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经济活动超越国界，通过对外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提供服务、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而形成的全球范围的有机经济整体的过程。下面是勤劳的编辑为家人们整理的经济全球化国际经济法论文（优秀10篇）。
经济全球化论文 篇一
一、反自由市场机制的政府干预 马来西亚的外汇管制：为了防止国际组织和外国势力掺活进国家内政，马来西亚一开始就拒绝了有附加条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企图凭自己的力量应付危机。然而，巨额国际游资的冲击实在太强大了，岂是区区一小国能够独立招架？
2 马元和股市无法遏制地持续下滑，迫使总理马哈蒂尔最终选择了外汇管制。管制内容包括非居民的货币兑换、离岸户口转帐、沽售股票所得的转出、海外投资、进出口结算以及现金的出入境。简而言之，退出游戏，关门不玩了。公布外汇管制措施的当天，马元汇价上升了7.2%。
3 香港的庄家下场和增加磨擦的“七招三十式”：面对国际炒家“按提款机”式的新一轮摧毁性攻击，香港当局忍无可忍，直接入市，大笔作多，买港元，买股票，买期货。8月28日一天，香港股市成交790亿港元，创历史最高记录。特区政府照单全收大量抛售的恒生指数股，抛多少收多少，大有不惜“国有化”恒生指数股企业的架式。 紧接着，政府推出“七招三十式”。其中“七招”是香港金融管理局的七项新措施，旨在强化货币发行局制度和增加银行体系流动资金，减少港元利率被人为操纵的机会。“三十式”则分别针对香港联合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中央结算公司、政府财经事务局五个机构，提出新纪律或重申一些交易规则，加强对股票抛空的监管。这些技术性措施，归根结底是给国际炒家的“提款”程序设置障碍、增加摩擦，让炒家没那么容易赚到钱，知难而退。虽然联系汇率发行局制度不变，这些限制性措施不仅在特殊意义上绊住国际炒家的脚，同时也在一般意义上为国际资本在香港进出的流动增加了摩擦。 各国家和地区政府纷纷出手，干预市场：早在1998年1月初，新台币兑美元在三天内大跌之后，台湾就立即关闭了NDF(无本金远期外汇交易)。
4 9月初，为了防止索罗斯旗下基金“空袭”，台湾金融当局指名道姓地宣布，不准台湾投资人将资金汇出境外投资索罗斯基金，严禁台湾证券商为索罗斯旗下基金下单买卖。
5 新加坡则修改了股市指数，将原来以价格加权的计算改为市值加权计算，使炒家通过操纵指数成份股获利的难度增加。
6 俄罗斯为了捍卫卢布，曾经在8月宣布限制商业银行购买外汇，其实就是外汇管制。
7 后来又放弃了，结果，卢布汇价一路下滑，从8月17日到9月9日，卢布贬值超过60%，
8 外汇交易几度被暂停，银行也一再停止卢布的兑换。最近又有消息说，总统叶利钦正在考虑限制美元在国内的流通。
9 二、“资本神话”幻灭 自由派经济学贸易理论的权威巴格瓦提(Jagdish Bhagwati)说，资本自由化是贸易自由化的理念延伸，可是，鼓吹资本自由化的经济学家从来没有象自由贸易经济学家那样拿出足够的实证分析。大量事实证明，不规则和难以控制的短期资本流动，是许多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渊薮。越来越多的证据和逻辑推理都支持限制货币自由流动。贸易自由化和货币自由化是完全不同的是两回事，云云。
10 新加坡资政李光耀说，亚洲的“病因”是资本市场过早开放。
11 美国《新闻周 刊》发表署名文章说，全球资本流动使穷国的经济越发不稳定，同时反过来损害了富国投资者的利益。
12 投资银行Warburg Pincus & Co.的执行总裁Rajiv Lall说：“全球化”和国际金融市场的融合本来就是“双刃剑”，人们原来以为好处会大于坏处，现在看来不对了。对国际资本流动作某些方面的限制，也许不是一件坏事。
13 有迹象表明，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西方七国的政策制定者们都有可能改变反对管制资本流动的一贯态度。因为在“新的国际金融体系”下，可能需要某些特定的资本管制措施，应付特殊情况。
14 麻省理工大学教授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说得更直接，亚洲各国经济苦苦挣扎，丝毫没有起色，随时可能引发新一轮的资本流出浪潮和更严重的危机。对此，唯一的方法是外汇管制，尽管这是很多人所忌讳提到的。他认为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经济和金融体系存在很大的问题，却能成为亚洲金融风暴中的“安全岛”，靠的就是有效的外汇管制。
15 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无能为力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年度财政报告，1997年6月至1998年6月财政年度，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最多的是南韩、印尼和阿根廷。
16 为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己已经出现财政危机，希望美国国会尽快批准180亿美元的拨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执行总裁Fischer估计，现在可用于援助的款项只剩下50至90亿美元。
17 姐妹机构世界银行也发出警告，向遭殃国家提供大量援助贷款，已经影响了世界银行资产的稳定性，除非股东再注入资金，世界银行将无法继续向有问题的国家施以援手。到目前为止，世界银行已经向亚洲国家和俄罗斯提供了84亿美元贷款，占可提供贷款额度的77.7%。
18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钱又出力，为受援国提出一大套进一步自由化的改革开放方案，要求那些急需刺激经济景气的国家紧缩银根、提高利率、严格控制财政赤字，而且不能实施货币局制度。
19 结果，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的国家，至今没有一个可以摆脱困境。克鲁格曼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划不但没有将亚洲从危机中挽救出来，反而使情况越来越糟。
20 虽然有种种资本自由流动和开放金融市场的理论，作为各国“最后贷款人”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在国际游资巨大的破坏力面前无能为力。 四、欧元面对严峻挑战 1999年1月1日，欧盟11国正式启动欧元。但是，要到2002年7月，创始国货币才全部退出历史舞台。在这三年过渡期，德国马克、法国法郎、意大利里拉等货币与欧元并存，同时发行和流通。这样“双轨制”的过渡期，为国际炒家利用欧元中央银行与各国中央银行之间政策取向的偏差，选择薄弱环节各个击破，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典型的前车之鉴是1992年的英镑“阻击战”。
当时欧洲汇率稳定体制(ERM)中，弱势货币英镑兑马克币值明显偏高。英国既要维持货币币值(维持高息)，又要摆脱经济衰退，唯一的出路是要求德国减息。可是，德国刚刚统一，西德马克与东德马克按一比一的汇率合二而一，为了抑制通货膨胀率飙升的强大压力，非但不能减息，反而要加息。于是，弱势英镑成为投机者大笔沽空的攻击目标。一场恶战下来，英镑被国际游资打出欧洲汇率稳定体制。索罗斯志得意满，大赚10亿英镑，英国财相灰头土脸，被迫辞职。21 如今，参与欧元的11个欧洲联盟国家中，各国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政策取向也不一致。这些民主国家的民选政府，政治必须服从选票，关键时刻制定政策，只能从本国选民的利益出发，很容易在货币政策上不能共同进退。欧元挑战美元，是一伙钩心斗角的联盟与一个统一强大的巨人搏斗，前景令人担忧。
22 如果说1992年，英镑和意大利里拉可以被相继打出欧洲汇率稳定体制(ERM)，不能说1999年以后，欧元区的其它货币，譬如德国马克，没有可能成为国际游资投机的目标。如今，德国对俄罗斯的巨额问题 贷款已经可能冲击德国的银行体系。
23 与原东德和俄罗斯经济关系密切的东欧国家，受俄罗斯危机的直接拖累，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国的货币已处风雨飘摇之中。
24 德国建议用欧元救援俄罗斯，希望由此把自己在东欧和俄国的利益卷成欧盟的集体行动。
25 如果俄罗斯和东欧情况恶化，影响到德国的货币和经济政策，造成德国与欧盟其它国家不一致的政策取向，逻辑上，不能排除马克面临1992年英镑处境的可能性。倘若马克受到强有力的冲击，甚至被打出欧元体系，欧元、乃至整个欧盟的前景都将面临空前未有的严峻考验。
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战国时代(第3页) 冷战结束以来，全球进入改革开放的浪潮，主题是经济自由化。大幅度降低关税、贸易自由化、资本自由流动、开放电讯市场、跨国直接投资和企业兼并、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各种经济同盟的建立、欧盟从关税同盟到贸易自由化到货币一体化等等，所有这些的本质，都是各个国家政府对经济活动直接控制的强度和干预范围越来越小。随着亚洲金融危机以及危机向南美、俄罗斯的蔓延，自由化改革开放的潮流开始了明显的逆转趋势。 曾几何时，“亚洲模式”成为众矢之的。学术界异口同声：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是政府过份干预经济，造成泡沫经济。
如今，危机蔓延到“亚洲模式”以外的俄罗斯和南美各国。前者实行的是西方大为推崇的“休克疗法”，后者经过债务危机以后几乎成为美国的加工基地。这使人们对危机的理解逐渐加深，并且开始发生逆转。所谓“逆转”，面对的实践是，金融危机以来，各国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控制和干预都大大加强了。香港始终以政府最少干预经济活动而著称于世。结果，当局不得不庄家下场，亲自和国际游资“埋身肉搏”，紧接着颁布实行“七招三十式”，成为从自由化逆转到大干预而特干预的典型案例。亚洲金融危机早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受援国家推行进一步自由化的改革，结果不仅无效，而且雪上加霜，遭到普遍批评，是另一个方向的典型案例。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中国人民币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的改革，几乎退出进一步改革的逻辑选择空间，是又一个典型案例。马来西亚实行外汇管制的成功，看上去是应付危机诸多手段之中的一种选择，实际上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逻辑上，与人民币不自由兑换的道理一样，只要短缺资本不能自由流动，本国中央银行的景气调节，就能在本国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换言之，过去马来西亚经济的景气，是马哈蒂尔和索罗斯一起说了算，因为中央银行的任何景气政策都可能被国际游资的流入流出抵消或者放大。实行外汇管制以后，马来西亚的经济景气就成了马哈蒂尔一个人说了算。在马来西亚国家范围以内，中央银行可以在没有或很少国际游资“对冲”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当然，代价是巨大的，特别是对外商长期直接投资的负作用不容忽视。26 直截了当地实行外汇管制也好，香港的“七招三十式”也好，台湾指名道姓地禁止索罗斯进场也好，性质上都是为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增加磨擦。倘若不让索罗斯来，罗索斯、斯索罗或者索罗斯自己改个名字还要来，台湾当局还可以继续增加禁止下场的名单，一直增加到国际游资的冲击强度减弱到可以接受的程度。
倘若有了“七招三十式”的磨擦，国际游资还来冲击取钱，香港当局还可以继续增加“八招四十式”，一直增加到国际游资的冲击强度减弱到可以接受的程度。换句话说，所以这些政策规定，目的都是要为国际资本流动制造磨擦，直到磨擦大于资本流动的动能，使可能造成伤害的资本不能自由流动为止。所以，政治上宣布不宣布外汇管制是一回事，实际上实行的都是外汇管制，区别只在于管制的程度。因为就算是宣布实行外汇管制，具体到如何管制和管制到什么程度，资本项目和贸易项目之中，本身就有诸多条款，诸多不同程度的限制和区别对待的放松。既然各种政策规定的目的都是使资本流动的磨擦大于资本流动的动能，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不同形式(宣布的和不宣布的)和不同程度的外汇管制，标志着各国和各地区政府对全球范围自由化改革开放潮流的逆转。 资本自由流动和全球金融一体化的神话，在各国和各地区政府各种形式的外汇管制中逐渐破灭。贸易自由化随之受到威胁。最近，巴格瓦提等西方经济学家把资本自由化与贸易自由化分而论之，值得商榷。80年代末和90年代以来，贸易自由化突飞猛进的发展，和企业跨国化、跨国直接投资突飞猛进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冷战结束的和平环境里，跨国公司全球分工体系内部的“贸易”占世界贸易的比例越来越大，
27 不仅在很大程度上使进出口关税成为多此一举，而且强烈要求资本项目的自由流动。在这个物质基础上，各国的外汇管制对跨国直接投资的巨大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一旦全球范围的跨国直接投资减缓下来，进出口贸易必然重新成为各国政策争执的新焦点。 纵观近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始终有一个生产力发展超越国界和世界市场以民族国家为单元分散管理的矛盾。殖民地经济、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以后的冷战，在经济层面，本质上都是这个矛盾的反映。试想，各国都关起门来，在国界内部按照百万、千万的人口规模生产自己的汽车，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一年生产近千万辆汽车，只能卖在美国，怎么可能呢？一个世纪以前，马克思曾经血淋淋地详细描述过英国机织纺织品对印度和中国小农经济的摧残。在这个意义上，说瓦特蒸汽机演化出资本主义全球殖民的历史，并不牵强附会。同理，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正是持续半个世纪的冷战，把世界市场按照生产力发展的跨国要求，集中成为可以跨国分工和相对自由贸易的两大板块，才奠定了50多年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秩序基础。
如今，第三世界生产力的供给能力发展起来。生产力的发展，以信息产业为龙头，发生了又一次空前巨大的飞跃。为了适应这个生产力的发展，早在80年代，以洲为单位以致跨州的地区经济贸易结盟就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冷战一结束，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就在贸易，直接投资，开放电讯、媒体、商业、金融市场等所有方面排山倒海而来。如果说生产力的发展与殖民、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世界大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世界秩序演进，存在某种相辅相成的内在联系，那么今天，技术进步推动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更是以百万、千万甚至上亿人口规模为单元的国家所无法容纳的了。在这个问题上，英国、法国、德国和西班牙四个强国联手，才能作成空中客车，与美国航空工业一搏，是生产力发展超越国界在供给方面的典型案例。南韩以几千万人口的国力和市场规模，独立发展各种产业所面临的严峻挑战，是生产力发展超越国界在需求方面的很好说明。 生产力发展推动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这似乎是一个矛盾的命题。然而，从瓦特蒸汽机带来的工业革命以来，历史就是这样矛盾地走过来的。这里没有一个纯粹经济学的帕雷托最优模型可以解释的道理。倘若彻底按照帕雷托最优模型办事，过去 的帝国主义殖民当然是推动历史前进，争取民族解放就成了反动；今天要防范金融危机，全世界都用美元一种货币，不就万事大吉了，何必还要各国不同货币兑来换去的麻烦？ “战国时代”核心是一个“战”字。斗争和团结(为斗争需要的结盟)是这个时代的主题。 1 讨论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邓英淘提出世界进入“战国时代”的概念。作者在与邓英淘的多次讨论中，得到很多有益的启发。作者对本文的观点和错误负责。
2 据估计，全球对冲基金的资产总额达三万亿美元，再加上借贷能力(以十倍计算)，可动用资金达30万亿美元(230万亿港元)(见《苹果日报》：“炒家弹药230万亿，财司怎招架”，1998年9月14日)。另据估计，全球每天的资金流动，在几年前就达到了1.2万亿美元，其中用于国际贸易的只占1%左右。与此同时，各国的外汇储备一般只是以百亿美元计算，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
3 见《信报》：“马来西亚实施严厉外汇管制”，1998年9月2日，第8页。
4 见《信报》：“台央行总裁解释关闭NDF原因”，1998年9月1日，第7页。
5 见《信报》：“台湾全面封杀索罗斯基金活动，台股急跌创22个月以来新低”，1998年9月1日，第7页。
6 见《明报》：“星采新股市指数减少受操控”，1998年8月31日，第B-4页。
7 见John Thornhill：“Fears over devaluation send Russian markets into dive”，Financial Times，1998年8月14日，第1页。
8 见《信报》：“浅析俄国金融风暴”，1998年9月9日，第16页。
9 据香港无线电视新闻报道，1998年10月3日。
10 见崔之元编译：“资本神话─商品和服务贸易与美元贸易的差异”，《参阅文稿》，No.98-14。
11 见《香港经济日报》：“为亚洲把脉─病因：资本市场过早开放”，1998年9月15日，第A-2页。
12 见Robert J. Samuelson：“Global Capitalism， R.I.P”，Newsweek，1998年9月14日，第28页。
13 见Rajiv Lall：“Taming Capital Flows”，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1998年9月17日，第47页。
14 见Stephen Fidler：“Capital curbs seen in more favourable light”，Financial Times，1998年9月15日，第12页。
15 见Paul Krugman：“Saving Asia：it's time to get radical”，Fortune，1998年9月7日。
16 对俄罗斯的援助在6月以后，尚未计入。
17 见Bob Davis：“IMF pledges its readiness to assist Brazil”，The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1998年9月8日，第8页。
18 见Robert Chote：“World Bank sounds alarm over risky emergency loans"，Financial Times，1998年9月25日，第7页。只要这个比例达到80%，按规定就要自动增加世界银行的资本金了。
19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经先后在印度尼西亚和俄罗斯 强烈反对为稳定货币而实施与美元挂钩的货币发行局制度。
20 见Paul Krugman：“Saving Asia： it's time to get radical”，Fortune，1998年9月7日。
21 参见俞岱曦等1998：《金钱与梦想》，中国文史出版社，第149-173页。
22 参见刘冰：“欧元能挑战美元吗？”见下期《香港传真》。
23 德国是向俄罗斯贷款最多的国家。为了这些连利息偿付都有困难的问题贷款，德国银行的财务评级会被调低(见Graham Bowley：“Russian crisis hits German banks”，Financial Times，1998年9月15日，第26页)。
24 见Stefan Wagstyl：“Eastern Europe feels fallout from the crisis”，Financial Times，1998年9月11日，第2页。
25 德国作为被前苏联和“华约国”战胜的战犯，在冷战结束后，为了自身安全和巩固东、西德重新合并，在北约“东扩”中最卖力气，在俄罗斯和东欧国家投资最多。
26 参见Sheila McNulty：“Malaysia's capital controls create investment challenge”，Financial Times，1998年9月15日，第22页。
27 不说经济国际化程度在殖民时代就很高的英美列强，后来者日本，早在1983年，跨国公司内部产品调度就占日本出口总额的23.7 %，进口总额的27.7%;90年代更分别发展到30%以上(参见王小强：《产业重组时不我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经济全球化论文 篇二
