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程是中国共产党结合实际，在长期实践积累的条件下，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在中国的传承。小编为同学们整理了马克思中国化论文【3篇】，希望同学们阅读之后能够文思泉涌。
马克思中国化论文 篇一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文化自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D2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2）01-0001-05
在我国，“文化自觉”由费孝通先生首次提出。他认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既定文化环境中的人对其文化的‘自知之明’，也即对文化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发展趋势的了解，以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1]我们认为，文化自觉主要指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在文化上的觉悟和觉醒，包括对文化在历史进步中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对发展文化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高度文化自觉的政党，自她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不管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新时期，每逢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中国共产党人总能紧密结合时代实际，主动推进文化自觉，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人推进文化自觉的必然结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推进文化自觉的历史。
一、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化自觉促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个理论成果的形成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中西文化碰撞、交流、冲突、选择和整合的历史，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也冲击了持续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传统文化。面对民族危机，近代中国各个阶级、阶层的精英分子都在寻求救国救民的出路。然而无论是立足器物效仿的“中体西用”主张，还是立足制度改良的“儒表西里”主张，都无法改变封建王朝和中国封建传统文化走向没落的历史悲剧。“随着体制内器物、制度改良先后失败，专制王朝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全面碎片化，其主导意识形态――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无可挽回地走向终结。”[2]在当时的中国，形形的文化主张纷纷登上历史舞台，有的人提倡全盘西化，有的人主张儒学复兴。随着“十月革命”的爆发和“”的兴起，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由于其世界观和价值观符合中国人对于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价值诉求，从而被先进知识分子选择，从此，在马克思主义的整合下，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才找到了正确的方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通过文化上的自觉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开始了将“一个被旧文化统治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3]663的伟大征程。
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既受到了来自外部封建文化的反对，又受到来自党内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束缚，因此打破封建文化势力的反对、破除党内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束缚是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推进文化自觉的主要内容，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此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一系列马克思主义著作相继问世，从《反对本本主义》、《矛盾论》、《实践论》的撰写到《改造我们的学习》、《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章的发表，奠定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确立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同时，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即建立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对此，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3]663 1942年5月，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又提出：“文艺要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核心思想。这为共产党人文化的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摆在共产党人的面前，任务上的变化要求文化觉悟上的推进。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指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4]根据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了正确处理各种关系和人民内部矛盾，相继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出社会主义文化要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向，在科学文化工作中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出用行政的方法对于科学和文艺实行专断是错误的，要批判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文化，吸收我国过去的和外国的有益的文化知识。从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这个过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高度的文化自觉，推动了思想的发展。
总之，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中国具体实践，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以文化自觉为动力，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思想。
二、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化自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和以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始终高举文化自觉的大旗，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并在文化自觉中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毋容讳言，在十年“”中，我们一方面对西方思想文化关上了大门，另一方面全盘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再加上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使得社会主义建设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渐失文化根基。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高度重视文化建设。首先，在文化思想领域进行了拨乱反正，开展了真理标准大讨论，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再次唤醒了中国人民的文化自觉意识。其次，邓小平强调要尊重文化自身发展的规律，不能再简单地让“文艺服从于政治”，改变了长期以来文艺从属于政治、服务于政治的教条，确立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再次，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以精神文明建设为核心内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邓小平在1979年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他还强调：“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所以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角度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关于文化建设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的初步形成。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提出的一系列关于文化建设的思想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基础。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形势风云突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面临着严峻考验。与此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思想文化领域暴露出新的危机，如道德失衡、价值困惑与信仰危机等等。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出了新的文化要求，文化建设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共领导集体，立足时代潮头、结合时代需要，在继承和丰富、邓小平文化建设思想的同时，还不断推动社会主义文化自觉。首先，进一步论述了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1996年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进行专题研究，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决议论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地位、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其次，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1997年党的十五大全面论述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纲领。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化的社会主义文化。”再次，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使命，指出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另外，我们党和国家还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思想和“以德治国”的重要治国方略。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共领导集体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推动了马克思文化理论的发展，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发展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
