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社会中，大家都跟作文打过交道吧，作文是人们把记忆中所存储的有关知识、经验和思想用书面形式表达出来的记叙方式。你所见过的作文是什么样的呢？泡面作文的小编精心为您带来了清兵卫与葫芦续写（7篇），我们不妨阅读一下，看看是否能有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
清兵卫与葫芦续写范文 篇一
众所周知，在市场经济时代，任何一种文化只有当转化为具体的商业价值时，它才能够获得持久的生命力和活力。所以，我们应该积极寻找商机和端午节文化的契合点，挖掘节日细微处潜在的商业价值，保证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影响力。
一、旅游无烟工业
旅游被称为无烟工业，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不言而喻。端午节丰富的文化内涵正可以满足旅游者的文化旅游需求。比如屈原的诞生地湖北省秭归县，每年要过三个端午节，农历五月初五头端午、五月十五大端午一直到五月二十五末端午，在这一个月内要举办公祭屈原，农民骚坛诗会，龙舟游江招魂等一系列活动，全面展示屈原故里端午的独特习俗，吸引了大批的游客；另外还有屈原的投江地湖南省汨罗市，每年前往汨罗市屈子祠凭吊、缅怀的人们排成了长龙，络绎不绝。可见，端午的文化内涵刺激了旅游消费，同时旅游业的发展也有助于当地端午文化品牌的铸造，二者相得益彰。
二、节日装饰物文化产业链
节日装饰物既是节日的衍生文化，又是节日文化的寄托物和载体，搞好装饰物的销售，可以有效刺激消费，与此同时烘托节日气氛。
（一）香袋
又称香囊、香包、荷包，我国民间端午节佩香袋的习俗极为古老，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中就有香袋。《帝京岁时纪胜》中记载：“剪彩叠福，用软帛缉缝老健人、角黍、蒜头、五毒、老虎等式。”袋内装有研细有芳香气味的中草药，有消毒卫生和醒脑清神的功能，就像是随身佩戴一个“空气净化器”，因此民间有“带个香草袋，不怕五虫害”之说。
各种香袋寄托着人们辟邪却病的美好希望，同时还具有审美情趣，香袋形状多样，颜色丰富，是很受妇女儿童喜爱的装饰品和礼品。
（二）五彩线
民间传统认为，端午节戴五色线可以避开蛇蝎毒虫的伤害，在端午节后第一场降雨时要将五彩线剪断扔到河里，意味着让河水将瘟疫、疾病冲走。戴五彩线的传统可谓由来已久，东汉应劭著的《风俗通》中就记载“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者，辟兵及鬼，令人不病温。”
苏轼在《浣溪纱》词中描述端午节的美人：“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鬟”，宋代词人杨无咎《齐天乐》在词中则用“衫裁艾虎，更钗袅朱符，臂缠红缕”形容端午节时女子的服饰。不同于艾草和菖蒲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五彩线的点缀美化功能远比求吉辟邪实际功能明显。（三）葫芦
葫芦外形呈“S”形，像是八卦图中阴阳的分界线，道教文化认为葫芦可以收尽天地间的邪气，所以民间传说神仙收鬼怪的法器都是葫芦，太上老君装仙丹的容器是葫芦，八仙之一的铁拐李的法器也是葫芦，在古代葫芦被当作镇邪的宝贝，加上葫芦腹中多子，象征多子多福，又与福禄谐音，所以民间俗信葫芦能避邪气又象征吉祥。端午节在门窗上挂葫芦的习俗由来已久并沿用至今，《燕京岁时记》中说：“端阳日用彩纸剪成各样葫芦，倒粘于门阑上，以泄毒气。”即用彩纸剪成葫芦形，于五月初一早上张贴房室门楣，剪口向下，意味着倒灾驱邪，初五晚将它摘下丢掉，喻指一切不洁和邪气都被带走。现在过节很少有人记得将葫芦口朝下，但颜色各异带着各种彩穗装饰的葫芦仍不失为一种美丽的装饰和点缀。
（四）盆栽
被称作端午三友之一的菖蒲不仅可以入酒，同样也是室内装饰、盆栽观赏的首选佳品。
菖蒲制作的盆景，首先有抗污染作用，古人夜读，常在油灯下放置一盆菖蒲，可免灯烟熏眼之苦。而且，用菖蒲做盆栽既美观又富有诗意：菖蒲“不假日色，不资寸土”，生野外则生机盎然，着厅堂则飘逸俊秀。苏轼在他的《石菖蒲赞》的序言中说菖蒲“渍以清水，置盆中，可数十年不枯，虽不甚茂，而节叶坚瘦，根须连络，苍然于几案间”并且能够“忍寒苦，安淡泊，与清泉白石为伍，不待泥土而生者”，是中国文人淡薄名利、不屈不挠、清雅超俗的人格操守的写照，所以用菖蒲做盆栽既实用又雅致。
清兵卫与葫芦续写 篇二
《永不磨灭的番号》是一部反映抗日战争革命时期一帮忧国忧民，有着强烈的爱国情怀的志士们经历种种磨难之后，聚在一起去I卫民族尊严，保卫国家的故事。
番号--是对他们所有辛苦努力的证明，也是对所有生命的证明。
番号--是战争中逝者的尊严，生者的记忆。
那么鲜明的人物，那样强烈的感情，那段不忍回首的历史，震彻我的心扉。几度落泪，几度痛心，向着心灵的最深处我不断呐喊，回应我的却只是两行清泪。
故事的时间发生在抗战时期，一个硝烟弥漫的年代。主人公**县大队队长李大本事，是一个有些狡黠却一腔热情与赤诚农家汉子，他打仗时候经常不按常理出牌，时不时又耍点儿小聪明，不过他的队伍却在抗击日寇的战争中打出了名气。这支没有正规建制番号的八路军独立团在李大本事的带领下在一次次的战役中经历生死，心怀国家。这是一群幸存的人，每个人身上都肩负着不为人知的宿命，每个人后面都藏着一支消失了的部队或家族的隐情，因为看到太多生命的消逝，他们被迫活了下来。活下来，是为了证明，证明逝去生命的价值，证明他们曾经到世界上来过。独立团最终拼完了最后一滴血，完成了他们应尽的义务。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李大本事一定要一个番号，人都死了，番号还有意义吗？而当一个响当当的番号被叫响时，我明白了那是战士们的归属，是逝者的尊严，生者的记忆。
故事的另一个主人公陈峰让我几度为他流泪，为什么他要属于那个年代，空有满腹才华却无处施展。永远都是干净笔挺的军装，我知道那不仅仅是他外表的纤尘不染，那是他心里的洁净无垠，他就是这么干净的一个人，修竹藏铁，丰神玉立。他身上有多么干净，我知道他心里就有多么痛楚，如何来忍受曾经冰糖葫芦的吆喝声，转眼间到处成了断壁残垣，斑斑血迹？国破山河在，如今山河也不在了，被鬼子的刺刀，顶在心口上了，被惨遭荼毒的百姓尸体，凌迟了他的灵魂，悍不畏死最终给了他一个只属于他的名分，否则对他来说，也许活着，就是一种罪过，何当他曾经咬着后槽牙，一字一坑的说出那句DD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投笔只为雪耻辱，横戈原不为封侯"，这是明末将领袁崇焕的诗，仿佛是专为陈锋而写，这是历史赠与他，最动听的歌。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洛！却归来，再续**游，骑黄鹤。
清兵卫与葫芦续写 篇三
——续写《清兵卫与葫芦》
光阴如秋天的雨，一丝一缕地抽着，抽空了清兵卫心中的阴霾。他一如既往地爱他所爱，但这次不是葫芦，取而代之的是绘画，他比上次更痴迷，更疯狂，更带劲……
一天，清兵卫和往常一样背着父母到河边写生。他坐在草地上，呆呆地望着远方，忽然一群欢快啼叫的小鸟闯进他视线，顿时灵感如泉水一涌而出，清兵卫赶忙拿起画笔，认真地勾画着每一笔，轻轻描绘着鸟的轮廓。不一会儿，一幅“群鸟翱翔图”跃然于纸上。清兵卫欣赏着自己的杰作，嘴角不由划起一道弧线，他幻想着自己能像画中的鸟一样飞向远方寻找自己的未来。
“哎哟！”不知是谁一把揪住清兵卫的耳朵，疼得他失声大叫。清兵卫转头一看，理科吓得不敢喘气，连忙将手中的画掩藏起来。这个是谁呢？不错，这个人就是清兵卫的父亲。
父亲的眼睛可是雪亮的，清兵卫那点小把戏怎能瞒过他？父亲一把夺过画，撕得粉碎，怒目圆睁，呵斥道：“你这没出息的东西！跟你说过多少回了，不准做一些没出息的事！你这猪脑袋怎么就听不进去呢？”父亲边说边用手戳着清兵卫的脑袋，恨铁不成钢地接着说：“以后再让我看见你不务正业，你就休想进家门！快给我滚回去！没出息的东西！”父亲的话如一根根刺深深地扎进清兵卫心头，看着被父亲撕毁的画，清兵卫心中有种难言的滋味。他双手紧紧地握着拳头，脸涨得通红，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嘴巴微微颤动着，站在那儿一动不动的。这时，父亲用了推他一把，又骂道：“没出息的东西！快给我滚回去！”清兵卫彻底被激怒了，朝父亲大喊：“你有完没完啊？张口闭口一个‘没出息的东西’，你那么希望我滚，那我滚好了！我再也不会那个家了！”说完，清兵卫扭头就跑。清兵卫转身的一刹那，父亲干涸的泪腺复活了，望着儿子远去的背影，他似乎明白自己已伤透了儿子幼小的心，他不知该怎么挽回，只是静静地站在那儿，目视着儿子远去。
夜深人静的时候，清兵卫悄悄溜进家，收拾着行李，准备踏上去远方的列车。清兵卫提着行李来到父母房间，看着熟睡的父母，清兵卫不禁眼泪涟涟，“再见了！爸爸妈妈，我会证明给你们看我不是没出息的孩子！你们多保重！”揩了揩眼泪，清兵卫便踏上列车离开了。
清兵卫与葫芦续写 篇四
?［关键词］ 明末战争；清代小说；宝物崇拜；文化反思
? abstract:the demand for advanced weapons in the ming dynasty became urgent as to the nation’s destiny. the weapons from foreign countries gave astonishing play to power in liaoshen wars in the ming dynasty, but it was confined to the capability and technology of manipulater. novels of the qing dynasty paid more attention to displaying the magician of the taoism and that of folk secret religion, and emphasized the power of sacred weapons with magnificent fighting scene, but their description lacked the display of weapon’s technology. commoners’ concern under peasant economy was more on easy operation than operation process or manipulater’s capability. worship of sacred weapons as all-mighty power manifests commoners’ limit of the times, tradition as well as their restriction in expectation of advanced weapons.