(一)关注并研究价值共识问题，是深化价值哲学研究的客观需要，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在以往的价值哲学研究中，我们对主体价值认识的差异性、多样性、相对性、对立性关注并强调得多，而对价值认识的同一性、统一性、绝对性、共通性关注并研究得少，这种倾向忽视或掩盖了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群体达成共识以及价值认识求同存异的可能性，无法保证对价值认识的全面性、客观性、辩证性。事实上，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看，价值认识恰恰是差异性与同一性、多样性与共通性、对立性与统一性、绝对性与相对性二个方面的辩证统一，缺一不可，二者是互补的，离开其中任一方面，都是片面的、机械的、不完整的认识。只有深刻地把握价值认识两个方面的内容，才能形成辩证、全面和科学的价值认识。从“存在论”的立场看，无论在经济全球化、文明多样化的现时代，人们的价值分歧如何明显，价值冲突如何复杂化、尖锐化、多样化发展，但透过纷繁复杂的价值世界之现象，我们仍然会看到，价值共识的客观存在———无论在群体或组织层面，民族国家层面，还是在人类社会(国际社会)整体层面，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价值共识，其客观存在的深刻根据在于价值主体(不同层面上的主体)具有共通的情感与共同的生活实践。因此，正视价值共识，重视价值共识，积极探索并寻求达到价值共识的途径、方法与手段，就成为价值哲学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运用价值论的理论、方法与研究范式研究价值共识问题，揭示其存在的根据、现实条件、生成机理、功能、作用与意义，对于我们全面、深刻、辩证地把握价值认识，更加理性地对待价值认识，进一步深化并拓展价值哲学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二)关注并加强对价值共识的研究，是生活实践的现实要求。经济全球化时代，是一个文化多元化、文明多样化、政治多极化的时代，各民族国家、各区域间的价值分歧、价值冲突更加明显并长期化、复杂化、尖锐化。但另一方面，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拓展和深化，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各国在资源、能源、技术、信息和资本等方面的依存度不断加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利益相互交织，难解难分，在竞争中谋优势、在合作中求发展成为一种发展格局与趋势。各国在多领域的交流、协商与合作互动中逐步搭建起“利益汇合点”和“利益共同体”。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利益的根本思想，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追求利益是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动因，利益是人们思想认识和价值观形成的基础。价值分歧是人们利益分歧和信仰分歧的认识表达，相同的利益关系必然构成价值认识的深厚物质基础。因而，“利益汇合点”的形成和“利益共同体”的搭建必然有助于各国在多元化、差异化的基础上寻求并协商达成一定的价值共识。当今时代是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共生共存、竞争合作、共赢发展成为人类的基本生存样态和实践方式，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间在个性化、多样化、差异化背景下谋求平等而富于建设性的思想对话，在尊重差异与搁置争端中寻求社会共识成为一种实践智慧，而这种实践智慧的理论支撑，就是去发现并找到一定的价值共识。例如，不同文明之间之所以能够平等对话、协商沟通，就在于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对和平共处有共同的价值认识(即彼此认可和平共处的价值观)。所以说，在多元化时代，我们既要有对立性思维、差异化思维、求异性思维，又要有统一性思维、同一性思维、求同性思维。研究价值共识问题，无疑是多元化时代，实现“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共存共赢”生存模式的最佳切入点，它在宏观战略层面上将为我们理性智慧地破解各种时代难题提供一种新思路、新思维，它是一种问题导向的、务实的、理性的、辩证的价值思维方式，以“求同”为价值致思方向(异中求同)，试图在包容中实现存异，在共识中实现求同，从而凝聚和提炼出彼此价值认识与诉求方面的“共同点”，为和平发展、共存共赢提供价值支撑。从国内情况来看，价值共识的研究更为重要和迫切。在多元、多样、多变的复杂中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需要凝聚价值共识。从社会整合理论角度看，当代中国社会由于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所引发的矛盾与冲突日益凸显，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经济社会的深刻变化给人们的心灵世界带来了多元诉求的精神焦虑，中国社会呈现出的基本态势是多样化与多元性。这一态势一方面极大地激发了社会主体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焕发出巨大的生命活力；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人们道德的失落、心灵的失序和价值世界的混乱无序。社会多样性与多元化并不排斥统一性、同一性和价值共识的必要性，愈是多样化，愈是需要凝聚一定的价值共识来实现统一、统摄与主导。当前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种种问题、矛盾与困境亟待发挥精神因素、文化共识(核心是价值共识)在社会整合中的重要作用，亟待通过国家精神的社会化，将规范、价值和信仰与文化因素内化成为个体的价值自觉，从而发挥消除隔阂、弥合分歧、化解冲突、增强认同的社会整合功能。价值整合是社会整合中最为根本、最深层面也是最为持久有效的整合方式，而价值整合的核心与灵魂是凝聚价值共识，实现价值认同。只有凝聚和塑造一定的价值共识，形成占据社会价值制高点的能够被民众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体系(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增强人们的价值认同，实现有效的价值整合，促进社会团结，实现社会和谐有序发展。研究价值共识，可以为加快社会转型、深化改革开放提供具有远见卓识的处理价值问题的精神智慧与理论支撑。
二、价值共识的可能性与生成机制
价值共识何以可能呢，其生成、发生的机制如何呢？
(一)人类共存共赢的生存样态，反映在价值认识层面，必然形成一定的价值共识。社会生活的本质是实践，人的一切认识(包括价值认识)深深地植根于生活实践之中，归根到底是物质生活过程及其现实条件在观念上的反映。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换，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2〕当今社会，全球化问题(诸如气候问题、生态问题、能源问题、资源问题、恐怖主义问题、粮食问题、国际金融危机等)日益凸显，世界各国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性更加突出，作为“地球村”中的村民，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脱离他人而独立生存，各民族、国家之间有矛盾、有冲突、有对立，也有妥协、有沟通、有互利，共生、共存、共赢成为人们的基本生存样态和客观要求。共同的生存环境、统一的实践方式及其耦合互动的社会行动体系，使各民族国家彼此间的利益联系更加紧密，必然形成一定的价值共识(如对“共生”的价值认识)。再进一步讲，人类的生产、生活、精神与生命是相通的，存在着一定意义上的共通性(这就是解释学家所谓的精神同质论)。所以，价值认识既具有特殊性(个性)，又具有普遍性(共性)，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统一。可见，价值共识具有共享性(兼容性)与普遍性。在人类的实践中，社会行动的过程就是一个共识逐步凝聚和重叠的价值认识过程。例如，人类在保护环境维护生态系统平衡、建设美丽地球家园的共同实践中，必然会逐渐形成对自然、生态的共同价值认识(如承认并尊重自然的价值等)。又如，在当今国际社会舞台上，国与国之间在交流与合作、竞争与博弈的反复交往实践中，认识到国与国之间要健康发展，就必须超越冲突，建立一种共存互惠关系，逐渐凝聚和形成了合作共赢的价值共识，从而使国际交往更加理性化。
(二)全球化实践、世界性普遍交往有助于达成价值共识。价值主体共同的实践活动与频繁而普遍的交往关系是价值共识形成的现实根据。全球化实践、世界性普遍交往使人们打破了传统的民族性、地域性、本土化思维，确立了现代的跨民族、超地域、超时空、全球化思维，这种思维方式的转变，有助于人们从更高更广的层面(世界整体层面)上重新认识、理解和看待诸如资本、技术、人才、市场、信息、资源、环境、创新等问题，并在网络化实践行动中不断强化对这类事物的价值体验与价值情感，形成一定意义上的价值共识。各民族国家在全球化实践中，由于普遍往的作用，加强了人们之间的对话、沟通、协商与谈判的良性互动，消除了人们之间的隔阂与误解，使人们在某些共同面临的问题(例如生态问题、国际金融危机、核威慑等)上更易形成价值认识的交集，达成价值共识。此外，全球化实践、普遍往以及网络化社会生存背景下，不仅要求我们拓展视野，着力于全球化视野的高度关注和研究重大现实问题，而且，由于当代社会问题的复杂性、整体性、相关性与综合性越来越强，迫使我们在研究方法上采取“跨学科方法”甚至于“学科一体化”的研究方法与综合集成方法；在研究方式上采取跨区域、跨国间的国际合作与世界团队联盟方式，这种研究视野、方式、方法，有助于视域融合以及多种认识方式方法的有效整合，有助于构筑价值思维的融通性，使人们从宏观和整体高度形成共同的价值认识，达成一定的价值共识。
(三)日益频繁而紧密的文化交流、碰撞与互动，推动了价值共识的形成。每一个时代，人们的价值认识都来自于他们所生活的社会，是一定社会的物质生活方式、政治法律制度、观念文化系统诸因素共同作用、熏染、熏陶和塑造的结果。在当今世界舞台上，各种文化激荡、交融、交流与竞争互动的文化生态园，构成了价值共识形成的社会生态条件。全球化背景下，各民族国家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日益频繁而深入，伴随着资本、技术、人才、贸易等要素的全球化流动与市场化配置，世界舞台上搭建起了一个多元化、立体化、全方位文化交流与对话、碰撞与融合、竞争与发展的大平台，使各民族文化在平等交流、理性对话和深度碰撞中实现了文化的沟通、价值信息的传递、情感的共鸣、偏见的消除，心理鸿沟的弥合。各民族之间的精神交往越来越深入，为不同文化间发掘、发现并欣赏彼此相融相通的文化共同点以及深层的价值共同点提供了极好的土壤与环境。人类文化交流的历史实践表明，文化的多样性、交融性是文化进步发展的动力。在世界性文化交流与对话中，人类的某些价值认识与价值观是可以融合的，是可以找到价值交集的。事实上，随着各民族国家之间经济社会交往的日益密切，文化交流与碰撞的日益加深，各民族国家在文化与价值层面总是在主动地、不断地相互吸收、借鉴、融会与贯通，进而形成一定的价值共识。所以，只要我们以人类现代文明为立足点，以人类共同的福祉为参照系，不断发现、挖掘并提炼那些超越本土文明、引起其他文明价值共鸣的、适应全球化趋势的优良文化因素与价值基因，就能够找到人类的价值共识。例如，人们对科学价值与人文价值的共同认识，就是近代以来各民族国家在文化交流、碰撞与融合中逐渐形成的一种价值共识。在当今的全球化实践中，各民族国家又在更加深入的文化交流与互动中形成了“平等、合作、共赢”等价值共识。可以说，价值共识是人类在文化交流、碰撞、交融、互动的社会文化场域中，不同文化在“包容存异”的多元认知中，不断筛选、提炼和凝聚价值契合点的价值认识过程，是人类价值认识的智慧沉淀。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以及人民主体论的改革观有利于我们达成中国社会的价值共识。当代中国社会，是以人民为主体、人民利益至上的社会主义社会。坚持人民主体论立场，以人为本，着眼于维护和实现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把实现人民幸福作为价值旨归，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和价值理念。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开创与发展，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使亿万人民群众在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的切身感受中，深刻领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鲜活生命力、巨大创造力与现实感染力。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成为中国社会获得广泛而深厚的价值共识的社会基础与现实根据。以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提出的“中国梦”思想更是以平实、生动、直观而又浪漫的百姓话语形式，全面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价值框架，提炼、凝聚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共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为价值目标与理想，既具有统一性，又具有多样性，既具有同一性，又具有差异性，它在利益多样化、价值多元化的复杂社会场域中找到了民族、国家、个人的利益汇合点和价值共振点，找到了各民族、各阶层、各群体多元认识基础上价值认识的最大公约数，使得社会价值、民族(群体)价值与个人价值高度统一起来，构建起了最大限度地凝聚社会共识的一个重要管道(精神价值管道)。价值共识是社会共识的精神支撑与价值指导，人们通常是以价值共识为指导铸造社会共识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3〕这就明确确立了以实现人民幸福为改革开放价值取向的人民主体论改革观原则。这一重要原则的确立，为我们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普遍的价值共识奠定了正确的价值论基础(价值观立场和方法论原则)。我们相信，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沃土，坚持人民主体论的价值立场，各民族、各阶层、各群体通过平等研讨、理性沟通、心灵对话和深度碰撞，就一定能够凝聚并形成全面深化改革发展的价值共识。
三、价值共识的作用与意义
人是一种精神性动物，在一定的文化中生活，受制于特定文化，文化的功能是“化人”。一定的价值共识的凝聚与确立，具有重大的实践作用与意义。由于价值和价值观具有凝聚、导向、激励、规范、评价和调控等作用，所以，相同的价值认识(价值共识)的形成，在实践中往往具有指南针、粘合剂、凝聚剂、推动器、规范器、调节器等作用，它为人们处理现代社会各种纷繁复杂的价值关系、价值困惑与价值冲突提供价值智慧与行动指南。
(一)价值共识具有信念意义与规范作用。价值认识不同于事实认识，它是对某种价值现象、价值关系的认识与反映，因而与主体性(情感、体验、信念、意志、需要等)深度相关，往往凝结和体现着主体的强烈体验、情感和信念，具有信念意义。例如，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主义的价值认识(价值共识)就饱含着无产阶级的价值情感，凝结和体现着共产主义信念(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因而具有信念意义。价值共识又是一定的价值规范的基础和灵魂，一定的社会群体一旦达成了某种价值共识，就会强化一定的价值认同，在处理问题时就会采取更加一致的做法，逐渐形成相应的价值规范，并转化为人们如何行动的规则，具体指导人们的实践活动。例如，我国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凝结出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的价值共识，不仅强化了我们对社会主义集体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认同，而且，这种价值自觉规范和引导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进而形成了关于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的价值规范与道德准则。可见，价值共识促使人们实现价值自觉，为人们的社会活动提供一种规则、标准与模式，直接规范人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为人们的社会交往和社会生活提供一套可操作的价值框架与秩序结构。
(二)价值共识可助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沟通。谋求价值共识的价值思维与方法是一种积极面向未来的、建设性的、高度务实的辩证思维方式。当今社会，文化多元化、文明多样化、世界多极化成为时代趋势与发展潮流。面对社会高度分化、异质化与多样化的发展格局，我们无法也不能消除文化差异与社会矛盾，但我们可以面向未来，立足于共同发展，尊重差异并包容个性，从多元、多样化的客观实际出发，发展一种“求同存异”的同一思维(共识文化)，即在尊重各民族文化差异性、文明多样性的基础上，适当关注各种文化、不同文明背后的全球统一性和同一成分(价值认识共同点)，以凝聚、发掘和发现“多元”背后蕴含的人类文明与进步的共同精神智慧与价值认识成果。这种致力于寻求价值共识的思维与实践，有助于从世界文明交往的世界历史时代高度找到各国彼此交往与互动的最大公约数与价值联结纽带，为各民族国家的平等对话、合作竞争、互惠共赢搭建一个价值支撑平台。
(三)价值共识有助于人类在尊重差异化前提下推动文明的多样化发展，构建和谐世界。寻求价值共识的思维与实践要求人们尊重个性，包容差异，平等交往，在发掘和发现价值共识的现实实践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凝聚和整合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与共同发展的各种现实力量，在共存共赢中促使不同文明各自得到充分发展，形成文明多样化的发展格局。大力研究、探索不同民族、国家、不同主体、不同立场、不同文化高度差异化场景中的价值共识，就是要淡化差异、尊重并包容不同文明的价值诉求，以融通性价值思维找到全球化时代不同文明得以交融、对话、沟通、合作与共同发展的价值平衡点与契合点，构建起和谐世界的价值通量(类似于经济世界中起货币功能作用的价值元素)，架起不同文明之间实现价值沟通与融合的桥梁，促进人类的共同进步与发展。在不同文明的交往过程中，善于捕捉、发现、发掘、提炼和总结其价值认识中所蕴涵的共通的元素(价值共识)，可以形成可持续交往的共同价值和规范(例如共生的价值与规范，和平共处的价值规范等)，避免对抗与冲突，和谐共生。可见，价值共识更易于成为世界多极化、文明多样化、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时代人们的共享价值规范，推动和谐世界的构建。此外，从价值共识出发，还有助于我们从新的角度思考全球治理的方案问题。例如，在国际贸易领域，发达国家总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倡导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问题(TRIPS)，而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恰恰需要的是从共生价值这一价值共识出发倡导与贸易有关的发展问题，可见，肯定并弘扬共生价值这一价值共识，〔4〕无疑为我们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解决国际经济与贸易难题、寻求全球治理的合理方案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四)价值共识有助于社会认同与社会整合，维系社会团结。价值共识是执政党获得广泛和坚定的社会支持，取得政治合法性与正当性的价值(认识)基础，也是强化政治认同，维护社会团结，凝聚社会力量，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良性发展的必要前提。价值共识(价值认同)是社会认同的核心内容，是社会群体或组织等社会共同体的粘合剂。历史实践告诉我们，在顺利的情况下，社会发展需要实现价值共识基础上的齐心合力，在逆境、挫折与面临困难、风险挑战时奋斗更需要凝聚价值共识，以产生积极向上的团结力量。在今天中国这样一个空前开放化、市场化、多样化、多元化、信息化的社会语境中，面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战，我们更需要凝聚和塑造统一的价值认识(价值共识)，以强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认同，以实现社会结构高度分化、利益诉求多样化格局下的社会整合与团结。价值认识是理性、情感和意志的高度统一体。一定的价值共识不仅具有凝聚、粘合、规范、引导作用，而且具有激励、鼓舞的精神动力作用，它可以实现人们在一定的价值框架内的高度社会认同，使社会更加团结，并产生巨大的社会凝聚力、向心力、感召力，激发主体的各种潜在能力，驱动主体发起实践活动，形成凝心聚力、团结奋进的正能量，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经济全球化论文 篇三
