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为同学们整理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深化方案通用4篇，希望同学们阅读之后能够文思泉涌。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深化方案 篇一
教育部“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课题组组长、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林崇德从素质教育改革的角度出发，结合我国当前社会发展新形势，通过对学生核心素养的课标分析和实证调查研究，深入解读了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培养体系的总框架，并指出核心素养是一套有系统规则、具有实践操作经验的、完整的育人目标体系，现阶段亟需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让核心素养培养切实地在学校教学实践中落地。
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发展中心副主任刘月霞介绍了课程改革的两个最新进展，即修订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修订普通高中各学科课程标准。她着重指出通过凝练“学科核心素养”进一步明确各学科的课程目耍进而厘清课程与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培养之间的逻辑联系，强调了学科知识在学科核心素养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心理研究所所长、教育部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学科评审组成员、教育部全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委员会副秘书长俞国良以“生涯规划与学生人生发展”为题，通过鲜活案例分享了他对学校教育目标以及学生健康与幸福的看法，提出了中小学生涯教育的方式与途径。
教育部教育信息化建设咨询专家、电子科技大学教授伍忠杰从校长教育技术领导力的角度，强调了教育信息化对当前学校发展的促进作用，深刻解读了教育部《中小学校长信息化领导力标准（试行）》文件，并介绍了英美两国的校长教育技术素养标准，提倡要调动多方面积极因素，整合多方面资源，推进学校信息化发展。
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中国教育信息化》《基础教育参考》杂志编委李超教授和与会嘉宾探讨了“互联网+中小学生核心素养培养拓展性课程开发”的主题，并在研讨会现场展示了亚卓教育在国内首创的中小学生核心素养培养在线课程资源库。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深化方案 篇二
一、历史轨迹
在新中国60余年的历程中，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与之相应，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也经历了不同的历程，其大致路径及其重要细节如下。
第一次课改（1949-1952）：改革旧制度，统一新政策，建立新课程
新中国成立前夕，第一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其《共同纲领》中就明确提出：“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据此，1950年8月，教育部颁发了《小学各科课程暂行标准（草案）》和《中学暂行教学计划（草案）》，对旧的教学制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进行了根本改革。例如，中学取消了旧中国规定的“党义”、“公民”、“军训”等科目，设置了“革命常识”、“共同纲领”、“时事政策”等学科，设置了门类齐全的学科课程：政治、语文、数学、自然、生物、化学、物理、历史、地理、外语、体育、音乐、美术等课程。1950年9月，新闻出版总署召开全国出版会议，确定了全国统一供应中小学教材的方针。1951年3月，教育部召开全国中等教育工作会议，提出了普通中学的宗旨和教育目标，并通过了《中学暂行规程》（1952年3月颁布）以及中学政治等7个学科的课程标准草案。1951年8月，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初等教育及师范教育会议，通过了《小学暂行规程》（1952年3月颁布，明确小学学制为5年，开设语文、算术、体育、图画和音乐课程，四、五年级增设自然、历史和地理），并制定了新中国第一个《小学教学计划》。1951年10月，政务院颁布了《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对各级各类教育的学制做出了新的规定。其中，小学部分缩短了修业年限，改“四・二”学制为“五年一贯制”，入学年龄为7岁；中学修业年限为六年，分初高两级，各三年。同年，第一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制出版。至此，新中国第一次制定了统一的课程政策，实现了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科书的的统一。