? key words:wars in late ming dynasty; novels in the qing dynasty; sacred weapon worship; cultural introsp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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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战争与兵器的关系，乃至兵器改进同小说这一文学样式产生了较为直接的联系，这一命题到了明末才开始明显和突出，影响到清代小说的相关想象和文学描写。对于这样一个社会民俗心理与文学关系的课题，似乎探讨得还很不够，本文试就此略陈浅见。
??一、明清战争的具体进程与兵器的改进要求
??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明代尤其明末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国人改进兵器的视野关注外域，而且对于先进兵器的需求，有了事关国运家运的迫切性、普遍性和实际操作的措施。
??史称嘉靖八年（1529年），右都御史汪？言造佛郎机炮，谓之“大将军”，发诸边镇。佛郎机，即今葡萄牙国名。正德末年，其船队来到广东。地方官员开始效法制炮，其后，“大西洋船至，复得巨炮，曰‘红夷’。长二丈余，重者至三千斤，能洞裂石城，震数十里。天启中，锡以大将军号，遣官祀之。……明置兵仗、军器二局，分造火器。号将军者自大至五。又有夺门将军大小二样、神机炮、襄阳炮、盏口炮、碗口炮、旋风炮、流星炮、虎尾炮、石榴炮、龙虎炮、毒火飞炮、连珠佛郎机炮、信炮、神炮、炮里炮、十眼铜炮、三出连珠炮、百出先锋炮、铁捧雷飞炮、火兽布地雷炮、碗口铜铁铳、手把铜铁铳、神铳、斩马铳、一窝锋神机箭铳、大中小佛郎机铜铳、佛郎机铁铳、木厢铜铳、筋缴桦皮铁铳、无敌手铳、鸟嘴铳、七眼铜铳、千里铳、四眼铁枪、各号双头铁枪、夹把铁手枪、快枪以及火车、火伞、九龙筒之属，凡数十种。正德、嘉靖间造最多。又各边自造，自正统十四年（1449年）四川始。”［1］而实际上，欧洲先进火器的东传，唤醒了一个军事技术的巨大变革时代，如果上升到一定的文化层面上认识，就如研究者所言：“在明朝时期，中国原有的火器没有准星，命中目标的准确率不大，威力也有限，而欧洲的火器已有准星，命中率大有提高，威力远比中国的为大。因此，明朝时期西方火器及其技术之传入中国，对中国军事技术的提高，是个促进。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方火器，有枪，还有炮。……炮有多种，主要的是来自葡萄牙的‘佛郎机’和来自荷兰的‘红夷炮’两种。”［2］
??火炮这一代表性的先进兵器，是由明代对外开放的一个窗口——澳门传入的。《熹宗实录》卷三十三载：“（天启三年夏四月辛未）兵部尚书董汉儒等言：‘澳夷不辞八千里之程远赴神京，臣心窃嘉其忠顺。又一一阅其火器刀剑等械，俱精利，其大炮尤称猛烈神器，若一一仿其式样精造，仍以一教十，以十教百，分列行五卒，与贼遇于原，当应手糜烂矣。今其来者夷目七人，通事一人，?甙槭？耍？Ψ鹿币睦？椭？剖常？阋韵嘤σ?遥？檬居藕瘛3嫉染∈云浼迹？圃旎鹨┰袢私萄荩？再咕？欤？址⑸胶L?ǔ际沼谩！?暇阍市小！薄鹅渥谑德肌肪砣？模骸埃ㄌ炱羧？晡逶乱椅矗憬？烙？放眦锘？涎裕骸？泄？ぜ蓟鹋谖？希？癜囊脑独矗？延械惴胖？耍？穗返笔抡咚偃缡街圃欤？は妊菔欤？仓霉赝猓？赣斜肝藁肌？弥迹骸？嘈薇咧钍轮？谕飧餮妹胖？盗侠怼？保？］
??这些外来的最新式兵器——红衣大炮等远距离作战的火器，在明末辽沈战场上，发挥了举国震惊的威力。这里说的“辽沈”当时多称之为“辽东”，其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是“辽东城”，明末指的是辽阳，是明代人们从中原视点上看所说的；广义则是以今日辽宁为中心的关外之地。而实际上。当时“辽东”的关键之点主要指的是今日的辽西，焦点在宁远——今日兴城至山海关一带。天启六年（1626年，天命十一年）正月二十三，努尔哈赤率军进攻宁远城，袁崇焕命家人罗立等人向城北后金大营发射西洋大炮，“歼虏数百”。据统计，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至天启元年（1621年）仅仅三年之间，明朝发往广宁前线的将军炮、灭虏炮、虎蹲炮、旋风炮、威远炮、佛郎机等共有22 144位（门），其中，天启三年至五年，从澳门购进的26门红夷大炮，调往山海关的就有11门，袁崇焕接受了著名兵器专家茅元仪和王喇嘛等人的意见，在城墙上建台，制作炮车，设置在宁远城上，这种外来火炮，设计优、瞄得准、射程远、威力大［4］159-160。
??这里的概括，其史料当主要出自《明熹宗实录》卷十五，其记载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至天启元年（1621年），明朝廷发往广宁（今辽宁北镇，即北宁市）前线的火器即有：“天威大将军十位、神武二将军十位、轰雷三将军三百三十位、虎蹲炮六百位、旋风炮五百位、神炮二百位、神枪一万四千四十杆、威远炮十九位、涌珠炮三千二百八位、连珠炮三千七百九十三位、翼虎炮一百一十位、铁铳五百四十位、乌铳六千四百二十门、三四眼枪六千七百九十杆、大小铜铁佛郎机四千九十架……”还有各种战车等军用物资。如此投入，其在制造、运输和训练操作人员等方面，所带来的整体社会效应，是不可低估的。
??在袁崇焕获得首次宁远大捷之后，次年即明熹宗天启七年（1627年）六月，建州女真兵又攻宁远：“守兵出城逆击之，连战数十合，发火炮矢石击之，积尸布地。四王子驻教场黄帐房，着黄衣督兵攻城，抵暮死者益众，乃撤兵归，终夜东行。至五鼓，营于小凌河，留精骑殿后。时十年来，尽天下之兵，未尝敢与建州一战，袁崇焕宁远之捷，亦止凭城拒却之。”［5］
??对此，史家有论：“明军获得宁远大捷，以上四项因素，都是相当重要的，但最关键的因素有两条——指挥正确与武器先进。这个先进武器就是红夷大炮。红夷大炮是中国军事史上出现的最新武器，也是明军装备中的最新因素。明军首次在宁远之战中使用红夷大炮，并获得成功。明军宁远之战的胜利，是袁崇焕凭坚城、用洋炮的胜利。这里有两个因素：一是用红夷大炮，二是使城炮结合。他从抚、清、开、铁、沈、辽、广、义等诸城失陷中认识到：旷野厮杀，明军所短；凭城用炮，明军所长。所以，‘凭坚城、用大炮’是明军以长击短、克敌制胜的法宝。”［4］182按，这段论述，明显地来自早年辽宁学者的研究成果，说是后金以战车步骑相结合的“结阵”方法来对付明军的火器：“战斗开始，骑兵并不出击，往往用循车抵挡一阵，等明兵发完第一次火器，未及续发第二次，它就突然奔骑而出，如一股狂风刮过来，分开两翼，向明兵猛冲，霎时间，就把明兵冲得七零八落。后金进入辽沈以来，多采取这种‘结阵’法，屡屡奏效。现在……它的猛烈进攻却失去往日的效果。因为明兵凭坚城护卫，既不怕骑兵猛冲，又能躲避箭矢的攻击。还有，它以城护炮，又以炮护城，就使明兵处于完全有利的地位。”［6］200-201可见，先进的武器，还需要与操纵它的人的素质结合，和灵活变通的恰当的战术辅助，才能发出应有的效力。
??然而，反面的教训则更是巨大，那就是实际上不成功的火器运用，还是占据明兵辽沈战场上的大部分情况。对此，美籍华人学者黄仁宇《中国近五百年历史为一元论》一文也指出：“……我自己研究明末1619年的辽东战役，内中有一个明军指挥官放弃火器而以步兵仓促应战。明军分为四路，在一个弧形上展开逾一百五十英里，给努尔哈赤以各个击破的机会。明军用火器时，其效率之低，使满军胆敢以骑兵密集队形冲入阵地，终致明军全军覆没。”以下指出成因，认为这与甲午海战等中国军队失利的原因是一致的：“一个国家的军事组织，应当和它的社会结合为一，有如以骨骼、血脉、筋肉和神经系统相牵连。这就是说要使海陆军发生效率，不仅人员装备的供应须经常不断，即军事技术及军事思想也要和支持它们之社会的水准不相上下，这样才算是成为一个有机体。” ［7］并非是兵器本身不先进，而是在战术运用上的失误。先进的兵器不是空的，要切实地运用到实战中去，才能发挥兵器本身的威效。
??然而，这也需要从多方面寻找原因。火炮为代表的远距离作战兵器，灵活机动具有实战效验。然而由于本身未尽完善，或还要受到下雨等天气和外在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具体操作者的素质、技术等方面的制约，未必火器就要胜于冷兵器。《海角遗编》第七回十八骑清兵截击明人官船，如风似火：“船上所恃惟铳，较其来近，正要发时，也是天数，风色又不顺，正下着一阵大雨，药线俱湿，炮不得发，岸上箭似飞蝗，船上虽有弓箭，已着了忙，就有好汉，不比平地可以立住脚头，须臾，骑鼓中军顾三爷、伏波营总兵沈俱用铁鞭四十余斤者，几筹好汉，俱中箭而死矣。”
??后金（清）军仿制红衣大炮。皇太极在宁远、宁锦战役失败后，认真总结经验，由于忌讳“夷”字，故谐音为衣，称为“红衣大炮”。天聪五年（1631年）正月，后金仿制的第一批红衣大炮40门在沈阳建造而成，定名曰“天佑助威大将军”，皇太极在八旗军内设置新营“重军”，是以火炮等火器装备的新兵种。这是在辽西战争中得到的一个惨痛教训之后，开始刻不容缓建造的，因此，其实战的意义殊为巨大。
