科医生论文范文【优秀8篇】

2023-11-22 19:30:02 范文 10次阅读 投稿: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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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科医生论文 篇一

我国“中毒性肾病”创始人之一、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方国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镍铬都有直接的细胞毒性,能够直接引起细胞中毒。如果人体与这些金属接触的剂量比较大,接触的时间比较长,会产生一些有害身体的重金属化合物。

早在1996年,由301医院王海鹰、鲍善芬、马良等领衔的一项医学研究就发现,镍的形状记忆合金在动物体内的稳定性是相对的;合金中镍释出程度及其在动物体内的代谢过程存在差异;镍在动物肝、肾及鼻咽粘膜中可能有蓄积倾向(《军医进修学院学报》1996年7月)。该实验的第一牵头人王海鹰教授已经退休,曾参与这项实验的马良医生确认了这项实验结果。

301医院肾病科一医生表示,镍含量超标肯定会对肾脏造成影响,但是否与镍铬烤瓷牙有关,需要进一步检查。

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材料专业委员会委员、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医生刘丽、何福明曾在发表的论文中提到,“人体皮肤接触试验结果表明。20%女性受试和27%男性受试对镍过敏。口内组织对致敏原有更高的抗力。而口内组织暴露于变应原时,可在远离修复体的部位出现荨麻疹、瘙痒、湿疹或疱疹等。”论文作者何福明在接受采访时还介绍。“美国要求牙科医生在用镍基合金为病人制作修复体之前,必须向病人介绍:镍基合金强度高、便宜,在部分病人体内,镍能致敏,镍可造成实验动物发生癌症。还可能与部分人的肺癌形成有关。如果医生不作上述说明,病人出现问题后可依法指控医生。”

牙科医生论文 篇二

2015年10月14日下午,本刊记者赶赴航空总医院,对该院口腔诊疗中心的主任医师赵强教授做了一下午的采访……

口腔健康至关重要

采访就是从那句“牙疼不算病,疼起来要了命”的俗语开始的。赵强教授一针见血地对这句俗语做了解析:“民间俗语的生命力是十分强大的,所以才一代一代地流传到今天,但并不是所有的俗语都是正确的。比如这句话,至少传递了传统观念中的两大信息:一是很多人认为以牙疼为表征的口腔疾病‘不算病’;而‘疼起来要了命’则是表述人类对牙病的恐惧心理的;但‘牙疼不算病’这句话本身,首先就是一种认识误区。”

赵强教授接着诠释说:“‘病从口入’也是一句老话了,这句话从另一个角度表达了先民对口腔健康的认知,但意思却与‘牙疼不算病’恰好相反。事实上,纵观我国历史,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人民群众的生活长期处于贫穷落后状态,老百姓甚至连饭都吃不饱,所以对口腔保健就不那么重视了。虽然牙病‘疼起来要了命’,但还是慢慢形成了一些固有的错误观念,逐渐产生了‘牙疼不算病’之类的俗语,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重视口腔健康,我国居民口腔健康的整体水平这30多年来也得到了飞速发展,这其中就包括老百姓的口腔保健意识,也包括口腔医学事业。这两大块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和发展。”赵强教授继续说,“但是,由于我国口腔医学的基础太差,所以我们现在的发展水平和发达国家、甚至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较,还有较大的差距;另外,我国东西部的差距、大城市和基层乡村之间的差距情况悬殊也很大。比如说,在西方发达国家一般是1000名左右的居民就拥有一个牙科医生,有些发展中国家也发展得很好,比如‘金砖四国’中的巴西,每900多名居民就有一个牙科医生;我们的邻国俄罗斯,也是‘金砖四国’之一,每3000多名居民就有一个牙科医生。我国的情况还比不了这些国家,据最近统计显示,现在全国平均七到八千名居民有一个牙科医生;而这一‘平均’,就掩盖了一个问题,就是东、西部地区的差距,发达地区、沿海大城市和基层的差距――比如北京市,北京市城区现在的牙科医生和人口比例大概是两千多名居民拥有一名牙科医生,但郊县、郊区大概是七到八千名居民才有一名牙科医生――这就明确地显示出了城乡之间的差别。”

赵强教授认为:“这样的水平和我们目前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是不相适应的。我们起码应该达到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令人欣慰的是,近些年来,全国口腔医学界人士做了大量的口腔健康教育工作。老百姓对口腔疾病、口腔健康的认识和过去不能同日而语了。今后,随着国家的不断进步与发展,我们的口腔医学事业一定能获得更好的发展!”

采访前记者了解到,在繁忙的临床工作之余,赵强教授花费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通过各种方式坚持做着口腔医学的科普工作。近几年来,仅在某医学网站,他就撰写并发表了诸如《糖尿病与牙周病》《“倒牙”牙疼怎么办?》《学龄前儿童的口腔保健》《哪些人不宜种植义齿?》《无痛拔牙,离您多远?》等近百篇科普文章和专业学术文章,尽己所能地做着口腔医学的科普工作。谈及此事,赵强教授说:“正是因为‘牙疼不算病’之类的传统观念太顽固了,我才坚持做着这些工作。其实从专业的角度讲,口腔医学也是整个大医学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更是人体健康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WHO有一个健康标准,其中第8条就是口腔健康。可以说如果没有了口腔健康,整个的人体健康也就无从谈起。所以,我迫切希望越来越多的同道能投入口腔健康的科普宣教工作,也迫切期待社会公众都能意识到这一点,而不是把口腔健康、口腔医学仅仅看作是几颗牙齿的问题……”

让舒适医疗成为科室特色

“我们再来谈谈牙病‘疼起来要了命’这句话。”赵强教授继续着他的话题,“这后半句话,实际上折射的是人们普遍存在的对口腔医疗的恐惧心理。”

赵强教授介绍说:“美国的一项统计显示,75%的牙科病人对口腔治疗的疼痛有恐惧心理;而这种恐惧,事实上是建立在‘牙疼能要命’的痛苦感觉上的一种惯性心理反应。为此,我们航空总医院的高国兰院长将‘口腔无痛服务’列为‘舒适医疗计划’中的重点工作之一;而且,我们的口腔诊疗中心也是我们医院‘十二・五’规划中重点打造的三大特色专科之一。近几年来,在医院领导的支持和科室同仁的共同努力下,口腔诊疗中心一直在稳步发展,特别是在2010年我们与‘华西口腔’合作,在我院口腔诊疗中心的基础上组建‘华西口腔医院361分院’之后,我们中心的发展更是步入了快车道,以其强劲的发展势头,成为我院综合效益增长明显的科室。”

据记者了解,航空总医院口腔诊疗中心是2010年12月与华西口腔合作成立‘华西口腔医院361分院’的。赵强教授本人作为口腔颌面外科、整形美容科专家被引进航空总医院之后,口腔诊疗中心开始发生显著变化,医生面貌也大为改观,积极性空前提高,中心每天开设夜门诊一直到晚上9点,接诊量增加了50%,呈现出了良好的发展势头。

在采访中赵强教授介绍说:“我们凭借健全完善的科室制度和国内先进的医疗设备,开展了多项处于国际口腔临床医学前沿的无痛微创技术、种植义齿技术、当代修复新技术、显微根管治疗等技术;而且,我们还逐步建立了良好的服务理念。我们注重细节的贴心服务,已成为口腔诊疗中心的突出亮点……”

对于赵强教授所说的“注重细节的贴心服务”,记者注意到,航空总医院口腔诊疗中心平均每天接待病人数超过200人,在赵强教授看来,已经“是一个集医疗、教学、科研为一体的新型现代化口腔诊疗中心”了,其宽敞整洁的候诊室,以浅黄色为装修主色调,柔软舒适的真皮椅子配上精致的小方桌,旁边摆放着口腔医学相关杂志及其他报纸杂志供患者阅览,正中央的数字电视播放着娱乐节目……

这样的环境,无不透着对来宾在细节方面的呵护。对此,赵强教授阐述说:“我们相信‘细节决定成败’这句话。我们提倡给患者以最好的服务就是要体现在方方面面。比如口腔疾病患者,本来已经疼痛难忍了,再去压着焦躁的心情排长队,真的很痛苦也更疲惫,所以我们就要尽力打造一个安静、舒适、温馨的就诊环境,分散他们的注意力,从而使舒心的环境尽可能地‘抵御’他们的疼痛。还有我们的诊疗椅位,可以根据每个患者的具体情况调整坐垫和靠垫的数量,尽可能地让患者感到舒适。在患者接受完治疗后,医生也都会自觉地跟患者多聊几分钟,跟他们说几句贴心的话,或者借机对他们宣讲一些口腔卫生要点,看看患者有没有其他需求等等。这些‘医疗之外’的细节也许不被人关注,但我们却特别注意,并将它坚守成我们的科室特色。”

一个卓越科室的建设,当然并不仅仅包括诊疗环境这一个方面,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在硬件设备方面,自华西口腔361分院、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教学医院在航空总医院正式挂牌以来,口腔诊疗中心的硬件设备得到了不断完善,如口腔科VIP诊室的设立、CBCT的引进等,目前仅医院本部门诊就有进口、国产高级综合治疗椅42台,北京的患者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国内甚至国际一流的高端口腔诊疗服务。

筑牢“京北最优口腔专科”地位

人是决定一切的基础,所以,团队建设对于航空总医院口腔诊疗中心而言,更是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据赵强教授介绍,在团队建设方面,口腔诊疗中心分成了四大亚科,分别为口腔颌面外科、口腔内科、口腔种植修复科、口腔正畸科;目前有医护人员107名,其中硕士、博士61名,人才梯队结构合理,并有华西口腔专家定期坐诊、指导、带教工作,同时还选送优秀医生到华西口腔等著名院校短期学习,不断引进优秀毕业生充实人才储备。赵强说:“我们口腔诊疗中心从加强管理、建立健全公开、公平、公正的激励机制入手,坚持以制度约束人,以制度激励人,精心营造关心人、尊重人、爱护人、培养人的良好氛围。我们创建了多维度的激励机制,设立了科研奖、论文奖、特殊贡献奖、患者好评奖、门诊挂号奖、值班奖、业务收入奖等。激励制度的建立与实施,形成了科主任带头接诊,医生积极应诊,护士密切配合的和谐氛围。我们建立了公开、公平、公正的激励机制,包括考勤制度、排班制度、奖金制度,让每个人都对自己的工作和收入了然于胸。因此,每个人都努力工作、刻苦钻研,积极提升业务能力,力求以更高的医技水平服务于广大患者。”

在北京这个强院林立的地方,光有一个好的团队依然难以有大的发展,在专业领域,还必须有属于自己的特色业务。赵强在领衔口腔诊疗中心之后,就把“微创拔牙”、“牙种植修复”和“前牙美学修复”作为科室重点发展的三大特色技术。同时,他们还与院内兄弟科室开展多学科合作,在疼痛医学中心的大力配合下,开展“心电监护拔牙”“笑气辅助麻醉无痛拔牙”等口腔治疗新项目,主要优点是疼痛小、创伤小、时间短、创口愈合快,尤其适合脑梗、高血压、心脏病等相关患者以及对口腔治疗恐惧、焦虑或紧张的患者。此外,他们还在疼痛医学中心的配合下,成功开展了种植牙全程无痛服务。