第二次课改（1953―1957）：改进学校教育，初建课程体系
为适应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大规模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要求，建构较为全面的中小学课程体系，我国又进行了以整顿、改进和发展为主要特点的第二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当时的相关问题主要有：教学质量还很差，学生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都不够高，教学计划和教材还不够切合实际，小学五年一贯制实施遇到困难，片面强调学生毕业后如何升学。为此，1953年12月，政务院颁布《关于整顿和改进小学教育的指示》，指示提出：今后几年内小学教育应在整顿巩固的基础上，有计划、有重点地发展，小学工作和学习应由教育部门统一领导布置；小学教育是人民的基础教育，小学毕业后主要是参加农业生产，升学还只能是一部分。1954年4月，政务院颁布了《关于改进和发展中学教育的指示》，一方面指出，中学毕业生除部分根据国家需要升学外，大部分应积极从事工农业生产劳动和其它建设工作；另一方面强调：为提高教育质量，中央教育部应根据国家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和中学教育的目的，有计划地修订中学教学计划，修订教学大纲和教科书，并为教师编辑一套教学指导用书，这是目前提高学校教育质量的一项最基本的工作。随即，我国一方面着手整顿和改进学制和教学计划，如重新制定小学“四・二”制教学计划、设置劳动技术教育课、总课时减少等；另一方面掀起了中小学课程、教材建设的一个高潮。鉴于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和我国的“一边倒”政策，全面学习苏联经验成了我们的当然选择，以致在课程、教材建设过程中，学习苏联的教育理论来改善教育原则和教学方法、借鉴苏联的模式来建构“学科为中心”的课程体系及其教学大纲、参考苏联的教科书来编制教材、教参等，一时成为时尚。1956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确立，教育部颁发了建国以来全国第一套比较齐全的教学大纲――《中小学各科教学大纲(修订草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第二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1957年初，随着我国较为全面的中小学课程体系的初步形成，第二次课改也告结束。
第三次课改(1957―1965)：贯彻教育方针，实行教育革命
1957年2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进一步提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为了更好地贯彻教育方针，在教育部的部署下，又掀起了第三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这次课改由于受当时全国工农业生产“”的影响，认为中小学教育存在“少慢差”的现象，且脱离政治、脱离生产、脱离中国实际，要进行“教育大革命”，根据党的教育方针来改革教材、改革学制。其一，将实施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作为贯彻落实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初高中各年级增设生产劳动科，增加学生参加体力劳动的时间，从而使劳动技术教育在我国基础教育的历史上确立了正式的课程地位。其二，将缩短学制、精简课程作为加快人才培养的主要举措，各地纷纷进行了缩短学制的试验，有小学五年一贯制、中学五年或四年一贯制、中小学七年或九年或十年一贯制等。1960年，人民教育出版社按照中小学适当缩短学制年限的要求，赶编了第三套全国通用教材，把原来12年学完的内容压缩到10年完成，以供试验10年制的学校选用。其三，将教育事业管理权下放，以进行课程、教材从国家完全统一到局部多样化的第一次尝试，提倡各地方可以根据因地制宜、因校制宜的原则，对教育部和教育主管部门颁发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通用的教材、教科书，学校可以进行修订补充，也可以自编教材和教科书。凡此种种，使第二次课改所确定的课程体系遭到全面破坏，严重影响了教育教学质量。因此，从1961年开始，国家又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为指导，对中小学课程改革进行再调整、再统一。如：颁发了《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对中小学课程的一些重大问题作了原则上的规定；制定了新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对中小学课程做了必要的调整；编写了第四套全国通用教材，供12年制学校选用（因种种原因，修改后的教材没有在学校正式使用）。
第四次课改（1964―1976）：调整未果，“”作乱