??相比之下，火器运用上最初处于明显劣势的后金方面，却是迅速学习，及时赶上军事史上的这一重大变革。就在这上述40门大炮造成的半年之后，天聪五年七月末，祖大寿修筑大凌河城，尚未完工，八月初皇太极就把这四十门大炮运往大凌河战场，用红衣大炮轰击大凌河城，摧毁了城上的雉堞、敌楼，而祖大寿组织的四次突围均遭失败。援军吴襄大营也被佟养性所发的大炮轰击而毁［4］120-122。
??这体现了女真贵族在历史挑战面前及时而有效的“应战”。与明朝拼人口实力，满族是拼不起的。《满文老档》卷二十一载努尔哈赤慨叹：“我方以民少为恨。”而诸如沈阳、辽阳等相继落入后金之手，当地的汉族居民却往往逃亡关内或避居海岛，甚至逃往朝鲜。《满文老档》卷二十四载录努尔哈赤在天命六年给朝鲜国王书信中就说：“闻吾所获辽东之人，多往尔处。”因此，在人力上后金是大大逊于明朝的，其出动的兵力也不是以人多取胜，如天启六年（天命十一年）正月努尔哈赤亲率诸贝勒统八旗大军进攻宁远，许多研究者根据袁崇焕回答努尔哈赤的话，是十三万，而据专家仔细考证，不过五六万人，但已经是“倾注全力”了［6］195-197。其采取了很多办法，然而，改进战争工具的迫切性，却是首要和直接的。
??二、火器崇拜及憧憬在清代小说中的多重艺术表现
??文学是现实的折光反映，也往往曲折地折射出一定的社会心理。清代叙事文学尤其是通俗小说，对于战争武器及其效果的刻画，集中体现了清初以降人们对于先进武器的重视、憧憬、期盼等民俗心理。
??首先，也不排除一定程度上的写实。如清代七峰樵道人小说《海角遗编》第二回就描写了扬州已破，镇江遭到进攻首先从炮击开始：“清兵列阵于半江，发大炮直打到北岸，于是百姓家家户户拈香顶祝，望其死守……”（第686页）小说第四十九回又写清兵进攻江阴：“豫王大怒，特调贝勒王统大兵，又将江船装载火药、铳炮无数，期在必克。一到，……把城池围得铁桶，四面俱布置大炮，于廿一日子时攻城，城上亦将铳箭打下，自子时至辰时，百里内外惟闻炮声如万雷俱发，两边人马死伤无数……城内火药及长兵已竭，城上人立脚不住，凭外边火炮打到，午后城垣俱已倾塌，四面鼓噪，一涌上城……”［8］可见，到这时清兵已迅速学习了明兵辽沈战场上的长处，重视火器的运用，而且在火炮装备上胜过明兵和地方武装，因为惶惶不可终日的南明王朝已顾不上发展兵器了。
??其次，作为平民意识表现的清代通俗小说，是现实和民俗期盼的折光反映，其所描写的未必就与战争实践中的兵器同步，更多的还依旧承袭着道教和民间秘密宗教中的法术。当然这也离不开明末清初战争的震撼和刺激，但是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平民心理，考虑的依旧是眼前的易于操作，当下见效。于是，火器描写在小说中，由神怪题材转移到历史演义的神怪式状写刻画上。即使神怪大队人马作战，展示的却只是单兵作战的近景场面。
??《说唐三传》第十二回写苏宝同“背上插一个葫芦，他把葫芦盖开了，口内念动真言，飞出两口柳叶刀，长有三寸，阔如蒜叶，倒有一丈青光簸满”，将尉迟兄弟乱刀砍死。第二十七回写番后苏锦莲的葫芦能放出无数火鹊，把周青等八个总兵烧得焦头烂额，一万兵折了八千。第三十二回写朱顶仙的红葫芦打开盖，“放出无数烈火，顷刻之间，满阵大火。兵马三千，偏将十员，俱皆烧死。只有薛丁山陷在阵中，幸得身上穿着天王甲，纵有烈火不能上身。”第三十三回写仙人谢应登解下葫芦，“揭开水晶盖，放出雪白一道亮光，变成四条白龙，张牙舞爪，顿见满天乌云，落下倾盆大雨，立刻将烈火消灭。”第三十六回写扭头祖师的两个葫芦，一个藏北海之水，一个藏南山之火，名为水火葫芦。第四十六回写樊梨花揭开葫芦盖子，放出无数火鸦，把杨藩的阴兵烧得无影无踪。第六十九回写谢应登仙翁把葫芦供在桌上，请宝贝转身，“只见一道红光，从葫芦里飞出，变成剪刀，双翅奔来，野熊（仙人）一见大惊，转瞬头已落地。”
??小说还注意将英雄的坐骑赋予火器发射的功能。《说唐全传》第十九回也写尚师徒的龙驹风雷豹，头上有一综黄毛，将黄毛一扯即口中能吐烟。第二十八回写这马：“头呢像个马头，身上毛片犹如老虎一般，一根尾直像狮子尾一样，四个大蹄犹如铁炮头一般。顶上却有一个肉瘤，瘤上有七八根白毛，如银针一般硬的。若上阵，得胜便罢，若战不过时，就将那肉瘤上这几根白毛一扯，这马一声吼叫，口中吐出一口黑烟。那些凡马见了，便屁滚尿流，就跌倒了。真算是一匹宝马！”坐骑直接吐出烟火，人们眼见的只是烟雾，简便易行，战果却是即刻奏效。
??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努力试图写出火器类宝物给大兵团带来杀伤的。如《说唐三传》第四十六回写樊梨花与杨凡对阵，收了金棋子后，杨凡以阴兵杀来，樊梨花将一个葫芦揭开盖，放出无数火鸦，把阴兵烧得无影无踪。《说唐三传》第六十四回写苏宝同与罗章交战，三十余回合不能取胜，他从教主金壁风祖师借来的神兽黑狮子发挥了威力：“那黑狮驹双蹄起在空中，鼻内喷出烟火。罗章两目难开，回马就走。三军烟得无处投奔，自相践踏。伸手不见五指。那火一发利害，大者车轮，小者炭火，飞来粘在身上，烧得焦头烂额，一万人马，去其大半。”［9］毋庸置疑，这一“怪兽喷火式”的描写，具有多重现实成因。而其中较为直接的民俗心理成因，就是明末清初战争中火器尤其大炮的运用，所给予人们心理的深刻印象和持久记忆。
??然而不难看出，清代通俗小说作品的叙事重点还在于以少总多，虚写胜于实写，结局重于过程刻画，往往偏重在以辉煌的结局强调宝物的威力，而缺少一种战争工具本身的技术性的展示。这是因为，体现明末辽沈战争记忆的通俗小说，其创作者并无先进的科技意识，他们只不过道听途说地了解到一些火器运用于战争的实际威效，而并不真正关注具体操作过程和操作者的素质，小农意识的封闭和平民心理想象，容易把事情简单化和理想化了。由于实际参战者很少生还，幸存者又难于与小说家接触，小说家们把战争想象得如同道士作法一般操作简单，战争工具也用不着去人为地改进、更新、维护和操作训练。许多只有在实战中才会总结出的细节关键之点，几乎都无一例外地被忽视了。通俗小说只重视具体征战上个别性的结局，将宝贝兵器视为百试不爽的万能法宝，也极为形象地状写出人们受到时代、观念积习的限制，在战争工具想象和实战中先进兵器期盼方面的局限性。可以认为，文学想象与现实进取之间并非绝然没有联系，以这种简单化理想化的阵上宝物叙事，怎能在先进武器的实战运用上迈出应有的前进步伐？其虽然曲折反映了人们的愿望，但不过是廉价而热闹一时的感官刺激，缺少深刻的历史反思。
??这一缺憾，直到进入到19世纪的俞万春（1794－1849）写《荡寇志》才开始部分地予以填补。他把真正意义上的火炮描绘到小说世界中。小说第一百一十七回写了“飞天神雷”的准确度。说是慧娘“会勾股算术，算那雷子落处，远近尺寸，不爽分毫。前日白瓦尔罕用火鸦，亦是此术。不然，那火鸦如何都落到竹笆上，不飞到别处去？”［10］火炮的射程和准确度，才是杀伤力大小的关键，这种认识昭示了时代的进步和外来先进科技意识对于小说的渗透，于是小说所关注的也就不是那种小打小闹的法术和斗法之争了。
??三、兵器想象在清代民间心理中的嗣续传播
??何以明末清初巨大威力的火炮，在晚清之前的小说中被宝物幻想所折映，其威力表现受到遏制，而渗透进了大量法术为主的成分？这不能不从女真贵族入主中原后，其特定的心态和相关政策上找原因。
??清代终始，满汉民族矛盾，一直或明或暗地存在着，面对人数众多的被统治民族——汉族，满清统治者一直不敢放松警惕。因此，虽然从统治者的角度看，拥有利器火炮是有利于巩固统治的，但因为更多的顾虑，却并未付诸实施。
??首先，宝贝兵器想象是一种内心情绪的宣泄、抒发。明代皇帝大多比较懒，大权旁落于宦官内竖，丞相专权如严嵩，之所以权倾朝野，都与皇帝不理朝政有关，言论相对自由，文人可自由结社，像海瑞这样竟敢朝廷上直面批评皇帝；而清朝皇帝则大多勤政，他们毫不疏懒，意识形态上的统治则自然要严厉得多。如雍、乾年间文字狱之严酷，简直无以复加，文人结社之类不仅没有推行，实际上根本是想也不敢想。汉族文人即使辛辛苦苦通过科举踏入仕途，也大多数得不到真正重用，功业宏愿难于实现，于是内心郁结只好变形地抒发出来。叙事文学的宝物想象和神幻虚构的繁盛，即其一也。
??其次，清代统治者以白山黑水间女真族的骑射为长项，虽然明兵运用的先进的火炮之类的火器，在明清辽沈战争中让他们一次次吃了大亏，但他们深心里依旧不愿意发展火器，因为如果火器发展起来，那些他们认为文弱的汉族人（人口占绝对优势）也会随之掌握，北方满族的骑射优势就会相形见绌，发挥不出来，在他们看来，毋宁继续保持满族骑射一统天下的局面。朝廷还组织蒙古首领们来参观大炮的威力，使其恐惧而心悦诚服。据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载：“福文襄王总制云贵，值南掌国贡驯象四，并言被交？诸国劫掠，无御敌器，以馀象一求予巨炮。文襄檄谕，以国家法制森严，赏赉有节，兵火利器，不容妄求，还其象，不予之炮，上讳之。” ［11］可见清廷是多么忌惮火炮等先进兵器的“外流”。
??因此，对于“红夷大炮”、各种火炮“大将军”的深刻记忆，在清代中期就变得愈益遥远。但是，那些中原和南方的汉族文人却终究还是无法彻底忘记，这些被压抑心底的“种族无意识”在承平日久的清代中期，禁不住又时时焕发出来，需要在神怪想象中得到部分的满足。小说中的形形宝贝兵器意象和斗宝场面，也就被不约而同地赏爱。