从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结束闭关自守的旧时代、开始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当代西方各种社会思潮便蜂拥而至，对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乃至主流意识形态发生着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在我们以往单一、僵化的思维活动中融进了不少新鲜活泼的东西，但其消极因素也早已在思想文化领域向我们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当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未来主义思潮的“趋同论”，不少中国人尤其是一些青年知识分子接受了托夫勒、奈斯比特等人的“全球主义”和“超民族主义”的观点，相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对立将不复存在，各民族国家正在走向所谓共同的“信息社会”。在经济全球化趋势出现之后，这些影响再一次顽强地表现了出来，一些青年学者甚至在公开的论坛上宣称，世界各国一切政治与文化的纷争正在退居到同一的“公域生活”的背景之后，中国人正在成为“世界公民”。
只要我们睁眼看看当今世界的实际情况，就会发现，在我们可以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与活力的同时，也面临着空前的危机和挑战。因为，在“地球村”内，“大户”与“小户”、“穷户”与“富户”的差别依然存在，善良“人家”与霸道乃至恶霸“人家”的对立依然存在。“各家各户”为了要谋得自己的利益，需要建设一个和平的“地球村”，同时也需要建设一个只属于自己、足以抵抗、战胜对手的“家庭”。这种同是“一村”人却不是“一家”的情况，说明人类在“类”或“村”的意义上所需要和实现的联系与沟通，只具有相对的价值，而差别与对立却是普遍存在的客观事实。概言之，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出现的“地球村”的真实情况是：一方面是“全球化”趋势在发展，另一方面是“民族化”趋势在增强；一方面是存在机遇与机会，另一方面是存在危险与危机；“全球化”与“民族化”，机遇、机会与危险、危机，既彼此对立和消解，又相互依存和适应。
其所以如此，是因为经济全球化本质上并不是各国各民族的经济利益的全球化，而只是各国获取其自身经济利益的手段和方式的全球化。由于经济手段和方式的运行能否奏效，从根本上来说从来不在于经济手段和方式本身，而在于“竖立其上”的制度和文化。这就使得经济全球化不会是各国社会经济制度、社会政治制度的全球化，不会是军事或军事联盟的全球化，当然也不会是社会意识形式的全球化。为什么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会出现政治格局的多级、军事格局的纷争与对抗，会出现文化价值观念上的分野、渗透和碰撞？原因就在这里。
从人口因素来说，中国是一个“大户人家”，但从经济因素来说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从政治和军事因素来说，中国又是一个爱好和平、正在迅速崛起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有志于在本世纪内加速发展以成为“经济大户”，而从中国的国情看要如此就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但是，“地球村”内的种种迹象早已清楚地表明，那些“富户”、霸道恶霸、在“家政家风”上与我一向不同的“人家”是不会高兴的。他们在“地球村”内所干的那些政治颠覆、军事扩张、文化渗透的事情，军事上的有些事情甚至干到了“地球村”之外的太空，是针对谁的？因此，我们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我们需要在把握发展机遇的同时，认真思考和采用我们的发展战略，这个战略无疑应当包括文化建设战略。历史证明，一国经济落后会挨打，文化特别是政治伦理文化上的落后同样也会受欺侮。葛兰西在总结殖民统治的经验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搞文化霸权是一切殖民主义惯用的伎俩，在后殖民时代，推行文化霸权和文化控制仍然是资本帝国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他认为，在现代社会，如果领导权不首先是文化的、伦理的，从而是政治的，也就不可能是经济的。葛兰西的这些见解，对于我们今天认识和把握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文化建设的战略问题，是颇具启发意义的。在国际舞台上，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建设战略体系中最重要的是政治伦理文化建设方面的战略。在一个民族国家，政治伦理在其提倡的伦理道德价值体系中居于核心和主导的地位。因为，政治伦理总是与其特定的社会制度相联系，以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为基本的对象和价值尺度，从根本上影响和锻造着公民的心态，使公民在理想、信念和民族精神的层面上把个人的价值和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前途联系起来。一般说来，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放松以至放弃了政治伦理建设，就等于在道德提倡上削弱或放弃了道德价值体系的主导方向，结果会在根本上影响到社会制度的巩固和建设，影响到民族的振兴和强盛。同理，一个公民如果不具备应有的政治伦理观念，就等于没有灵魂，在政治上就失去了国籍和民族之根，在伦理道德上就成了一个抽象的人。所以，自古以来，世界各民族国家都十分重视政治伦理建设，把政治伦理建设放在全社会伦理建设的核心位置。
政治伦理的价值观念应是国家和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核心要求应是爱国精神和强国意识。在处理本国本民族与世界上其它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关系中，政治伦理重视国家观念和民族精神，主张始终注意维护和发展本国本民族的正当利益；在处理国家和民族内部的利益关系上，政治伦理强调把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放在第一位，实行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的价值原则，由此而产生两种价值表现形式有别而本质内涵一致的政治伦理观。一个爱国公民，应当同时具备这两个方面的政治伦理观念。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强烈爱国精神的民族，历来重视以国家民族整体利益为核心的政治伦理建设，历史上留下了丰富的政治伦理文化，涌现过许多可歌可泣的爱国者。但是毋庸讳言，进入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新时期以来，一些公民的国家观念有所淡化，民族精神有所削弱，而由于当代西方社会思潮的一些负面影响，这种不正常现象在经济全球化趋势出现以后又有所发展。
其突出表现就是：在看待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问题上头脑不甚清醒，只注意到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给我们带来的机遇，看不到在这一趋势之下世界上还存在着亡我之心不死的敌对势力，中华民族在建设自己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过程中还面临着极为严重的挑战，有些人甚至忘记了中华民族曾被掠夺被侵占的屈辱历史。据媒体披露，在上海等地，有的商人竟将“昔日法租界的风光”和“大日本”的广告悬挂在街道的显眼处，招摇市民，招揽生意，而路人不以为然者并不在少数。在河南洛阳还发生过这样的怪事：为了“换钱”，春节期间将白马寺的钟点提前一个小时，只打东京时间而不打北京时间。有人或许会说这些都是个别现象，但国人不禁要发问：是否应该在社会心理的层面上认真思考一下此等“个别现象”何以会发生？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现象虽然发生在一些成年人的身上，但却给青少年学生带来了不良的影响。某大学在组织学生讨论发生在白马寺的怪事时，竟有不少同学认为搞市场经济就是要讲究经济效益，不管是谁的钱都可以赚，能赚钱就是好事情，此举“未尝不可”！他们殊不知，世界上自古以来有些东西是绝对不能作广告、绝对不能用来“换钱”的，这就是人格和国格。
由于受各种原因的制约和影响，过去我们讲爱国精神和强国意识，多局限于国家和民族内部的范围，缺乏全球视野，极少思考把爱国与如何走出国门到世界大家庭中去谋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的时代课题联系起来。改革开放特别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这种情况虽然有所改变，但总的看还不能真正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第14条在说到“五爱”教育的时候始终围绕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中心，指出爱国是每个公民应当承担的法律义务和道德责任，强调要把爱国主义教育贯穿于公民道德建设的全过程，阐明了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是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以爱国为荣，以损害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为耻，一切公民要把爱祖国落实在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社会主义的具体行动上，提倡学习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方法，艰苦创业、勤奋工作，反对封建迷信、好逸恶劳，积极投身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的政治伦理建设，在爱国主义教育这一点上，我们无疑要认真贯彻《纲要》的精神。有鉴于此，必须把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如何加强中国的政治伦理建设和丰富与发展爱国主义教育内涵的问题，作为伦理学研究和公民道德建设的一项战略任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实施这项战略任务有许多方面的工作需要做，就目前的情况看，我认为必须抓紧开展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要高度重视理论研究工作。要在理论上说明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确立国家和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理念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在这一价值理念的指导下促使全球意识与国家观念、民族精神之间达到某种合理的平衡，在理论思维的层面上使公民保持一种正常的民族心态，并将其以特定的规范形式和价值标准列入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之中。
以往，我们的道德体系虽然有爱国主义的政治伦理内容，但缺乏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内涵。在“入世”以后，中国无疑要加大开放的门户，我们一方面要大踏步地走向世界，一方面要欢迎别国大踏步地走进来。但是世界各国之间来来往往、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无一不是为了维护和发展本国本民族的利益，走各自的建国强国之路。能否这样正确认识和把握这种形势，就是一个是否具备正常的民族心态的问题。
民族心态，常以民族的尊严感、自信心和自豪感等形式表现出来。正常的民族心态是爱国精神和强国意识的心理基础，在国际交往中，一个民族在处理与别个民族的关系时如果心态不正常，其爱国主义的情感就会失去平衡，最终影响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关系的正常化，失去本可属于自己的发展机遇。正常的民族心态，是相对于民族狭隘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的思想与情绪而言的，是一种既不盲目自大也不盲目自卑的精神和性格。有人说，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反对民族狭隘主义。对这种看法是需要做具体分析的。若是指那种不欢迎别国大踏步地走进国门的思想和情绪，那是对的；若是指可以因此而轻视、无视本国本民族的利益，放弃爱国强国意识，甚至还要一厢情愿地将自己装扮成“世界公民”的样子，那就错了。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我们不应当视自觉维护国家的和民族的尊严，对敌视我国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对抗、军事扩张和文化渗透保持高度警惕的心态为民族狭隘主义。诚然，今天确有一些同胞抱有一种民族狭隘主义情绪，他们看到别国的老板大踏步地走进国门，心里就感到不舒服，宁愿闭门造车、关起门来过过去那样的苦日子，也不愿借用发达国家的一片阳光。但我认为，从目前国人的政治伦理心态的实际情况看，主要的问题还是民族虚无主义。目前理论界出现的认为树立正常的民族心态主要是反对民族狭隘主义的观点是没有多少根据的，主张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要“融进”世界大家庭和中国人要应当成为“世界公民”的观点，更是不可信的。
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体系要始终注意突出国家和民族利益高于一切这个灵魂，进行国家观念和民族精神的教育，使公民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舍此，我以为就是舍本求末。既要培养从全球角度观察和处理问题的意识和能力，又要以维护和增进本国利益为己任；既要学习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吸收世界各民族文化中的有价值的成分，又要抵制西方颠覆和破坏的图谋，抵御西方腐朽、消极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的渗透和侵蚀。
其次，要重视大众传媒舆论导向出现的新情况，加强传媒尤其是网络文化的建设。过去，我们的大众传媒进行爱国精神和强国意识的教育，多是正面的，因特网出现以来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因特网正在我国普及，接触因特网的人特别是青少年越来越多，据有关统计，大学生中的“网民”占35%-40%。网络的开放性使其成为“地球村的高音喇叭”，成为各种企图颠覆社会主义中国的敌对势力的“公开论坛”。通过因特网，人们当然既可以增加和积累许多有益的信息，但也可以削弱和淡化应有的已有价值理念，其中就包含国家观念和民族精神。美国《商业周刊》1999年10月4日发表文章说，因特网是一条正在被各式各样的活动分子迅速发展的途径，是一个可以用来动员和施加各种影响的异乎寻常的工具。美国的右翼以及以为代表的“”组织的头目的反动言论，基本上就是通过因特网传播到广大青少年学生中间的。就此，香港《明报》曾提醒国人：因特网是“中国和平演变的泉源”，人们“会在这些讨论区接触到不同的政治观点，这将慢慢动摇中共政权对人民的思想控制，对中国政治发展带来一定的冲击和震撼”。这些新情况难道不表明，因特网对人们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对青少年学生的负面影响决不可等闲视之，我们急需加强大众传媒特别是因特网的舆论导向吗？
第三，爱国主义教育的对象应突出两个重点。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无疑仍然不可放松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但与此同时，还应当看到另一个重点，这就是党和政府部门的公务人员。
经济全球化论文 篇四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各地经济不断地在突破国界限制，在全球寻求资源配置，全球化条件下，各国、各地区的之间的经济关系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之间的关系也在深化，既有矛盾也有统一，本文试着分析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相互关系。
关于经济全球化的界定，现在还没有统一的说法，大部分人认为经济全球化是指生产、贸易、投资、金融等经济行为在全球范围的大规模活动，生产要素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自由流动、合理配置与重组，是世界各国经济高度相互依赖、相互融合的表现。或者更准确地概括为指参加多边谈判或磋商的相关国家和地区经济团体，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有关经济贸易协议并按照共同制定的协商原则，实行整体运行的世界性经济贸易组织或者经济体系。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复杂的，推动世界经济总体增长，提高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资源，促进国际投资方面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也带来了负面效应，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一方面也对传统的价值观念提出了挑战，如果处理不当，会为经济全球化付出代价的。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相邻相近的或者特定的地理范围内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为了维护既有的、实现未来的共同的经济和政治利益，通过签订某种政府间条约或协定，制定和规范共同的行动准则，协调一致的政策，乃至建立各国政府一定授权的共同机构，进行长期和稳定的超国家的经济调节，达成和实现经济的甚至是政治的联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建立区域市场，降低了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搜寻成本。另外一体化的区域经济由于各个方面的相似性，可以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和违约风险。
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之间的区别。经济全球化主要依靠科技进步、跨国经济，资本和市场的国际化，以及市场机制作用的推动，是市场机制其主导作用的过程，经济全球化则是通过市场机制把世界各国联结在一起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则以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均衡和有序发展为目标，在政府间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推行区域经济一体化措施、实现一体化目标，是国家期主导作用的过程，区域经济一体化是通过国家对国家的谈判把那些愿意参加一体化结盟的国家联结在一起的；在全球自由市场的状态下，风险是很难规避的，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风险；而在经济区域化的状态下，风险是可以得到控制和化解，一体化的区域经济由于可以有效地降低资源配置的成本，降低违约风险。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都是由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决定的，两者之间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
经济全球化刺激、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向更高形式发展，又不断地冲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框架限制。全球化给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带来新的驱动力，经济全球化通过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增进区域经济组织间的合作，以便得到更多的合作利益。
