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一直在说的只是一件事翻来覆去就是一个主题
我说得最多的就是死亡，是关于她们与死亡的关系，死亡是常常伴随她们左右的。如同对生活一样，她们对死亡也是如此亲近，而且十分熟悉。我一直想弄明白，在这无休无止地体验死亡的常态中，怎么才能安然无恙？
[白俄罗斯] S.A.阿列克谢耶维奇
我和闺蜜在战争之前就大学毕业了，战争期间我们又进了工兵学校。我们是以军官身份上前线的，军衔是少尉上级是这样欢迎我们的：好样的姑娘！女孩能上前线，真的很棒。但是我们不能把你们派到任何地方去，你们就留在司令部吧。工兵司令部就是这样迎接我们的。听到这话，我们转身就去找方面军司令马林诺夫斯基。我们还走在路上呢，营地里已经到处传开了，说有两个女孩子在寻找司令员。有一个军官向我们走来说：请拿出你们的证件。
他一边看着一边说：你们为什么要找司令员，你们不是在工兵司令部吗？
我们回答他：我们是作为工兵少尉被派到这里的，可是他们要把我们留在司令部。我们的要求就是，作为工兵排长这样的级别，必须是上前线的。
这位军官当即把我们送回了工兵司令部。他们在挤满了人的小房间里聊啊聊地说了很久，每个人都发表意见，然后又有谁大笑起来。我们坚持自己的立场，说我们是有介绍信的，必须担任工兵排长的职务。这时，那个把我们送回司令部的军官发火了：小姐们！你们可知道一个工兵排长能活多久吗？工兵排长平均只能活两个月
我们知道，所以我们才要求上前线。
他们没有办法，只好给我们写了介绍信：那么好吧，我们就派你们去第五突击军。你们大概也知道什么叫作突击军吧，顾名思义，就是在第一线的军队。
他们没有再对我们多说什么吓人的话，但我们很高兴：完全同意！
于是我们来到了第五突击军的司令部，那里坐着一位温文尔雅的大尉，彬彬有礼地接待了我们，但是当听说我们要当工兵排长时，他就挠了挠头说：不行不行！你们以为自己是谁？我们给你们安排的工作，就是在司令部这里。开什么玩笑啊，前方只有男人，突然间来了一个女工兵排长，还不叫人家疯掉了。你们以为自己是谁啊？
一连两天，他们就在那里做我们的工作，一个劲儿地劝说。我们也不退让，就是要当工兵排长，寸步不让。而且这还不是全部。终于他们总算接受了我们的职务，把我带到我的排里去了士兵们看着我：有的是嘲笑的目光，还有的甚至带着恶意，再就是耸耸肩膀，意思是很明白的。当营长宣布说这就是你们的新排长时，他们异口同声地发出呜呜呜的声音表达不满，其中一人甚至还噗的一声吐出口水。
可是过了一年，当我被授予了红星勋章时，同样是这些小伙子（活下来的家伙），他们一起把我抬了起来，高举着把我送进了掩蔽部。他们为我感到骄傲了。
如果你问我战争是什么颜色的，我会告诉你，是土地的颜色。对于工兵来说，战争就是土地的黑色和黄色，就是黏土的颜色
不管我们到什么地方去都露宿在树林里。燃起篝火，围着篝火取暖，大家都安静地坐着，有人就睡着了。我即使睡着也会盯着篝火，我睡觉总是睁着双眼：看着那些飞蛾，有的是小蠓虫，一整夜一片一片飞来，扑向篝火，没有任何声响，没有任何动静，就这样默默地消失在熊熊的火焰中。前仆后继地扑火直说吧我们不也就是这样吗？前仆后继，后浪推前浪。
两个月过去了，我并没有死，又过了两个月，我负了伤，第一次受的是轻伤。后来我就不再去想死的问题了
斯坦尼斯拉娃·彼得罗夫娜·沃尔科娃（少尉，工兵排长）