??其三，也不排除，一些满族的有识之士，还是时不时地谈论先进火器，期盼走向富国强兵之道的，这给予小说创作者以不可小觑的启迪。如道光年间满族人奕赓《佳梦轩丛著》还在津津乐道于火炮，但是以占有为自豪，并未具体写其实战中的威效：“本朝军械火器最利，其大者有武成、永固大将军，炮重七千斤，红衣炮重五千斤，神威大将军重三千八百斤，神威无敌大将军重三千斤，神威将军重四百斤，神功将军重一千斤，冲天炮重三百斤，又有九节十成铜炮、铁心铜炮，得胜铜炮、发？颂？凇⒆幽概凇⒀贤？凇⑵媾凇⒘?凇⑻ㄍ迮凇⑿泄？排凇⑻?凇⒒嘏凇⒀肝浯笊衽凇⑿?浯笊衽凇⑺缥浯笊衽凇⒁?浯笊衽凇⒊晌浯笊衽凇⒊Jね?杜凇S钟杏？平鹆？冢？の宄甙舜纾？厝？俳铮？骋肆剑？又匾唤铩S?浦剖そ???冢？の宄撸？匚灏俳铮？骋┮唤锇耄？又厝？铩S?仆？督？冢？钟谢胪？凇！保？2］何以这些大炮屡称“大将军”？应当说，这是对战争中决定力量的最高评价——古代重将不重兵，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兵卒多少在战争中往往忽略不计，而将才则不可或缺。类似这些统治者的民族心理，必然会触动一些汉族文人，使他们诱发和强化宝物幻想。
??正是在这样一些民俗心理的支配下，深层意识中，清人的兵器崇拜意识，就有如水中的冰山，经常要露出水面一部分，还往往采取变化的形式和观照外部世界的眼光。陈其元《庸闲斋笔记》称：“英领事阿查里言：伊前年从军往征一属国，所统之师船兵力不厚。惧一时不能制胜，乃造千斤重炮子十余枚，至其国之海边，夤夜用人扛抬上岸，行十余里，散置之地。归船，乃发空炮数十声。次日，其国举兵拒战，行至中途，见炮子，惊其大，且讶其击至十数里之远，以为不能抵敌，遂遣使乞降。于是宣布威德，取成而还。其实伊国本无此大炮，亦并不能制此大炮也。兵行诡道，外国亦然。”无疑，这一心理的生成，早在对于明末战争的感受和最初的回忆思考之中，就已经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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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兵卫与葫芦续写范文 篇五
［关键词］瓜州；历史地理；交通干道；水系遗址
［中图分类号］K8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18-0070-07
一、瓜州政区的沿革
按《通典・州郡典》、《元和郡县图志》及《唐书・地理志》所记，唐瓜州下属两县即晋昌县与常乐县。唐瓜州领域基本相当于今甘肃省瓜州县领域。
唐代瓜州的领域，最早形成于西晋时期，据《元和郡县图志・瓜州总叙》记：“本汉酒泉郡，元鼎六年（前111），分酒泉置敦煌郡，今州即酒泉，敦煌之地。晋惠帝又分二郡置晋昌郡。周武帝改为永兴郡。隋开皇三年（583）罢郡，置瓜州，按隋瓜州即今沙州也。大业三年（617）改瓜州为敦煌郡。唐武德四年（621）改瓜州为沙州以别于晋昌置瓜州。”
关于晋昌郡的创设，《晋书・地理志》“凉州”条下记：“元康五年（295），惠帝分敦煌郡之宜禾、伊吾、冥安、深泉（渊泉）、广至等五县，分酒泉之沙头县，又别立会稽、新乡凡八县为晋昌郡。”对这八县的地址，兹谨作叙说如下：
宜禾，本汉置宜禾都尉昆仑障。东汉曹魏（220～265）扩建置宜禾县，故址在今瓜州县城西南20公里之六工城。
伊吾，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地境。《元和郡县图志》卷40伊州总叙云：“魏立伊吾县，晋立伊吾都尉并寄理敦煌北界，非今之伊州。”《资治通鉴》卷45记：“永平十五年（73），秉议边事，伊吾句下胡注：‘贤曰：……又曰：伊吾故城，在今瓜州晋昌县北。’”参据二者，晋伊吾县约在今敦煌西北之哈密地境。
冥安，今锁阳城东北4.5公里处冥水古道南岸南岔大坑故城。
渊泉，《大清一统志》卷279，“安西州古迹”门渊泉故城”条下记其在清柳沟卫东。清柳沟卫曾设在布隆吉尔，依据文献记载方位，1987年4月，瓜州县文物普查队张淳、李春元、李宏伟、王俊英等在今三道沟镇四道沟村（当地居民称“城壕湾子”）发现汉渊泉故城，仅存北城墙；东、西城墙辟为田埂，南城墙没于河底，正式命名汉“渊泉县遗址”。1989年8月29日，瓜州县政府将其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广至，今瓜州县踏实乡政府西北8公里破城子故城。自汉置广至县延续至隋唐改置常乐县。1962年2月，甘肃省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沙头，按《大清一统志・安西州・古迹门》记，在今玉门镇东南5公里巩昌河西岸。姑从之。
会稽，《大清一统志》安西州古迹门引晋、唐诸史书，认为晋会稽县在清玉门县（今玉门镇）东南；而陶保廉在《辛卯侍行记》卷5《玉门县》条下，则认为会稽县在今县城左右，两说相近。
新乡，《大清一统志》举出两说：一说在安西州东南，又引《通典》说在瓜州城南180里新乡镇。而据1987年4～6月瓜州、肃北两县文物普查队联合调查，唐瓜州（锁阳城）南8公里便是祁连山余脉长山子，再80公里便是石包城（在肃北县石包城乡西南1.5公里），属蒙古族游牧区，除石包城外，为当时肃北县鱼儿红乡东南30公里一高岗上有城址，按旧华里180折今90公里计算，唐瓜州城南180里新乡镇，莫属此城了。
八个县的地址既经初步考证，再把它们分别填画在现代地图上，这就可以大致弄清晋昌郡的领域。从各县的地理分布看，在疏勒河中游玉门市境内的沙头、会稽二县，在今疏勒河下游十工山南的，有位在布隆吉乡东南的深泉（渊泉）县、桥子乡的冥安县、踏实乡的广至县和地址待查的新乡县。而在今十工山北的则只有两县，即疏勒河下游绿洲上的宜禾县和远在疏勒河北戈壁滩上的伊吾县。八县中除会稽和新乡两县是元康五年（296）新设外，宜禾县也是历史很短的县，《元和郡县图志》记“魏分广至置宜禾县”，其历史不过几十年。而伊吾县如《元和郡县图志》所记：“魏立伊吾县，晋立伊吾都尉并寄理敦煌北界。”不但历史短，而且是寄理在敦煌北界上的一个县。
按《元和郡县图志》瓜州总叙所记，西晋晋昌郡的领域也就是后来唐代晋昌郡瓜州的领域。这里回顾并叙论一下晋昌郡政区的沿革，对于了解现在瓜州县的地区开发必将会有所裨益。按《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记，相当于晋、唐晋昌郡的广大地区，在汉代属于酒泉郡沙头县和敦煌郡的渊泉（后汉改并渊泉、冥安、广至等四县所领），四个县全设在疏勒河岸的十工山以南地区，山北是未曾设县的。这种设县格局表明，十工山以南，相当今布隆吉、桥子、踏实三个乡，在今天乃是开辟较早的地区，包括今瓜州县城所在的疏勒河绿洲，则是开辟较晚的地区。
但《汉书・地理志》在“广至县”条下记：“宜禾都尉治昆仑障。”那么这个昆仑障又在何处？查《元和郡县图志》“瓜州常乐县”条下记：“本汉广至县地，属敦煌郡。魏分广至置宜禾县，后魏明帝改置常乐镇。武德五年置常乐县也。”1985年4月，瓜州县文物普查队在汉广至县城勘测时，发现两层文化堆积：上层为唐文化层，内含石磨、砖瓦、“开元通宝”钱等；下层为汉文化层，内含压印绳纹、水波纹、垂幛纹灰陶片、夹砂红陶片、“五铢”钱等。依据明《肃镇志》、清《重修肃州新志》、《甘肃省通志》、民国《安西县新志》等文献记载，正式命名汉“广至县城遗址”，隋唐常乐镇、常乐县在一城。这说明唐之常乐县址最早乃是曹魏从广至县分置的宜禾县址，县名宜禾则应是它设在汉之昆仑障，从而沿用了宜禾都尉之名。这样推测，不仅有地名沿袭方面的依据，还可以从地理方面找到依据。昆仑障的“障”字，按《史记・酷吏列传》张汤传记“居一障间”句下《正义》注：“障为塞上要险之处，别筑城，置吏士守之。”依注则广至县的昆仑障乃是广至县的一座边防要塞。那么，有哪些历史事实可以证明宜禾县乃是冲要之处、要险之处？查《资治通鉴》卷107，晋太元十二年（387）记，吕光西征敦煌，先克张掖，又拔酒泉，进屯凉兴，胡注：“凉兴郡，河西张氏置，在唐瓜州常乐县界。”王穆自敦煌引军东还，途中兵散，王穆被杀。这表明了当时的凉兴乃是冲要之地。又《通鉴》卷111，晋隆安四年（405）记，段业进、李蔽镇西将军，都督凉兴以西诸军事，胡注：“段业分敦煌之凉兴，乌泽、晋昌之宜禾为凉兴郡……隋、唐瓜州之常乐县即其地也。”《晋书・凉兴郡》、《旧唐书・地理志》“瓜州常乐县”条也记：“汉广至县，属敦煌郡。魏分广至置宜禾，李庇诖酥昧剐丝ぁK宸希置常乐镇。武德五年改镇为县。”上述记载也表明了凉兴郡可治的宜禾县地理位置之重要。又《通鉴》卷119，晋永初元年（420）记，沮渠蒙逊以索元绪为敦煌太守，索元绪粗险好杀，大失人心，敦煌人攻之，元绪东奔凉兴。另唐代史学家颜师古在《汉书・地理志》“敦煌郡广至县”条下注云：“宜禾都尉昆仑障，莽曰广桓。”可见汉昆仑障在广至县境。《辞海》云：“昆仑塞，又名昆仑障，系古代障塞名，西汉置，故址在今瓜州县西南，为宜禾都尉治所。”今据《安西县新志》载：“西晋宜禾古城在（瓜州）镇西南四十里。”与1987年4月瓜州县文物普查队实地勘察距县城西南20公里相吻合。
至于汉、晋宜禾都尉昆仑障之历史沿革状况，酒泉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刘兴义、瓜州县博物馆李春元另撰一文详述，?q?这里不再纠缠，以免喧宾夺主。上述诸事实足以显示凉兴郡宜禾县地理位置之要冲，也可以证明把宜禾县推定为汉宜禾都尉所驻之昆仑障是可信的。