1961―1963年的调整和反思虽然基本扭转了课程编写和实施中的混乱局面，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如某些地区反映教材内容深、分量重、教材难等。1964年初，发表了关于中小学教育的“春节讲话”，提出学制、课程、教学方法都要改；当年3月，又针对当时学生学习压力过重的问题，批示“课程可以砍掉三分之一”。为此，1964年7月，教育部发出了《关于调整和精简中小学课程的通知》，对贯彻执行的指示做出了一系列要求和部署。但是，随后不久爆发的“”，使中小学的正常教学秩序受到严重干扰，课改也陷入非理性的无序状态：受极左路线的影响，“”前“十七年教育”被整体否定，将以前国家统编的通用教材视为“封资修大杂烩”加以批判；国家不设统一的课程标准和教学计划、教学大纲，也不使用统一的教材，各省、市在“革命委员会”的组织下，自定课程，自编教材，从而使课程教材建设呈一片混乱状态；过分强调“突出政治”，教材充斥“穿帽戴靴”的政治性、革命性内容；片面强调联系实际，将物理、化学、生物课程改成了“工业生产知识”和“农业生产知识”，将物理教材简化为“三机一泵”（拖拉机、柴油机、电动机、水泵），生物教材简化为“三大作物”（稻、麦、棉）等。其结果，教育事业受到巨大破坏，教育质量严重下降。1972年，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曾试图做一些调整，但很快就被“”批为“复辟”、“回潮”。
第五次课改（1977―1980）：拨乱反正，恢复秩序
“”结束后，拨乱反正、恢复正常教育秩序成为教育战线的当务之急。在1977年召开的全国科学教育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就中小学课程教材建设作出了重要指示：中小学教育，关键是教材，教材非从中小学抓起不可，要编印通用教材。随即，教育部制定了一系列有关中小学课程教材工作的政策和措施：成立“教材编审领导小组”，领导教材编写工作；重建人民教育出版社，组织“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会议”，编写中小学各科教材；确定中小学十年制为基本学制，制定颁布统一的教学大纲，编写全日制中小学教材；确定从1978年秋开始，在全国使用新教材，即第五套全国通用中小学教材。1978年1月，教育部颁布了《全日制中小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和《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小学各科教学大纲（试行草案）》，制定了教材编写的指导思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才打好基础；教材编写中要正确处理好政治与业务、理论与实际的关系，精选基础知识，加强“双基”训练，注重智力培养的原则。1978年秋季，小学、初中、高中的起始年级用上了第五套教材；1980年，第五套教材全部编写完毕。该套教材吸取了国际中小学课程改革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教学内容的现代化改革，特别是清除了时期出版的教材中的许多谬误内容，改正了在政治与业务、理论与实践等问题上的一些不适当的处理方法，注意到基础知识的选择、智力的启迪和能力的培养。
第六次课改(1981―1985)：更新教学计划，适应形势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党中央对教育工作做出了一系列新的论断和决策，我国教育事业得到了恢复，开始走上了蓬勃发展的道路。但是，面对国内国际形势发生的巨大变化和新的技术革命的挑战，1978年颁布的教学计划在课程设置等方面已跟不上新形势的要求，需要在原有基础上进行新一轮改革。1981年4月，教育部颁发《全日制六年制重点中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全日制五年制中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的修订意见》和《全日制五年制小学教学计划（修订草案）》，对课程设置及课时开设顺序与课时分配等，进行了新的整体规划。人民教育出版社据此开始编写第六套全国通用的十二年制中小学教材，并于1982年秋季向全国供应。1984年8月，教育部遵照邓小平“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指示精神，以现行全日制五年制小学教学计划为基础，并吸收部分小学教学改革的经验，颁发了《全日制六年制城市小学教学计划（草案）》和《全日制六年制农村小学教学计划（草案）》，强调我国初等教育必须以“三个面向”为指导思想积极进行改革，并将研究如何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提高教学质量、使少年儿童能够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发展，作为初等学校教学改革的重点。
第七次课改（1986-2000）：实施义务教育，首发课程计划