谈及这项技术,赵强教授进一步介绍说,种植牙是口腔科的一项高科技修复技术。我们口腔中心在多学科协作理念的支配下,邀请麻醉疼痛专家对即将接受种植牙手术的病人进行会诊,双方就病人的安全保障、术前焦虑控制、术中和术后的疼痛治疗以及术后加强监测治疗等进行详细讨论和准备。在双方周密安排下,手术时首先由疼痛医学专家团队实施麻醉深度(脑电双频指数)、心电、血压和血氧饱和度等生命体征监测,同时进行抗焦虑和镇痛治疗,在麻醉医生和护士的严密监护下,口腔科专家再以娴熟的技术对病人实施种植手术。手术结束后,进行24小时的“病人自控镇痛(patient-controlled analgesia)”,加强监护治疗。

赵强说:“目前,我们口腔中心和疼痛中心已经为数百位接受口腔治疗的病人实施了无痛和监测治疗,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接受手术的患者和患者家属大多十分满意。麻醉与疼痛医生全程参与种植牙手术围术期管理,在国内同行中尚为数不多。我认为这是口腔治疗安全和无痛的有益探索。”

谈及该中心的第三个特色技术“前牙美学修复”时,赵强教授介绍说,由于种植修复可以植入仿真牙根、不伤及邻牙、而且咀嚼力恢复较好,很多影视明星、商务精英、职场白领都将它作为修复缺失牙的首选修复手段。基于这种医疗服务需求,航空总医院口腔诊疗中心引进了很多这方面的人才和先进仪器,目前已有诸多美学区种植、微创种植、即刻种植、无牙颌种植及种植条件差的高难度种植等方面的成功案例,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除此之外,随着经济水平的逐年提升,越来越多的爱美人士对牙齿形态、颜色、功能等方面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我们口腔诊疗中心顺势而为,专门成立了‘口腔美学’团队,为患者提供精细化的美学修复设计方案,受到很多患者的一致好评。”赵强教授欣慰地说,“此外,我们口腔诊疗中心还十分注重学术交流,经常参加国内外各种学术活动,并与慕尼黑大学启明湖培训中心合作,成立了‘航空总医院德国启明湖口腔种植培训中心’和‘路德维希马克西米利安-慕尼黑大学口腔种植骨管理系统亚太地区培训中心’,以此不断提高科室的学术水平。”

关于该院口腔诊疗中心今后的发展规划,赵强教授表示,他们今后有一个“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一步,首先达到“三提高”,即提高医护人员积极性,提高患者数量,提高科室效益和医务人员收益;第二步,做好人才梯队建设,挖掘人才,汇贤聚能,关注培养,提高医生素质,争取做到每个小专业都有专业带头人;第三步,在实现前两步的基础上,持续巩固规模大、专业全的口腔诊疗中心地位,持续巩固专业强、业务精、信得过的“华西口腔361分院”的品牌,在“京北地区规模最大、最优秀的口腔专科”的位置上,得到更好、更快的发展!

专家简介

牙科医生论文 篇三

乔治・威尔逊,一位25岁的青年,1843年因大腿受伤后严重感染,不得不像有史以来的许多病人一样,接受一次疼痛难忍的截肢手术。因为若不这样,他就会死。这一年恰是外科麻醉诞生的前一年,而作为医科大的一名学生,他比别的病人想得更多,写下这样一段亲身感受:

我最近怀着悲伤和惊讶交织的心情读到,有外科医生宣称,说麻醉是不必要的奢侈,难以忍受的剧痛正是极佳的精神振奋剂。我认为这些外科医生对病人真是太无情了……

对于剧痛的产生,我无话可说。我所经受到的痛苦是如此之大,无法用文字表述……那突如其来的、不寻常的剧痛如今已经淡忘,但是绝望的情绪漩流、极其神秘的恐惧和在濒临绝望之时觉得要被上帝和人类抛弃的感觉,穿透我全身,充溢着我的心,是我永远不会忘却的,虽然我乐意做这手术……

若在接受手术之前……我能凭借乙醚或者氯仿让自己处于无感觉状态,我就可以免除所有这一切的剧痛了。

考古发现表明,外科手术古已有之。在古代的墓地遗址曾找到许多被施行过所谓“环钻术”钻孔的头颅。这种手术的目的是要减缓患者颅骨和大脑间出血引起的压迫,清除血凝块和其它外科原因进入脑中的杂物。古人甚至迷信可以借此来“驱逐”侵入人体的魔鬼。史料记载,古罗马军事家凯撒是从他母亲的胎中剖腹出来的,以致他的名字“Caesar”与“生育”一词相连(Caesarean birth),便成了“剖腹产”的意思。但是,数千年来,直至19世纪,接受手术的男女,所面对的都是最为恐怖的梦魇:无论是骨折、伤口感染、结石或者肿瘤,都只有两种可怕的选择,不是死于这些疾病,便不得不经受外科医师刀和锯的酷刑,且效果未必都好。尽管如古代的苏美尔人、埃及人、希腊人和中国人等都知道用罂粟、毒芹和曼陀罗等植物的制剂来缓解疼痛和催眠,但是此类植物泡制的药物,其有效性在外科手术中是不可预测的,何况它们至多也只是偶尔一用。几百年里,人们也曾尝试用冰镇、擦酒精、压迫颈动脉、紧夹神经和“梅斯梅尔催眠术”等方式,希望寻求到非药物类的潜在镇痛剂,使外科医师相信,阻断外科疼痛是可能的。由于外科技术一直没有重大的突破,有些病人往往会在施行手术的前几分钟死于难以忍受的剧痛或休克,而外科医师却无能为力。这使许多病人宁愿选择死亡,而不愿接受手术。

几个人、几次重要的尝试

直到19世纪中叶,数千年来人类渴望缓解外科疼痛的愿望才得以实现。

这一愿望实现的背景是:16世纪,科学家已经了解,1540年合成的一种叫“乙醚”(ether)的有机化合物有麻醉性能。德籍瑞士化学家帕拉切尔苏斯在他的实验论文中曾这样描述乙醚的有趣性能:“……它有一种适意的气味,因此年轻的姑娘们都乐意使用它,沉睡了很长一段时间后,醒来却安全无恙。”因此,他认为“可以推荐它用在疼痛性的疾病上。”英国物理学家迈克尔・法拉第在1818年的一篇专题论文中写道:“当乙醚的蒸气与空气混合后被人吸入体内时,它能产生与氧化亚氮相似的效应。”5年后,英国外科医生本杰明・布罗迪还用乙醚对豚鼠作过实验:豚鼠在钟形玻罩内吸入乙醚的气体以后,被麻醉得昏迷了过去。又过了8分钟,呼吸停止了,但心脏仍然在继续跳动;除去罩子,施行器官切开术和人工呼吸后,动物苏醒了。布罗迪以这一实验证明了乙醚的麻醉作用及其可逆反应。但是一直来,保守的医学界人士都认为,既然吸入乙醚会使人意识丧失,那么这是一件危险的事,所以不主张采用这种方法。

另外还有一种性能类似的氧化物――一氧化二氮。1772年,这种无色气体由英国化学家约瑟夫・普里斯特利发现。科学家们了解到,它有一种微甜的令人愉快的奇特气味,被人吸入后,能使人的敏感度降低,迅速陷于沉醉状态,跳出美妙的舞姿,说些荒谬的梦话,让目睹者捧腹大笑,所以又叫“笑气”。流浪魔术师、杂耍场演员、游吟布道者们常用它来招徕观众、进入集市和会场。英国的威尔金森医生还做过自体试验。他后来在著名的医学杂志《柳叶刀》上谈他当时的感受说:

深深吸了一些笑气之后,我觉得手上足上都仿佛有蚂蚁在爬。同时脑子里和喉咙里也出现沉重感,脸孔好像胖起来了,或者像是蒙上一块面纱。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直到脑子里的沉重感变得那么的讨厌,像是有一条领带紧紧扣在我的脖子上,使我很想松开它。这种情形刚一开始,我便突然失去知觉,不过仍然觉得我似乎还能支配手脚。我自由地动了动手脚,甚至还跺了一下,为的是表明这脚是属于我的。这些动作我都意识得到,虽然感到身子其它部位的功能已经丧失。我没有觉得有人拉过我的耳朵。我的手和足什么也做不了了,因此我难以判断知觉丧失的程度。当麻醉的作用终了时,我渐渐恢复感觉的能力,先是四肢,最后是骨盆。

第一个捕捉到乙醚可能用于外科手术的是美国佐治亚州的乡村医生克劳福德・朗。

朗1839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后,先是进过纽约市的几家医院,后来回家乡开业。在这段时间里,他的几位年轻朋友常向他要氧化亚氮来玩,因为氧化亚氮配制麻烦,他就把配置方便的乙醚给他们。在多次看他们玩“乙醚游戏”取乐时,他注意到,吸过乙醚的朋友撞在硬物件上,都没有疼痛的感觉,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受伤、皮肤破损,直至乙醚失效。后来,一位同乡朋友要朗给他摘除脖子上的两个小肿瘤,但又对手术疼痛感到非常害怕。朗觉得,乙醚或许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于是,1842年3月30日,朗将液体乙醚泼在一块毛巾上,并让朋友吸取乙醚强烈的气味,直到他失去知觉,然后朗切除了他的肿瘤。接受手术的朋友在几分钟后醒来,“没有因手术的进行而感到有最轻微的疼痛”。朗为这一成功所激励,又借助于乙醚做了几次小手术。匪夷所思的是,朗不知怎么的竟将这一重大发现搁了下来,直到1849年才在《南部医学和外科杂志》上发表了一段有关此事的摘记。后来他解释这7年的疏忽,说他没有及时报导是因为想等机会作进一步的实验。

另一个使用麻醉剂的案例是美国康涅狄格州一名叫韦尔斯的牙医。作为一个牙科医生,拔牙时病人疼痛难忍的情景不免让他想要减缓和避免他们的痛苦。一次看到有人用氧化亚氮所做的公开实验,引起了他的思索和尝试。

做实验的人叫科尔顿,具有医科大学的学历,对某些化学物的性能颇为熟悉。在一次做氧化亚氮的公开实验和表演获得535美元的收入之后,他就专门出游各地做这项招人喜爱的表演,甚至刊登广告招徕观众。

1844年12月10日,韦尔斯看到这则广告后,随即前去观看。表演中,一人吸进很多“笑气”之后,神态兴奋,身体摇晃,而且变得好斗。他从表演台上跳下来,在追逐一名壮汉格斗时,撞在椅子上,摔倒在地,腿部受伤流血不止,却似乎一点也不觉得。韦尔斯详细追问他,那人坚持说自己根本不痛。

表演结束后,韦尔斯去找科尔顿,邀请他参与实验,看是否可能在同样的情况下施行无痛拔牙。第二天,韦尔斯就在克尔顿帮助下进行了自体实验。实验时,科尔顿让韦尔斯从他的皮袋里吸入“笑气”,直到瞌睡过去,再由韦尔斯以前的同学、牙医师里格斯为他拔下一颗牙齿。几分钟后,韦尔斯苏醒过来后,兴奋地说:“这是曾经有过的最伟大的发明。我不觉得有什么痛。”