在论证了宜禾县即设在汉宜禾都尉所驻之昆仑障之后，可以看出，今瓜州县城所在的疏勒河绿洲，在前汉时期已有宜禾都尉驻治，其治所昆仑障即在今六工古城址上（《后汉书・郡国志》在“广至县”条下记），曹魏时期分广至县在此设立宜禾县。十六国时期，前凉在此设立了凉兴郡，下辖三县。后魏改凉兴郡为常乐郡。隋废郡改置常乐镇。唐改常乐县。据此可知现在瓜州县城所在地区的开辟有其悠久的历史，而这片地区中的六工古城也具有同样悠久的历史。
西晋开设的晋昌郡，在十六国割据时期曾经几番变动。前凉张氏在宜禾县设立了凉兴郡已如上述，西凉李痹蛴衷诮昌郡内设立过会稽与广夏等郡。《晋书・梁武昭王李玄盛传》载：“初苻坚建元之末，徙江汉之人万余户于敦煌，中州之有田畴不辟，亦徙七千余户……及玄盛东迁，皆徙之于酒泉，分南人五千户置会稽郡，中州人五千户置广夏郡，余万三千户分置武威、武兴、张掖三郡。”按洪亮吉《十六国疆域记》所考，其会稽郡在今玉门市，广夏郡在广至县，至于武威、武兴、张掖三郡则是李彼侨置，地址不详。总体看来，原晋昌郡内曾设立过几个郡，但晋昌郡的领域基本未变，唐代的晋昌郡、瓜州，承继的也就是这片地方。
唐得晋昌郡后，对郡内的政区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即把全部划分为晋昌与常乐两个县，《元和郡县图志》记瓜州为下府，晋昌与常乐均为中下县。两县的境界虽然史无明文，但从地理角度看，常乐县治在今六工古城，它在十六国时期曾是凉兴郡的中心。《沙州图经》又有常乐南山之记，可以推测说它的辖境是今十工山北的广大地区，而十工山南的地区则属于晋昌县领。旧晋昌郡的广至、深泉（渊泉）、冥安、沙头、会稽、新乡六县被并为晋昌郡，它包括了从今踏实乡向东直到玉门市西部的大片地方；而旧郡的伊吾和宜禾二县则被并为常乐县（旧凉兴郡有凉兴、乌泽、宜禾三县，前两县无考），辖境已有上述，然晋昌与常乐二县城各在今之何处？谨作考证如下：
晋昌县城亦即瓜州城，对于它们的地址前人多有考究，《重修肃州新志》记在“安西卫古迹门内”，泛指晋昌古城在清安西卫西南；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记在“安西州古迹门晋昌故城”条下则泛指其在肃州西520里（今酒泉城距瓜州县城287公里，瓜州县城东南距瓜州城70公里，除去瓜州县城折向东至瓜州城70公里数，与志书记载里数基本吻合）。清末陶保廉在其《辛卯侍行记》卷5内提出，布隆吉尔以西的窟窿河（今名葫芦河又名大东河），注入疏勒河处是唐玉门关所在，再西的双塔堡疑是唐瓜州晋昌县城也。陶保廉此说，是参据俞浩的意见，按瓜州与肃沙两州间的距离而推定的，此说较其前人固然较具科学性，也确乎进一步。但与《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记载相差较大，因而是不可信的。按《慈恩传》载，玄奘法师西行至瓜州，“法师因访西路，或有报云从此北行五十余里有葫芦河，上广下狭，洄波甚急，深不可渡。上置玉门关，路必由之，即西境之襟喉也”。依记则瓜州在葫芦河以南50里外，若设今双塔堡为瓜州城，则城北即是疏勒河，过河西行50里为砾石戈壁和山上，更无大河，这岂不与《慈恩传》之记相差太远？因而陶说是不足信的。
解放前夕，向达先生撰写了《两关杂考》，收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他参考了《慈恩传》和陶保廉等人的看法，提出了“私意以为唐瓜州治晋昌县当即欲称为锁阳城之苦峪城，玉门关则在其北”。向达先生的看法，超过了前人旧说，指出了锁阳城即唐瓜州故址。曾随向达先生西行考察的阎文儒先生，在考察过锁阳城后，在其《河西考古杂记・安西南湖与双塔堡考察记》一文中，也认为锁阳城或者就是唐之瓜州城。
对于锁阳城，笔者在未去之前曾草写一稿，题为《甘肃锁阳城历史演变》。当时笔者曾怀疑锁阳城北面的桥子村是唐瓜州故城，并推测说锁阳城或者是瓜州城南的新乡镇。1988年9月，笔者有幸到瓜州看到了锁阳城。经过短暂的实地考察后，改变了原先的看法，也认为锁阳城的前身就是唐瓜州晋昌郡。理由有三：其一，《慈恩传》所说之葫芦河是指今之疏勒河；自河而南50里以外的瓜州城，那就非锁阳城莫属了。其二，笔者此前过分拘泥于《慈恩传》所记瓜州人报告的里数，其实瓜州人报告的里数并不会精确，也不必过分拘泥。按锁阳城至双塔堡的70多里距离而论，玄奘法师于日落后乘马急行，则午夜时足可到达疏勒河畔，因而把锁阳城所定为瓜州城，并不悖于《慈恩传》所记。其三，据《重修肃州新志》载，锁阳城东半里原有大寺（今已无），寺内有断碑歌颂张议潮、曹议金大兴屯垦、水利疏通之功。其事反映出锁阳城在唐末仍是大兴屯垦与水利的指挥中心，仍是一个政治中心，从而可以推断它必是唐瓜州城。
瓜州城址确定之后，就可以按《慈恩传》的记载去考求唐玉门关的旧址了。《慈恩传》载，玄奘法师在瓜州做好了直趋伊吾（今哈密）的准备后，“于是装束与少胡夜发，三更许到河，遥见玉门关。去关上流十里许，两岸可阔丈余，傍有梧桐树丛，胡人乃斩木为桥，布草填沙，驱马而过。法师既渡而喜，因解驾停憩”。依记则唐玉门关应在今锁阳城北方、疏勒河入双塔乱山口之东8公里南岸。从传文中看，玄奘法师在途中并未越过山地（十工山东段）西北，乃是沿平地道路而去的。笔者在当地考察时，承李春元同志介绍，得知在现公路东残留有一条古道，它大致从锁阳城通往双塔村。古道深陷约1米余，当地人至今仍称其为“唐道”，非机动车仍能利用它，从古道的走向推测，唐玉门关应在双塔堡北的疏勒河岸上。
从地形角度上看，双塔堡附近也是宜于建关的地方。现在由于双塔堡的河段已经建成了双塔水库（1958建成），大片原有的地形已被淹没在水库下无法直接观察，不得已只好引用两种清人观察记录，以为推测关址的凭据。
徐松在其《西域水道记》卷3中记：“苏勒河自月牙湖敦西流十里迳双塔北，又西流里许，南岸有二沙埠，相去半里，埠头各有小白塔，是堡所由命名也。”《肃州志》云：“双塔不知创于何代，其地峰回路转，河水湾环，林木葱郁，徘徊瞻眺，顿涤尘襟。余登降冈麓，危径临流，河曲平沙，差勘步马，而山非苍翠，树泛青红，滚滚浑波，殊非佳观。”“苏勒河自双塔而西，两岸山促，河啮南山之趾，山巅置汛，是为乱山墩，墩东距双塔堡三十里。”
这段描述表明，双塔堡以西，两岸山逼河道，河岸则有“危径临流，差堪步马”，可知这段疏勒河谷是险要的。又辛亥年间，袁大化奉命西行，撰有《抚新记程》一书，他对双塔堡以西的疏勒河描述云：“双塔堡居民七家，千总李正祥带老兵数人来接。见西面两山南北对峙，中贯一河，南山则双塔矗立，北山则一墩高耸。”?r?“中央则疏勒河西流也，望之如边门大启，而则山宽三十余里，土名乱山子。卡房左近，怪石……汉置关于此，玉门之名或有所取欤？”
把这两段描述结合起来读，可知双塔堡正位于疏勒河谷的东口上，自堡以东是开阔地带，自堡而西就进入了疏勒河谷。自堡眺望则“如边门大启”，所以连袁大化都认为置兵于此是得地利的（袁大化不知有唐玉门关，无足为怪）。看来唐玉门关故址确应在今双塔堡附近的疏勒河岸上，其地即可扼制疏勒河的道路，又可扼制瓜州的道路，正合于“西境之襟喉”的评价。既然玉门关址必在双塔堡水库之下某地，那么昔年玄奘法师趁夜渡河地点，很可能就在今水库东口或稍东的石路口湾一带了。
关于唐玉门关址，陶保廉曾推测其在窟窿河口处，他依据是按史书所记瓜州与肃、沙二州间的距离，晋昌县应在双塔堡；而《元和郡县图志》又记玉门关在晋昌县东20步（或作20里），所以把玉门关比定在双塔堡东的窟窿河口。后来向达先生也疑其在双塔堡，《两关杂考》中云：“唐瓜州治晋昌县，今人考证谓约在今瓜州县双塔堡附近。葫芦河，其形状似葫芦，即今窟窿河，经乱山子以入疏勒河。私意为唐瓜州晋昌县当地人即俗称为锁阳城之苦峪城，玉门关则在其北……惟今双塔堡、乱山子一带仅余古烽墩二，其他遗迹悉化云烟，关址所在，疑是莫能决也！”陶保廉把晋昌县推定在双塔堡是错了，而向达先生认为锁阳城是晋昌县城，又依《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推测是玉门关在锁阳城北的双塔堡一带则是卓见。美中不足的是，向达先生误把窟窿河比作古之葫芦河。查窟窿河今名店子河、兔葫芦河，它是自双塔村南4公里大沙丘北侧洼地诸泉汇流向北注入疏勒河的一条小水，长不过10多公里，并非横在锁阳城北的河水，那么，玄奘法师在向北直趋伊吾的途中又须渡它。而且即使渡过了它又岂能去伊吾？这在现代地形图上是一目了然的。这种误解，盖来自《重修肃州新志》，它不但把窟窿河当作了古之葫芦河，而且误引了岑参的《苜蓿烽寄家人诗》为证，后来的《西域水道记》又沿袭了这个错误，乃至于贻误后人。
又《元和郡县图志》在“瓜州晋昌县”下记：“玉门关在县东二十步（或在二十里）。”这种说法也是错的，问题应该实事求是，查今锁阳城东乃是一片平坦的半荒漠，一片沙地，不但没有足以与玉门关相应的遗迹，唐玉门关也无建置在大片平沙地上之理，倘若在锁阳城东建关，它的防御作用又将何在？若说在晋昌县东20步，那就更加难以想象了，岂有建关当时会把诺大一个州城置于关外20步之理，若在瓜州东20步或20里，那么玄奘法师怎么会疾行几小时后，在葫芦河上又望到了这座关？总之，《元和志》的这条记载显然是错了。
唐玉门关址既确定，便回过头来考证汉冥安县城遗址。1988年9月18日，在考察锁阳城的同时，承李春元同志向导，又看了锁阳城东北约3公里的两座古城址。两城相距很近，不过3公里，一在低洼地，一在高坡上。当地人称其为“南岔大坑”，从而古城也就被称作了“南岔大坑古城”。古城残破殊甚，几乎已被夷平，两处均只留下几段很低的残墙，无复城郭之形。李春元同志介绍说两城均为汉之冥安县城，其在洼地上者应为旧城，在高坡上者应为新城。极可能是因为旧城虽然有近水之利，但也常受水淹之害，后来又另选在高坡上避水淹之处修建新城。查《元和志》在“瓜州晋昌县”条下记：“本汉冥安县，属敦煌郡，因其界冥水为名也。”这就是说，冥安县乃晋昌县原身，晋昌县乃是冥安县的改称，然则晋昌县城东的古城址显然是冥安县城故址了（冥水问题见后）。因而笔者赞同当地同志的意见，也认为南岔大坑古城即是汉冥安故城。发现了南岔大坑古城并指出了它是汉冥安县城，这是瓜州县博物馆在学术上的一项贡献。