1985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实行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是发展我国教育事业、改革我国教育体制的基础一环”。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正式以法律的形式提出：“国家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依法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国务院教育主管部门应当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和儿童、青少年身心发展的状况，确定义务教育的教学制度、教育学内容、课程设置，审订教科书”。为在全国有计划有步骤地普及义务教育，国家教委制定了课程教材发展规划、课程教材多样化和三级管理政策，确定了教材审定制。由此，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所有这些，为在我国确定基础教育课程的义务教育性质，实行课程教材多样化和三级管理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并直接促动了第七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1988年9月，为配合义务教育法的实施，国家教委颁发了《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第一次将初中教学计划归入义务教育，与普通高中教学计划分开制定。与此同时，人民教育出版社全面修订、改编的第七套全国通用中小学教材开始使用。1991年9月，经过试行、修改，国家教委又印发了《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修改稿）》。此后不久，第七次课改中出现了一个最为突出的变化――“课程计划”问世。考虑到新修改的中小学教学计划在内涵和外延上都大大突破了传统的教学计划，结构复杂了、功能扩大了、某些内容的性质变化了，需要重新为这个原来称之为“教学计划”的教育指导文件命名。1992年8月，国家教委了《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课程方案（试行）》，首次将“教学计划”更名为“课程计划”，并在课程计划的“实施要求”中明确规定：“本课程计划国家安排课程所规定的课程门类、教学内容、教学要求和课时分配，体现了国家对义务教育的基本要求，是各级教育部门和小学、初级中学组织安排教学活动的依据，是编定教学大纲和编写教材的依据，也是督导、评估学校教学工作的依据。”与之同时，国家教委配套印发了小学9科、初中15科的教学大纲（试用），要求自1993年秋季起在全国逐步试行。1996年，国家教委又颁发了同义务教育课程计划相衔接的《全日制普通高中课程计划(试验稿)》。其中，第一次将“课程管理”部分单列，明确提出“普通高中课程由中央、地方、学校三级管理”，并规定了各级的管理权限，从而确立了“一纲多本”的课程改革方略。
第八次课改（2001― ）：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构建新的课程体系
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立足于全面提高国民素质、提升综合国力所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其酝酿始于第七次课改后期。从1999年1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到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直至2001年5月《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和2001年6月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国务院和教育部通过一系列政府行为，掀起了第八次课改的热潮。其基本思路是：通过调整和改革基础教育的课程体系、结构、内容，构建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新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来大力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其结果，在课程与教材建设中促成了许多革新，诸如，用“课程标准”取代我国沿用已久的“教学大纲”，并首次提出教学的“三维目标”；在课程教材研发上引入竞争机制，将委托布置与招标投标相结合；在教材的组织和编写上，注重从如何有利于“教”向如何有利于“学”转变；在评价标准上确立“立足过程、促进发展”的课程评价理念，强调评价目的的发展性、评价内容的综合性、评价主体的互动性和评价方式的多样性。经过十年的课改，初步建立了更加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推进了有助于学生综合素质提高的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推动了注重学生成长过程和全面发展的考核机制的改革，促进了教师素质的提高和专业发展。
二、研究脉络
随着第八次课改进入总结完善阶段，人们在“十年回望”的同时，自然联想到前七次课改，以期系统研究、反思新中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其研究脉络大致如下。