这一实验让韦尔斯成为接受麻醉手术的第一人。但韦尔斯当时没有给自己的病人使用这一麻醉法,也没有申请发明专利,因为他声称,设法缓减疼痛应“像(呼吸)空气一样免费”。

但另有材料说,韦尔斯随后就在自己的牙科诊所用这“笑气”进行无痛拔牙。几个月里,全区病人像朝圣似地涌到诊所来请他无痛拔牙。韦尔斯还想到,“笑气”这种能够使人沉入催眠状态的气体或许还可以用来为比拔牙更大的外科手术止痛。因此,他认为,须得让一位著名的外科医生注意到自己的这一发现。他首先想到的是19世纪最著名的外科医师之一、波士顿马萨诸塞州全科医院外科主任约翰・沃伦。他通过朋友莫顿见到了沃伦。

莫顿与韦尔斯曾合伙创办过牙科诊所。1844年,莫顿进入哈佛医学院。随后,他没毕业就离开哈佛,去向内科医师和化学家杰克逊学习。后来,莫顿在巴黎科学院回忆他有关乙醚的研究时说到:

1844年夏,我在波士顿查尔斯・T・杰克逊博士的牙医诊所,学习牙科技术业务。一天,在不经意地谈我的牙科行业时,我说起破坏牙神经的手术……杰克逊博士带有几分幽默地说,我一定得试试他的几种牙齿止痛药水……杰克逊博士接着补充说,像这种乙醚,用在敏感的牙齿上,或许会有效的,他可以给我一些。

受了杰克逊的启发,他开始考虑扩大乙醚的功效,并暗中对乙醚的麻醉性能进行研究,希望自己在这方面成为第一个摘取桂冠的人。他一度住在杰克逊家,让他有机会自由进入其丰富的藏书室,读到一些有关乙醚的论文。与此同时,莫顿还向杰克逊这位知识渊博的化学博士请教了许多有关乙醚的知识。

在此基础上,莫顿对乙醚开始进行实质性的实验研究。莫顿在1847年11月发表的《回忆在巴黎科学院谈硫酸乙醚的新用法》中详细描述了自己的这项实验研究情况:

1846年春……我用一只毛色很好的长耳犬做实验,把它的头塞进一只盛有硫酸乙醚的坛子里。吸了一会气体乙醚之后,这狗就全然萎靡不振地倒在我的手中了。随后我把坛子移开。大约3分钟的样子,它醒过来了……8月初,正是酷热难当的季节,我健康有些不佳,放弃了实验,直到9月中。随着秋天和健康的恢复,我的野心驱使我重新开始实验。

他在狗的身上又做了一次实验。他用一只不透水的袋子做成一个麻醉的简易装置,在袋子里盛上乙醚,将狗的脑袋塞了进去。狗很快就睡着了,而且睡得很沉。此后,他开始做自体实验。

第一次,他将很少量的一点乙醚倒在手帕上,然后轻轻地吸它的气。结果他觉得微微有点头痛,没有其它任何可怕的感觉。

第二次自体实验似乎起于偶然。那是他在继续对动物作实验的时候。一次,他让几只狗吸入乙醚之后,狗却没有被麻醉,反而变得不安静起来,他们互相嘶咬,摔翻了一瓶乙醚。莫顿在揩干地板上的乙醚时,决定再实验一次。于是他就把一块浸透了乙醚的抹布送到鼻子前,用劲地闻了一闻。不多时,当母亲找到他时,发现他在瓶子碎片间睡着了。这次实验获得了成功。于是就有了最关键的第三次自体实验。他在这次实验中被麻醉了七八分钟。实验结束后,莫顿高兴地冲进了工作室,高呼说:“我找到了!我找到了!”

莫顿的这些实验都是避开他人,甚至瞒着杰克逊悄悄地做的。他的动机是复杂的,既是为病人在手术中少受些痛苦,也为了追求个人的名利。

确信实验成功后,莫顿便热切地期待有人让他可以做更充分的试验,以便能将乙醚正式应用到手术中去。1846年9月的一天傍晚,一名叫弗罗斯特的男子忍受着极大的痛苦来到他的诊所,希望拔除他的一颗牙齿。他很害怕手术,要求给他施行德国医生梅斯梅尔发明、当时风行一时的催眠术。这时,莫顿告诉他:

我已经有更好的办法,并把我的手帕浸透(乙醚),交给他吸。他几乎立刻便失去知觉。天黑了,海登博士擎着灯。就在这个时候,我拔下了一颗长得很牢的二头齿。(弗罗斯特)脉搏变化不大,肌肉也不松弛。一会儿,他醒过来了,竟不知道对他干过些什么……

随后,莫顿陆续对100多名需要拔牙的病人做了乙醚麻醉的临床试验。1846年10月16日,在波士顿马萨诸塞州全科医院的阶梯教室里,莫顿对乙醚的麻醉效能作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公开实验。

接受实验的病人名叫艾博特,他的颈部左侧生了一个肿瘤,恰恰在下颚的左下方。实验时,病人吸了一口液体乙醚,四五分钟以后,病人昏睡过去。莫顿认为可以做手术了。于是,全科医院的外科医师沃伦给病人划了一个两三英寸长的切口。使这位医师和在场的人大为吃惊的是,病人竟然一动也不动,既没有喊叫,也没有其它疼痛的表示,表明麻醉取得极大的成功。这次大约25分钟的手术结束后,沃伦医师抬头看看原来充满怀疑的观众,如今是一片敬畏的沉默;他自己也深受感动。在场的另一位著名外科医师比奇洛说出了他的心声:“我今日看到的事将会传遍全世界。”

这次手术被作为局部麻醉的第一次成功案例载入医学的历史;莫顿等人也被认为是麻醉发明的先驱人物。沃伦医师退休之后在回忆这次革命性的手术时说:

(麻醉)为手术外科医师开辟了新的纪元。外科医师们现在可以在人体最敏感的部位动手,而不再会像以往那样听到病人惨绝人寰的哀叫。有时甚至在完全失去知觉的情景下,病人还会表现出几分愉悦之感。

谁能想象,一把刀划在脸孔娇嫩的皮肤上会产生纯粹是愉快的感觉呢?想象人体最敏感的膀胱受到器械的搅动,还会出现欢悦的美梦?想象关节硬化扭曲时,竟然可以产生美如天国的幻觉?

但是莫顿一直将自己的研究对杰克逊保密,甚至实验成功之后仍不肯将这一药物的化学性能对外公开。直到各医院出面声明,莫顿如不公开进行药物鉴定,医院将拒绝使用他的麻醉术,莫顿才公布了乙醚麻醉的秘密。

几天之后,1844年10月28日,他就为这麻醉剂取了个商品名“忘川”(Letheon),并正式申请专利。在希腊神话中,“忘川”是冥界的一条河或一处平原的名字。古希腊的神秘宗教“俄尔甫斯教”把水泉区分为记忆之泉和忘却之泉,两处泉水都在勒巴迪亚附近的特洛丰尼欧斯神庙,这里被认为是冥界的入口处,冥府里的亡灵喝了忘川中的水之后,就可以忘掉自己过去生活中的全部记忆。莫顿以“忘川”作他的商品专利名,意在表明,他这麻醉剂有如“忘川”之水,在作用期内会让人丧失意识,具有广告效应。

“麻醉发明者”头衔之争引发的悲剧

11月12日,莫顿在获得政府的专利许可后,一面派经纪人去各地索取“忘川”试用费,同时又向国会申请发明成果奖。最后,国会拨出一张10万元的支票,却意味深长地宣称奖给“无痛外科的发明者”。

在莫顿看来,他自然是理所当然的获奖者了。然而,到底谁才是“无痛外科的发明者”,却出现不同的看法。于是,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开始了。

先是杰克逊声称,早在五六年前,他就“首次通过一次试验,发现吸入纯硫酸乙醚气体,使神经系统陷于无感受性的特有状态”。杰克逊认为,是他首先揭示了乙醚的麻醉性能和应用价值,而且也是在他的启发和建议下,莫顿才去应用这一药剂的。所以,杰克逊认为,“无痛外科的发明者”应该属于他。私底下,在莫顿做过公开实验之后,杰克逊一面诱劝莫顿推迟发表实验结果,一面却抢在莫顿之先,亲自将一份报告送往巴黎的医学科学院,终于如愿以偿,使他在巴黎这一当时的世界医学圣地,被视为“麻醉的发明者”而受到热烈的欢呼。不久,杰克逊的工作也获得莫顿的认可,让他的名字列入莫顿专利权的共同享有者,抽取莫顿专利收入的百分之十。但杰克逊并不以此为满足,他坚持要求享有麻醉发明的优先权。

莫顿的朋友、牙医韦尔斯也参加了这场名利的争夺。他提出的理由是他早于莫顿应用了氧化亚氮即笑气麻醉,因此他才是“无痛外科的发明者”,并应优先享有无痛麻醉发明者的荣誉。此外,克劳福德・朗的朋友肯定说,事实上,最先发明无痛麻醉的人应该是朗。于是。他们把朗的名字也提了出来,加入到这一争夺“外科麻醉发明者”的行列。

随着争夺的持续,声称享有麻醉发明权的人也越来越多。如明尼苏达州的威廉・克拉克,他说自己在1842年1月里,曾对一位小姐用毛巾给予乙醚施行麻醉,让另一位牙医师无痛地拔下了一颗牙齿;还有E・马西也自称亦在1844年将乙醚用于切除皮脂性囊肿。虽然他们都没有发表过报道,但现在都要求享受麻醉的发明权。

在这恼人的争夺频频发生的时期,一群来自朗的诞生地佐治亚州医学协会的医师们访问了朗,审查了他的有关实验资料,最后断定,郎确实早在1842年就将乙醚用于外科麻醉手术。但是杰克逊不满意这次调查及所得出的结论。由于各方面的争执相持不下,又由于调查的困难,议会审议持续了许多年,最后仍然得不出一个结论,引人瞩目的10万元奖金还是静悄悄地搁置在它本来所待的地方。

这些麻醉的先驱人物,本来都可以在这领域为医学作出更大的贡献。但是由于陷入了名利的纷争,他们无视自己学者的声誉,并撕去师生、朋友的面纱,而把这种情谊变成为纯粹的金钱关系;他们不断地互相,甚至连续地上诉和反诉,使这一场争夺进入了全国性的法律程序,一直持续了二十年,还是没有休止;最后,几个主要人物都因被名利的枷锁所束缚而不能自拔,被引向了彻底的毁灭,演出了一场著名的丑闻。医学史家马里恩・西姆斯在1877年5月号《弗吉尼亚医学月刊》上发表的《麻醉发明史》中这样记述他们三人的悲惨命运:

韦尔斯、莫顿和杰克逊的死是最不足取的。

韦尔斯在夺取麻醉的伟大发明的荣誉中受挫折,得了精神病,1848年在纽约自杀。

莫顿因为他的工作没有得到国会的酬奖,因而大失所望,烦恼焦躁,患了脑溢血。1868年7月,他狂怒地驱车到百老汇,穿过中央公园。在公园位置较高的那头,他从马车上跳下来,跑向附近的一个池塘,去凉一凉他发烧的头脑。被劝住后又进了马车,他驱赶了一个短距离,然后跳了出来;在跳跃一个栅栏时,他跌倒在地,顿时不省人事。后来,他在奄奄一息中被送进圣・路加医院,一两小时后即死去。