关于唐常乐县城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兹引敦煌文书《沙州图经》：
一十九所驿，并废
州城驿
右在州东二百步，因州为名。东去清泉驿卅里。
清泉驿
右在州东北三十里，去横涧驿廿里。承前驿路在瓜州常乐县西南。刺史李无亏，以路石碛山险，迂曲近贼奏请近北安置。奉天授二年五月十八日敕移就北。其驿置在神泉观庄侧，水名神泉驿。今为清泉戍置在驿傍，因改为清泉驿。
横涧驿
右在州东北六十里，北去白亭驿廿里。刺史陈玄，为中间迂曲奏请，奉证圣元年十二月三十日敕置。驿侧有涧，因以为名。
白亭驿
右在州东八十里，东北长亭驿卅里，同前奉敕移。为置白亭烽下，因烽为名。
长亭驿
右在州东北一百廿里，东去甘草驿廿五里。同前奉敕移。为置在长亭烽下，同烽为号。
甘草驿
右在州东北百三十里，东南去阶亭驿廿五里。前刺史李无亏、为中间路还，兼有沙卤，奏请，奉敕置。驿侧有甘草，因以为号。
阶亭驿
右在州东一百七十里，东去瓜州常乐驿三十里，同前奉敕移。为置在阶亭侧，因烽为号。
这段文字记的是起自沙州城（今敦煌），迄于瓜州常乐县城的驿路。其中各驿虽多不可考，但沙州与常乐是明白的。已知唐里略等于市里，兹按原文所记的方位、距离，在现代甘肃省瓜州县地图（1∶750000）上填画出唐代沙、瓜州间的驿程。
从沙州到瓜州并无直达晋昌城的驿路，只有经过常乐转去晋昌城的驿路。按《沙州图经》所记，现在于瓜州县西南的六工古城恰是唐常乐县城的故址。如《元和志》所记，魏分广至置宜禾县，宜禾至唐为常乐县，今既明确六工古城是常乐县故址，那么广至县城故址又是何地？对于广至故址问题，诸志书如《重修肃州新志》、《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等，虽考论纷纭但终不能确指，直到清末陶保廉方在《辛卯侍行记》卷5“广至县”条下提出一个明白的看法。北魏改大至，唐改常乐，《元和志》记载，“常乐县至瓜州115里或作150里……踏实盖大至之转音……今踏实西北20里有破城子殆即汉广至”，而章怀注《盖勋传》云：“广至县在常乐县东，今谓之悬泉堡，按此‘东’字传写讹也……”陶保廉虽误以双塔堡为晋昌，又误把“广至在常乐东”的“东”指为讹字，但他从地名入手，结合当地古城，指出了破城子应是广至县的故址，乃是合理的看法。至于所引《盖勋传》的章怀注，则也早见于吴卓信的《汉书・地理志》补注中。本书记20世纪40年代，阎文儒先生考察过踏实的破城子后，也认为破城子当为广至县故址，笔者赞同上述看法，因为合乎《后汉书・盖勋传》，“盖勋，字元固，敦煌广至人也”句下李贤注：“广至故城，在今瓜州常乐县，故址所在，误信了《太平寰宇记》。”汉广至故城在常乐县西北的误记，所以竟指“东”字为讹，其实“东”字是对的。
把六工古城所定为常乐县故址，也合于《元和志》在常乐县条下“东至瓜州一百一十五里”之记。今从六工古城向东行，再转南穿过十工山（《沙州图经》记作常乐南山），经破城子、踏实乡至锁阳城，大致是112里，与《元和志》基本相合。
二、瓜州的交通干线
如前引《沙州图经》“驿路”项下所载，从沙州通往瓜州的驿路，并非经过旧广至而直趋瓜州城，乃是先趋山北的常乐，再越过今十工口子，经旧广至转趋瓜州城的。这反映出瓜州趋向沙州也取此路。究其原因，从政区沿革看，广至县在隋时已撤废，而常乐则方兴未艾；从自然条件看，常乐所在乃是疏勒河穿出山地后进入开阔地的一片绿洲，自此向西又是水草较好直近于沙州的地带，如《图经》所记，清泉驿有泉，横间驿近水，甘草驿多甘草等皆是。与山北的驿路相对（长乐）山南原也设有驿路，后来因其“石碛山险，迂曲近贼（其易受吐蕃侵扰）”而撤移北道。
瓜州、肃州之间的道路：因为现在地面上还残留有“唐道”，可知瓜州通往肃州的道路是从锁阳城东北行，沿兔葫芦河经双塔堡，入玉门关而东去的。
关于冥水，笔者仅找到三条可供参考的史料。《旧唐书》卷103《张守传》记，开元十五年（727），吐蕃寇瓜州，以守为瓜州刺史，“瓜州地多沙碛，不宜稼穑，每年少雨，以雪水溉田。至是渠堰尽为贼所毁，既地少林木，难为修葺。守设坛祭祈祷，经宿而山水暴至，水漂材木，塞涧而流，直至城下。守使取充堰，于是水道复旧州人刻石以纪其事”。这段记载很可贵，一则记载了自州南山地有山水沿河床直到瓜州城下；二则说明每年雨少，以高山积雪融化的山水溉田，从而可推想冥水并非长流水，乃雨后河流，最好也不过是季节河流；三则说明瓜州是地多沙碛，可知沙碛是自古已然。这段文字把瓜州的干旱少雨、地多沙碛与雪水融化为山水溉田的地理环境反映得很全面也很形象。当然，还不能说这条涧即是冥水。
第二条史料是前引《西域地理人物略》的记载，文云：“赤斤西百五十里的苦峪城，即我皇明所设苦峪卫处也。东有河，地中有三墩，迤北五十里为王子庄。”这表示明代苦峪城东有河道。
第三条史料是清乾隆二年（1737）成书的《重修肃州新志》，在“柳沟卫”内“古迹”门所记的苦峪城地理景象，文云：“今遗有空城，规模颇为雄壮，关厢亦大。城内荆榛，颓垣败墙相望，并尚有水井木栏，又有一道干河极阔，两岸丛树，映带颇胜……穷其渠道所由，在西北几二百里，于靖逆之上龙王庙，疏勒、昌马二河会合处引来，今俱干涸无水，渠身砂砾……”?s?志文说城东有干河道是可信的，说该河道导源在苦峪城“西北几二百里”则是错的，因为苦峪城西北，今桥子乡这一片地方乃是河三尾闾低湿滩地，锁阳城海拔1358米，桥子乡西北一般海拔1300米，岂有引水向高地之理？这很可能是观察者把干河道下游走向西北现象，误作了来源于西北而作出的误记。遗憾的是，笔者到当地时，受条件的限制，未可探寻这条250年前就已被沙埋了的古河道。
上举三条史料，可以证明锁阳城东有过河道，而当地现在地表诸种形态，则尤能反映出冥水和冥泽所在。从锁阳城南的长山子、独山子一片山地上，有若干干涸河道通向桥子乡滩地，其中有两三条的下尾是经过锁阳城与南岔大坑古城之间而北去的。每逢雨后，所有从南山下来的涸河都有山水泻下，其尾水散向滩地上。在雨水稍多的夏季，受十工山地的拦截，雨水和山水在山南滩地上积为星散棋布的片片沼泽。这些沼泽不足航而浅不易涉，使得各个村落之间的交通几乎断绝。在水潦退后，不但牧草茂盛而且芦苇也丛生，农牧业兴旺，编织手工业也发达。这片潦洼滩地的范围是：北限于十工山，东、南、西三面则大致以桥子、平头树、漕子沿、踏实、破城子等村镇所形成的半圆弧为界。在这片大地舞台之上，笔者认为桥子乡的大片潦洼滩地，在雨季就呈为一片沼泽地，它就是古之冥水。而锁阳城与南岔大坑之间某条山水输流量较大的涸河床，就是冥水。冥水并非一条长流水的大河，而是一条雨后或季节性河流。据李春元同志讲，锁阳城东有一条形态明显的干沟（涸河），其上源来自昌马河上游出峡口的大坝，笔者认为它也有可能即是冥水古道，遗憾的是，笔者对这几条主要涸河未能勘察，从而无法作出判断。
这里还须澄清两个问题。《元和郡县图志》记：“冥水自吐谷浑界入大泽，东西二百六十里，南北六十里。”这显然是误记或传刻之讹。倘若按此推测则东起今昌马河三道沟，西迄今瓜州县西界，南起今鹰嘴山脚，北漫过十工山（十工山一般高度为1400多米，而鹰嘴山海拔则高达3716米），都在冥泽水下？那样的话则当年的冥安、广至、渊泉等汉县岂非在冥泽之下？那是无法想象的。
又，《沙州图经》在第33～38行“苦水”条下记：
右源出瓜州，东北十五里名卤涧水，直西流至瓜州城北十余里，西南流一百二十里至瓜州常乐县南，山南号为苦水，又西行三十里入沙州东界故鱼泉驿南，西北流十五里入常乐南山，又北流至沙州阶亭驿南，即向西北流至廉迁烽，西北散入沙卤。
这条水相当于今天十工山南的银河、黄水沟、芦草沟。这条水并非独流的河道，乃是一条散漫枝从的不整水系。为什么《图经》记载了它？因为它的下游进入了沙州境，既然它在冥水和冥泽范围内，泽内怎么又会有河？这大概是由于潦水退后，地面干出，显露出了这条河床的水系，而《沙州图经》编者所记的就是干季里显露出来的河道。
在明确了冥泽的范围和它的季节变化后，这个地区若干人文地理现象都可以理解了。由于一年大部分时间里，冥泽所在之处仍是沼泽滩地，它水草丰茂，兼宜农牧，所以汉朝在滩地的东、西沿高地上分建了冥安与广至两个县城。其后由于这片地方农牧业的发展，西晋对政区作了调整，以冥泽滩地为中心，设置了晋昌郡。十六国时期又把十工山北宜禾县划作了凉兴郡。这表明，政区的分合不但出于政治目的，同时也是有其地理性的。
古瓜州道路之迂经瓜州城，正因为瓜州城是这个地区的中心，而瓜州之所以形成为地区中心，则又系乎冥泽滩地的沃美。
［注 释］
①参见李并成、李春元著：《瓜沙史地研究》论文集，第85～105页，《古瓜州政区历史地理浅考》。
清兵卫与葫芦续写 篇六
自从葫芦被父亲给砸碎了后，他正天不知道要干什么才好。
有一天他在一次散步的时候发现有一个人正在拿着画笔在画画。他走了过去目不转睛的盯着画板，他看见画板了的海浪和海鸥都被这个人画的栩栩如生。到傍晚夕阳下了山后他看见那个人走了，后自己也走了。
从此他整天呆在家里学画画，不过这次他学聪明了，在家和学校都努力学习，他父亲说：“这样才对嘛，以后当个大官来”。他满口连声叫“嗨”的，心里想着：我才不要呢。