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经济全球化的促进作用。区域经济一体化为经济全球化准备了条件。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了国家分工的深化，加强了区域内部各加盟国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推动了各加盟国的经济发展，再此基础上通过强化跨国公司的贸易功能，必然进一步促进经济全球化的产生。区域经济一体化使集团间的竞争日益激烈，所以特定区域外的国家要想获得竞争力，就要通过跨国公司进行直接投资。区域经济一体化下的贸易制度也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相比较来说，区域经济对经济全球化的阻碍作用比较明显。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区域经济的合作组织如北美自由贸易、欧盟等发展完善。各加盟国对区域经济依赖性加强，再加上区域对外合作能力的提高，给世界经济带来更大的竞争局面，同时也导致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区域经济也制造了贸易壁垒。如区域经济组织的排他性与全球化背景下的多边贸易体制之间就存在隔阂。区域经济是为了实现区域内的经济发展，提高经济效益，区域内部成员之间分工合作，相互依存。经济全球化则是为消除全球经济间的贸易壁垒努力，区域经济在这一方面与之出现矛盾，区域经济以地域为名为贸易提供一种新的保护手段，这种保护手段对于区域外的成员来说就是阻碍他们之间相互合作的贸易壁垒。区域经济强化了其内部产品的竞争力，对区域外的产品采取了比较严格的防范制度和措施，不惜一切手段组织其他区域或国家的产品进入。这一行为，满足了区域内的经济发展，但是对与经济全球化来说，则伤害了全球经济之间平等合作的基础，加大了国与国或区域与区域之间对话的难度，妨碍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从长远利益来，不利于经济全球化的顺利发展。
总之，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之间的矛盾是存在的，但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又是对立统一的。两者之间还存在着漫长的过渡时期，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会慢慢形成互补。两者之间虽然实施途径相异，但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都为企业创作了统一的市场环境，为世界各地的商务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两者的相互作用必然会影响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两者之间应该加强合作与交流，相辅相成，在全球化不断向前发展的情况下，必然会克服两者之间存在的矛盾，最终推动全球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阳国亮：试论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及其相互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10）
[2]郑明慧：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经济论坛，2004（15）
经济全球化论文 篇五
论文摘要：2O世纪9O年代末以来，去经济全球化运动蓬勃兴起。反对“全球化”，并不是反对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模式，而是反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而我国在去经济全球化运动中，又该何去何从？研究去经济全球化运动的产生以及爆发的主要原因，用近几年国际上主要国家几项重大经济指标的变化去证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一、解读去经济全球化
(一)去经济全球化的定义
理解“去经济全球化”的视角很多，可以从经济、政治、社会等不同角度去分析，其结果也不尽相同。但无论从哪方面出发，有一点是一致的，就是“去经济全球化”并不是要反对全球化这种趋势，不要全球化，转而寻求传统的发展道路。经济全球化是历史发展的选择，是任何反对力量都无法逆转的一种趋势，这种趋势是人为反对所阻止不了的。从本质上讲，“去经济全球化”本身也是一种全球化的结果，因为它的成员来自世界不同地方、不同行业、不同组织，拥有不同的政治观点，没有全球化带来的各种便利条件如交通、信息传递等，这些人是不可能走到一起来的。因此说，离开了全球化，“去经济全球化”也就不复存在。
(二)去经济全球化的产生
1999年11月30日，世贸组织第三届部长会议在西雅图开幕，当日发生了去经济全球化主张者与警察的暴力冲突“西雅图风暴”，它拉开了世界范围的去经济全球化运动的序幕。自此以后，去经济全球化运动愈演愈烈。从2000到2004年短短四年间，至少发生了3O次去经济全球化运动，运动规模不断扩大，参加的人数也越来越多。去经济全球化运动本身已经成为一种具有全球化特征的运动。自2005年以来世界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工人阶级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导致贫富差距的罪魁祸首，为了自身的利益各国不断要求保护国内贸易．反对大量进口。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全世界经济陷入低谷，全球贸易、要素流动大幅度缩水，从另一方面加剧了去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二、去经济全球化实证分析
(一)指标与对象的选择
一国国内生产总值清晰地表示了一国经济贸易的发展程度。在去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国内生产总值增加速度会发生变化，因此本文以GDP的增加速度为基础，来量度去经济全球化的程度。
去经济全球化表现在贸易的去全球化、要素流动的去全球化。本文以每千人净移民率、对外贸易增长率、货物和服务贸易占GDP变动率来表征全球化的变动。其中，每千人净移民率表征全球化要素流动性；对外贸易增长率表征对外贸易的发展趋势；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占GDP变动率表征对外贸易对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在所选四国中，法国和德国属于欧元区国家，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也是本次金融危机的肇始国，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发展最快的新兴市场国家之一。
(二)实证分析
由图1、2、3、4可以发现，四国的经济增长趋势趋同，经济增长速度都呈现下滑趋势。德国、法国、美国的实际GDP增长率都大幅下降到1％以下，虽然中国在2008年的实际GDP增长仍然达到了9．79，6，但增长速度已经比2006、2007年有很大程度的下降。表征全球化发展水平的千人净移民率、对外贸易增长率、货物和服务贸易占GDP变动率也呈现下降趋势；其中．对外贸易增长率的下降最为明显，尤其是图2中美国的对外贸易增长率在2006年以后下降速度非常快。其下降的原因非常明显：随着美元的不断疲软和需求市场的萎缩，美国的进口额不断下降．从而导致进口贸易增长速度急剧下降。
1、对外贸易增长率曲线。中国、德国、法国对外贸易增长率下降的原因则比美国要复杂。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看，三国不仅是进口大国而且是出口大国，尤其是德国和中国是世界上出口贸易规模最大的国家。随着经济危机的加剧，欧美等中国主要出口市场的需求急剧萎缩，我国出口贸易额增长速度不断降低，尤其是进入2008年下半年，出口增长一直呈现负增长；与此同时，我国对外贸易非常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加工贸易占我国对外贸易比重较高，外贸出口市场的萎缩同时也制约了以加工出口为目的的进口。在进出口双重打击下，对外贸易增长率增长速度缓慢、甚至是负增长已经是不可争辩的现实。法德两国的进口及出口变动同样受到经济危机的严重影响。
2、每千人净移民率曲线。要素的流动是全球化的重要内容。可以看出近几年世界各国的就业形势不断恶化、失业率不断提高。在这种背景下，各国政府首要问题就是解决本国的就业问题，减少社会压力。因此，对国外劳动的需求就会不断减少。如图1、2、4所示，在2007、2008年份，随着金融危机影响的不断显现，千人净移民率不断降低，呈现出与经济形势相同的走势。
3、货物和服务贸易占GI)P变动率曲线。货物和服务贸易占GDP变动率表明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所占地位的变动。由数据可以看出货物和服务贸易占GDP变动率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都呈现降低的格局。但是，不同国家货物和服务贸易占GDP比率的变动率曲线表现不同。中国和德国两国的比重非常大，对外贸易依存度高的曲线明显较陡，而美国的曲线变动较为平缓。究其原因，美国的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一直稳定在1O9／6左右，对外贸易不是拉动美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中国是最陡的国家，2008年，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达到了6O，对外贸易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动力。尤其是为了应对近几年出现的金融危机，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拉动内需的措施，来抵消对外贸易增长急剧减速而带来的冲击，从而导致我国货物和服务贸易占GDP变动率曲线最陡。
综上所述，在对外贸易总量、要素流动、对外贸易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地位等方面都可以看出，去经济全球化趋势正在加速发展。
三、去经济全球化的原因
经济全球化并不能给所有国家和人们带来利益，世界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正如原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所指出的：“很少有人、团体或政府反对全球化本身，他们反对的是全球化的悬殊差异。”由于经济全球化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同，因此，引发去经济全球化运动的原因也相应不同。
(一)发达国家去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原因
发达国家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也是最大受益者。然而，来自发达国家尤其是主要发达国家对全球化的抱怨声却始终不绝于耳，他们反对经济全球化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发达国家内部贫富差距的扩大。经济全球化是由发达国家主导和推动的，准确地说主要是由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家推动的。全球化给资本家们带来了滚雪球般的财富，而穷人则越来越穷。
第二，发达国家失业率居高不下。近几年来，发达国家的失业率虽然有所下降，但仍居高不下，致使一批去经济全球化人士认为是全球化惹的祸。认为经济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所生产的大量廉价商品涌人，给发达国家的相关产业造成了冲击，减少了该产业的就业机会。美国国际贸易专家伍德认为，发达国家工人的失业问题就与南北之间贸易量剧增有关。
第三，发达国家产业的“空洞化”。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实行“全球战略”，把劳动密集型和低技术产品的生产转移至具有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正成为制造业的“加工厂”。而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美国的纺织品、服装、传统的制造业正受到冲击。美国2007年制造企业的海外生产比例已达45。
(二)发展中国家反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原因按照发展中国家长期盛行的观点，现实的国际经济体系极端不合理，是发达国家剥削和掠夺发展中国家的工具，因此全球化是发展中国家的“陷阱”，似乎更有理由反对全球化。其主要理由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南北贫富差距扩大，利益分配悬殊，最不发达国家的贫困化问题严重。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南北贫富两极分化日趋严重。全球财富分配十分悬殊，其中高收人国家1O亿人口拥有的财富占全球财富的6O9／5，中等收入国家15亿人口占有的财富占全球财富的209／6，低收入国家35亿人口占有的财富仅占全球财富的2O。最不发达国家的贫困化问题极其严重。
第二，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频发以及外债的增加。在金融全球化的浪潮中，国际资本的流动速度大大加快，但其中“游资”占很大比重。如果这种短期资本大规模流动，会造成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动荡，加上发展中国家金融体制的脆弱性，金融危机的发生将不可避免。金融危机让发展中国家有了切肤之痛，为去经济全球化人士提供了指责经济全球化的最佳理由。
第三，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经济依赖加强，在世界经济中处于附属地位。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的“中心～”理论指出，国家是中心国家的附庸，处于被剥削的地位。半个世纪以来，这种依附有增无减。据统计，发展中国家70的出口依赖发达国家的市场；此外，还依赖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发展中国家缺乏资金和人才，很难进行大规模的科技开发，只能依靠从发达国家高价引进技术发展经济。这些依赖使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日益严重，导致发展中国家沉重的债务负担和极度的贫困。特别是最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处于最，出口往往主要依赖初级产品，而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因此，经济全球化正在使这些国家面临边缘化的危险。
第四，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和环境受到威胁。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输出的多是消耗资源多，污染严重的产业。跨国公司在为本国赚取巨额利润的同时，把难以治理的工业废料、垃圾留在发展中国家。因此，西方发达国家是站在发展中国家的肩膀上“摘苹果”，落人发达国家口袋中的“苹果”越多，发展中国家承受的负担越重。
四、去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不利影响和中国的应对措施
虽然反全球化可以制约全球化的种种弊端，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全球化的积极影响。所以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反全球化是弊大于利。
近几年的去全球化都发生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其实从本质上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反全球化就是害怕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强大起来威胁到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所以采取的去全球化措施也是以满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益为目的的，例如贸易保护政策、控制发展中国家向西方国家的移民政策、在多边条款提高人权、环境和社会保障方面的要求等。
这些政策的实施产生了一系列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后果，作为发展中的最大国家中国不能坐以待毙，而是要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第一，对外资企业实施国民待遇。当前我国对外资企业在税收上给予的超国民待遇，虽不违反世贸组织原则，但有损市场公平。所以中国政府应按照国际通行规则调整税收政策，而事实告诉我们经过几年的税制改革，中国已初步形成了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税制体系框架，基本实现了与国际惯例接轨。
第二，加大教育投入力度和技术科研投资。只有培养出中国自己的高素质人才，我们才不用依赖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和人才。加快技术创新，建立自己的高端科技研究中心，生产出能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抗衡的高科技产品，在世界市场中立于有利的地位。
第三，提高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政府应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严厉打击惩治那些对环境造成恶意破环的企业，同时企业也必须提高自我素质。有必要时应投人资金减小企业的污染或是研制性能更好污染更少的产品引。
经济全球化论文 篇六
从全球范围内看，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中亚、中东欧等国家开始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发展中国家通过对战后经济发展经验的反思，开始了由国家动员和配置资源以启动发展的体制转向了以市场为基础的体制改革；即使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为赢得全球竞争优势，也开始对各自长期实施的市场管制、干预和保护体制进行体制结构调整。正由于世界各国对发展市场经济、加快市场化改革达成了广泛的共识，经济全球化才可能得以顺利发展。 和平与发展依然是当代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两大主题。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现有的以国际组织、多边协定、非政府组织和地区组织构成的国际体系，长期以来一直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基础。但冷战后形成的一霸多强的国际格局，使和平的国际环境存在着诸多的不确定性。“9·11”事件之后，反对国际恐怖主义成为一项主要议题，使全球多极化发展，加强国际合作出现了新的转机。在促进全球发展方面，冷战结束后，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已明显不适应全球化发展的需要。
要重建国际经济新秩序，就必须建立全球权利和义务相平衡的约束机制(制约以实力替代规则和不遵守规则等问题)，就必须确定危机发生时的全球调整责任和解决机制(全球预防危机的政策协调等问题)，就必须管理和协调全球化发展中的不平衡、不稳定增长问题(全球的宏观调控)，就必须建立促进发展和保护弱者利益的再调节机制等问题。这就需要建立一套新的全球经济协调体系。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早解决，一旦各种矛盾交织激化到一定程度，全球化进程仍可能会出现逆转和倒退。 目前的主要问题之一是，谁来主导国际规则的制定。过去全球利益矛盾的激化往往导致武力和战争。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当今的全球利益矛盾和冲突应更多采取谈判与协商的方式加以解决。即使如此，当今的全球市场机制和规则，并不能有效解决全球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不能有效解决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援助和国际合作问题；也不能有效解决全球发展机制中的政策协调问题。如果全球贫富不均的“马太效应”日益扩大，被边缘化的国家、组织及弱势群体势必将成为经济发展不稳定的一个主要根源。因此，在当代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一方面要逐渐形成一套国际通行的市场开放规则和规范，另一方面在新规则制定时应充分考虑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同时制约用实力誊代规则的不良倾向。中国入世后，将在这两个方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制度建设和新规则制定做出贡献。 二、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现有体制的新挑战 经济全球化的核心是全球开放，这就必然加剧全球竞争，改变现有的国际分工和交换格局，形成对世界各国现有体制的激烈冲击。