杰克逊住在精神病院,绝无好转的希望。

这些人都死得多么的可悲啊!让我们仅仅记住由他们的劳作所产生的恩惠吧。

牙科医生论文 篇四

生物科技的进步和人造器官的发明对人类的贡献是难以估量的。很难想象,倘若没有这些智慧灵光的执着闪动,现代人的生存质量及生活理想将会倒退回怎样一种艰难境地。发明和发现的力量就像空气,拥有的时候不觉特别,而一旦失去却难以呼吸……

本期这10项伟大的发明发现来自医疗及生物科技领域,了解并感悟一番深藏在它们背后的发明故事吧,那是对发明家们的最好纪念,也是对人类未来的最触手可及的信心。

第41项 假牙

假牙的发明,是医学史上的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

早在公元前700年,意大利北部的伊特拉斯坎人,就用黄金来做假牙的桥托,用骨头,还有象牙雕成假牙。

不过,中世纪的牙科医生认为,是齿龈中的虫使牙齿腐烂和疼痛,因而假牙于事无补。这种看法使他们根本就不想使用任何假牙。即便伊丽莎白女王一世,由于她年岁不算太大就已经门牙脱落,面部肌肉向里凹陷,样子实在不大好看。因此,在大庭广众中露面时,她只好把细棉布塞在嘴里,除此仍然没有其他太好的办法。

直到17世纪末叶,安装假牙还不普遍。一方面是安装技术不高,另一方面是价格昂贵,只有少数有钱人才安装假牙。牙科医生给病人安装时,先用圆规来测量口腔,然后做好合适的假牙,再把假牙用丝线系在邻近的好牙上。至于整套的下牙,则需要用手雕刻出来。

有趣的是,在当时的宫廷里,非常盛行把假牙用来当装饰品:有的用银做假牙,有的用珍珠母做假牙,有的用玛瑙来做假牙。

18世纪初,法国巴黎的一位牙科医生,对促进牙科医术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固定假牙方面,他首创用钢弹簧来固定成套的上下牙。这种方法一直沿用至今。

长期以来,假牙还面临这样一个问题:用骨头和其他有机物质制作的假牙,会被唾液所腐蚀。而安装象牙制作的假牙,在用过一段时间之后,会产生一种令人不快的气味。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就安装过这种假牙。为了消除这种气味,每天夜里睡觉时,都要把它放在葡萄酒里浸泡。

大致从1845年起,在整套瓷牙的基础上,牙科专家又将技术改进到了单颗瓷牙,这种牙可以一颗颗地安在牙床上。

在19世纪,牙科方面的革新大多数来自美国。比如,美国人固异特发明了硬橡胶假牙。这是一种经硫化变得发硬的橡胶,它价钱便宜,易于加工。根据口腔的压迹,把假牙安在一个用硬橡胶仿制的牙床上。由于这样吻合得很好,上面一套假牙就可以自己固定了。随后,又出现了用赛璐璐制造的假牙,进一步提高了假牙的质量。

42项 人造假肢

手和脚是人体的重要器官。一旦失去了手脚,就成了肢残人。失去手脚是痛苦的,人们老早就在想办法,尽力去帮助那些肢残人。给肢残人安装假肢,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他的《历史》一书中,最早描述了木制腿。400年后,古罗马作家普林尼,在他的《自然史》一书中,也提到过人造手。

直到近代以后,科学家们发明了假肢,这才使那些肢残人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痛苦。

关于假肢的发明,最早是由16世纪的由法国人安波洛斯・帕雷完成的。他生于1510年,是一位有名的军医。他发明了膝部、肘部可以弯曲的人造腿和人造手臂,这是一些奇形怪状的金属装置。正是因为他的假肢发明,人们尊他为“现代外科之父”。

人造手的发明,自19世纪以来经历了三个里程碑。

第一代假手叫“装饰手”,它外形很像手,内部也有金属骨骼,用柔软的塑料代替肌肉和皮肤,但它只有装饰作用,没有动作功能。

第二代假手是20世纪初发展起来的“能动手”,它是一种肩背式的能动手,可直接装在残臂上,给假手上安装滑轮,用钢丝绳与一条8字形的皮带连接,皮带背在肩上。当肩部运动产生力量时,通过钢丝绳和滑轮传给假手的手指,手指实际上是两只可以闭合的钳子,钳子可随力的大小,一闭一合,取拿东西。

第三代假手叫“动力假手”,它装有动力源,如微型电动机、液压机。在假手的肘部装上一只微型电动机,它的旋转可带动前臂一套特别齿轮的运转,具有手的抓、握、伸、提功能动作。它还有一个特点,是可随人的意愿操作。最新的动力假手,由声控微机控制,执行相关指令,产生拉、开、推、拿,放之类的动作。

1981年,德国一名叫奇克托的青年工人,在工作中被机器削去了双手,虽说后来伤口愈合了,但从此生活无法自理,痛苦万分。于是他求助医生安装动力型假手。尽管奇克托失去双手,但神经系统仍完好无损,于是汉诺威大学的教授们,在他的假手上装上电极,把中枢神经信息接收下来,通过装在手臂上的3只微型电机来指挥各种动作。奇迹发生了!奇克托安上动力型假手后,不仅能取拿东西,还可以写字,打字。出院不久,他还被一家公司雇用了。

至于假脚,除了走路,它再不需要做别的事,所以做起来比假手要容易得多。在美国的莱特大学,一位叫做德德罗夫的教授创造出了能有感觉的假脚,这种假脚不仅能伸展自如,还可以骑自行车、摩托车哩!

另外,利用动力手脚的原理,再借助于电子计算机,还可以使那些已经瘫痪的人重新站起来行走自如。现在,动力型的假手假脚更是灵活轻便,从而使许多肢残者残而不废,重新鼓起了生活的勇气。

第43项 器官移植

最早倡导器官移植的,是美国医生卡雷尔。

卡雷尔出生于法国,1905年开始到美国专门从事血管缝合术、器官移植和组织培养的研究。1913年,他说过一句很有影响的话;“任何人体器官都可以从人体上取下,培养起来,而且可以移植到另一个人身体上。”20多年后,他又断言:“人身上的任何器官,离开了机体,依然可以存活。”

1 922年,苏联眼科医生费拉托夫,开始试验人眼角膜移植。1 933年,费拉托夫主持的异体角膜移植成功,这是器官移植最早的事例。他之所以能够成功,不仅因为比前人在手术器具方面有所改进,还因为他使用了“冷藏尸体眼球角膜”作为移植材料。这既解决了材料的采源问题,又因冷藏而除去了角膜的生物刺激因素,促进了角膜混浊部分透明化。到1941年,他和他的学生已经成功地做了3100多例手术。

不过,像肾、肝、心脏这类大型器官的移植试验,人们从来就是慎之又慎的。由动物试验的结果来看,体内抵御细菌和病毒的系统,会逐渐破坏移植的器官。

1953年,波士顿外科医生梅里尔发现,孪生兄弟之间移植肾脏,不会引起“排斥”现象。第一例肾移植成功的事例,就是第二年由一位法国医生在一对孪生兄弟之间做的。随后,有人发明了药物,可以抑制非亲属之

间移植器官的排斥作用。有了这些药物,就可以做肾脏移植手术。但使用这些药物的病人,往往很容易得上传染病和某些癌症,因而医生不会轻易为病人移植器官。

到了60年代,用免疫压制剂处理病人,选择有一定血缘关系,经鉴定可用的人的肾脏作移植,成活率逐渐提高了。

1967年12月3日,在南非的开普顿,一个叫巴纳德的医生,实施了首例人心脏移植手术。给一位55岁的病人换掉已损坏的心脏,病人在手术数月后死亡。尽管存活的时间不长,但还是被人们看作是一次成功的手术。

在这以后,世界上做心脏移植手术的多了起来。美国加利福尼亚的沙姆韦医生,先后替好几百人做了心脏移植手术,大多效果良好,使他获得了很高的声誉。这对世界各国医生是一个激励,器官移植随之越来越普遍起来。

第44项 人工心脏

心脏是人的重要器官。一个人心跳杂乱无章,忽快忽慢,这在医学上叫心律紊乱。要是跳得无力,最后停止,这叫心力衰竭。有没有办法让心跳不正常的病人恢复正常呢?能否发明一种使心跳恢复正常的工具呢?这是科学家们要制造心脏起搏器的初衷。

最早的心脏起搏器,是一个叫海曼的工程师于1 932年发明的。他用钟表式的精巧结构,制成了第一台机械心脏起搏器。它由一个电动机带动,定时向心脏发出刺激,迫使心脏有规则跳动。

实用的心脏起搏器,是美国一位精通电子技术的医生查尔发明的。1952年,他组装成第一台心脏起搏器,这是模拟心跳搏动发出电脉冲的电子仪器。正巧,一个患“病态窦房综合症”的病人,每分钟心跳只有30次,生命垂危。查尔在征得家属同意后,使用了他新发明的心脏起搏器。他把病人胸腔打开,在心脏左右侧各插上一根电极,电极由切口通向体外,连接在能产生脉冲的心脏起搏器上。启动电源后,奇迹出现了,病人的心跳立即恢复到每分钟70次,病人得救了!从此,起搏器正式步入了医学殿堂,成了一个重要的医疗工具。

很快,起搏器花样翻新,越做越好,越做越小、越来越实用。目前,先进的起搏器可连续使用20年,体积比火柴盒还小哩!