在一次午休课的时候，他正在小心翼翼的画教员的画像的时候，有一双手从他眼前飘过，一下子把他的画板抢了过来。那双手正是教员，教员看见了后非常的生气，立刻把他给修理了一顿后，放学后立刻到清兵卫的家里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都告诉了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听见后立刻把他的所有的画具都给砸碎，把他的画纸都给撕了。他面无脸色的盯着被父亲的画纸，心好像也被撕了一样。
他把画纸的碎片一一收起来，离开这间毁了他两次梦想的主人。他来到了初次看见那个人画画的地方，把他那些碎画纸埋在了沙滩里。
突然那个画家来到他的身边说：“你在干什么呢？”
清兵卫说：“我喜欢画画，可父亲不让我画啊，我父亲是毁了我两次爱好的人，他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
画家说：“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呗，这有什么好生气的。画具被撕了还能否重买啊，但爱好放弃了那可什么都没了。
清兵卫：“我知道了，只有永不放弃才可能成功，失败乃是成功之母，不管怎么样都不能放弃。我知道了，谢谢。”
画家说：“谢什么谢啊，这有什么好谢的。”
从此他更加的迷恋上了画画。不管父亲砸了他几次画具都没有阻止他画画。他参加了一次全国画画大赛，得了一个特别奖，奖金是1000日元，还能在全国最着名的画画学校里学画画。
他父亲高兴死了的说；“孩子对不起是我不对，都是我害了你啊。”
清兵卫与葫芦续写 篇七
皇家贵族“捺钵”营
“春水秋山”渔猎地
——兼证金兀术渔猎围场、练兵场努
前章已经介绍，辽契丹、皇帝及大臣有“捺钵”习俗。“捺钵”一词本出自契丹语，按汉语可译为“行在营”。著名专家王禹浪先生在《哈尔滨地名含义揭秘》一书中指出：“这里的‘行在’，绝非一般泛指，而是辽、金、元三朝皇帝出行狩猎之专门用语。春天狩猎主要在水边进行，所以称为‘春水捺钵’，秋天的狩猎则在山中进行，则称为‘秋山捺钵’。久而久之‘春水’与‘秋山’合成一词，并形成非常动听词语“春水秋山”。而且经王禹浪考证，在各地出土的许多金代玉佩，均有春水（如天鹅、荷叶、芦苇、海东青鹰、水波为主题），而秋山则是以远山、近树、奔鹿为主题图案。这种至为辽、金、元朝的朝服和达官贵人必佩之物，在金朝服中还绘有“春水秋山”的图案，春水秋山有时分别称为“春水”或“秋山”。据王禹浪先生的考证，“捺钵”之制创始于辽代，金之两朝相袭沿用。实际上，皇家贵族渔猎活动不仅在春秋两季，实际上在一年四季都在进行。所称“四季捺钵”是也。
笔者研究认为，“捺钵”活动初指皇帝之渔猎之行在，但实际上其广义指皇家贵族的渔猎活动。大金在建国前，严格说来，本不该用“捺钵”一词，但实际上自从完颜部族的乌古乃取得节度使一职后，生女真虽归随归辽契丹所属，但实际上“巍然自为一国”，（《金史·百官志一语》），有些行为早以类似国王而居之。连《辽史》也将女真称为“女直国”。因此，可以推论，在金正式建国前，实际上也开始使用“捺钵”一词了。也可以这样说，“捺钵”有时泛指狩猎活动。而渔猎活动之最的民族，当属女真人。女真人以前无耕作，人们的生存来源主要靠打渔和狩猎。大江、大湖以及支岔流域均是女真人捕鱼的佳地。而广阔的山林则是狩猎佳地。在笔者所讨论的范围之内的小兴安岭是当时女真人最大的山林地域。南接松花江，北接黑龙江，东为三江汇合处，西为嫩江，从小兴安岭经过的主流，即是汤旺河（金时叫“土温水”）它发源于小兴安岭北端，又汇集大小无数个支流，流入了松花江。而小兴安岭当属金域最大山脉之一，与长白山齐名，山岭连绵几千里，山林浩瀚，古木参天，皆为天然的原始森林，这里的野生动物、植物在中国北方是品种最多，数量最大的山区，勿须再论，这里是女真人首选的狩猎场，当时这里聚集大量女真人部落，皆因此天然大狩猎场使然。从伊春各地和金山屯区域出土的大量女真人先祖的遗迹证明了这一点。前第三章已谈到，金时女真人核心部落是完颜部，完颜部祖宗各代均在这里狩过猎，这是不争的事实。而金朝完颜皇家贵族更是将这里作为“四季捺钵”的最佳场所。
不知金史专家们是否注意到，女真人将“士卒”与“围猎”为同一名词。查《金史·兵志》载：“谋克之副曰蒲里眼，士卒之副从曰“阿里喜。”而在《金·国语解》中，阿喜为“围猎也。”可见，金朝将围猎与战斗同为一义去理解，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定义，平日无战时，“听以佃渔射猎习为常事”，有警则下令部内，即“缓则射猎，急则出战。”女真人从儿童开始就练射箭，阿骨打、粘罕以及兀术从小都是射箭高手。笔者认为女真人的身体特质和群体的战斗能力，主要是从天长日久的狩猎活动中养成的。《后汉书》卷85《东夷列传》中载：“挹娄（古肃慎人，女真人祖先）处于山林之间，土气极寒，常为穴居，以深为贵，好养豕，食其肉，衣其皮。弓长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长一尺八寸，青石为镞”。《晋书》卷97《肃慎氏》载：其土界广袤数千里，居深山穷谷，其路险阻，车马不通。夏则巢居，冬则穴处。无牛羊，多畜猪，食其肉，衣其皮，绩毛以为布。……有石砮，皮骨之甲，檀弓三尺五寸，楛矢长尺有咫。其国东北有山出石，其利入铁，将取之，必先祈神。”在后来则称为女真人，宋人也记载为：“（女真人）散居山谷间，依旧界外野处……其人则耐寒忍饥，不惮辛苦，食生物，勇悍不畏死，善骑，上下崖如飞。济江不用舟，浮马而渡。精射猎，每见野兽之踪，能蹑而追之，得潜伏之所；以桦皮为角，吹作呦呦之声，呼麋鹿射而啖之，但存其皮骨。其依山谷而居，联木为栅，屋高数尺，无瓦，复以木板，或以桦皮、或以草绸缪之。”但历史再向前发展，到了完颜部落称雄生女真时，特别是到了完颜部首位节度使乌古乃后，铁器有了重大发展，无论是辽国契丹人，还是渤海国，还是来流水附近的乌春部善制铁器，还有加古（又写夹谷部锻铁名匠乌不屯）均被完颜部落所扰络，这时，铁刀、铁矛、铁箭头等历史性的用具之革命，使征战活动有了利刃，而使渔猎活动更加方便、快捷、有效。此时，完颜部族各头领入山狩猎，不仅是他们的习俗，也是生存之必须，更是各类征战之必备。所以，完颜头领在大金建立之前，日常主要活动就是狩猎。包括金朝皇帝、和将帅、大臣均以猎为趣，即使在征战途中，也经常不间断地到深山森林去狩猎，这在金史记载中不计其数。而在金山屯文物发现中，有大量与渔猎有关的文物，如泥网坠、铁箭头、铁矛、兽骨、木炭、六耳鋬铜锅、陶制多孔器等。在山林中，发现的穴坑、灶石、兽骨更是无计其数。所有这些均证明此地是渔猎名山。下面以金山屯遗迹为线索，进行研究分析：
金山屯的原地名不少，其中“大荒沟”、“查拉巴气”、“大宝金山”、“金顶山”、“忽鲁头沟”等比较典型。而在元代，却有金山屯地名另一说法：“阿尔坦·阿布拉·爱拉，”金山屯史志有记，但却翻译为：“蒙语，产金子的山村。”这其实不准，因为小兴安岭几乎无蒙古人居住过，即使在元代亦如此，只不过是为其管辖而已。而此地几千年就是肃慎，后来的女真人的居地，有些地名遗留应与女真语有关。“阿尔坦·阿布拉·爱拉，”其实是女真语的汉字标注。查《满汉语辞典》，不难得出结论：这是与狩猎有关的词。“阿尔坦”对应的是“拦截”，后词意为“刚好、恰好”；“阿布拉”对应的词是“Abalambi”，“mbi”是动词尾，“打围、打猎”的意思；“爱拉”其实就是“Ala”，“山岗、大阜。”这三个词联在一起的意思非常清楚，就是“最理想的（恰好、刚好）打猎之山。”或也译成“最理想的打猎黄金圣地。”这里的“黄金”一词是形容此地之美重，而非是产金之意。（当然，金山屯历史曾在白山沟沙过金）这个词组是将女真语以汉字作为音标进行标注的，将这么长的一个女真词组标成金山屯名称，也是很有趣的事。下面再列举几处典型的均与金祖有关联的山名，有的定与大名鼎鼎的“金兀术”有关。
“卧龙鳖河“。此河发源于金山屯北沟之顶，从力林河相汇集，汇入此河，一直流入到现美溪松岭林场，美溪那边称“金沙河”。“卧龙鳖河”，现名则叫“卧龙河”，这是汉人的习惯称法。“卧龙鳖河”一听就知道，它不是我们今人（汉语）的习惯称谓，因此称“卧龙河”，实属自然。依汉语理解和习惯将女真语的多音节词汇改为汉语的，集约式的单音节词汇，在“卧龙鳖河”这个地方，有一个农业队，称为“石猴沟”青年点。我本人曾于1975—1976年在此地的东方红经营所和力林林场任过职，当地人传说，卧龙鳖河有一块“金兀术马蹄印”大石头，本人十分好奇，在当地人指领下，到卧龙鳖河石猴沟段现场去看了一下，在此河边确有一方巨石，半位于水中，石上确有一深深的“马蹄印，”经流水冲刷，仍光滑可见。对这个蹄印，任何人都知道是天然形成，怎可能是马蹄踏之形成的？但当地老乡就如此是说，而且就说是“金兀术之马蹄”留下的。这就怪了，怎么与金兀术挂上了钩呢？当时本人猜测，这里在金代前后可能有某些头领到此来过，或“金兀术”本人亦来此打猎也未可知。由此，留下一些神话性的传说。“卧龙鳖河”，北方深山之涧河，不产“鳖”类，由此断定应为金代前后女真语的遗留之音。笔者经查证，并与金山屯地域大量金代遗迹相联系，证明当完颜贵族等重要头领曾来过到金山屯，这里是天然的野生动物场，这些头领在此狩猎。金史中关于金人“畋猎于土温水”的记载相当多。根据“卧龙鳖河”之发音，可以断定，此乃“斡鲁补”河之意也。“斡鲁补”与“卧龙鳖”谐音，只是女真语音与汉语理解性标记不同而已，即音同而字不同。“斡鲁补”女真名，汉名为“宗望”，乃金朝皇阿骨打第二子、金灭辽攻宋的主帅之一，与粘罕分别为东西两路之帅。在民间评书中，将宗望和粘罕一样，均将二人攻北宋、俘徽钦二帝的战事安在“金兀术”身上，实际是，宗望比金兀术年令大，是兀术一个爹（阿骨打）非一个妈所生。“斡鲁补”是与粘罕以及后来的金兀术一样齐名的金朝大将。斡鲁补酷爱打猎，他一定在“土温水”这个山区打过猎无疑。不然，不会留下这个迹名。（当然，类似“斡鲁补”的金朝将领亦有之，但均为一般小头领，不可能有宗望名声那么大，因此，一个地名只要有大人物就不会以小人物命之）。另外，宗望与粘罕（宗翰）皆为灭辽主帅，二人一同到“土温水”狩猎是完全可能的。如果他俩一同到此狩猎，宗望据北沟，而粘罕据南沟（横山、丰茂林场一带）。从时间看，估计在阿骨打起兵攻辽之前和灭北宋、俘徽钦二帝后，他俩真乃大功告成，辉煌无限，这时，休息一下，回到“土温水”一带打几圈猎也是非常正常的。而攻辽之前去“土温水”狩猎，主要是“备粮草”（即猎取野物以备攻辽之需）。