新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世界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民族文化纷纷走出国门，融入世界，可文化霸权主义也同样活跃在世界舞台，严重威胁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变革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文化素质与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相比显得相对滞后，在这种形势下，文化自觉与再一次转型对于中国的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尤为重要。“过去一个多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人们一次又一次提起的传统文化转型的任务又一次提到了现实的日程上。”[5] 2002年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继续坚定不移地推动文化自觉之路，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把文化建设放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重要战略地位。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确立了“以人为本”发展理念，指出要“提高人们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加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了“加强文化建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的要求和“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任务。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出了“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基本要求，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文化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位一体”格局中的战略定位，进一步确立和强化了我们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责任担当，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总目标。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觉提升到了一个历史的高度，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新发展。这还表明以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立足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不断推动文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并积极促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诞生新的成果。
三、文化自觉对于当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论意义
90年来，中国共产党文化自觉的轨迹揭示了文化自觉与党的理论创新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文化自觉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深刻的启示，对于我们当代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其一，文化自觉为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引领发展方向。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来源于人的思想观念的进步，而人的思想观念的进步最终来自于文化上的觉醒和觉悟。文化自觉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起着引领方向作用：一方面，从文化层面来看，文化自觉包含着对文化性质地位的认识、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把握以及对文化的使命责任的理解，文化自觉作为一种科学的理性认识具有指导社会进步和理论发展的前瞻性。正如指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精神上的旗帜。”这一句话深刻指出了先进文化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以及党的理论创新的重要引领作用，文化引领时代风气之先，先进文化必然会发挥“旗帜性”的作用引领着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上的进步。另一方面，就建党90年我们党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历史进程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每一次正确发展，都得益于我们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高度文化自觉的引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冲破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束缚，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从而引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第一次飞跃。改革开放新时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以及“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不断做出新的理论概括和回答，表现出高度的文化自觉，也引领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不断取得新的成果，先后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三大理论新成果，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充分体现了文化自觉的引领作用。
其二，文化自觉为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夯实文化基础。第一，文化自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准备了文化上的“成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正确发展需要立足于中国传统民族文化之上。西方解释学家伽达默尔说：“我们的种种成见，构成了我们的存在。……我们存在的历史性需要种种成见为我们的全部经验能力指定最初的方向。成见乃是我们向世界敞开的先人之见。它们简直就是我们借以经验某些事物的条件――凭借它们，我们所遭遇的才向我们诉说某种东西。”[6]立足中国具体实际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解读需要文化上的“成见”，“成见”是由传统构成，而传统包括合理的和不合理的两个部分，我们说的文化自觉就是对于不合理传统的剔除和对合理传统的继承，就是“懂得发扬优势、克服弱点”。以种种文化“成见”为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得以可能。第二，文化自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良好的文化环境和氛围。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先进文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先进性一方面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另一方面更源于良好的文化环境和氛围所提供的养分，良好的文化环境和氛围的形成依赖于人们对于文化的高度重视和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这种先进文化在中国的创新和发展离不开良好文化环境的熏陶和烘托，而这一切最终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文化自觉。第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依赖于人们的文化自觉。“理论创新每推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又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向前发展，二者有着内在的统一性，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完成既需要理论传播者的努力推动，也需要理论受众具备一定的文化自觉。一方面，文化自觉能帮助理论受众形成良好文化素质，这是接受理论的基本前提；另一方面，文化自觉能提高理论受众对于先进理论的科学认知能力，在心理上主动亲近马克思主义，在思想上主动接受马克思主义，从而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完成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入推进。
其三，文化自觉为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动力来源。恩格斯指出：“文化上的每一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7]文化自觉可以让人们启蒙心智、认识社会、获取知识，意味着文化上的进步、思想上的自由，必将为我们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动力来源和方法支持。第一，文化融合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动力基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初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就是以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为基础的，两种文化的融合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动力基础。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的今天，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创新、增强马克思主义生命力更离不开文化上的融合，开放包容、博采众长、吸收借鉴外来优秀文化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有的态度。第二，文化整合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动力机制。所谓文化整合就是在容纳多种文化因素的基础上确立共同的思想信仰和价值观念，以形成一个有序的、完整的文化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简单地结合，而是用马克思主义来整合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美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中提出，每种文化现象中都有一种主导文化，然后依照这种主导文化选择并强化某些文化元素，同时排除或抑制其他元素；在历史的过程中，这些主要的文化元素便逐渐制度化，从而或多或少地获得了整合[8]。文化自觉的过程中，文化整合发挥融合着众多文化，确立主流文化、推进文化转型的重要作用，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一体的格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也是以儒家文化为主导，容纳、吸收并整合不同少数民族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正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不断整合才推动着中华文化两千多年以来生生不息的发展和传承。同样，当代中国的文化整合一样会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不断发展，实现马克思中国化的不断飞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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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ultural self-awareness and Marxism in China
CHEN Huiwu
(National Defence University PLA China Beijing 100091)
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篇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何实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中心议题。