这种冲击和影响是全面、深刻的。它不仅要求世界各国进一步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措施和开放市场，而且市场开放的范围从传统的货物市场扩大到服务市场、农产品市场、知识产权市场、金融市场、电信市场以及各类要素市场，最终实现全方位的市场开放；不仅要求有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以便利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而且要求各国经济的微观基础和财产结构对外开放，以适应企业跨国并购，建立全球生产和经营网络的需要；不仅要求开放贸易、投资和生产等经营性活动，而且要求开放各国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通讯和金融基础设施，以适应IT革命、物流革命、组织管理革命以及推行全球供应链管理的发展需要。同时，经济全球化还要求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必须是开放透明的 ，实行非歧视原则，并接受国际监督。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中，各国的宏观经济调控体制正面临着重大挑战。 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中，综合国力的较量已取代军备竞赛成为国际竞争的主要内容。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增强国际竞争力，已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这就要求世界各国的财税体制、投融资体制、贸易体制、科技教育体制进行相应的改革和调整，形成改善供给效率，挖掘增长潜力，建立公平竞争的激励机制和政策平台；就要求各国调整本国的企业制度、企业组织管理、企业创新机制，形成适应全球化的微观基础；就要求开放本国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金融、电信、物流等领域，发展全球竞争力。
在现阶段的全球竞争中，金融创新和跨境金融联系的不断扩大，促进了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和虚拟经济的发展，使全球化进入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在跨国公司的推动下，跨国并购已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发展全球生产和经营网络，已成为全球化中“超国家”的重要力量；提升全球综合物流的运作能力，重视人才、知识管理和创新活动，已成为现代企业取得竞争能力的关键。这一系列变化，对各国经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变革，提出了新的挑战。 民族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一个重要而又敏感的问题。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从两个方面对民族国家提出了挑战。一方面是民族国家的经济主权在逐步让渡给“超国家”的组织和机构。
这包括：(1)国际多边协议和规则要求民族国家的经济主权部分让渡。如WTO规定的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措施、实施服务贸易市场准入等多边贸易协定；IMF规定的实行货币可兑换、资本账户开放以及健全国际金融监管机制等规定。(2)各种国际机构规定的经济主权部分让渡。如知识产权保护、竞争政策、劳工和妇女权利保护等，都会制约本国政策的实施和有效范围。(3)地区一体化组织规定的自由贸易协定、经济一体化协定以及各种跨境宏观政策约束等项规定。在欧洲，已明显出现了各民族国家融合为大邦联经济体的趋势。另一方面，民族国家的经济主权正面对着微观组织变化的蚕食。如跨国公司、非政府机构以及其他微观组织形成的对民族国家政府作用的影响和制约等；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产生的跨境扩散及影响，对民族国家的传统管理方式也带来诸多的新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各国经济管理体制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和转变。 从历史上看，早期的经济全球化是由资本主义国家推动的，表现为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在当代，一方面传统的资本主义转化为不同的市场经济体制，如美国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欧洲大陆的福利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及其他国家实施的各种混合体制的市场经济；同时，全球化也把资本主义制度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大大拓展了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空间。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也通过市场化改革，走向市场经济。在全球化时代，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同时，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制度竞争成败的关键。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全球化必然是各种不同的市场体制相互混合、相互竞争，各种体制同时并存、不断变革的时代。只要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存在，探索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就不会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因此，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各种市场经济体制的竞争，各国经济管理体制能否适应未来的变化，能否通过体制创新创造出更有生命力的新体制，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三、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体制上。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增强，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国际产业结构调整步伐正在加快，国际竞争更加激烈的新形势，客观上迫切要求加快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一)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影响 本轮经济全球化仍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主导的，这就必然涉及在积极参与全球化过程的同时，如何保持和发展中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特性问题。在 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既处于全球化的上升阶段，同时其固有的内在矛盾也不会消失，而是在全球化进程中不断激化和爆发。因此，从长期看，社会主义将在资本主义全球化中获得复兴而不是终结。 全球化对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影响，一是加剧了制度竞争，必然形成进一步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压力。在没有可供借鉴的现成模式和发展经验的情况下，就迫切需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惟一标准的原则，从实际情况出发，进行制度创新。 二是加剧了发展先进生产力的竞争，必然形成综合国力较量的压力。这就迫切要求我们进行科技创新，加快调整束缚先进生产力发展的传统体制、机制和政策，建立与中国现阶段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能够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基本经济制度。其中加快推进科技教育体制改革是增强中国综合国力和综合竞争力的基础。中国科技创新的重点：一方面是把国外和本国自主开发的科研成果有效地转化为先进生产力，并应用创新科技改善传统产业，发展新兴服务业；另一方面，则迫切要求提高中国的全民族文明素质，包括进一步完善中国的基础教育体系。
三是加剧了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矛盾，必然加大社会经济不稳定和不平衡的压力。这就迫切要求我们加快微观基础和产权结构的改革，培育和发展一批有核心竞争能力的跨国公司，扶持和提升中小企业参与全球化的实力及能力。同时，应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及财政转移支付体系、社会服务和保障体系，尤其是建立和完善覆盖城镇与农村地区的全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保健制度、扶助贫困地区及弱势人群的社会自愿援助体系；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体系等。 在中国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社会生产力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建立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基本经济制度，就要从实际出发，把富民强国放在首位，充分利用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成果和发达国家创造的先进生产力来发展自己。同时，要在全球体制竞争中保持、发展和完善中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特性。
(二)经济全球化对完善中国市场体制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国内市场国际化，国际市场国内化的新变化，势必对进一步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产生重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将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产生重大影响。经济全球化扩大丁市场配置资源的边界，使大企业有条件在本国、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选择资源的合理配置；推动了全球范围内的微观规制改革，放松政府管制巳成为各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重大政策调整；股东资本主义正替代法人资本主义，促使各国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势必对僵硬的经济管理体制产生重大冲击。要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不仅要求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进一步完善和开放，而且要求中国未来的体制对全球变化趋势有更灵活的反应能力和调整弹性。
二是将对中国的宏观调控体系产生重大影响。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发展开放型经济，将导致国际经济环境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通过各种渠道传递到国内经济，从而影响国内宏观经济的运行和稳定。国际作用机制主要包括：(1)周期的影响。如全球经济减速甚至陷入衰退，将通过对外贸易、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股市、汇市以及对未来的预期等渠道对国内经济增长和发展前景产生严重影响。(2)政策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中，占世界经济总量大的发达国家，根据本国宏观经济形势而采取的货币、财政收支、利率、汇率政策以及对外经贸政策，都会通过国际传递机制对中国宏观政策产生影响。(3)外部冲击的影响。一般情况下，外部冲击主要影响中国宏观增长态势。而在中国结构转型和大的体制调整过程中，外部冲击很可能加剧国内经济的不稳定。(4)产业的影响。当国际上出现大的结构转换时，国际产业新分工体系及产业转移，跨国公司的竞争战略调整及创新浪潮，都将对中国的产业政策和结构调整产生影响。这就要求中国及早建立适应全球化变化的新调控体系，从对内均衡与对外均衡、短期稳定与长期发展、需求变化与增长潜力等方面实施有效的宏观调控，最大限度地抵御和消除国际经济变 化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 三是对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产生重大影响。在全球化环境中，产业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将占据主体地位。
要提升企业竞争力，就要创造更便利的企业创业环境，更宽松的企业创新体制条件，更有利于企业公平竞争的政策平台，以及以完善市场竞争环境为中心的微观规制制度。现阶段，西方跨国公司的竞争力重点已转向了服务经济、知识管理以及发展全球运营和管理网络体系的阶段；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跨国公司，其竞争力重点也开始转向高增值制造业、应用和创新科技产业以及为大跨国公司提供配套的制造、营销与研发等领域。发展中等技术、中等增值含量的制造业，发展精细、高效，特色的多元化现代农业，发展金融、电信、物流和专业服务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已成为中国下一步调整产业结构的重点。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将转变为全球化的综合战略。这将对中国传统的微观经济管理体系提出更大的挑战。 四是将对中国金融体系产生重大影响。当前，金融一体化已成为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动力。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之上的贸易全球化规则体系，正在向建立在后工业文明基础上的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方向转变，由此将引发全球经济体系的根本变化。在金融、技术和服务成为国际竞争的新手段的条件下，如何建立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完善包括金融衍生工具在内的风险管理市场体系，发展与国际连接的信用、结算和信息网络体系，有效打击网络诈骗和犯罪，加快金融和信息网络化基础设施建设，都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新的挑战。 (三)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发展开放型经济体制的影响 本轮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传统的进口替代体制或出口导向体制开始转向建立开放型经济体制。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发展开放型经济体制，无疑是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更高基准。要适应全球化发展的新形势，建立一个对内外资、内外贸、内外企业都适用的非歧视性的、公平竞争的激励机制和市场体制，既是WTO规则的基本要求，也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
从国际的一般发展规律看，建立开放型经济体制，首先要求国内有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这包括：运作有效的宏观调控体系，要素自由流动的统一大市场，对各种所有制经济成分都共同适用的竞争政策，比较完善的市场秩序管理规则体系。国内市场经济的一体化程度越高，建立开放型经济体制才能更有效。而中国发展开放型经济体制，则是在国内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的情况下推进的，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全球化环境中发展开放型经济，比在国内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具有更大的挑战性。从这个角度分析，中国加入WT0后所面对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压力和难度，甚至超过了1979年的改革开放。 因此，在建立和完善开放型经济体制规则的基础上，要及早研究和制定符合中国具体国情、发展阶段和长远目标的开放经济体制改革战略。
这包括：一是始终把握住市场开放不能损害中国根本利益的原则；在短期内不能形成对中国主要产业、企业、就业和国际收支的过度冲击；不能危及中国的金融安全、产业安全和制度安全的底线，做好应对预案。二是在全面履行市场开放承诺的基础上，下大气力从体制上解决阻碍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因素。包括创造更加公平有效的市场竞争环境，建立产权明晰的企业制度；制定以供给效率为中心的税收、外汇、信贷、研发支持等激励机制，完善定位明确、廉洁高效的政府职能。三是研究和制定开放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产业扶持和保护政策体系。充分利用WTO的例外条款、特别保障条款以及发展中国家特殊对待的相应条款，在履行承诺和重守诚信的条件下，通过立法、行政和社会力量，扶持和保护本国的幼稚产业、基础产业和敏感产业。同时通过立法制定相应的扶 持和保护措施的执行、终止、奖惩、修订及监督程序，以及这些措施有效性的评估机制。四是要建立宏观预警、监控和保障机制，把可能发生的外部冲击、内部不确定性扰动以及中长期结构转型时期的风险，控制在可预期的范围内。
同时，进一步完善微观的风险管理体制，包括建立抵御外汇风险、资产风险、价格风险等风险的管理工具。 四、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提出的新要求 首先，经济全球化要求我们加快政府职能和管理体制的转变。在全球化竞争中，体制竞争是第一位的。要建立有利于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体制软环境，政府职能转变是其中重要的一环。这就要求我们以加入WTO为契机，把企业应享有的权利和义务尽快地归还企业；把政府的职能真正转变到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上来，加快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规范和完善。目前，中国现行的政府管理方式和政策手段，在许多方面还不适应这个要求。包括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没有完全确立起来，一些地方、部门保护主义比较严重；政府职能定位不够清晰，缺位和越位现象并存，行政管理体制、方式在许多方面不符合应对全球化的基本要求；市场经济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缺乏法律规范和保障，经济运行和管理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还比较严重。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调整、清理和解决，将严重制约中国企业应对外部竞争压力的能力。