第一，课改的内在逻辑。研究者普遍认为，关于“八次课改”的研究与讨论，必须紧密联系社会发展的时代背景，以及教育与政治、〈ＷＷＷ．PAOMIAN.NET〉经济关系的历史延续，因为每一次课改都与当时的社会变化发展、政府的教育政策变化高度相关，而且每一次课改都是一个由中央政府主导、各级地方政府支持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过程。因此，课改的内在逻辑主要涉及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一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新要求所催生的教育政策变化，二是基础教育发展及其课程改革的历史延续。[1] [2] [3]
第二，课改的价值取向。如何为“八次课改”做阶段划分，以厘清其演变轨迹，研究者一般从新中国建设与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着手，但彼此见解不一。有研究者另辟蹊径，从课改的价值取向着手。例如，汪东、谢飞认为，尽管“八次课改”所处的历史时期不同，但是总体上始终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为指导的，只不过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涵和不同的侧重――五十年代属“重双基阶段”，六七十年代属“培养智力和能力阶段”，八十年代属“强调非智力因素阶段”，九十年代至今则属“注重主体性品质、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阶段”。[4]再如，查有梁从分析四种教育价值取向（为应试而教育、为专业而教育、为生活而教育、为发展而教育）入手，将从五十年代“全盘学习苏联”直至“”时期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均归为“为专业而教育”的价值取向；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期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归为“为发展而教育的整合的价值取向”。[5]
第三，课改的制约因素。课程改革虽有政府大力主导，但是具体实施过程总是跌宕起伏，其中的主要缘由有：制度化教育的选拔性和排斥性，使新课程实施仍陷入应试的怪圈[6]；教师对新课改理念和举措的随波逐流和隐形游离，使新课程实施变为“新瓶装旧酒”[7]；课改结果（特别是高考制度）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使很多教师、家长成为课改的抵制者和阻碍者[8]；制度层、管理层和技术层在新课程实施过程中缺乏必要的一致性，使课程实施活动存在断裂点[9]；对中国现代教育规律缺乏深入探讨，使课程改革缺乏厚实的理论支撑[10]。
第四，课改的老生常谈。课改了那么多次，为什么有些问题依然存在？譬如减负――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课改都强调减轻学生负担，都声称删减了繁、杂、怪、难的内容，按理说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绝对不应该再重了，但残酷的现实让我们汗颜：我们天天听说“学生累、老师累、家长累”，似乎负担比过去还要重。[11]再譬如素质教育――我们倡导素质教育已经20多年了，但这项浩大的社会工程至今如同挂在天边的月亮：观之不远，求之不得，以致每次都成为教育改革和课程改革的重点，但是每次又都沦为难题。[12]
第五，课改的路径选择。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道路不仅决定课程改革的方向与立场，而且决定课程改革的品质、逻辑与方法。郝德永认为，历史教训表明，简单化的“左”与“右”的改革道路，必将使课程发展陷入困境；只有超越“左”与“右”，从两极走向中介的第三条道路，才能使课程改革摆脱困境。其路径与方法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理论与理论的折中，为不同声音留有余地；历史与现实的折中，为发展拓展空间；本土传统与外来经验的折中，为最佳状态的实现创造机会。[13]
第六，课改的系统反思。关于课改的反思性文章很多，但多数大同小异，或比较课改前后的变化来论述其成效，或针对其存在问题来再思考其理论基础与实践方法。相比较而言，张荣伟关于“我国基础教育‘十年课改’的反思”，在反思视角上显得更为系统――以“政府行为”为视点，反思“十年课改”的时代背景；以“专家行为”为视点，反思“十年课改”的理论基础；以“教师行为”为视点，反思“十年课改”的实践路径；以“学生发展”为视点；反思“十年课改”的具体成效；以“学校生活”为视点，反思“十年课改”的文化建设；以“高考改革”为视点，反思“十年课改”的评价制度；以“社会反响”为视点，反思“十年课改”的舆论导向。[14]尽管其内容主要针对“十年课改”，但是其反思方式及其递进关系，值得激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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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张荣伟。我国基础教育“十年课改”的反思[J].课程・教材・教法，2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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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汪东，谢飞。建国以来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价值取向的回顾与反思[EB/OL].sne.snnu.省略/xsjt/jsjy/jxhd/lunwen/se062/062-11.htm.