1942年9月，我们抵达了莫斯科整整一个星期，我们都乘坐在铁路环线的列车上，沿途停留各站：孔采沃、彼洛夫、奥恰科沃，每到一站就从车上下去一批姑娘。人们俗称的买家来到姑娘当中，他们是不同军兵种的干部，在我们中间挑选狙击手、卫生指导员，或者无线电员所有这些都没有让我动心。最后整列火车上只剩下了13个人，都被转到一辆闷罐车，拉到了路轨的尽头，在那儿停着两节车厢：我们这节和指挥部的一节。连续两天两夜，没有一个人来找我们，我们只管又说又笑又唱俄罗斯民歌《被遗忘和被遗弃的》。到第二天晚上，我们终于看到有3个军官和列车长一起朝车厢这边走来。
买家来了！他们身材高大魁梧，扎着武装带，军大衣上的军扣锃亮，带有马刺的皮靴擦得发光。好帅啊！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军官。他们走进了指挥部的车厢，我们就把耳朵紧贴在车厢外墙上，偷听他们在说什么。车长在念我们的名单，并且对每个人的特点简要说明：谁谁本来是做什么工作的，老家是哪儿的，受过什么教育，等等。最后我们听到一声命令：让她们全都过来。
于是，车长走出指挥部车厢，命令我们列队集合。上级问大家：你们想学习作战技能吗？我们怎么会不想呢？当然求之不得，可以说是梦寐以求！以至于我们居然没有一个人想到要问一句：去哪里学习，和谁学习？只听到长官命令道：米特罗波尔斯基上尉，把这些姑娘带到学校去。于是我们每个人都挎上自己的精品袋，两人一行，军官把我们带上了莫斯科大街。亲爱的莫斯科，祖国的首都！即使在这种艰难的时刻也是那么美丽，那么亲切那军官在前面大步流星地疾走，我们都有些跟不上他，只得一路小跑。大概，我们那个时候看上去也是很棒的吧！
我还清楚地记得军校毕业考试中的一个问题：
工兵一生中可以犯几次错误？
工兵的一生只能犯一次错误。
没错，姑娘
接下来就是军校的行话：
你通过了，巴拉克学员。
这就是战争，真正的战争
上级把我带到我要掌管的工兵排，下令道：全排集合！
但是全排士兵都不站起来。有人躺着，有人坐着，有人在抽烟，还有人在打哈欠伸懒腰，浑身骨骼咯咯作响。他们都假装没注意到我的存在。这帮久经沙场的男侦察兵居然要服从一个二十岁上下的女孩子指挥，他们感到很丢人。我当然明白他们的心思，只好就地下令说：解散！
就在这时，敌人突然开始炮轰我要跳进战壕，因为大衣是新的，我没有一下子卧倒在泥土上，只是大衣侧面粘了一些薄薄的白雪。年轻时候常常是这样，把一件军大衣看得比性命还珍贵。女孩子嘛，就是这么傻！得，当然是遭到我的士兵们一阵讪笑。
就是这样子我们的工兵侦察是怎么进行的？就是战士们在深夜悄悄潜入中间地带，挖一个双人掩蔽沟。有一天黎明之前，我和一个班长悄悄爬到双人掩蔽沟里，其他战士给我们打掩护。担心换人会惊动敌人，我们就在沟里埋伏了一整天。一两小时后，手脚就都冻僵了，就算穿着毡靴和皮袄也不顶用。4小时后，人都成了冰柱。要是再下雪我就变成一个雪姑娘到了夏天，又不得不在酷暑或雨水中趴着，一整天趴在那里仔细观察所有动向，并且画出前线观察图：查看哪些地方的地表层出现变化。地面有凸出或者土堆，雪地有污痕，草地被踩踏过或者露水没有了，这些都是我们必须留意的，目的就是要探明：是否有德国工兵在野地中布过雷；如果他们设置了铁丝网隔离带，就必须找出隔离带的长度和宽度；还有他们使用哪一类地雷，是反步兵地雷还是反坦克地雷，或者是更加厉害的地雷？还要精确找出敌人的火力点
在我军进攻之前，我们在头一天夜里就要做好侦察工作，一寸一寸地探测区域地形，在雷区中确定一条走廊出来我们总是紧贴地面匍匐移动，肚皮就像滑行的船底，而我自己就像穿梭一样急速地从一个班爬到另一个班。我的雷区比别人更多。