因此，加快政府职能和管理体制的转变，建立适应全球化的市场经济新体制，在未来5-8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其次，经济全球化要求我们建立新的产权结构。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方面要求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也就是要有助于巩固和发展中国现阶段所实行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又要求所有制结构是开放的，在保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坚持所有制结构的多样性和开放性。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会有更多的外资企业到国内来投资办厂，并且会同更多的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组成各种形式的合资企业。因此，只有不断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保持所有制结构的开放性，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外国企业到国内投资的需要。实际上，包括外资经济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要有利于加快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发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也要有利于支持、鼓励和引导民营、个体以及外资企业的健康发展，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实行同等待遇，为各类企业的发展创造平等竞争环境。除关系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的重要企业要由国家控股外，鼓励非国有制企业、个人和境外投资者以适当方式参与国有企业改制，形成混合所有制企业。 再次，经济全球化要求我们建立新的宏观调控体系。在全球化环境中，进一步加强国家对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及相关立法，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避免无序恶性竞争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防范经济、金融风险。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家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难度更大、范围更广、任务更加艰巨，不仅要考虑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更要考虑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对国内经济的影响，要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来确定宏观经济调控目标，进一步完善和增强宏观调控手段，防范和化解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变化对国内经济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保持宏观经济的对内均衡与对外均衡，促进国内经济的健康发展。
最后，参与经济全球化还要求建立和完善同国际接轨的市场经济体制，使之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又有利于开放型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其他市场经济的差别，主要在于基本经济制度的不同。除了基本经济制度的不同之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其他市场经济在经济运行机制以及宏观调控方式等方面具有很多共同点。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必须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要进一步开放市场，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市场体系，而且要按照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建立同国际接轨的市场经济规则，便于企业参与国际竞 争和开展国际经济合作。 五、完善中国的涉外经济体制 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必须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中国的涉外经济体制，在外贸体制、利用外商投资和扩大对外投资，汇率制度和形成机制，以及资本项目的逐步开放和人民币可兑换等方面按照国际通行规则进行改革和完善。 首先，在外贸体制改革方面，要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结构调整的需要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逐步降低关税、减少数量限制和规范配额管理，按照非歧视原则对外国产品和服务实行国民待遇。同时要借鉴和采用国际标准，推进技术性贸易措施体系建设，有效实施健康、安全、卫生和环保等方面的检查检疫和疫情监控，防止有害物质和生物通过贸易渠道入境。
针对当前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反倾销、反补贴以及保障措施等手段，加强对外国反倾销、反补贴的磋商和应诉，维护中国企业在国内外市场上的合法权益。实行外贸经营资格登记制度，逐步实现放开各类企业的外贸经营权，同时要建立和完善对外经济贸易体系，发挥中介组织的作用。为适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当前迫切需要抓紧制定和完善对外贸易法律法规，增大对外贸易政策的透明度，建立健全符合国际通行规则和中国国情的对外经济贸易体制。 其次，在利用外资方面应继续把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作为重点，进一步完善利用外资政策，改善投资环境，逐步对外国投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按照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有步骤地开放银行、保险、电信、外贸、内贸、旅游等服务领域，对外商投资企业逐步实行国民待遇，制定统一、规范、透明的外商投资准入政策。除关系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或企业外，取消对其他企业外资持股比例限制。鼓励外商特别是跨国公司参与国有企业的改组改造，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和出口型企业，促进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水平的提高，积极探索利用收购、兼并、风险投资和投资基金等各种方式来促进利用外资和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采取鼓励政策引导外资更多地投向中西部地区的老工业基地改造、基础设施建设、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矿产和旅游资源开发、优势产业发展等。继续合理利用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用好银团贷款、融资租赁、出口信贷等国际商业贷款。强化外债的全口径管理，加强外债的监测和短期资本监管，保持合理的外债规模，优化债务结构，健全责权利统一的借用还机制，防范债务风险。
经济全球化论文 篇七
一、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表现
(一)生产活动全球化。生产活动的全球化主要表现为传统的国际分工正在演变成为世界性的分工：1国际分工的内容发生变化。国际分工从传统的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分工逐步发展成为以现代工艺、技术为基础的分工；从产业各部门间的分工发展到各个产业部门内部的分工和以产品专业化为基础的分工；从沿着产品界限进行的分工发展到沿着生产要素界限进行的分工；从生产领域分工向服务部门分工发展。2国际分工的形成机制在变化。即由市场自发力量决定的分工，向由企业，主要是由跨国公司经营的分工和由地区经贸集团成员内组织的分工发展，出现了协议性分工。3水平型分工成为国际分工的主要形式，其内容为产品型号的分工，产品零、部件的分工和产品工艺流程的分工。4形成了世界性的生产网络。5世界性的国际分工使各国成为世界生产的一部分，成为商品价值链中的一个环节。它有利于世界各国充分发挥优势，节约社会劳动，使生产要素达到合理配置，提高经济效益，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
(二)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形成。1国际贸易对世界经济拉动作用增强。它表现为国际贸易增长率大大高于世界经济增长率。如以1990年为100，世界货物出口值指数从1985年的56，上升到1995年的144，同期世界生产指数从86上升到107；世界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同期从85上升到106。1990-1995年间，世界贸易出口量年均增长率为6％；同期世界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1％。2服务贸易发展迅速。世界服务贸易额从1985年的3809亿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11，678亿美元，在国际大贸易(货物与服务)中的比重同期从163％上升到188％。3国际货物贸易交换品种多样化。在世界贸易中，占世界出口1％以上的货物从1980-1981年的11种增加到1993-1994年的21种。在发展中国家出口货物中，80年代中期，制成品所占比重开始超过一半；在出口中占1％以上的货物种类从1980-1981年的6种增加到1993-1994年的19种。4发达国家同类货物相互交换增加，主要的经济贸易大国一般既是某类商品的主要出口国，也是该类商品的主要进口国。5国际贸易趋同化。
它表现为：电子化贸易手段普遍使用，EDI(电子数据交换)已在国际贸易中广泛使用，其他如电子商务(EC)，电子贸易撮合(ETM)，电子资金转账(ETF)等已在许多国家开始使用；ISO9000系列成为国际贸易商品的共同标准；贸易合同标准化。6世界贸易组织建立，多边贸易体制正式确立。1995年1月1日诞生的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世界贸易进一步规范化，世界贸易体制开始形成。作为世界多边贸易体制组织和法律基础的世界贸易组织，以其法人地位对所有成员方都有严格的法律约束力。因此，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标志着一个以贸易自由化为中心，囊括当今世界贸易诸多领域的多边贸易体制大框架已经构筑起来。
（三）各国金融日益融合在一起。1金融国际化进程加快。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大银行根据《巴塞尔协议》的要求，开始了大规模合并、收购活动，以提高效益。如法国里昂信贷银行买下了大通曼哈顿银行在比利时和荷兰的附属机构。德意志银行、巴克莱银行和国民希敏寺银行也吞并了一些欧洲其他国家的小银行，以扩大在欧洲的网络。为了提高本国银行的竞争能力，很多国家对于大银行的合并表示了支持的态度，1993年以来，世界排名在200名之内的大银行之间至少发生过25次合并。2地区性经贸集团的金融业出 现一体化。欧盟统一大市场建立后，银行、证券公司和投资基金等金融机构可在欧盟内经营不受国界限制的保险和投资业务；美国和日本的银行则可通过收购、兼并等形式加紧渗透欧洲市场，欧洲的金融市场将演变为真正的国际金融市场。3金融市场迅猛扩大。到1995年，外汇交易额已上升为世界贸易额的60倍，全球外汇日交易额已超过12万亿美元。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国际信息的网络化，外汇市场的资金交易正以"光的速度"从一个市场转移到另一个市场。
(四)投资活动遍及全球，全球性投资规范框架开始形成。其主要特点如下： 第一，投资成为经济发展和增长新支点。国际直接投资额年均额与年均国际贸易额的比例在缩小，国际直接投资额年均增长率高于国际贸易年均增长率。1990-1996年年均世界出口贸易额为41，14571亿美元；同期，世界各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为2，56535亿美元，二者之比为160∶1，差距进一步缩小。1991-1996年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长率为118％；而同期世界出口贸易额年均增长率为7％，后者大大低于前者。 第二，国际对外直接投资与吸收外国直接投资主体多元化。据统计，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已从1985-1990年年均1，55578亿美元增长到1996年的3，46824亿美元。
同期，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额从1，45005亿美元增长到2，94732亿美元，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比重从932％下降到849％；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额从10554亿美元增长到51469亿美元，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比重从67％提高到148％。同期，全球吸收外国直接投资额从1，41930亿美元增长到3，49227亿美元，其中，发达国家从1，16744亿美元增长到2，08226亿美元，在全球吸收外国直接投资额中的比重从822％下降到596％；发展中国家从24736亿美元增长到1，28741亿美元，所占比重从174％上升到369％。第叁，对外直接投资与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并行，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与地区成为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对象。发达国家中主要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同时也是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国家。
1995年，德国、法国、瑞典、英国、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荷兰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占当年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756％；同年，除日本以外的上述国家占当年世界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53％。与此同时，一些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成为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对象。1985-1995年，有20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世界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吸收者。第四，国际借贷资金流动量增长很快，证券股权投资迅速发展。1993年流动金额为8185亿美元，1994年增加为9534亿美元，1995年增加为12，584亿美元。与外国直接投资一样，证券股权投资依然偏向于少数新兴市场国家，1995年亚洲就占了流向新兴市场的外国证券股权投资净流量的53％。此外，外国证券股权投资的来源存在一定程度的集中性。1992-1994年，流向新兴市场的这种投资35％以上来自美国，15％来自日本，11％来自英国。近几年来，香港特区和新加坡的投资者也向新兴国家进行这种投资。
第五，投资自由化成为各国国际直接投资政策的目标，国际直接投资规范安排提上日程。90年代以来，保护和促进投资的双边投资条约数量大幅度增加，截至1997年1月1日，全世界已签署这种条约1330个，涉及162个国家，在5年里条约数增加了2倍。1991-1996年，各国政府共对外国直接投资管理体制进行了约600次调整，其中95％是放松对外资管制的措施。1995年，在64个国家的112项立法变化中，106项属于趋于自由化或促进外国直接投资的立法。国际社会为达成国际性的投资协议开始行动。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第一次将投资问题纳入多边贸易的体系，并达成《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出现通过协商建立一个综合性多边国际直接投资框架的行动，1996年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第九次会议 对未来多边投资框架进行了探讨，并已达成协议。
(五)跨国公司作用进一步加强。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蓬勃发展。第一，跨国公司的数目剧增。据统计，1996年跨国公司已达到44，508家，在全球的附属企业已达到276，659家。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增加到36，380家，所占比重下降到817％；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公司增加到7932家，所占比重上升到178％。第二，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基地的最大跨国公司日益全球化。按外国资产排列的1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在它们的外国附属企业中拥有17万亿美元的资产(控制了约1/5的全球外国资产)。第叁，跨国公司开始结成新型的"战略联盟"。面对竞争压力、自由化浪潮和新投资领域的开放，越来越多的企业，包括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采取各种办法参与全球化经济的活动，通过各种形式结成联盟。通过兼并与收购在国外建立自己的生产设施，以保护、巩固和增强自己的竞争能力。1988年到1995年间，全球跨国兼并与收购总额增加了一倍，达到2290亿美元。1996年，有45起跨国兼并与收购的规模超过10亿美元。与此同时，一些跨国公司以协定(股份和非股份)方式加强联合。1995年缔结了近4600项这样的协定，而1990年只有1769项。1990年以来，跨国公司之间在核心技术(信息和生物)方面也加强了战略性研究与开发伙伴关系。第四，跨国公司国际生产的规模和重要性日益增加。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在其国家贸易中的比重提高，出现了无国界经济。
(六)经贸文化、人才出现世界性。以全球化、高速化、个体化为特征的多媒体网络正在覆盖全球；出现了经济生活和贸易文化的全球性趋同现象；"国际人"开始走俏，全球性的共同发展目标形成。为了在经济竞争中取胜，"国际人"正在成为各个国家、各大公司的首选目标，培养"国际人"、寻找"国际人"已成为世界性的人才战略潮流。日本公司率先提出"国际人"战略。他们认为，国际人应具备以下10个基本条件：积极肯干，但是不蛮干；人际关系融洽，不以自我为中心；兴趣广泛，知识丰富；外语出色，乐意结交外国人；行动迅速，快食、快眠、快便；迅速适应并爱上异国他乡；意志刚强，富有忍耐性；深谋远虑，但不优柔寡断；安排、处理好家庭生活关系；身体健康，精神焕发。此外，绿色主义、环保哲学，共同反黑、扫黄、打白(毒)和反腐败，共同致力于发展与和平，共同把可持续发展作为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均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二、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贸易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对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传统的衡量国家之间经济贸易权益的概念与统计构成了严重的挑战。
(一)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经济相互依存与互动加强。 1.经济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国经济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相互依存进一步加强。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发达国家之间货物、服务、资金、技术和市场高度融合，而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上述关系也在加强。 2.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经济相互传递障碍在减少，互动性加强。在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强下，对外贸易与国际资本流动在各国之间的经济传递中的作用在加强。8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对外贸易与投资逐渐变成双向传递渠道，发达国家把经济发展与衰退通过对外贸易与投资传递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金融波动也将影响到发达国家。1994年底，墨西哥金融危机震动了全世界；1997年7月由泰国引发的金融危机并未使发达国家幸免。