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殊环境中的本土化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贯穿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始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就是“结合”，至于“结合”的内容又有不同诠释。有研究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也有学者认为，这一结合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践、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国的民族文化相结合这三个基本方面。也有研究认为，“中国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维度，即在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实现中国民族文化的现代化，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入、传播、发展、创新的文化意蕴就是实现了中国的文化转型。有学者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概括为四个方面：将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或精髓赋予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实事求是地创造新理论，提出新观点；对某些已过时的具体论断，敢于承认过时并在实践中予以放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加以具体化。
针对“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论调以及由此引发的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潮，回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以可能的问题成为学术界的使命。在这一问题上有三种观点值得注意：一是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实际存在的，因而是可能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即现代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际存在。二是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在文化精神上相通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三是主张从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角度上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有学者认为，把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致性”视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广泛传播的文化因素之一是不科学的。实际上，正是因为传统“大同”理想被“现实的历史”发展击得粉碎，作为对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继承和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科学批判者的马克思主义一经传入中国，就对当时中国社会文化心理的深层产生了巨大的、持续的冲击力，进而成为先进的中国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武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方面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与先进的中国人急切寻找中国出路的文化心态以及急切探寻改造中国社会道路的文化心态相契合。
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探索这一过程的实现机制是近几年研究的重点。相对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机制的研究取得新的成果。有研究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机制概括为：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立足中国国情、整合民族文化、植根伟大实践、解答时代课题、推进理论创新。有学者从整体马克思主义出发，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由策略、制度和理念三个层面构成，中国共产党就是通过三个层面的运用与发展，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的。认为当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应当强调整体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在强调其整体性的前提下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与发展。
马克思中国化论文 篇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表现形式
【正文】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就高校理论教育战线的情况来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教学和研究，出现了令人可喜的发展态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容已列入普通高校公共课“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教学基本要求，与此相关，高校公共课“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材对这一问题也作了专题论述；一些相关刊物还发表了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论文等。应该说，这一态势是令人振奋的。但应该指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还是初步的，有待于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下面，我就进一步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几个问题谈一些想法。
一、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许多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界定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相结合，并引用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的那段著名论断去加以阐发，即“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运用它”(《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4页)，这当然是对的，但还应进一步具体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本质上和根本内容上是完全一致的，但在具体内容上和表述形式上似应有所不同。
有的论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界定为“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哲学概括和总结”，这是值得商榷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要求和实践活动，而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形态或理论成果。有的教材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质归结为“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发展”，这个论点也是值得进一步推敲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实践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创新和发展。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要拓展视野，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的层面。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是一个重大研究课题。为了进一步深化对这个课题的研究，不但需要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科学内涵，而且更需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及其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具体表现形式，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
二、怎样研究和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就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际相结合的历史必然性，换句话说，就是研究和回答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指导、来“化”的历史必然性和必要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存在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实践过程中，因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就不能停留在理论分析的层面，而应该深入到历史实际之中，要结合近代中国革命的实际也即近代中国所存在的主要矛盾和所面临的主要历史任务去研究和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问题，有两个相互联结的基本观点是需要认真把握和大力阐发的。其一，近代中国的革命需要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其二，在当时的各种社会思想理论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必然性的深刻根源是近代中国的社会实践，是中国革命的需要。马克思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15页)也说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选集》，第2版，第4卷，第1515页)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和在多种思想理论的反复比较中确立的。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被中国人民所接受，并在中国获得巨大成功，其根本原因是因为中国革命需要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特别是需要科学历史观和社会革命论的指导。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行动的指南，乃是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和必然选择。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不能不研究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正体现在它同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之中。那么，这二者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我们看到，许多论者在研究这一问题时强调指出，中国传统哲学内涵博大精深，是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必要条件，等等。这当然是对的。问题在于，这样的解释并没有揭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没有说明有着博大精深的传统哲学的中国为什么还需要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里，就不能不涉及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的分析评价问题。优秀的中国传统哲学是中华文明的精萃，是世界文明的奇葩。