[5]查有梁。从思维模式看课程改革的价值取向[J].课程・教材・教法，20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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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韦冬余，焦方瑞，尚金兰。理解课程改革的复杂性[J].全球教育展望，2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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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李现平。中国教育改革的辩证思考[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6（1）.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深化方案 篇三
关键词：高职院校《经济学基础》教学改革探究
【中国分类号】G71
一、高职院校《经济学基础》课程特点
《经济学基础》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课程，内容包括供求和均衡价格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者行为理论、市场结构理论、生产要素和分配理论、国民收入核算和决定理论、失业和通货膨胀理论、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理论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等理论。在理论的介绍和分析中涉及许多图形、公式和模型，使用到许多数学分析方法，《经济学基础》是一门对思维能力要求很高且综合性很强的课程。和市场营销、生产经营管理、财务管理、财政与金融等学科都有一定联系，因此高职院校低年级学生在学习这门课程的过程中觉得理论抽象难以理解，存在一定的畏难情绪。同时它又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课程，它的很多理论来源于经济管理活动，同时与社会生活中许多经济现象密切相联，运用经济学理论和分析方法能够对发生在身边社会经济现象和问题进行比较全面的分析，并且能正确认识政府所实施的宏观经济政策。
二、高职院校《经济学基础》教学存在的问题
首先，专业技能人才培养制度模式缺陷影响教学效果。目前《经济学基础》课程教学目标的定位背离了我国高职教育经济管理类高技能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未能充分体现“教学过程的实践性、开放性和职业性”的高职教育特点和工学结合模式的人才培养特色。导致授课教师只是侧重于《经济学基础》的理论知识的传授，忽视了引导学生运用经济学基本原理分析现实经济问题和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能力。
其次，单一的教学考试考核制度难以调动学习积极性。表现在日常教学与职业资格证书挂钩不紧密方面。对高职学生进行实践能力的培养，对其职业技能进行鉴定并让高职学生获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是高职教育的发展方向和趋势，它既是检验高职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也是衡量毕业生是否具有实用型人才素质的重要标准。目前高职院校《经济学基础》课程仅是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基础课程，与就业创业的直接联系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对学生来说没有带来直接的生产力。再次，教师队伍缺乏双师型教师。大部分教师对社会、对企业接触很少，没有亲历市场的磨炼，因此只能沿用书本上的案例，成为现实经济学讲成了“黑板经济学”，这对渴望知识的学生是缺乏说服力的，最后肯定会影响到教学效果。
三、教学改革的思路
1、找准人才培养的定位是课程的教改动力。深入进行人才需求分析，找准人才培养的着力点，是育人思路创新的突破口，树立科学的办学理念和全面的人才培养目标。育人思路创新就必须首先认真进行社会人才需求分析，将人才培养目标细化，从“教”到“学”同时进行教学改革创新。高职院校培养人才，首先要充分了解我国改革开放的人才需求，要深入分析国家以及行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这样才能找准人才培养的着力点。育人思路创新应立足于经济学基础性人才与国际接轨、应用性人才与社会需求接轨的教育思路，推进课程体系的现代化，做到分类培养、因材施教。人才培养方面，要密切关注社会对经济学人才的需求热点，实施柔性教育，提高学生的实践技能，增强他们对社会需求的适应性。