20世纪50年代,一个像心脏那样的机械泵、又叫体外循环器首先问世了。而真正打响了人工心脏第一炮的。还是那个制造人工肾的美国医师考尔夫。1957年,他与日本科学家阿元津哲合作,用不锈钢、塑料为材料,研制成第一颗人工心脏,让它装到小狗体内代替心脏,使小狗活了90分钟。

1969年,一个用于临床的人工心脏出现了。它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体内的血泵,一是体外的驱动装置,由电子计算机控制。这个人工心脏使一位心力衰竭的病人活了64小时。

对人工心脏贡献最大的,是美国犹太大学医疗中心的贾维克教授。70年代以来,他研制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贾维克”系列人工心脏。1982年,贾维克-7型人工心脏,在一个名叫克拉克的医师身上做了临床试验。克拉克患有严重心脏病,心跳每分钟30~40次,心脏的血量仅为正常人的1/7。移植贾维克-7型心脏后,克拉克的心脏血流量恢复了正常,它跳动了1300万次,使克拉克多活了111天。

第45项 人造肾脏

肾脏,中国人俗称“腰子”。它把体内的代谢废物和多余的水分,过滤成为尿液排出体外,还把有用的物质输给人体吸收。每分钟流过肾的血液多达1 000毫升,肾脏一旦出毛病就会引发尿中毒。19世纪初,每年因肾功能衰竭引起尿中毒死亡的人有百万之众。因而,制造人工肾已是刻不容缓的事了。

然而,制造人工肾必须通过三个难关:(1)要有一个理想的材料,用它做成膜,膜的孔直径要跟肾一样,要能排除水和废物,又不损失蛋白质、红血球和白血球;(2)通过膜的血液不能凝固,否则,人工肾的透析工作就不能进行;(3)透析膜的面积要大,具有较大的透析速度。

1914年,美国的艾贝尔教授征服了第一个拦路虎。他眼看医院里每年有20个病人死于肾衰竭,决定寻找有关材料来做透析膜。在经历了几十种材料试验失败后,他改用火棉胶做过滤膜,结果初战告捷。他把一只大白兔绑在实验台上,切去它的肾,在其动脉和静脉上各插上一根细管子,动脉里的血经过细管流到火棉胶的管子后,再回到静脉那条细管中,结果兔子体内大量的代谢废物和毒素,被滤八生理盐水中了。这是第一个人工肾的雏型。

1920年,化学家们又发现了一种理想的抗凝血药――肝素,这使实用的人工肾成为可能。1 923年,德国的哈斯医生,把艾贝尔的火棉胶管改为膜,管里流动含肝素的血液,管外流动生理盐水,血液靠泵来驱动和加速。这样,第一个实用的人工肾,就在哈斯手中诞生了。

但哈斯人工肾的面积还不够大,效率还不够高。

1 932年,优良的制膜材料――赛璐玢酯酸纤维被化学家合成了。它可以制造出微孔直径20~80埃的薄膜,像肾小球一样。美国医师考尔夫用它做成膜,一圈圈卷成圆筒,筒正中装有转动轴,用电机带动。人工肾还安装血泵,又在血液中加入肝素。这样使血液像在人体中那样不断流动,经过透析就可代替肾的功能。这样,一个完整而高效率的人工肾,就在考尔夫医生手中制成了。

值得一提的是,1 974年,华裔加拿大人张明瑞教授,把火棉胶、尼龙材料制成直径1~500微米的颗粒,外面包一层白蛋白薄膜,让病人的血液从底部流到各颗粒的间隙里。这种人工肾总面积很大,透析效率大大提高。目前,张明瑞的人工肾可放到人的背心内,病人无论走到哪儿,可以24小时连续透析,这就大大地延长了病人的寿命。

第46项 人造皮肤

大多数人对皮肤的认识,除了关心它是否白净、细嫩而外,恐怕再也不会顾及别的了。实际上,皮肤分为表皮,真皮两层。它是人体抵抗外敌的第一道防线,除了保护身体、不为病菌侵入外,皮肤还有防止水分蒸发,调节人体温度、排泄水分及杂物和感受外界刺激的作用。

别小看皮肤的作用,如果皮肤大面积被破坏,例如大面积烧伤,那么人就有生命危险。所以,医生在自体植皮困难的情况下,很早就想到了用人造皮肤。

可人造皮肤是有条件的,做起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关键在于:(1)如何阻挡外来病菌进攻;(2)促如何进自身肌肉和皮肤生长。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的外科专家张涤生教授,是发明人造皮肤的先驱。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参加了抢救包括丘财康在内的数百起烧伤病人的工作,深深感到传统的植皮方法很不理想;自体植皮吧,大面积烧伤病人已没有那么多的皮;异体植皮吧,几天后就会因排斥而发黑坏死,效果很不理想。

1961年,他和他的学生们率先发

明了一种人造皮肤。它是用极细的绢纺制成的,在一种特制的药水中浸泡后,配上特制的药膏,然后敷在病人伤口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几乎同时,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一位叫白克的医师,也一直在潜心研究人造皮肤。后来,他与好友麻省理工学院的亚诺斯教授合作,前后花了20年时间试验,终于发明了人造皮肤。它是用硅橡胶薄膜做的,表面有一定数量的微孔,就像真皮肤上的毛孔一样,可让空气自由出入。薄膜经消毒剂处理后,有极强的灭菌性,还有皮肤那样的柔软弹性。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其中含有一种营养物,它是从牛皮、鲨鱼骨中提炼出来的,可以起到滋润皮肤细胞的作用。

1981年,奇迹在白克医师手中诞生了。在美国的波士顿市,有一个叫苏珊娜的小女孩,不幸被大火浑身烧伤,生命垂危,住进了白克医师的病房抢救。他拿出人造皮肤,小心翼翼地缝合在小苏珊娜的烧伤处。人造皮肤一方面抵御着外来细菌的侵袭,另一方面也供应着充足的细胞营养。苏珊娜一天天好起来,几个月后皮肤完全长好,彻底康复出院了。

白克的人造皮肤成功了,救活了许多烧伤病人,开创了烫伤医学的新时代。

第47项 人造血液

血液对人无疑是重要的。从医学上讲,一个人一次失血不得超过200毫升。失血过多,轻则有碍健康,重就会导致死亡。所以,科学家们一直在努力寻求一种能代替血液的人造血。

人造血液是白色的。血液怎么会有白色的呢?这还得从头说起。

1 940年,一位叫白克的英国生物化学家,通过对几百种物质进行试验后,他发现有一种物质叫“组氨酸钴”,与红血球结构相似,有运载氧气的能力。可它吸氧,放氧能力太差,又有一定毒性。这样,白克的研究以失败告终。

20多年过去了。1 966年7月的一天,在美国辛辛那提医院实验室里,奇迹出现了。

这天,克拉克教授像平常那样,用老鼠做实验。忽然,一只老鼠从笼中逃出,跌进一只盛满氟碳化合物的容器中,老鼠在光滑的容器里拚命挣扎,跳不出来,沉入了容器底部。过了好久,克拉克才发现了它,连忙捞了起来。他以为老鼠早已一命呜呼了,但出乎意料的是,老鼠仍还存活,这不由得让他大为惊奇。

于是,他索性把老鼠再泡进氟碳溶液中。半小时,一小时,四小时过去了,老鼠仍然活着。这使他恍然大悟,原来这种溶液含氧量特别高,老鼠因此不致于呛死了。

接下来,他用一种叫C8F16的氟碳化合物,分别在老鼠和狗身上做实验,获得了一定成功。但遗憾的是,它的颗粒太大,会在器官中沉积,导致动物慢性中毒。

人造血液最终在日本生物化学家内藤良一的手上诞生了。

内藤良一是一个地道的“人造血液迷”。有一次,他去欧洲旅行,读到了克拉克的相关论文,于是马上中断行程,转道去了美国,登门向克拉克虚心求教。回国后,他潜心研究了20年。他把全氟萘烷和全氟三丙胺,用7:3的比例混合起来,制成一种像牛奶那样的乳白色悬浮液。他先在自己身体上试验,一个月后并没有不适的感觉;后来,他的研究小组的10个成员,也自告奋勇地要求做试验,结果证明是安全的。很快,这种人造血液就应用于临床。

目前,常见的人造血类型有全氟丁基四氢呋喃,全氟三丁胺,全氟三丙胺,全氟萘烷,全氟醚。另外,人造血的成分,还加上了卵磷酯、氯化钠、氯化钾、氯化钙、碳酸钠、葡萄糖之类营养品和盐类。

当然、白色血液并非完美无缺。它的主要缺点是,没有白血球抵抗病菌,病毒的功能;不含血小板,没有凝血功能;不会产生抗体,缺乏免疫力。要完全取代血液,对于科学家来说还任重道远。

第48项 心肺机

肺是人的五脏之一,是人的呼吸器官。肺出了大的毛病,呼吸就成问题,自然将威胁人的生命。所以,人们很早就有做人造肺的想法。

20世纪30年代,在美国就有过铁肺人的记载。铁肺是一个用钢铁卷起的圆筒,筒里靠动力使空气产生正负压,帮助病人一呼一吸。有一位叫罗兰的美国人,就靠这种铁肺生活了36年。

但铁肺还算不上是人造肺。这是因为,人肺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器官。一个成人有3~4亿个肺泡,总面积可达100平方米;每次呼吸气体交换量,高达500毫升左右。

后来,科学家制造出了鼓泡式人造肺。它的原理像小孩玩吹肥皂泡一样。在这种人造肺中,有多根塑料管子――“氧气柱”。它的底部有许多氧气泵供应氧气,氧气通过小孔形成许多小气泡;通过小孔进入血液,氧气小泡可在血液中翻滚,从而达到供氧目的。但这种气泡式人工肺,几乎没有多少实用价值。

真正实用的心肺机,是在美国波士顿麻省中心医院吉伯思手中诞生的。

1931年2月,他和他的研究生玛利一起研制出膜式人功肺。它像一块夹心饼干,在两层塑料板中间,夹上两层薄薄的硅橡胶膜;血液在两层膜中间流动,氧气在塑料板和薄膜间流动;氧气和血液通过硅橡胶直径0.1~0.5微米的微孔进行气体交换,吸收氧气,排出二氧化碳。

接下来,他们又研制出了更完善的心肺机。它包括四大部分:一是人工肺,用来补充氧气和消除二氧化碳;二是热交换器,用来调整血液温度;三是消泡器,用来消除血液中的气泡;四是沉淀室,作为把血液泵入动脉前的贮存器。1935年,第一台心肺机正式投入使用。当年的5月6日,麻省中心医院第一次在给一个小孩做心脏手术时用了心肺机,手术历时3小时50分。为此,美国国会特别颁给吉伯思32万美金作为奖励。

1979年,日本东京女子医科大学又研究出更先进的人工肺。它是一个直径7厘米的塑料圆筒,中间排列了3万根聚丙烯空心纤维管,纤维管外径250微米,内径200微米,管壁上有许多直径0.17微米的小孔。病人的血在纤维管内流动,氧气在纤维管外流,通过微孔完成氧气和二氧化碳的互相交换。这种人工肺体积小、效率高,使心肺机的效率大大提高了。

第49项 试管婴儿

“试管婴儿”的诞生,是继心脏移植手术之后医学史上的又一大奇迹。

“试管婴儿”只是民间俗称,科学的说法应该叫“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是指用人工方法把夫妻双方的、卵子取出来,放在“试管”中让它们结合,培养成胚卵后,再移植到母亲的子宫内发育直到诞生。

世界上首例“试管婴儿”――路易丝・布朗,于1 978年7月25日深夜在英国诞生。

1998年,为祝贺路易丝20岁生日,英国下院还举行了招待会。但不爱抛头露面的路易丝并没有亲往出席。不过,她给那些期待试管婴儿的妇女写了一封支持信。

毫无疑问,如果没有试管婴儿技

术,没有试管婴儿之父――英国奥尔德姆医院的帕特里克・斯特普托,罗伯特・爱德华兹,那么就不会有路易丝・布朗,她也就不会感受到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

路易丝・布朗的母亲患有输卵管阻塞症,不能正常生育。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她与丈夫找到了斯特普托和爱德华兹。那时,斯特普托和爱德华兹已对试管婴儿技术进行了12年的研究,可先前对8名妇女的试验都失败了。路易丝是通过剖腹产来到人世的,比预产期提前了9天,出生时体重为2.7千克。

路易丝・布朗的诞生,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巨大轰动。一些人为这一突破欢欣鼓舞,而另一些人呢,对它违背了正常的生育过程而大加指责。这在宗教界表现得尤为明显,一派认为它为不育症患者带来福音,而另一派则认为这种技术违背了上帝的意愿。