(二)经济全球化迫使人们的概念在创新。1大国际贸易概念出现。在经济全球化下，一国对外经济交往合作中，不能只考虑货物贸易，还要把货物贸易与直接投资、金融、服务、技术综合考虑。因为，货物贸易与投资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已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两个支点。2将大国际贸易概念与本国经济的调整优化、改革开放密切地结合 起来；"贸易立国"、"贸易为本"的传统信条已让位于"经济接轨"和"市场融合"。3变被动接受经济全球化为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经济全球化是科技革命作用的结果，是大势所趋，纷纷主动改革本国经济体制，发展开放性经济，推行贸易、投资和金融自由化，为跨国公司创造投资条件，并积极参与多边贸易体制和活动。4变单边制裁为求得"双赢"。在经济全球化下，一国对另一国单方面采取"贸易保护"、"贸易摩擦"、"贸易制裁"等以邻为壑的措施，已开始由自我保护的工具变成了双刃剑，在制裁别国的同时也会使自己受到伤害。其上策是通过谈判，达成互惠互利的协议，促进双方的经贸发展，取得"双赢"。
(三)经济全球化使国家主权受到冲击，相互协调成为时代主旋律。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传统的国家主权内容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原本是一国独有的权利，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共同拥有的权力。各国的经济活动越来越多地遵循国际条约、协定、规范和惯例来运作；跨国公司在各国经济生活中地位的提高，使国家对产业政策的干预作用在减弱。在国家存在的情况下，出现了主权让与，但它是以对等为原则的。当今世界各国都是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共享是让与的前提，没有共享也就不会有让与。经济全球化迫使各国把二者结合起来，出现了相互协调，使它逐步成为各国处理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的基石。随着乌拉圭回合谈判的结束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和运行，协调管理贸易政策在国际上和各国贸易政策中开始成为主流。
(四)经济全球化要求贸易理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一体化。20年来，面对国际贸易格局的变化，特别是产业内部贸易的增长，新贸易理论将产品差异、规模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等工业组织理论引进传统的比较优势框架，为国际贸易理论分析做出了贡献。但它仍然假定企业只在某一个区位生产商品和服务，将对外直接投资排除在分析之外。同时，对外直接投资(跨国公司)理论成功地解释了不同类型跨国公司直接或间接地创造的各类贸易流动，但仍是以单个企业为依据的投资分析，未推广到国家层次。80年代初以来，经济全球化要求把贸易与投资理论结合在一起分析贸易与投资利益与效益，出现了新的理论分析，其理论模式主要集中于纵向或横向一体化。在这些理论分析中，产品增值链活动的不同假定可以在不同地理位置上进行，在不同的国家可以进行完全相同的生产加工。
在贸易与投资一体化理论中，企业行为被分为两大类型： 第一，总部行为。总部行为包括工程、管理和金融服务，以及信誉、商标等甚至可以无偿转让给远方生产区位的服务，这类行为有时被简化概括为研究与开发。 第二，实际生产行为。实际生产行为又可再分为上游生产(中间产品)和下游生产(终极产品)。所有这些行为都被假定为具有规模收益递增效应。由于总部服务的运输成本极低，企业可以将生产行为从总部分离出去，但为了获得规模经济效益，企业将某些生产行为集中在某一区位。在贸易分析中典型采用的两国均衡框架，国外市场和国内市场之间不存在任何差异。企业在两个国家进行活动时，可以将总部行为安排在母国进行，但其实际生产或转移到东道国进行(纵向一体化)，或者既安排在国内，又安排在国外进行(横向一体化)。因此，现在的企业不仅通过价格和质量进行竞争，而且还通过生产的组织进行竞争。这些理论模型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单个企业的经营活动决定了国内、国际经营企业的总格局。这一问题属于理论分析中的国际化生产部分。
一旦国际化生产活动分布格局形成，国际贸易的格局便随之确定。贸易与投资理论的一体化表明，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不能以单纯的贸易行为来衡量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 (五)经济全球化对表明国家之间经贸权益的传统概念和统计方法提出了挑战。1传统的对外贸易差额概念未能反映经济全球化下国家之间实际的贸易利益。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之间的经贸利益出现了几种变化。第一，在产业内部和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大量增加下，按总贸易和专门贸易划分的国家之间的进出口掩盖了国 家之间在产品价值上的实得；第二，母国公司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母国公司对东道国的商品直接出口，变相地进入了东道国的国内市场，因此，母国公司在东道国国内的投资和商品、服务的销售收益应计入母国的经贸收益；第叁，在一国以加工贸易为主的情况下，把该国进出口贸易额作为该国的贸易利得，更加失实。因此，在经济全球化下，在计算各贸易国的贸易收益时，上述几个现象不能忽略。
2以原产地规则为核心的国际贸易统计滞后于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应予修正。以原产地规则为核心的国际贸易统计制度来源于美国，并逐渐成为世界贸易各国的贸易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原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对之都有相应的条款和协定。在国际贸易局限于产业间和投资不普遍的情况下，按原产地进行统计基本上可以反映贸易国的贸易利益。但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按原产地统计则会出现两种误差。第一，未能如实反映跨国公司在全球的大规模的直接投资活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全球化经营，它们生产的零部件、产品的进出口，按价值链、资本所有，理应属于母国，但却计入东道国的贸易统计。
第二，原产地规则以货物贸易为主，未包括服务贸易等，因此，原产地统计在不能真实反映货物贸易的同时，也不能全面如实地反映国与国之间的大贸易关系。 (六)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机遇与挑战并存。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发展的机遇。 第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和资本外投。1996年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1997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发展中国家1996年接受了129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对外投资了510亿美元，二者都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它们在获得世界投资总额中的比重从1995年的30％上升到1996年的37％。其中，48个最不发达国家在1996年的资本流入量也增加了56％。
经济全球化论文 篇八
内容摘要：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给我国企业带来巨大的发展空间，通过实施“走出去”战略，企业可以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竞争。企业竞争力的增强离不开核心竞争力的构建，本文依据核心竞争力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结合我国企业的现状，针对全球化的经济环境下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构建提出若干建议。
关键词：“走出去”战略核心竞争力比较优势
国家鼓励和支持有比较优势的各种所有制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这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和前途的重大战略，同时也是企业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如何抓住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有利机遇，实现企业自身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成长，是当今许多企业面临的问题。
1企业跨国发展的理论依据
随着国际分工的加深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以全球化为显著特征的新时期。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全球范围内国际直接投资活动规模的日益扩大。长期以来，指导国际分工的基本理论是比较优势理论，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国际分工是各国资源禀赋的不同所决定的，各国应根据本国的资源禀赋来选择国际分工的定位。核心竞争力理论是经济全球化的客观需要。
（一）比较优势理论
比较优势理论对于指导我国企业选择正确的“走出去”的市场、行业和项目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李嘉图和俄林提出的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理论有其局限性，其前提是各国的供给条件、生产条件不可改变，资源、生产要素难以在国际间流动。
随着贸易壁垒和要素流动壁垒的减少与降低，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比较优势理论的许多假设条件已经改变，经济全球化包括自由贸易的全球化、投资的全球化和金融的全球化。一国所拥有的资源不仅包括本地资源，还包括外来资源，这时一国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已不像过去那么突出。经过投资和新技术的采用，自然资源可以被改良，也可以被新材料所替代。经过人力投资，以及劳动力的技能和素质的提高，还可以克服劳动力数量不足的矛盾。因此，除了一部分不可替代的资源如石油以外，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在国际竞争中已不具有垄断优势，仅以比较优势来确定对外发展战略，虽然能获得暂时的利益，但不能缩短自己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从长远发展角度来看，比较优势并不是最有利的。竞争优势才是国际竞争中的关键因素，重要的是获得具有竞争力的比较优势，也就是核心竞争力。
（二）核心竞争力理论
核心竞争力的原义是“核心能力或核心技能”，通常核心竞争力是指企业在研发、设计、制造、营销、服务等环节上明显优于并且不易被竞争对手模仿的能够满足客户价值需要的独特能力。
在国际经济合作中，传统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一国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必然具有竞争优势。但事实上，这两者之间存在区别，它们主要表现在：比较优势是静态竞争力，难以改变，竞争优势是动态竞争力，可以改变，拥有了比较优势并不等于拥有了现实竞争力，拥有竞争优势才真正拥有现实竞争力。比较优势是由土地、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等基本生产要素决定，是一种低层次竞争力。竞争优势虽与基本生产要素有关，但更多是与机制、政府质量、管理水平、人力资本、产品品牌、技术创新等高级要素有关，在更高层次上决定了竞争力。比较优势主要强调地区之间产业分工与产业互补，竞争优势主要强调地区产业竞争和产业替代。发挥比较优势强调各地区产业发展应“扬长避短”，增强竞争优势更强调各地区产业发展的“优胜劣汰”，但完全套用比较优势理论可能陷入比较优势的陷阱。不可否认，企业要到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去发展，但是在“走出去”发展中仅强调比较优势，而忽略核心竞争力的定位与培育，从而实现比较优势的转变，就会囿于现有的市场和产业，难以向欧美等技术要求高，附加值也较高的市场发展，难以实现由一般企业向高新技术产业的转变。
以核心竞争力指导企业“走出去”发展的思路是：首先，定位企业核心竞争力。其次，分析培育获得该核心竞争力所应具有的比较优势及其他条件。第三，分析现有的比较优势，以及转化为培育核心竞争力所需比较优势需要开展的工作与条件。最后，逐步实现这些工作，获得这些条件。仅以比较优势理论为指导，则其思路为：分析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对外合作。两者的区别在于以核心竞争力理论为指导不单纯是现有比较优势的发挥，更重要的是通过企业的努力，实现比较优势的转化，进而确立企业所需的核心竞争力，由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
2企业跨国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把核心竞争力的建立和培育作为企业经营发展的战略。培育核心技术战略，包括先进的经验和技术。确定企业建立核心竞争力的方式一般是指在某个局部环节领先，还是整个过程效果的领先，就目前国际企业和国内企业现状来看，应当建立某个领域的技术领先地位。“走出去”发展战略的重要一点是产品技术水平高、产品更新换代快，尤其是高科技产品，如果不能发挥核心技术优势，被市场淘汰只是早晚的事情。产品差异化及成本领先战略。产品差异化是企业为了获得竞争优势，提高自己相对于其他企业的产品或服务的预期价值的一种经营战略，产品差异化最明显的方法就是修正产品或服务的客观特性，突出产品特色。在保持现有特色的同时，进一步创新，发展新的有价值的、不同于同类企业的产品或服务，以减少竞争的威胁，保持持续的竞争优势。当然，在实施产品差异化的同时，还必须把成本放在首位，即成本领先战略。
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是外包战略。外包是指企业整合利用其外部最优秀的专业化资源，从而达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充分发挥自身核心竞争力和增强企业对环境的迅速应变能力的一种管理模式。外包就是把不属于自己核心竞争力的业务包出去。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来临，企业不可能只利用自身的资源去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敏捷组织、组合式组织和虚拟组织的相继出现都是为适应市场的需求而产生的。因此，外包策略可以弥补企业发展核心能力时的资源不足问题。
政府出台并完善对企业的融资支持措施。在当今的国际市场上，私人投资增长幅度加大，政府出资项目逐步减少，对企业提供融资方面的支持可以提高企业的融资能力，并以此为基础，参与国际资本市场竞争，向产业链的上游发展，以提高自己的劳动附加值，在国际市场上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同时，规范市场竞争秩序，加强行业组织建设，强化协调职能，使企业发挥所长，实现共赢。
加大技术创新鼓励力度并鼓励管理创新。从本质上看，企业的竞争是科技创新能力和科技人才的竞争，科技能力高，效率就高，成本也就更低。面对国际市场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企业必须强化研发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拥有更多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专利，增强核心竞争力。
总之，在全球化的经济环境下依托“走出去”发展战略，企业只有凭借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才能生产出具有高科技、高效用的产品从而占领国际国内市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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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建和。我国中小企业“走出去”的战略思考。中国西部科技，2006
3.吴汉篙。民营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的模式。企业经济，2004
经济全球化论文 篇九
商务活动是商务英语发挥作用的领域，西方国家对商务英语的认是较为高端与专业化的，他们对商务英语的称呼为BusinessEnglish，即在商业中规范使用并形成一种专业交流方式特征的从属于英语的一种功能性英语。商务英语在中国的使用是以中国在更广阔的领域，更深的层次生活融入国际经济生活的条件下走进中国并得以发展的。商务英语涵盖商务活动全过程，它以英语为载体，由商务背景知识，商务背景中使用的语言和商务交际技能构成。商务英语是为国际商务活动服务的专门用途英语，基于英语的基本语法词汇，加以独特的专业性和实用性搭配组合及固定用法，形成了独特地语言特征及语言现象，具体情境中使用的表达方式和表达技巧专业性高，知识性强，是由商务背景的内容和交际技能决定的。商务英语专业知识性强，其内容主要包括经贸，金融，公关，营销等几大方面。它的实质是商务背景专业知识和语言三方面的综合运用。商务英语与普通英语相互联系并以普通英语为基础，将其格式化，特殊化，专业化，进而作为中外企业人员进行沟通的桥梁和媒介。商务英语的内容范畴从专业化的英语读写词汇听说运用逐步包含如何进行沟通交流，如何进行文化并存，乃至如何理解并设身处地体味西方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等方方面面。可以说商务英语正以其广博而深，复杂而精的特点被越来越多的人所重视，并在贸易的各个领域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造福着中外企业。
二、商务英语的特点
（一）语言书面正式规范严谨
随着国内外交流的增加，我们有越来越多的机会接触到英式及美式文化，例如同西方人交流，观看美国原声电影及美剧。这些元素给我们的印象是地道的英语表达简短率性，且俚语众多，然而商务英语却大大不同于通俗化的生活语言。在商务英语中句子表达完整清晰，尤其是在商务洽谈和合同签署中，不光是要保证语句完整和用词正式这些基本要求，还要注意专业词汇的选用即用单一含义的词汇代替大众的。具有多重含义的词汇。举例来讲，普通英语中的buy，large，在商务英语中则采用pur－chase，substantial等词汇表达。
（二）专业词汇众多措辞准确
商务英语由于涉及领域专业性强，因而需要大量专业性术语，并且派生出较多的高级词汇，因而不同于普通英语的便是它广泛而精准的使用专业词汇包括略缩词，复合词以及多个名词够长的新词和多个词根词缀的使用。像经济一词商务英语中便派生出socialisteconomy社会主义经济，capitalisteconomy资本主义经济等等众多的表示。
（三）高端大气语气委婉
不同于传统的口语表达中句子成分的残缺和表达随性，商务英语表达大气体，且语气委婉正式。这需要对话双方的同等高涵养和对商务理解级相关领悟的共识理解。在对华中，一般多使用would句型，例如Wouldyoupleaseshowmethecataloguewithmoredetails？同时还有Iwish的大量运用都是使语气委婉让人易于接受的重要表达方式。
（四）紧跟时代以市场为导向
语言的发展是需要紧跟社会步伐的，像在汉语中每年都会涌现出很多新的词汇，同时也会有很多旧的词汇因为不适于社会的发展哈儿交流的需要而慢慢淡出人们视野。商务英语也是如此，它的诞生是在市场经济下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前提下，因而它的发展也一定伴随着当下的世界经济发展大潮作为导向，并持续自我更新，这样在商务英语本身的发展来讲，新生的实物焕发出的活力与蓬勃才能更好地沟通融汇全球商务贸易，作为使用者来讲，持续的更新发展词汇才能使交流细致化，沟通具体化。因此，日新月异的国际商务贸易环境一定会带来商务英语的革新与进步，长久并且持续的为经贸发展和经济全球一体化做出其最大的贡献。
三、商务英语在经济全球化之中的作用
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特点就是以金融为核心，以知识为基础，以信息技术为先导，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新趋势就是国际贸易的全球化。在国际贸易的大潮中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新型产业及交叉领域，比如物流领域的革命，电子商业的崛起等等。但与此同时，这一切的全新领域兴起都离不开商务英语在其中的媒介与中外沟通。阿里巴巴在美国的上市得益于马云犀利精准的沟通言辞，他用字字珠玑的商务英语叩开了华尔街的大门，国际物流配送发展迅猛，年薪数十万的国际物流师必备的素质就是熟练掌握并具有独自运用商务英语的能力。所以，商务英语已经不再等同于简简单单的语言交流工具，它更是个人发展与经济全球化进步构成中一张不可缺少的王牌，更是中国人叩开外企大门，引入外资，出口商品所必不可少的一项企业必须提高重视的重要环节。