2、课程内容创新、教材更新是教改重点。要注重教学内容的动态发展，及时吸收前沿经济理论的最新进展和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动向、新案例，丰富教学内容，突出课程内容的时代特征，使经济理论、方法、技术与经济运行和发展的要求相适应，防止理论与实践脱节。重视教学内容的更新与改造，首先在课程设置上加强现代内容，突出教学的时代感和应用性。其次，为强化学生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要建立教师就近轮换上课制度，这样有利于教师增强创新意识，不断学习新知识、接触研究新领域，从而可优化基础课教学。第三，教材编写、课程标准的修订应始终处于动态的更新与调整过程中，教材编写应具有丰富的教学参考资料和典型案例，反映最新的理论发展和实际应用，注重给学生提供一个广阔的学习空间，突出了经济学的学科价值。第四，在教学管理中各系每隔一段时期都要根据地区经济发展和企业对人才的培养要求，对教师教学内容和质量进行监督考核。
3、教学内容的模块化和案例化设计。（1）必修模块：体现高职教材理论的适度原则，微观经济学主要包括经济学是什么、价格如何调节经济、消费者如何决策、企业的成本与生产决策、企业市场竞争战略、市场失灵与政府：宏观经济学主要包括宏观经济指标、失业与通货膨胀、逆向行事的宏观经济政策。
（2）专业选修模块。体现高职教材中理论够用的原则，包括以下模块：经济学发展历程与最新动态、货币与经济、经济周期与经济增长、开放经济中的一国宏观经济，不同专业可以根据需要选修。（3）学生自修模块。主要包括以下专题：几种需求弹性系数的计算与应用、序数效用论下消费者的均衡分析、厂商生产的三阶段论与利润最大化的生产原则、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中厂商的均衡分析、简单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AD-AS模型。
4、以案例为载体重组教学过程．改革教学手段。在教学过程中运用案例教学法，精讲多练、边讲边练、讲练结合、重实效、学以致用。在案例教学法中具体操作流程如下：1、告诉学生具体的案例内容，让他们明确学习的目的。2、给学生分组。3、具体讨论，得出方案并分享。教师必须以耐心和包容的态度，理解学生的这些心理，同时采取积极的措施，使得学生尽快投入到学习氛围中。4、评价和展示作品。（以鼓励为主，可以采用自评、互评和教师评；有条件的还可以设置一些奖品）。使用案例教学法应注意的细节：（1）教师对本门课程要非常熟练，这是案例教学法能否成功的基本前提。能够设计出讨论的框架，提出适当的问题，来引导学生从讨论中探索、发现和应用知识。（2）教师自己角色的定位，不是主角，只是引导者；（3）不要想着如何展示自己的专业知识，多给学生创造机会发言；（4）多激励学生，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四、加强实践教学是课程的教改突破口
高职教育的目的在于提高学生的综合职业素质。只有始终把实践放在重要地位，不断开发新项目，才能不断提高教学效果。实践能力的养成是一种基础性素质，对其它素质的形成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和渗透力，在《经济学基础》课程教学中加强实践环节教育，有利于理论知识的掌握和灵活运用，增加感性认识，拓宽人的视野，有助于发展学生的思维、深化学生对社会的认识，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思想觉悟和学习的主动性自觉性。鼓励教师与政府、分析推理能力等。
参考文献：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深化方案 篇四
《普通高中美术课程标准》中的“书法”是普通高中阶段美术科目中新增设的一个学习模块——也是首次作为一门正式课程纳入基础教育系统，要求学生在深入了解并研习中国传统汉字艺术的同时，逐步形成一定的审美素养，加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和理解。并规定了高中书法教师最基本的条件：第一，必须是美术专业出身，能开设包括书法在内的3个以上美术教学模块；第二，不仅具有较强的书体临摹、创作能力，而且对中国传统文化也要有较深的了解。
“书法·篆刻”模块推出以后，开设此模块的学校很少。最主要的原因是缺乏具备书法教学能力的教师。开设此课程的中学，大部分教师是以兼职为主，其人员构成主要有四类：一是书法爱好者，二是语文教师，三是书法家，四是书法专业高校毕业生。其中前三类是主体，他们或者不懂书法理论与实践，缺乏系统的书法专业知识，或者不懂书法教学，第四类科班出身的书法教师所占比例很少，而且缺乏书法之外的美术知识和能力，视野较狭窄。这四类人都不是理想的高中书法教师，均不能适应新课程标准下的书法教学。
从理论上说，高等师范教育的目标指向应该与基础教育课程的改革创新相吻合，只有这样才能使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创新要求与高师素质教育创新模式的构建成为一个互为促进、互为验证、双向发展的教育生态系统，只有这样高等师范教育才更有针对性。
二、我国高校书法专业课程开设概况与高中书法师资匮乏之现状