路易丝・布朗的幼年是在人们好奇的目光下长大的。斯特普托和爱德华兹,以及路易丝・布朗的家人,把有关世界首例试管婴儿的独家报道权,卖给了英国《每日邮报》,还得到35万英镑的巨款。他们用这笔钱的大部分,作为试管婴儿的科研经费,还开了一个诊所。

随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接受了试管婴儿。中国首例试管婴儿郑萌珠,于1988年3月10日在北京医科大第三医院诞生。目前,全世界约有30万试管婴儿问世。试管婴儿技术已成为不育症患者的最佳选择。

第50项 克隆技术

1997年,英国罗斯林研究所的胚胎学家伊恩・维尔穆特博士对外宣布,1996年7月,用取自一只成年羊的乳腺细胞首次培育成功了克隆绵羊――“多利”。它是克隆技术的结晶,这一轰动世界的研究成果,标志了一个新世纪――生物学世纪提前向人们走来。

克隆是英语单词clone的音译,是指生物体通过体细胞的无性繁殖,从而得到基因型与母体完全相同的生物个体。

实际上,克隆技术早已有之。比如,从植物植株上剪下一根枝条,通过扦插发育成一个完整的个体植物。把马铃薯切成许多小块,结果繁殖出许多种苗。不过,这些属于植物克隆,过去,人们一直认为动物克隆是不可能的。

那么,“多利”是如何克隆出来的呢?首先,依靠显微注射仪的帮助,在放大好几十倍的条件下,用特制的极细玻璃管,刺入一个成熟卵细胞,把卵细胞核吸出来,这样就得到了一个无核的卵细胞。然后,把一个绵羊的乳腺细胞,放在它的外膜上面;接下来,对它们施加一次持续几微秒的电击,使得两个细胞膜上打开一些微孔,在乳腺细胞中挤进卵细胞;使它们进入类似受精卵的状态,这样就培养出29个胚胎。最后,对这些胚胎再培养1周后,把它们植入作为借腹母亲黑脸绵羊体内。几个月后,瓜熟蒂落,“多利”也就降生了!

克隆羊成功的理论贡献在于,它使人们相信体细胞,特别是高度分化的成年体细胞,有可能在遗传的信息的保存上是全能的,而这个全能性会在一定条件下表现出来。在生产实践上,它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利用克隆技术,大量培育转基因羊,从而使利用转基因羊来生产药物的成本大大下降;它还会解决器官移植中的排异问题,有利于建立动物基因模型;可以用来保护像大熊猫之类的濒危动物,甚至还会使已经灭绝的动物再生。

克隆羊“多利”的横空出世,不仅打破了人们的这种观念,还给人们的伦理道德,社会观念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羊能克隆,那么人类也能克隆吗?这是多么让人惊奇和惊恐的事呀!不难设想,如果一位母亲克隆出一个胚胎,移植入女儿体内后生下一个女孩,那么这个克隆婴儿究竟该算作这位母亲的姐妹呢?还是她的外孙女呢?她的女儿与克隆人又是什么关系?有人担心,克隆技术一旦被别有用心的人掌握,用来克隆出一批希特勒式的战争狂人,那将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克隆人还对户籍管理和社会治安造成困难,无论是指纹鉴定,还是DNA鉴定,是不能把克隆人区分开来的。另外,生物需要多样性,人类也需要多样性。否则,人人优生成理想之人,很可能一种新的病毒就使得全人类遭受灭顶之灾……

牙科医生论文 篇五

但是“江湖却有他的传说”。中国口腔审美学,、中国美容医学学科,孙少宣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

作为中国第一位登上“国际美学牙医学贡献奖”全球领奖台的口腔医学专家,孙少宣教授开创的“口腔审美学”的学科价值与行业贡献令人瞩目。作为全国第一个省级医学美学组织“安徽省医学美学研究会”倡议发起人,孙少宣教授洞开了中国医学美学之门。

有谁会想到当年他孤灯清辉下研究的那些名词儿“口腔审美、医学美学”,在今天耀眼而夺目,热络一时,并衍生出多么庞大的一个产业而存在。

开拓者、亲历者、中国医学美学推手!

孙少宣简介:

1944年12月生,1968年毕业于安徽医科大学。现为安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教授、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主任医师、安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美学研究所所长。

率先开创中国口腔审美学,在全国倡议发起成立第一个省级医学美学学术组织-----安徽省医学美学研究会。并参与筹办中华医学会医学美学与美容学分会。历任安徽省医学美学与美容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医学美学与美容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专家委员会主任等。中华医学科技奖和中华医学青年奖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美学美容杂志》副总编辑、顾问。《中国美容医学》等12部学术期刊的常务编委或编委。发表学术论文近200篇。获近10项科研与学术贡献奖。

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02年获国际美学牙医学联盟(IFED)美学牙医学突出贡献奖。曾赴全球30多个国家讲学。近著有文集《美学托举的人生》一书。

谈发现:开创中国口腔审美学

《华夏医疗美容》:作为全国第二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您获得的理由是为我国高等教育开创了一门叫口腔审美学的新兴学科。今天看来,这门学科彰显的时尚元素、市场元素、审美需求元素、人文关怀元素,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传统牙科医学的升级换代。谈谈当时,你您研究此门学科的现状?

孙少宣:那段众所周知的岁月,1968年,我从安徽医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一个偏远的乡村医院。寂寥而清辉的岁月,满腹抱负,却找不到激情挥沙洒的地方啊!幸亏我的爱好,迷恋书法和绘画,迷恋文字。这让我有了宣泄自己的所思所想的方式。大二那年,我还(删除)创作过8万字的小说《陌生的路人》,还完成过22位电影明星的素描画像。

没想到这些爱好却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1976年,我以牙科工艺与美术学关系密切优势进修牙科,而后选调到时为安徽医学院组建口腔系当了一名讲师,从此让我与口腔结缘,在爱好中,寻找口腔与美学的关系。也算是藉此拉开了最初的(删除)口腔审美学研究的帷幕吧。

《华夏医疗美容》:我们注意到您率先提出的“个性义齿”观点,引发业界震动。1986年,你您发现的前牙形态美学规律,1987年,你您为口腔系学生举办了“美学与口腔医学”以及“容貌美学概论”讲座,在全国高校中率先将美学原理引进口腔修复教学、,1990年首创全口义齿球面板排牙法,使尘封72年的MOUSON氏球面说得以临床运用等等成就与举措,让你您寻找到了口腔审美学的方向与价值?

孙少宣:我的起步性研究,以及后来的一些探索与发现是在1986年到1987年2月被派往华西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进修口腔修复学教学与临床时的一段时间很重要。

当时,抓住华西知名学府师资雄厚和实验条件优越的机遇,开始了口腔医学与美学相结合的初步探索。幸运的是,时任该院院长,我国口腔修复学权威专家陈安玉教授对口腔医学美学也很有兴趣,以战略的眼光支持并指导了我的起步性研究。当年我在《华西口腔医学杂志》发表了“关于全国义齿的美”论文。

也就是当年,我从美学角度申报了两项科研课题,陈教授同样给予了我极大鼓励,当时的情况是国内还没有人提出口腔医学美学的概念,更没有人对此进行专门研究,陈教授称,口腔医生面临两个新的存在,一是口腔医学中的美与审美问题的客观存在,总要有人去挖掘,、整理、,然后上升到容貌美学的高度,再去指导临床应用;二是中国改革开放形式乐观,社会人群对口腔医疗审美行为的要求客观存在,满足他们的心理需求,口腔医生责无旁贷。

陈教授还鼓励我团结更多的人,进行相关学术团体的组建。我与陈玉安教授的这一段鲜为人之的师生情,也成为我毕生拼搏之精神支柱。

当然进入90年代后,市场经济逐步向牙医学临床渗透。西方美容牙医学观念传入中国,牙医学在传统救治服务基础上,出现了附加值消费现象,也就是说人们会像消费者进商场一样来牙科购买牙齿美容服务,让人们在获得美感和艺术享受同时完成牙齿美容治疗。

所以美容与牙医学的联姻,也将大大促进中国口腔审美学的发展,并推动中国口腔美容事业的发展。

《华夏医疗美容》:我们看到您开创的中国口腔审美学的影响力已经在全球彰显和崭露头角。在2002年,您远赴美国捧回了“国际美学牙医学突出贡献奖”。也是中国第一位第一次(建议删除)惟一获得该奖的口腔医学专家。这证明了什么?谈谈国际美学牙医学联盟这一组织的背景?

孙少宣:让我感到欣慰的是证明中国口腔审美学的学术及临床研究,已经走向世界舞台,并得到世界的承认,中国口腔医学美学与世界接轨。那次会议,我记得大概1200多位全球知名牙医专家云集,这个奖项是为奖励在美学牙医学学科做出重大贡献并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牙科医生。这个奖项,我认为它的意义不在于对我个人带来多大的荣誉,而是我希望激励我们更多的中国口腔医学专家,进入这个有意义的领域探索。

谈创举:组建全国首家“医学美学”组织

《华夏医疗美容》:就在大家还在谈美色变的80年代中国,您于1989年成功组建“安徽省医学美学研究会”,作为全国首家医学美学组织,其诞生意义深远,从口腔审美学到医学美学,您思考的范畴更广,视野更为开阔,谈谈当时的情形?

孙少宣:在我的临床研究与实践中,越来越意识到,口腔审美学作为医学与美学相交共融,其实质就是一门医学领域的美学。所以怎么不能称之为医学美学呢?我应该团结更多的医学专家、更多的美学专家,共同研究并发现医学美学的理论构建和学科实践!

1987年,我从华西进修结束,便开始酝酿如何发起安徽省医学美学学会的思考,决定沿着“先美学界,后医学界”的程序进行游说。我敲开了著名美学家、,时任安徽省艺术研究所所长郭因的家门,郭老以其敏锐的眼光肯定这一新生事物。不仅亲自发起,还推荐了其它数位知名的美学专家同时介入。安徽大学的岳介先教授的一席话代表他们美学专家们的一个共同观点:医学美学是应用美学,要多发动医学专家。

但是在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上,医学与美学的结合,以及牙齿审美的问题,医学界多数人认为是不可思议的。冷语相加、白眼与讽刺,不务正业,歪门邪道的非议与指责铺天盖地。

坚持吧!这注定是一条辛酸的、曲折的、艰难的路。所以我在完成教学、科研、临床之余,利用业余时间,反复登门,终于打动了省内20多位医学界专家教授。好多还是全省的顶级教授。1988年5月8日,在省医学会时任秘书长徐铭先的主持下,安徽省医学美学研究会第一筹备工作会议成功召开。会议推选资深教授朱敖荣为筹委会主任,我为副主任兼秘书长。历史不会忘记出席这次会议的20多位专家。

(建议此段上移,接上一段后)历史不会忘记这个划时代的意义。我内心澎湃而感怀。

这让我现在都激动得重温郭因美学家的那句话:,“用医学手段去实现人对美的追求,重塑美的人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业,前景不要怀疑。”

在80年代的中期,真的是人们对美的认识还朦朦胧胧,医学对它的研究也零零星星,观念上更是羞羞答答。

谈推动:两个学科“疯子”对话,筹备“全国学会”

《华夏医疗美容》:而在当时的江西,另一位医学人文专家也在开始了(删除)“医学美学”研究,那就是我们熟知的宜春学院彭庆星教授。是历史的巧合还是上帝的垂青和眷顾您们认识,而您们当时的联络,也一时成为江西、安徽的两地医学界佳话,被称为当代医学美学领域里的两个“学科疯子”的对话?毋容置疑,这种交往与共识,学科深厚情谊,促进了中华医学会医学美学与美容学分会的成立?谈谈当时的情况?