我遭遇过各种各样的情况那些故事足够演一部电影一部多集的电影。
有一天，军官们邀请我去吃饭，我同意了。工兵们并不总是能吃到热食，因为大多数时间我们都在野外度过。可是，当一切都摆在食堂桌面上时，我却盯住了一个炉门关闭的俄罗斯烤炉，走过去想看看里面是什么。那些军官看到我这个样子都笑了，说这女人都神经兮兮了，大概以为砂锅里都会有地雷吧哈哈。我正要回答他们的笑话，却立即注意到在烤炉左侧的底部，有一个小孔。我仔细地朝里面看去，只见有一根细细的导线通向烤炉里。我急忙转身对坐在屋里的人说：房子里有雷，请马上离开房间！军官们顿时安静下来，却难以置信地瞪着我，没有人想从桌旁站起来。烧肉和烤土豆的香味在房间里飘着呢我又大声说了一遍：马上清空房间！随后我带领工兵开始工作。先卸下烤炉门，再用剪刀剪断导线这下就看到了：就在烤炉内，有几个用麻线捆在一起的一升大小的搪瓷缸子。我们把那种缸子叫士兵之梦，比用铁锅更实惠。但是在烤炉深处，隐藏有两大卷东西，用黑纸包着的，那是20公斤炸药。嘿，这就是你们说的砂锅啊？
您知道，在战争中我尽量不去想爱情和童年的事情，死亡也不去想。我们实话实说是这样的，我已经说过：为了活下来，我自己定下了很多禁区，比如我决不让自己去触碰任何暧昧和温情，连想都不能去想，回忆过去也不行。我还记得在解放利沃夫之初，上级批准我们有几个夜晚可以自由活动。那是整个战争期间的第一次我们全营到城市剧院看了一场电影。起初我们已经不习惯坐进软圈椅，不习惯看到这样美丽雅静、舒适安宁的环境。电影开始之前有一个乐队演奏和艺术家演出，大家可以在大厅里跳舞。跳波尔卡，跳勇士舞，跳西班牙舞，最后以永远不变的俄罗斯女人结束。音乐对我是特别有感染力的甚至让我一时间忘掉了有些地方还在作战，忘记了我们马上还要开赴前线，忘记了不远之处仍然有死神守候着。
只过了一天，我们排就奉命去清理通往铁路那段崎岖不平的地区，在那里炸飞了几辆汽车，又是地雷造成的我们侦察兵带着扫雷器沿着公路前行。天上下着冰冷的细雨，寒气很重，所有人都被雨水淋得透湿。我的靴子泡胀了，越来越沉重，仿佛脚底是两块铁板一样。我把军大衣的衣襟塞到皮带里面以免踩在脚下绊倒自己，走在前面的是我的军犬涅尔卡，我用皮带拴着它，它负责寻找炮弹和地雷，然后就坐在旁边等待我们排雷。它是我忠实的朋友
战争结束后，我们还有整整一年时间要排雷，从田野到湖泊和河流。在战争中，所有人都会毫不犹豫地跳进水里，主要任务是渡过去，准时到达目的地。而现在，我们开始想别的事情了想活下去的事情了对于工兵来说，战争的结束是在战后又过了好几年才实现的，他们比任何人作战时间都要长。胜利之后还要继续等着炸弹爆炸，这是怎样的感觉？仍旧不能摆脱提心吊胆的那一刻我们不愿意！胜利后的死亡，才是最可怕的死亡，那是第二次死亡。
作为1946年的新年礼物，上级奖励我一块10米长的红缎子。我笑了：我要它有什么用呢？难道复员之后我要缝制一件红色连衣裙，胜利的红裙子？我望着河水发呆不久，我的复员命令就下达了和通常一样，我所在的全营战友举行了隆重欢送式。在晚会上，军官们给我献上一份厚礼一块大大的刺绣蓝头巾。这块蓝头巾让我不得不献上一首歌曲《蓝色小方巾》。那次，我为战友们唱了一整夜。
在回家的火车上，我发烧了。脸肿得嘴都张不开，原来是长出了智齿我从战争中回来了
阿波琳娜·尼科诺夫娜·里茨凯维奇-巴拉克（中尉，工兵扫雷排排长）
（摘自中信出版集团《战争中没有女性》 作者：[白俄罗斯] S.A.阿列克谢耶维奇 译者：吕宁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