目前国内许多院校都开设有书法专业。从人才培养目的上看，其课程结构主要有三类：一是培养书法篆刻创作人才，二是培养书法篆刻理论研究人才，三是培养书法篆刻教育人才。前两类以中国美术学院和中央美术学院为代表，第三类以北京师范大学和首都师范大学为代表。大部分院校的书法专业课程都是这种类型，只是各院校因师资不同略有差异。这是目前科班出身的高中书法老师的主要来源，所以，考察这类课程对本选题具有重要意义。以北京师范大学的书法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为例，其课程兼顾到书法创作和书法理论研究。应该说这类课程培养出的人才足以胜任中学书法教学，但因缺乏书法之外的美术知识和能力，面对新课标中的其他模块便显得力不从心。
我们知道，书法仅仅是新课标9个模块中的一个，而且只是一个选修课，对绝大多数中学来说不可能为一门可开可不开的选修课引进一名教师。也就是说，一方面高等院校从书法学科出发培养一批又一批可以“胜任”高中书法教学的教师，另一方面大多数中学又不接收他们，这就形成了用人单位缺人、培养单位人才过剩的悖论。这种悖论的症结源自于高师书法专业“学科本位主义”的自恋，而不是立足于中学用人实际。
三、美术新课程对高中书法教师的要求
美术新课程和以前的美术教学大纲相比，更加注重素质教育。这就要求高中美术教师的知识和能力结构不能仅仅局限于我国传统美术以材料分类的学科界限，局限于某一科目的学习，而不涉猎其他学科的知识（如绘画、雕塑、版画、建筑等），要使学生知道运用不同的美术手段能够传达他们对世界的认知以及他们自身情感美的观念。同时，还应该站在宏观的立场让学生理解不同的美术科目所负载的不同的文化内涵，使学生建立多元的文化观念。高中书法课教师——美术新课程9个模块之一的一门选修课教师，当然无法独立于新课程而自行其是，而是必须从美术视角下看待书法教育。也就是说，书法只是若干视觉造型艺术中的一种，也是用以传达情感和观念的许多视觉造型手段之一。所以，作为一名新课程模块的高中书法学科的教师，必须具备美术学科的综合理论及实践能力，应善于将书法理论知识和实践与美术其他相关理论和实践相融合。
从这个意义上说，高师书法专业应该是高等美术教育主要专业课程的组成部分，或者就像侧重于油画的油画方向、侧重于设计的设计方向一样，是高师美术专业侧重于书法特长的一个培养方向。
四、新课程背景下高师书法课程设置的改革策略
现有高师书法课程主要是指为培养高中书法教师而开设的书法课程。主要包括美术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课程方案中的书法课程和美术学（书法方向）本科专业课程方案中的书法课程。
前者在严格意义上说不能算作为培养高中书法教师而开设的书法课程，因为美术学（教师教育）《方案》中的书法课只是“美术表现与创造”模块中的十几门选修课之一，一般教学单位在执行这一方案时常把它作为国画基础课（主要为题款）开设20—32课时，只能解决最基本的入门基础，根本无法具备能胜任高中书法课所应有的系统的书法理论知识和全面的临帖及创作能力。但《方案》并无问题，它首先是为适应新课程而制定的改革美术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课程建设的指导方案，基本上能够满足高中新课程教学改革的需要，事实上，《方案》指导下的课程体系，个别有一定书法基础的、侧重国画方向的毕业生也基本上能胜任高中书法选修课教学。但这对于高中书法师资队伍建设来说存在太多的可变系数。核心问题就是课时量少，无法进行知识和技能拓展，书法相关知识的系统性和技法实践能力的全面性都无法保障。
而后者却只是立足于“学科本位主义”。有不少这类专业甚至都是开设在文学院、历史学院等非美术院系。这类课程的主要问题是缺乏必要的培养学生美术学科综合理论知识及实践能力的课程设置，毕业生无法应对将书法理论知识和技能实践与美术其他相关理论和技能实践相融合的教学改革形势，无法适应高中美术新课程。
有鉴于此，笔者对现有高师书法课程提出以下改革建议：
第一，以《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美术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课程设置指导方案（试行）》为基础，增设书法专业方向课程。
第二，以美术学（书法方向）本科专业课程为基础，增加美术基础、美术教育理论与实践、美术理论与历史、美术表现与创造等课程模块。从培养目标上看，增加这些模块的课程，就意味着增加了美术创作实践能力培养系统、美术理论研究能力培养系统和美术教育教学能力培养系统，从知识和技法实践能力上趋同于《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美术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课程设置指导方案（试行）》的培养目标，就能够全方位地适应高中美术课程改革的需要。
结语
从理论上说，高等师范教育与基础教育是一个互为因果的有机生态系统，其中高等师范作为以科学研究为基础的教学单位，理应走在教育改革发展的前列，并引领基础教育改革的深化。如果高等师范教育不顾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实际，只沉浸在“学科本位主义”的自恋中，那么人才的产出过剩与需求难以满足的悖论便会永久存在，这样的高等师范教育改革便是失败的。所以，从高中美术新课程改革的实际出发，改革现有高师书法课程体系，使之适应高中美术教学改革发展实际，适应高中对书法教师的需求，对于高等师范书法专业教育发展的持续性、长久性具有重要意义。
[基金项目：忻州师范学院重点建设课程基金资助项目（201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