孙少宣:是的,这是历史和学科的眷顾与垂青,让我们紧密地联系起来,让我感觉到高山流水遇知音。

当时安徽省医学美学研究会筹委会于1988年5月8日组建后,各项工作有序进行。获悉江西已开展医学美学研究并在组编《医学美学》专著,安徽省医学会就委托我起草的一封公函于1988年9月18日寄往南昌。江西省医学会时任秘书长李继娥将此函转给了宜春学院美容医学院彭庆星教授。我很快就收到了彭教授的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立足安徽,放眼全国,联络同道”。与我不约而同地萌发了申报与筹备全国医学美学学会的构想。

此后,为了共同目标,凭着投缘感觉,我与彭庆星开始了频繁的书信往来。半年下来,竟多达一百余封。在当时没有电话、电脑的情况下,这个数字足以说明双方对事业的热情了。

我俩的疯狂不仅表现在信件的数量上,双方常常收到“写于深夜零点”或“落笔于凌晨两时”的来信。多少年后,了解这段历史的江西、安徽学者笑称为两个“疯子”的学科对话。

这些都充分表达了我们心灵韵律的和谐。1989年4月,当他来合肥参加安徽省医学美学研究会成立大会双方初次晤面,已一见如故。

《华夏医疗美容》:当时你们积极筹备并倡议发起成立更进一步的全国医学美学学术组织,也就是后来的“中华医学会医学美学与美容学分会”,作为全国7人筹备组的重要成员,可以说为学会的筹备及成立做了大量工作,这是一个重大的贡献?请给我们回顾一下当时的精彩。

孙少宣:1989年3月,由彭庆星教授和我起草的《关于成立中华医学会医学美学美学(删除”美学”)会的请示报告(讨论稿)》在得到中华医学会领导的首肯后,“中华医学会医学美学会筹备协商会议”于同年4月18日合肥召开。来自17个省的36名医学界专家、5位美学家等参加会议。会议由我和赵永耀主持,。会上讨论了医学美学的基本概念,研究方向,体系结构等理论问题。举行了发起人签名仪式,业内权威张涤生、宋儒耀、陈安玉、徐君伍、邱蔚六、张震康、王大章、樊明文委托我代为签名。会议期间,成立了以彭庆星、孙少宣、赵永耀、王兴、何伦为主要负责人的“中华医学会医学美学学会筹备委员会”及其四个工作机构。

1989年10月31日,中华医学会决定将合肥发起的筹委会和王高松、张其亮、杨希惠等在桂林发起的“中华医学会医学美容学会筹委会”合并,“两军”会师北京,联合成立由由丁蕙孙、王高松、孙少宣、辛时林、张其亮、袁兆庄、彭庆星七人组成的“中华医学会学(删除)美学与美容学分会筹备组”,彭庆星、张其亮分别为正副组长。经过一年的积极筹备,分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学术交流会于1990年11月14日-17日在武汉隆重召开。

《华夏医疗美容》:怎样评价学会成立的意义?你对当代中国医学美学与美容医学整体学科的发展有何期待?

孙少宣:回顾我们分会成立20余年来,全国个各省医学美学与美容学分会也相继成立,以及世界美容医学大会首次在中国召开,都证明我国医学美学与美容医学整体学科日趋完善与成熟,展示了她的迷人魅力与风采。为21世纪的人类医学发展都是做出了巨大贡献。

我们团结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群体,开展学术交流,创办杂志,出版著作,成立临床研究中心,实施美容医学专业教育,参与国家法规制定与建设,创建信息传播平台,审定学科基本名词、走出国门参加国际会议,加入国际美容医学联盟以及国际美学牙医学联盟等等。

牙科医生论文 篇六

40多年的医学生涯,资深的口腔修复大师

扎布把一生都奉献给了口腔医学事业。他的专业生涯从在多伦多做牙科医生和教学工作算起,已经40多年,如果从求学算起,时间就更长了,说起最初与口腔医学结缘,扎布这样说:“战争使我们这一代人有特殊的经历。”

由于战争原因,马耳他皇家大学医学院开设了新的牙科课程,扎布正是在这个大学中获得了他的第一个牙科学位。当时的校长约翰。梅镇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教授,也是在当地很有资历的牙医。他告诉年轻的扎布和其他学生:学校的规模和在全球的名声与学校的好坏并没有直接关系。他建议扎布去北美,可以跳过一些在英国必经的学习阶段。于是扎布凭借申请到的富布赖特奖学金,开始在当时规模很小的密歇根大学口腔修复学专业继续学习。富布赖特奖学金要求有两年的美国之外的学习经历才能完成硕士学业,扎布和太太一起来到了多伦多,并在1966年得到多伦多大学的全日教职,正式开始在加拿大的学术生涯,在那里的工作帮助扎布建立了专业学术地位。

此后,扎布在口腔医学生涯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获得无数荣誉,包括1993年国际牙科协会口腔修复学和口腔种植学研究奖、加拿大国家最高公民奖、英国牙科医师皇家学院荣誉院士以及多伦多大学等多个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作为一名世界顶尖级的学者,扎布在退休之年仍然勤耕不辍。在过去的5年他又完成了2本新的专著:《骨整合在口腔修复外科治疗及生物材料中的持续性协同增效作用》和即将于2012年出版的《无牙颌患者的修复治疗》。

中国口腔医疗的现状和与北美的对比

看牙,在中国是一个老大难问题。中国庞大的人口、巨大的城乡差异、短缺的卫生医疗经费、稀缺的优质医疗资源都令中国人的看病难问题很难短期得以解决。一见到扎布教授,我们就针对这个问题发问,希望了解北美的情况和他对中国口腔医疗现状的看法。扎布认为中国有很多有天赋的学者和教授,同样受过严格和高水平的训练,与国际间的交往也十分密切。在北美有很多来自中国的优秀牙科工作者,而且中国和北美的牙科工作者一直在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等方面相互交流,因此就学术水平来说,中国和北美的牙科界没有区别。

从临床角度谈论二者的区别,扎布教授认为中国从事牙科行业的人大多在公立医院这样的事业单位工作;北美大部分的牙医则选择独立开业,而不是像中国的医生那样绝大多数在公共医疗机构服务。

他说中国口腔医疗现在面临的问题也是世界口腔界面临的问题,主要包括:如何控制人群的口腔健康状态;如何建立在读博士和博士后口腔医学教育的部级标准;如何控制具备资格的口腔从业人员的总数和合理分布;如何合理分配、供应和利用口腔医疗资源;如何减少口腔疾病对人口生活质量的影响等。同时扎布个人认为,失牙的患病率和修复治疗情况也是一个关键性问题。另外,中国是一个人口庞大结构复杂的国家,又面临着迅速城市化以及老龄化的问题。在过去的20~30年间,一些流行病学研究了各种口腔疾病的患病率以及各年龄组的失牙情况。报道也指出国家对口腔健康的重视程度随经济发展逐渐提高,主要表现在正规口腔教育和初级保健项目的增加,社区口腔诊所的普及以及接受大学教育的口腔专科从业人员数量增多。扎布教授强调,西方同仁普遍认为中国的口腔医疗服务主要是以医院为基础的体制,医疗保险只覆盖一部分的口腔治疗费用,绝大部分修复治疗费用需要患者自己承担。因此在中国的口腔医学院中,特别是在口腔修复学领域,教育者所面临的挑战在于在满足大量治疗需要的同时,要重视未来的发展计划,也就是培养和训练专科从业人员,致力于减少失牙和及时修复缺失牙。

目前发达国家口腔界优先关注的是整个咀嚼系统和口颌面系统健康的功能以及良好的美学效果,这也是中国口腔的发展趋势。中国迅速崛起处于全球领导地位的同时,必须要解决医疗卫生领域的三大关键因素——服务、教育和研究之间的关系。

晚年来到中国与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合作

扎布非常认同马丁·路德·金的著名格言:“当我们对事情保持沉默时,我们的生命也就走到了尽头”;他信奉古语:“要想活得好,就得老动弹。”正因为如此,扎布决定退休后仍然延续口腔事业,在晚年来到中国,和北大口腔医学院合作青年口腔修复学教师讲习班项目。

在北京,他和他的同仁们为青年口腔修复学教师讲习班项目义务服务了多年,用自己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精湛的教学技艺,为讲习班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扎布和组织者选择与北京大学合作的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原因和他半个世纪前投身临床学术领域的原因是相同的。来到北京,和世界各地的年轻同仁——也就是未来的口腔修复专业的教师——分享教学心得和对修复专业的认识,正是扎布建立国际讲习班的强大动力。

第二个原因是扎布将继续担任最后一届IJP(国际口腔修复学杂志)主编。这个角色使他可以继续致力将IJP/卡尔斯鲁厄青年口腔修复学教师讲习班这种特殊的教授方式引入到一些新的国家。扎布认为临床教育者必须持续思考和学习才能够面对不断出现的挑战,尤其是在目前这样一个转型时期。过去几年,伴随经济的飞速发展,牙科技术出现了巨大的进步。口腔医生在诊疗中的角色由治疗疾病转化成了满足顾客的需求,多样的治疗选择和患者对美学的重视催生了由患者主观驱动的治疗模式。但是现在全球正在经历史无前例的经济衰退,口腔医疗也面临财政不佳带来的挑战,中国的口腔医疗同样面对这一问题。这一转型使口腔医生特别是口腔修复医生必须更加重视临床技术、循证治疗和人道主义关怀,这也是IJP/PKU青年口腔修复学教师讲习班项目的创办宗旨之一。

扎布现在来到北京和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的同事一起开始工作,拟将针对青年口腔修复学教师的教学模式、理念和方法引入到中国。数位年轻的中国口腔修复临床学者已经参加了IJP在德国卡尔斯鲁厄和韩国青年口腔修复学教师讲习班,还有一些参加了今年6月在德国巴登巴登组织的讲习班。

但是参加学习的名额非常有限,北大的同事对扎布的教育方法反应又非常积极,这促使他准备举办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IJP/PKU青年口腔修复学教师讲习班。这个以北京为中心的新讲习班,也将致力于培养更多属于亚洲和国际同领域的青年口腔修复学教师,积极推动国际口腔修复学学术交流。

牙科医生论文 篇七

先进的设备,精密的仪器,在韦氏牙科医疗中心,顾客所享受到的牙医服务一律为欧盟标准。韦博文先生在创立这所牙医中心时,其宗旨便是为澳门市民提供一所高标准的牙齿医疗服务中心,高端的配备,高端的服务,吸引着前来韦氏牙科医疗中心就诊的患者络绎不绝。