“忽鲁头沟”。今人俗称：“葫芦头沟”。在金山屯“南沟”。（另外“北沟”有“大昆仑”、“小昆仑”之名，当初名称之源应与“忽鲁”之音存有关系，后以此音而以汉人的习惯和审美观写成“昆仑了”）笔者经反复分析，现金山屯的“葫芦头沟”，从未产“葫芦”，其地形也不是“葫芦”之形，其实这是女真语“忽鲁头”或“忽鲁”之遗音，今人只能依汉语习惯，写成“葫芦头”沟了。”“忽鲁”是女真语，意为“数部落首领”。《金史·百官志》载：“其部长曰孛堇，统数部者曰忽鲁”。就是说，“忽鲁”是统领数部的头领，“忽鲁”加上汉化的“头”称，（有专家认为“头”与女真语“首秃”或“秃”音相近，而“首秃”或同“秃里”。《金史·金国语释》载曰：“秃里，掌部落词讼、察非违者。”具有管辖处罚权的官职。均为汉语的“头领”之意（李秀莲《金代的民族文化渊源》（辽金史论集第十集）更清楚表明，忽鲁头是“大头领”之意。这个大头领只所以到此地，除了征战就是狩猎了。
现在的问题是，“忽鲁头”含意是一般统称，还是有特指之意，这其实可能两方面的意思都有。如前所述，若一般泛指，就是指女真人统辖数部的大头领到此打猎或征战；若特指某个头领也不能排除。早期最有可能被称为“忽鲁”的应是昭祖石鲁，（这在第三章中有专门分析）他是阿骨打上四辈之祖。本文在第三章中已述，石鲁曾“耀武于青岭、白山”，他在小兴安岭金山屯一带活动过是毫无疑问的，他应当是“忽鲁”之祖。在金建国前后，有忽鲁之称的，首先可能是勃极烈之官称的大官，《金史国语释》之官称：“忽鲁勃极烈，统领官之称。”“忽鲁犹总帅也。”因此，“忽鲁勃极烈”就是“忽鲁头”。查金代前朝有此“忽鲁”之称的勃极烈有：撒改：天辅五年，撒改曾任“国论忽鲁勃极烈，”而在完颜军攻阿疏、钝恩等城时，撒改就“出胡论山”，与“忽鲁山”音一致，只是汉字写法不同，故可推论为今金山屯白山一带。而阿骨打在创立大金国三年后曾诏见“土温水路兵”头领酬斡约：“胡鲁古、迭八合二部来送款，若等先时不无交恶，自今勿相扰”。酬斡乃完颜宗室之后，“土温水路兵”之头领，故“胡鲁古”在“土温水”附近无疑。“胡鲁古”应为今金山屯“忽鲁头沟”至岭东梧桐河一带部落。另外，阿骨打弟完颜杲（斜也）曾为“忽鲁勃极烈”，他是征辽及宋前期的总帅；金朝第二皇帝之子宗磐曾任“国论忽鲁勃极烈”。金代前期的贵族中有“忽鲁”之名的主要是金第二皇帝太宗吴乞买诸子，宗磐，本名蒲鲁虎、音近“忽鲁”，而宗固，本名就是“忽鲁”，宗本本名是“阿鲁”，均音近“忽鲁”。不管“忽鲁头”是代指还是特指某个人，实难以具体确定。但有一条可以肯定，即在当年“土温水”（现金山屯）区域内确有女真人头领特别是女真人核心部落完颜部大头领在此出入，或狩猎或征战，因此才留下这样的地名。
金建国前后，许多宗亲贵族到“土温水”实即今天的小兴安岭广大区域出入，除了获取生活物资——野生动物和江河鱼类之外，还有一个重要活动就是采集制做弓箭杆和刀枪木杆。这是笔者的重要见解。关于北方民族采制的弓箭之类，更有将其作为“贡品”奉献中原朝延的早期记载。据说在舜、禹时代就有肃慎人“贡弓矢”的记载。而《国语·鲁语下》曰：“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氏贡楛矢石砮，其长尺有咫。”说明，在周商时期，就有肃慎氏向中原武王贡“楛矢石砮”的情况，还具体记录：“弓长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长一尺八寸，青石为簇。”女真人祖先就有制造了箭的本领。以完颜部为核心的女真人掘起之时，已大量采用铁器，石砮早已变成了铁前头，这是一次质的飞跃。到了金建国前后以至于灭辽攻宋之时，仍大量使用弓箭。但当时使用的弓箭，与南方不同，南方的箭弓已使用竹子，而北方无竹，故仍延用历史之习，仍使用木制箭杆，当然作为刀枪之持柄，更是使用北方木材无疑。笔者毕业于东北林业大学，又多年在林区从事林业工作，对北方树木比较熟知，故本人认为，当时所使用的“楛矢”之杆主要是“王八骨头”（俗名），学名黄花忍冬；另一种就是一种叫“鬼箭”的树名，学名是“卫矛”。绝非有人所推论的桦木，亦非荆条（即胡枝子）之类。“王八骨头”和“卫矛”，属灌木类，一般树高3-4米，冠散多枝，其木硬度很高。以前林区人将它制作“烟袋”杆，也经常将它做成土箭的木杆。从“王八骨头”这一惯名分析，似为“完颜捺钵楛头木”之意，“完颜”通“王”，“八”与“捺钵”（即狩猎意）相谐音，而“骨头”其实就是“楛头”。这是笔者根据长期在林区生活体验得出的结论。女真人的箭弓也采于北方森林，根据笔者经历认为，箭弓之材由多种木杆做成，主要有山榆、柞木、水曲柳、色木之适宜粗细之完整的木杆，做时需扒掉树皮，但必须保持完整的木杆的韧皮部，以保持弹性，不易折断。而刀枪木柄，也由上述木杆制成，但最有韧劲当属“色木条”，类似南方的“腊木杆”。在阿骨打率众部落攻辽宋之际，可以想象得到，大量需要箭杆和刀枪杆，而这些木材主要产地莫过于小兴安岭和长白山，但长白山靠近辽国疆界，行动易暴露，而小兴安岭（实际上也应包括张广才岭）则位属金源故地，具有战略后方之隐蔽性，因此推论，在今伊春金山屯等地遗留的大量女真遗迹中，除有当年渔、猎之活动外，也有采集大量“楛矢”和刀枪柄材的活动，这是毫无疑问的，在此地有一些物件之遗或名称之遗完全符合历史实际。
在本章中，还要论证一个“金兀术”在这里的活动。前面已提到，在金山屯北沟的卧龙鳖河，为宗望斡鲁补曾狩猎的地方，此河边有“金兀术马蹄印”的传说。笔者认为，如果斡鲁补确实在此狩过猎，那么将他的弟弟金兀术带来是完全可能的。从金史记载中可以看出，金兀术在征辽伊始，就跟着宗望从军，是宗望手下的一员主将。在金山屯林业局南沟大丰河岸边有个“金兀术点将台”，多少年来一直传说金兀术在此点将练兵。笔者数次到此地考察观看，这里只不过有一处天然大石，确实非常壮观，其长近4米，厚近3米，高近5米，这种大石突兀地于大丰河中，实属少见。此处没有任何文字遗留纯属天然之地。但人们就传说是金兀术点将的地方。后经笔者多年反复研究，认为这一传说绝不是“空穴来风”，但难以证明是金兀术点将的地方。而与金兀术之父——阿骨打似有联系。（这在六章已有详细分析）。据《金史·世纪》卷中记述完颜部自乌古乃之后的第四任节度使盈歌（景祖乌古乃第五子）与阿骨打征战“土温水”之事，在征战跋忒之后，又征战阿疏，阿疏跑到辽国去告状，正在盈歌与阿骨打等诸军“会陶（土）温水”之时，又发生徒龙古水（今萝北嘟噜河）纥石烈部阿閤版和又一叫石鲁的人阻五国鹰路，执杀辽国使者，辽朝令盈歌讨之，而阿閤版“据险立栅”，极难攻取。“方大寒，乃募善射者操劲弓利矢攻之。数日，入其城。”这证明，是当时的节度使盈歌派阿骨打前去征战阿閤版。时间是“大寒”，即冬季。这几个字太重要了，大寒的冬季，从“土温水”（现金山屯）沿大丰河过岭就是嘟噜河，而当时虽为冬季，但正好山河水面已冻成冰，宛如一条银色的大道，走起来十分方便。而在河边选一处好地方“点将”是合乎事理的。因此，笔者在第六章中认定此点将台是实有其来源的，那就是盈歌派阿骨打出征时的点将台，他所点的将，主要是“善射者”这与数日后到徒笼古水以射箭攻城是一致的。到了后来阿骨打当上大金皇帝，也许再无暇顾及“土温水”，但其太子们回“土温水”去进行“捺钵”或渔猎活动，或去采制弓箭杆、刀枪杆，或到此山区练兵也是合乎事理的。历史上的金兀术与传说中的金兀术有许多差异，有许多事本与金兀术无关，但传说竟安在金兀术头上。因此，后人将阿骨打的“点将台”又安在其子“金兀术”身上，也是可能的。但笔者依据金山屯北沟的“金兀术马蹄印”和南沟“五堵（座）砬子”“金兀术”练兵场、狩猎场、哨鹿场”的传说进行分析，认为金兀术曾到“土温水”大山之中进行渔猎活动、练兵活动是非常正常的。就在“金兀术点将台”的南山坡处，两岭相挟，山石兀立，非常险要，而山下就是涓涓流淌的大丰河，炊饮十分方便。而且，“五堵砬子”之音，似与金兀术本名音相近。查《金史·列传·宗弼》卷曰：“宗弼，本名斡啜，又作兀术，亦作斡出，或作晃斡出。”其本名之音与现在的山名“五堵（座）砬子”的前置音“五堵（座）”当年也可能就叫“兀啜”砬子。砬子乃汉意，女真语可能为“阿鄰（山）”或“哈达（大兀之山）”，这两个词音也与汉音“砬子”相近。从地形山貌看，此处虽惯称“五堵（座）砬子，但在现地看，怎么也看不出只有五堵（座）砬子，只能是女真语音的汉化而已。当地又久有此为金兀术哨鹿场、金兀术练兵场、金兀术点将台这些名称，看来。金兀术一定在此活动过。而“金兀术点将台”，如前所述，当年曾是金兀术之父——阿骨打在当皇帝之前跟随盈歌叔在此征战时点过将的地方，金兀术若来至此山，渔也好、猎也好、练兵也好，一定会到老爹的点将台去看一看，或者极有可能兀术就在此打猎、或练兵、或收集制做箭杆、刀枪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