但是，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中国传统哲学从总体上说尚不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最大局限性是缺乏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因而不可能正确说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和动因，不可能正确分析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经济结构、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因而也就不可能回答和解决近代中国革命的任务、对象、动力、途径和前途问题。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需要有革命的思想理论作武器，尤其需要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而中国自身又缺乏这样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适应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的需要，就需要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也正在于此。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不能不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同近代中国广泛传播的西方哲学思潮的关系，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更深刻地体现在它同西方哲学的关系之中。有人说，由于共产党人在中国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才使得西方社会政治理论未能在中国实现；有人说，由于共产党人热衷从事政治救亡，压倒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启蒙。这些论点是对中国历史的歪曲。众所周知，在19世纪中叶以后，正当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候，马克思主义恰好在欧洲产生并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日益广泛传播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当时先进的中国人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他们首先接触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东西，他们甚至在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之后的一个时期内，还在热衷地向西方资产阶级学习，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新学”。作为“新学”的哲学基础，则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思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被先进的中国人所接受，是后来的事情，它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历史过程。我们看到，在前后，我国出现了一批包括在内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原来都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社会政治理论的拥护者。他们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并经历了一个在政治上从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在哲学思想上从唯心主义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过程。这一批共产主义者的出现，是一个全国性现象，是一种社会潮流，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趋势。历史表明，西方的“新学”及其哲学思想对促进我国人民的觉醒，推动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我国社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然而，这种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不论在当时的西方还是后来传入中国，都有其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其本身则是一种非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而也不可能揭示近代中国社会矛盾的本质，不可能为中国人民解放指明出路。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得以在中国广泛传播，并被先进的中国人所接受。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具体表现形式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究竟怎么一个“化”法，“化”成什么东西呢？这就是需要我们深入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表现形式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不是一种纯粹精神领域的思辨活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及其表现形式的理解不能停留在哲学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仅仅理解为从一种哲学形态到另一种哲学形态的升华或飞跃。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原理和原则都用中国的民族语言重新加以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使之具体化，并赋予它以中国的民族形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终目的，是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变为现实。按照这样的理解，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具体形式大体上概括为以下几种。
其一，哲学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在深入研究和总结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如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提出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以及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和“两类矛盾”学说，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种具体形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在中国的应用、体现和发展。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一旦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必然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起着巨大的指导作用。就以“矛盾论”和“实践论”来说，这“两论”既是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所作的哲学批判，是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所作的哲学论证，也是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哲学总结，因此，“两论”的产生便对后来的中国革命事业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其二，方法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化为实际工作中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世界观，同时又是方法论，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体。然而，世界观和方法论又毕竟不是绝对等同的东西。工作方法是世界观在实际工作中的运用和体现。把科学的世界观化为实际工作中的科学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种突出表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原理运用于指导实际工作，就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实践的观点和群众的观点结合起来并运用于指导实际工作，就形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和“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等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化为实际工作中的正确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鲜明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和实践性的统一，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实践活动的日益紧密的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原理化为实际工作中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是哲学思想的鲜明特色，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贡献。我们党和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所形成的许多方法论基本原则，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其三，理论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和各个领域，形成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必然要被广泛地应用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领域，用以指导各个领域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解决，形成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具体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要表现形式。比如，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唯物史观运用于对中国社会性质、各阶级状况和时代特点的分析，阐明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领导力量、动力、前途和步骤等问题，从而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把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运用于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科学地揭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提出了建立农村根据地，实行武装割据的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运用于战争的指导，提出了建设人民军队和依靠人民群众进行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和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相互关系的原理运用于对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指导，提出了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批判继承我国古代优秀的文化遗产，文艺要深入生活、为人民大众服务等许多重要的思想理论和指导方针；等等。