牙医之路 勤奋为径

在韦博文先生的医疗中心里,能干的秘书为其安排的日程表上赫然写着韦博文先生要去学习或讲座的课程,显然,对年届六旬的韦博文先生来说,终身学习是其坚持不懈的信念。韦博文先生老家广东中山,属翠微人,如今已经划归到珠海的管辖之下。祖辈从商,翻阅其家谱,很难找到一位做过牙医的先人,韦博文先生在牙科界做到今天的成绩,完全是靠自己的勤奋和努力。

1947年,韦博文先生出生于广东中山,由于家里没有老人照顾母亲坐月子,还未满月他便被送到了澳门。彼时二战结束才刚两年,战火的硝烟还没有完全消失殆尽,港澳地区的人民也都还生活得比较艰苦。十四岁时,韦博文先生往香港读书,约三年后因环境关系而辍学,为帮补家计,开始做起牙医学徒。

“那个时候,家里的条件也比较艰苦,学牙医又比较贵,我们不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孩子,所以尤其要加倍努力。”韦博文先生坚定地说。那时港澳地区的牙医均十分缺乏,没有牙科医学院,只有香港的理工学院开的牙科技工班,1968年牙科技工班毕业后,韦博文先生一边做学徒一边读书,断断续续三年大专课程,三年专升本课程,他坦言很辛苦,但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因为对牙科修复赤诚的热爱之情,每一天的工作,他都觉得充满了动力。在工作中常葆激情,令韦博文先生看起来远比其实际年龄年轻许多。

在牙医行业工作了几十年,韦博文先生每周工作六天,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的工作强度也丝毫未令他感到厌烦。除了一些大型手术必须到医院去做,一般的口腔手术在韦氏中心都可以进行,所以,韦博文先生基本每周都会有两三台手术要做,这样的工作压力更不曾令他感到疲倦。因为,有一份对工作的炽热深情在支持着他。

而令韦博文先生感到欣慰的是,他的辛苦得到了客户的广泛认可,目前为止,客户所给予的反馈都很正面。韦博文先生说:“我是坚持将客户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我希望来我这里的客户都是有高要求的。”同时,在遇到一些确实难以负担费用的客户时,韦博文先生也会谅解他们的苦处,能帮助的就尽量帮助。

牙医是一个在全球都有人才缺口的职业,所以韦博文先生时常鼓励员工,要他们认真努力地锤炼自己的技能,对每一个病人都要用心去服务,有了实力,去全世界任何地方都能顺利就业。

牙齿保护 预防为先

走进韦氏牙科医疗中心,一股安心和放松的感觉会自动涌上心头,该中心的布置高雅舒适,干净整洁,令人一看便会产生信赖之感。来这里就诊的患者,通常是需要做拔牙、补牙、植牙,以及一些小型的口腔手术等等。在帮助病人种牙时,要根据病人的牙齿进行数据记录,再经过超声波消毒之后才开始做手术。每个人的牙型是不同的,因而根据个人的情况量身定做就显得尤为重要。

要植假牙时,更要先根据患者的牙型做一个预模,然后灌石膏,扫描数据之后,将之发往比利时或者瑞典,在那边做好之后,再发回澳门,稍微调整一下才给病人使用。韦博文先生说:“牙齿关系到吃饭,吃饭关系到生命的延续与否,不可儿戏,所以对医疗设备和技术的要求都比较高,因而开牙医诊所往往投入较大,看诊也比较贵。但是我们所追求的,是为患者带去更高质量的服务。”服务于患者,韦博文先生始终坚持如一的目标都是:服务好每一个病人,让每一个病人都满意地离开。

几十年从事牙医工作,韦博文先生深深地感到,加强市民的牙齿保健意识其实才是最亟需做的事情。牙科医疗是一项昂贵的医疗,花费贵治疗时又要承受痛苦,他诚恳地建议说:“其实大家现在看牙医的心态应该是,为了预防牙齿出问题而提前看牙医,而不是到了牙齿出问题才找到牙医,这样做可以减少很多因治疗带来的痛苦。”

“预防胜于治疗,需要我们从刷牙开始做起。每个初来求诊的患者我们都会教导他们刷牙的方法及正确口腔护理的正确观念”,韦博文先生说,“其实现在很多人的刷牙方式都是不够正确的,包括一些妈妈在把牙刷交给小孩的时候,却并没有传递正确的刷牙方法。”现在国际上广受专家认可的刷牙方式为贝式刷牙法(Bass method of brushing),即洗刷牙齿内外面时,刷毛与牙面呈45°角,刷毛头指向牙龈方向,使刷毛进入牙与牙之间的接触面,部分刷毛压于龈缘上作前后短距离来回颤动。刷洗咀嚼面时,刷毛紧压在牙合面,作短距离的前后颤动。贝氏刷牙法的清洁力较强,并可避免造成牙颈部的缺损及牙龈萎缩。

其次,韦博文先生建议每年都要去见牙医进行正规的洗牙,这样发现问题就可以及时进行处理,这样做既简单,又省钱效果又好,不至于令其发展到要动手术的地步。

韦博文先生说:“牙齿的好坏与否,关键在于食物,但是人是不可能不进食的。通常来说,一个人每天刷两次牙就够了,最重要的是睡前刷牙。如果不刷牙就睡,口腔内残留的食物就会发酵,口腔的温度是最适宜细菌滋长的,所以会很容易发生病变,比如有些患者牙齿不好,风湿病情也会跟着加重。”

韦博文先生还建议,发现牙齿有问题时不要乱吃药,最好还是请教医生,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康复治疗。他说:“如果我们希望自己的每一颗牙齿都保持健康,最关键的是不要患上牙周病,牙周就好比建高楼的地基,如果桩打得不好,大厦肯定建不起来。牙周的骨头如果破坏,牙齿也会跟着遭殃。”总之,在生活中要加强牙齿保健意识,注重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如此,牙科疾病自然会远离我们的生活。让每颗健康的牙齿陪着我们终老。

社团服务 坚持为上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韦博文先生的最大爱好为摄影,从小便开始热爱摄影的他参与到了澳门的摄影沙龙。诚然,捕捉世间令人为之动容的瞬间为其一大乐事,其实,他的工作又何尝不是为人送去更多美丽的瞬间呢?当一个人拥有一口健康美丽的牙齿时,其笑容也不由得会更添几分灿烂。在韦氏牙科医疗中心各位医生各负其责、分工明确,所展开的各项服务均具有专业水平。对此类为患者带去便利的产品的研发或者,也是韦博文先生在积极做着的事情。

从十几岁开始做学徒到现在,在牙医这一专业领域,韦博文先生始终都是抱着严谨科学的态度,严格按照国际上认定的标准来操作,他说:“你要做的手术或者任何医疗,应该是有很多论文和文献支持你去做的,按照标准来,而不是自己去创造一套标准。”这份对高品质高标准执着追求的态度,令他不仅获得密歇根大学院士称号,更获纽约大学颁发植牙研究所专科医师及国际口腔植体学会(ICOI Diplomate)专科医师资格。而在香港回归之前,韦博文先生更曾参与《基本法》关于专业方面的制定。

除了始终常葆的工作热情,除了一如既往的品质追求,以及对爱好的坚持,韦博文先生更几十年如一日做着服务社团的工作。在香港服务于荃湾商会和一个教育基金,担任四间学校的校董,经常需要在香港开会,因此韦博文先生时常需要澳门香港两地跑,虽奔波,但义务服务社团工作几十年,韦博文先生乐此不疲。

服务在严格要求中不断提升,品质在口耳相传中声明名远播,社团回馈在坚持中愈发弥足珍贵,韦博文先生的诊所没有做大的招牌,更无广告,却依然顾客如云,其对行业热情的坚守,对高端品质的不懈追求,以及对真挚服务的始终坚持无疑为其事业路上最有力的翅膀,引领着他的韦氏牙科医疗中心飞向更高更远的天空。

【人物简介】

牙科医生论文 篇八

读医,经历了辛苦辗转

1999年,错过了国内高考的Yifan拿到一所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录取书,用Yifan的话来说:“当时真的很傻,什么都不知道,一听是国立大学,觉得应该不错,就去了。”现在当然知道,那就是大名鼎鼎的陆克文的母校,也是澳大利亚最好的八所大学之一。澳国大给他安排的是商科学士,会计专业。从小对数字不敏感的他认定会计绝不是今后的职业方向,便当机立断向教导主任提出更改申请。改去读理学士后,他仍然觉得这个方向对自己而言“没有前途”。由于父亲本身是一名牙科医生,不妨就子承父业吧。

当考试中出现孟德斯鸠和“”

说起留学生涯中让人崩溃的事情,莫过于对付入学考试中那些异常的正论文。没有经历过的人根本不能想象,出现在老外考卷上的题目是诸如《论法的精神》、《论悲剧的诞生》之类深奥的命题,这意味着学生至少读过孟德斯鸠和尼采。教授会跟考生谈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谈黑格尔的《小逻辑》,谈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更雪上加霜的是,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用英文!

第一次去参加医学院入学考试,Yifan败得惨烈。他深刻感受到,国内有新东方,国外却没有应试培训,他只能通过自己的摸索和实践能力来获取成功。啃了很多书,走了很多弯路,才忐忑地去再次应考,这一次他自称“运气很好”地通过了。另一个深刻体会是,在国外必须懂得老外的主流价值观。有一场面试他记忆犹新,考官提问:假如你在悉尼机场,发现有个人鬼鬼祟祟貌似“”,你会怎么做?Yifan当下就闷掉。“我都不知道老外在想什么,我怎么答?”这是他面对问题时脑子里唯一的想法。那一次他自知答得很差。针对这样一个完全没有正确答案的问题,其实他所要做的只是表达完整自己的想法,坚持原则立场坚定,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要能够“自圆其说”。老外需要看到的是你的价值观和内心的成熟体系,哪怕是谬论也要有逻辑,能够自圆其说就等于有自己的思维体系。Yifan终于看到自己的匮乏,当时的他连很多中国文化都不是最清楚,更别说浮士德精神、功利主义、文艺复兴等西方文化和价值观,也就无从拿出东西去跟别人交流。正是这样一点一滴的认识和积累,为之后的留学路铺展了很多成长的基石。

这一站,当然不是终点

医学的单词很专业,这是之前的英语功底完全不能应对的,Yifan调侃说“看完那些单词后会吐血的”。在医学院的四年学习也就是奠定自己成为一名医生最重要的日子,他觉得有必要以过来人的身份提醒正在前赴后继踏上留学路的年轻人:学英文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踏踏实实走每一步。

目前的Yifan学成回国,作为一名进修医生想看看国内的医疗环境和病人的情况,但他却依旧怀有今后再出去深造的念头。“医学是没有底线的,需要一直钻研和更新知识体系,掌握更高层次的技术”。举例说,病人拔掉一颗牙齿可以装假牙、烤瓷牙等,然而现在有了新技术种植牙,这个就需要医生去更新医术技能。然而即使学会了新技术,那也是一种在完美条件下的操作,现实中有很多种意外情况,比如病人牙齿发育不健全、咬合不正常等等,医生就需要寻求其他的解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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