（一）以知识构建企业助力企业对外发展
商业英语的准确性从更高的层次折射出的是它的专业性和知识性，当今的社会越来越步入一个以经济为主导，以知识为主要保障的社会，知识经济时代中，知识对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固有生产关系的发展已经不简简单单体现着推动剂的作用。在更多的情况下知识作为了社会进步的催化剂。以知识为重要社会构成的这样一个知识经济体系下，知识经济是促进人与自然协调，持续发展的经济，是以无形资产投入为主体的经济，智力，知识，决策等无形资产和脑力财富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科学决策的宏观调控作用在知识经济中有日趋增强的趋势。当然，脑力劳动中的知识也是劳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它也已经成为了所有创造价值要素中最基本的要素。在国际贸易中的商业英语就扮演了这样一个知识要素的角色，从而服务于当下的国际贸易，致力于国内外的经济融合与生产力高效发展。在国际贸易中，企业技术人员及销售人员利用英语获得相关的专业知识以及销售介绍，这对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商务英语则是进行相关专业性学习与沟通的重中之重。商务英语体现的专业性及其严谨性使企业的发展环环相扣并决定了企业在外交及对外开拓合作领域的最高上限。而当下对英语的要求的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改革开放初期的简单沟通领会意思的初级目的。高效专业精准的最高要求才能使企业建设的利益最大化。
（二）商务英语的准确性促进商业信息正确传达和高效流通
在企业的合同签订时，对于合同中的每一款项可以说是双方慎之又慎，措辞力求准确无歧义，即便如此，稍有不慎下带来的合同纠纷依然不胜枚举。在如此情况下，便是商务英语发挥作用的场合，在合同签署，相关洽谈中，由于其高专业性和词汇的较为单一表达加之从业人员本身具有的严谨态度和踏实作风，基本可以实现中英文商业贸易语言的无缝对接。这样便从根本上减少了出现歧义和纠纷的可能。同时从英语的本身性质出发，同汉语相比，本身的结构词组构成及其语法使用就较为简单方便，句式长度也较为合理。因此商务英语的运用在根本上可以解决的是对外交流及合同签署中的语言问题，并且防微杜渐，用专业的语言减少了双方产生分歧的机会和可能。这一优点也从根本上诠释了第一点所说的在知识经济中，知识力量所贡献的财富和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是是十分重大的。
（三）商务英语的礼貌性可以提升外贸人员的气质及工作能力
假如抛开商业英语这一单纯的话题不谈，中国历史上最迷人的一批青年应该就是前后的那批新时代青年，无论是浪漫的徐志摩，癫狂的刘文典，还是沈博的钱钟书，即使是女子也不乏陈衡哲，张爱玲，陆小曼这样的非凡之人。究其迷人原因大抵是因为这些人都有过留洋经历，感受过西方教育，并且倾心于西式生活。排除崇洋的影响来看，英美的文化环境和价值观念对一个人的格调提升和情趣的陶冶都具有相当的积极影响。因而深入的了解学习英语在其背后耳濡目染所受到的西式熏陶可以极大地提高一个人的修养和素质。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从事对外卖艺这个工作的大前提下，除了相关的贸易知识，语言的差异所导致的沟通障碍无疑是最大的困难，在我们所熟知的生活英语，学术英语，翻译英语之外，商务英语是现在外资企业中最最重要的交流工具。这要求我们的外贸从业人员不仅要熟悉外贸专业性知识及相关的实践流程，还应该加强对于英语专业性，技术性，高端性的学习，从而为贸易活动的沟通与交流创造出更加和谐融洽的环境，为成功进行贸易创造出有利条件。例如在接触客户前适当了解客户家乡的风土人情习俗习惯，这样的专业知识与文化沟通相结合，既揍技术路，又打感情牌，很快的就可以和客户建立起一中默契和和谐的关系。这样的过程对于从业人员以后开展对外工作乃至融入国外生活都具有极大地裨益。
（四）商务英语的专业性，有利于促成贸易协定的签订
在国际贸易的长期实践中，各行各业都形成了独特的专业术语和沟通词汇。通过使用行业内约定俗成且广为人知的术语就可以在贸易进行时得心应手，提高效率。从而更好地解决货物的检验包装运输保险及售后等方面的问题，提高整个贸易过程中的效率。在国际货物的买卖中，商务英语就成为了买卖双方在交易磋商和合同签订过程中所必不可少且约定俗成的交流方式。例如在股票交易中，openingpriceclosingprice就是指股市的开盘和收盘，在这样专业的说法下，每一行业的商务英语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表达，因此熟练运用商务英语的表达是提高效率，保证合同签订的重要手段。四、结语商务英语在中国已经起步并且日渐成熟，它为中国经济的国际化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且还将持续下去。但是与此同时，这个领域依然被外界认知不足，在英语领域内所占的权重不大，当然，我也相信这一切会随着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和贸易全球化的进程而改变。
四、结语
总之，我们对商务英语在这些年我国同世界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巨大贡献充分肯定，也希望商务英语会发展的更加专业，更加实用，更好地为经贸交流做贡献，不仅是沟通中外，更是服务于世界！
经济全球化论文 篇十
经济全球化将推动我国的改革进入新阶段，例如：经济全球化大大增加了对政府的压力，彻底的政府改革不可避免；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全面的市场竞争，加快企业改革，提升企业的竞争力越来越具紧迫性；经济全球化强调金融的国际化，金融部门的市场化改革将首当其冲。
加入WTO为我国提供了新的改革动力。加入WTO是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必然选择。加入WTO意味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全面开放阶段，逐步放开包括金融、保险、电讯、会计、咨询、旅游等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产业。我国加入WTO，目的是通过开放市场来解决经济转轨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开放倒逼改革是未来几年我国经济转轨的新特点，以全面开放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大破除生产力发展的制度障碍，以形成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从而在改革开放中提高国家的竞争力。
加入WTO，给我国经济改革留下的时间和空间都十分有限。进入新世纪，改革更具紧迫性。加入WTO，参与经济全球化，我国经济转轨的紧迫性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强烈，改革受到严格的时间限制。同时，改革又要面临国内外的双向压力。既有国内压力，又有国际压力。前20年我们的改革虽然存在国际压力，但是因为没有加入WTO，一些规则的遵守带有很大弹性，今后不遵守就要受到惩罚。因此，改革的内容必须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规则。从这个意义说，加入WTO是我国的第二次开放，第二次改革。
二、经济全球化将促进经济转轨国家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方式的结构性重大变化。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我国应当积极推进结构性改革
我国按照WTO的规则参与经济全球化，必然使原有的产业结构、体制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为此，未来几年，我国经济转轨的重要任务在于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性推进。在保持宏观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抓住机遇，适时地实施和推进结构性改革，就能加快体制创新，从而为促进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的较快发展提供真正动力。
结构性改革是改革推进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它强调制度框架的改革和经济调控规则的改变，主要目的是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及规制环境。我国经过2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经济体制转轨正面临着许多新的矛盾和挑战：其一，我们采取的渐进式改革的方法在实践中取得历史性成就，同时改革中积累和遗留下来的深层次问题、结构性矛盾日益集中地突现出来，日益对改革进程和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形成制约；其二，无论是在宏观经济层面或经济运行层面，结构性调整和结构性改革交织在一起，结构调整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于结构性改革，结构性改革为结构调整注入新的动力与活力。这是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的重要特点；其三，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快和我国正式成为WTO成员，从外部对我国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和进程提出新的要求，带来新的动力和压力。
由于体制性的结构问题成为改革的突出矛盾，因而实行并加快结构性改革是新形势下改革的重要选择。推进结构性改革，对我国“十五”时期的经济结构调整，对促进经济的较快增长，对保持社会的长期稳定，都会产生重要的作用。应当说，20多年的改革实践已为结构性改革创造了很好的基础。在当前宏观经济和社会都比较稳定的情况下，实施结构性改革的条件也是比较有利的。
推进结构性改革是实现制度创新的关键所在。经济转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不仅仅是一种运行机制代替另一种运行机制，它实质是体制创新与新体制结构逐渐积累的过程，并且这个过程又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转轨有机联系在一起的整体。实施并推进结构性改革，就是面对新旧两种体制的结构性矛盾，加快培育发展新体制因素，并逐渐形成新体制的合理结构，以充分发挥新体制结构的整体优势和作用。因此，结构性改革阶段既同以往的改革相联系，又表现出这一阶段改革的重要特征：
——强调体制创新在推动经济改革中的根本性作用。结构性改革不仅仅在于注重一项新制度的安排，更重要的是重视制度结构的合理性。因为任何一项制度都有其结构性，都以其他制度安排为补充。制度的互补性及其合理结构是一项新制度充分发挥效应的基础和前提。
——强调改革的配套性。由于体制的结构性特点，配套改革的结构性改革阶段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结构性改革注重整体改革的配套性、系统性。我国现阶段的改革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国有企业要与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相配套；深化农村改革要与加快城市化改革相配套；经济体制改革要与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套。结构性改革既要求经济体制改革的相互配套，同时也要求与社会改革、政治改革的密切结合。伴随经济改革产生的矛盾和问题，已超越了经济本身。全面的配套改革将成为一个大趋势。
——强调法制化建设对推进改革的作用。以立法来保证体制创新的自觉性和目的性，同时制度化、法制化又是结构性改革的基本目标。没有法治的体制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体制就难以确定。保护已有的改革成果，规范未来的改革行为是结构性改革对法制化提出的基本要求。一是与产权保护（包括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制建设对结构性改革的成败具有关键作用；二是依法行政，用法律和制度约束政府行为是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任务；三是加快与重大改革措施相关的法律制度建设，例如，从法律上进一步明确地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这对我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十分重要。
经济体制转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不仅是一种运行机制代替另一种运行机制，它本质上是体制创新与新体制结构因素不断积累的过程，并且这个转变过程必然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以及政治结构有机结合、整体转变的过程。顺应效率和发展的要求逐步推进和实现这种结构性的调整和改革，对经济转轨国家来说最具实质意义。事实上，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适应于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推进结构性改革，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寻求出路，也是当今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正在共同致力实现的目标。
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和经济体制转轨国家，我国推进结构性改革既有与其他国家相同的共性，又有特殊的规律性。当前，我们既要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经济结构矛盾，比如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等，但更要关注在我国经济转轨的特定时期，优化制度性结构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根本性作用。
三、把握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转轨的特点，我国应当通过重大利益关系的调整，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改革目标
实践证明，经济全球化正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即如何防止全球范围内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我国的经济转轨已把缩小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差距提到重要议程。为此，要把对重大社会利益关系进行有效协调作为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并由此使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政治结构之间相适应。经济改革在某种意义上是经济利益关系的变革和重新调整，在此过程中必然有人受益，有人受损。关键是经济改革能够兼顾利益相关各方，并通过相应的社会改革对利益受损者以及社会弱势群体给予合理的补偿和救助。伴随改革开放的过程，我国原有的社会利益机制、利益格局以及相应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改革新阶段，迫切需要对重大社会利益关系做出主动的、积极的调整。这已成为当前我国改革所面临的突出矛盾。
以人
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最终的归宿，将在新时期改革进程中更加突出。使人民群众在改革过程中受益和得到实惠，是过去20多年我国经济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我国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广大百姓的共同富裕。随着改革的逐渐深入，原有的利益格局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现实生活中与人民群众利益相背离的现象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严重影响了人们对改革的预期，挫伤了人们理解、支持和参与改革进程的积极性。这突出地表现在各种收入差距不合理拉大；政府部门利益集团化和非公共机构倾向突出，腐败蔓延；伴随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口增多，城市贫困人口增加；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等，并由此产生种种结构性矛盾和问题。
在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下，在不确定性因素日益增多的情况下，我们的改革更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这是进一步推进改革，并保持社会稳定的关键。实施并推进结构性改革，应当客观地分析改革的基础和条件，注重分析和把握改革的主要推动力。新时期推进结构性改革，需要格外强调广大群众在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高度重视广大群众拥护改革的程度和参与改革的热情。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应当始终是改革的根本出发点。
市场经济的优势在于它在不同社会及文化中的差异性及适应性。在某种意义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人民市场经济，是广大人民群众作为主要获益者的市场经济。因而它的根本优势在于广大人民群众不断获取利益基础上的广泛参与。作为顺利推进我国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保证，明确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增强改革的透明度，让广大群众了解改革的进程和内容，并使他们中的多数在改革中获益，过去是、下一步仍然是我们顺利推进结构性改革应予坚持的重要原则。
加快推进产权制度改革，打造与新体制有效运行相适应的制度性、社会化的基础。改革进入新的阶段，实现产权制度改革的突破至关重要。产品短缺是计划经济体制突出的特征和现象。但从制度的缺陷讲，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最大的短缺是产权的短缺，它的基本特点是产权主体的单一化。这是传统经济体制下不可能产生竞争、没有经济活力的制度原因。经过20多年的改革进程，我国的产权制度改革在某些方面已经有所突破，已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基本格局。但同时也应看到，我国产权制度改革的任务还远未完成。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展开和深入，产权主体的社会化成为一个必然的要求和趋势。结合我国经济改革的实际进程，以无偿和有偿相结合的原则，多种途径实现企业家、尤其是创业型企业家的价值，规范推进具有我国特色的职工持股制度，有效构建企业与职工的利益共同体，由此推进产权主体由单一化向多元化、社会化的转变，打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制度基础，是新时期经济改革的重要任务。此外，要从法律上赋予和保障农村土地产权关系，为农民增收创造根本性的制度条件。
加快推进产权制度改革，需要尽快明确两个政策层面上的问题。一是结合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实际进程，对国有资产的量化问题应当具体分析、分类对待。经过客观的评估和严格的程序，从国有净资产的增值部分拿出一块来实现企业家价值和推进职工持股制度，这不能算作国有资产的流失，而是对企业家和职工付出劳动的应有报偿，是对其所做贡献的充分承认和肯定，有利于对企业家和职工形成更大的激励，有利于企业稳定和社会稳定，更有利于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二是对于“谁投资、谁所有”的原则应当给予新的、全面的解释。在产权改革过程中，只强调物质资本投资者的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而不承认人力资本投资者的收益权是不全面的，也不符合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