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和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运用于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分析，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理论；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运用于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和发展战略的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运用于解决祖国统一问题，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正如邓小平所强调指出的那样，“如果‘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一个对国际上有意义的想法的话，那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这个构想是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提出来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1页)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原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辩证关系的原理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运用于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表现。其四，群众化。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广大群众所掌握，成为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武器。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指导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实现彻底解放的哲学。马克思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15页)。历来十分重视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广大干部和群众，他还发出了“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文集》第8卷，第323页)的伟大号召。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广大劳动群众争取彻底解放的思想武器，然而要使这一哲学真正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变为他们手中的思想武器，却并非易事。这是由于：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乃是揭示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要把这一哲学运用于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斗争实践，还需要花大气力去具体地分析事物的特殊矛盾，研究解决具体矛盾的具体办法；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其他任何哲学一样，是高度抽象的理论，要使广大人民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斗争武器，还需要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通俗化和群众化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群众化的大师。他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不但身体力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而且还大力培育了我们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最善于运用我国民族文化遗产中的优秀成果去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一般原理和方法，用生动朴实的语言去通俗地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刻道理，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浓郁的中国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东西；他大力倡导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和教育，强调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头脑，指导实际工作，从而大大加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群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内容和重要表现形式。尽管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群众化的过程中有过曲折，而我国广大群众在实践中学哲学、用哲学的成绩和方向，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其五，实践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变成现实。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其最终目的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变为现实。马克思曾经指出，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61页)。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是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彻底解放的锐利思想武器。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4页)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变为现实，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根本要求和最高表现形式。
开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表现形式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认真研究这一问题，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有助于推动关于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贡献问题的研究。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几点启示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一过程，既是一个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检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是曲折的，历史经验是十分丰富的，它给人以深刻的启示。
1.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和思想路线，正确认识和处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使主观的工作指导同客观的实际情况相符合。主客观的关系问题，是实际工作中的根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一哲学根本问题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坚持实事求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我们党总结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历史经验表明，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是我们党在领导人民群众进行艰苦的斗争实践中逐步形成和确立的，而党的正确路线的解决也并不是一劳永逸的。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是不行的，离开马克思主义指导，就会失去方向，就会走到邪路上去；而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却脱离中国的具体实际，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教条化和凝固化，也是不行的，是断然不能成功的。时代在前进，历史在发展，情况在变化，因此，马克思主义亦应随之发展变化。这里，就有一个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问题。我们党是一个富于理论创新的党，党的几代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始终给予高度重视。1960年初，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指出，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任何国家、任何时候，单靠老东西是不行的。他还说，我们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合于当时需要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适合现时代的需要而产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科学理论作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2.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文化多样性和指导思想一元化的关系，以及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批判与继承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一个文化的交流、碰撞、融合和发展的过程，它深藏于文化形态和观念之中。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这个“实际”也包括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和传统文化在内。在谈到理论与实际的关系时曾经指出，所谓“实际与理论并重，文化工具就是‘实际’的一部分”(《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2页)。邓小平在谈到的“最伟大的功绩”在于“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5页)时，也把哲学看作中国革命实际的一部分或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的这一实际相结合，就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要发生变化，它的内容被大大地充实和丰富了，在表现形式上也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以中国的既有文化为土壤和条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伟大成果，它同各国文化的发展是相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被中国人民广泛接受并成为指导思想，这除了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的需要之外，还同中国具有悠久的和深厚的优良文化传统和哲学传统是直接相关的。之所以能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伟大贡献，形成了哲学思想这一创造性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同具有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哲学的深厚素质和深邃底蕴分不开的。的一生从没有中断过对祖国哲学遗产的学习、研究、清理和总结，可以说，他与祖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不仅善于把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结合起来，并运用于对中国革命事业的指导；而且的整个人格特征，也即在他身上所表出来的那种坚毅顽强的性格，那种深邃开拓的思维方式，那种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那种生动风趣的语言风格，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对他的深刻影响。这里，需要指出，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但不能离开中国既有的文化土壤和条件，而且也离不开世界文明发展的环境和营养。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伟大事业，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都必须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以推进我国民族的、科学的和大众的文化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