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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度废除 篇一
[关键词]科举废黜 江南士人 诗歌 生存方式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12－0136－06
咸淳十年(1274)，宋朝举行了最后一次进士考试，两年后(1276)，元军攻陷临安，科举制度随着宋朝的灭亡而被废黜。此后，虽然关于恢复科举的讨论不绝如缕，元世祖、成宗、武宗时都曾颁布过议行科举的诏令，但均未能付诸实行，直到元仁宗延韦占元年(1314)才得以恢复。科举考试长达三十余年的停废，对江南士人来说甚至比改朝换代更让他们无所适从。在此背景下，江南士人的生活、心态、志趣均发生明显变化，展现出与科举时代迥异的心态。
一、科举废黜与江南士人生存状态的变化
元灭宋初期，江南也依照北方地区一样实行儒户制度，在籍的儒士除缴纳地税、商税之外，其余所有差役都被免除。然而因为实际执行过程中普遍存在托名儒户以规避徭役的现象，儒籍认定十分混乱，“亡宋登科发解、真材硕学、名卿士大夫多不在内”，(《儒户照抄手状入籍》)儒士“苦于赋役”、“以徭役为累”的情形仍普遍存在。与宋代“专尚科目”不同，元代前期科举制度废而不行，加上实行四等人制度，“南人”仕进之途基本上被切断，生存状况发生根本变化。陆文圭《送赵敏道序》云：
吾幼攻举子业，剽窃律赋经义套括，以争名于场屋间，吾之大惭，人以为大好焉。已乃事大缪，礼部条贯束不用，武夫健吏鸱张，而儒其服者，例遭讪侮。对于全力投身举业的士人来说，宋元易代后取消科举考试，使他们惟一所从事的艺能失去了施展空间，此外又别无所长，生活境遇可想而知，“例遭讪侮”即是其时遭际的真实写照。入元之初，即便是一些宋末名儒，生活也十分窘迫。舒岳祥、陈著、戴表元等人的诗文中，充斥着对元初困窘生活的描述。类似唐元“老来正苦行役，每顾影寂寥，时一发浩叹”(《送沈晋可序》)的江南士人，在元代前期并非个例。
科举考试的停废，使士人变得一无所能，人生价值选择成为摆在他们面前的现实问题。虽然宋代士人科举登第及被选任为官都不容易，但他们毕竟可以通过所学进入仕途。到了元代前期，江南士人人仕只能委身为吏，而这恰是传统士人所鄙弃和不擅长的。对于换代前后形成的巨大反差，赵文感叹说：
士之贫于今世，不亦可笑也哉！……近世富家，其骤兴崛起，不出于诗书之泽，不本于父祖之积，虽能骤致富强，惊动闾里，其子孙一落，往往鞭背马前，呼阜庭下，终不若彼出于父祖之积，诗书之泽者，虽贫且弱，犹挟册往教，号称人师。此俗人之所诋姗侮，而至不易得者也。(《送罗山禺序》)
宋代以文治国，儒士在仕途上颇显优越，元初打破这一格局，致其仕途困顿，许多儒学、科举世家开始逐渐走向没落。戴表元叙述当时的情形说：“科举罢，三百篇之策，学者黜为空言。邑中故家，虽衣冠强盛如李、杨、黄者，亦皆逋播荡析。”(《送杜于问赴学官序》)吴师道也感叹：“科目未兴，而无以为官；从师道息，好士礼废，而无所于游。当今南北旷荡之时，而老于茅茨林穴之下者，岂无赢粮之资哉？势有所不能也。”(《送方寿父之道州序》)士人“无以为官”，为学的热情自然也就日渐受挫。废学、改辙之举逐渐成为普遍趋势。他们或教授乡里，或弃儒从商，或委身为吏，或由儒入道，或习为杂学。关于其时的总体情况，揭侯斯概括说：“自科举废，而天下学士大夫之子弟，不为农则为工、为商。”(《送也速答儿赤序》)王沂描述：“其在间巷间者，用力于空文而峙虚名；其出其仕者，赴时趣务，驰骋于声利。”(《送张光道序》)元代文献中有诸多关于这一时期士人改习其他艺能情况的记载，其中以出仕为吏的情况最为普遍。苏天爵指出：“学者仅能执笔晓书数，其父兄已命习为吏。”(《新城县缪学记》)如唐如介，“科举废，格勉从吏役，初试于邑”。(《唐处士墓志铭》)陆千里，“幼读书，急亲养，不得守先业，由刀笔吏以进”。(《送奉化吏目陆千里序》)上饶翁某，“以儒家者流，而尝从事于律，积岁月，可以典州县之案牍，顾乃暂寓焉于征商之官”。(《逢遇录序》)也有沦为商贾的情况。如李瑞，科举废除之后，“又不能治生农工，处市井中，遂商贾为业”。(《承直郎江西等处榷茶都转运司副使李公神道碑》)或改事各类技艺，如严存性，“方将以儒术取进士第，以是用于世，而科举废矣。于是益取医家之书而读之，求尽其术，以游四方，而行其志焉。”(《赠儒医严存性序》)薛方彦，“国初科举废，世族子弟孤洁秀拔，率从释老游，故方彦亦入龙虎山中奉真院习清静言云。”(《薛方彦墓志铭》)类似记述，反映了元代前期儒士纷纷改辙他业的一般状况。针对这一现象，徐明善指出：“不意科辍，吾思场屋之文于天下国家无补，幸甚休其劳。而凡士者又往往不堪其闲，有去而技术鸣者，有去而贾取赢者，有去而结绶于刀笔辇金于纵横者。”(《耐闲说》)生活无以为凭，才能无处发挥，人生价值无法实现，于是只能将精力转投在其他艺业方面。这一选择，反映了元代前期江南士人生活的一个侧面。
与士人纷纷改学其他艺业相映照，这一时期学习儒学经典的士人开始大量减少。戴表元描述自己的亲身见闻说：“余以穷授徒江海上，乡大夫昌国应君翔孙过之，相与慨叹江南经术荒芜，纷纷朋俦中，疑难满胸而卒无所问。”(《昌国应君类书蒙求序》)崔君举也说：“近则科举废久，士无系累，荡然失其所挟试，使口诵本经，且不能以句矣。”(王天与《尚书纂传》引)方回感叹元代前期理学之衰落：“今之为士者，一切不讲，惟诗辞之学仅存。予朱子之乡晚出者也，仕而归老，去朱子之没未百年，求所谓义理之学者不一见焉。”(《吴云龙诗集序》)如作为宋代科举考试内容之一的《春秋》，在元代前期没有举行科举考试的情况下，“学者不待申临川之禁，而绝口不复道矣”。(《春秋法度编序》)与此同时，士风、学风也日渐浇漓。程钜夫批评指出：“科举废，后生无所事聪明，日以放恣，诗书而刀笔，衣冠而皂隶。小有材者，溺愈深；居近利者，坏愈速。不能不蹈先儒之忧。”(《闽县学记》)又说：“士无科举之累，盍亦思古人所谓明人伦者为何事……若夫工词章而不穷其理，谈性命而不践其实，其不为功利智术之归者，无几矣。吾为此惧。”(《福宁州学记》)没了科举取士的吸引，士人仿佛顿然失去了学习儒学的动力和热情，士气渐趋浮躁，士习日益败坏。
元代前期士子废学的情形，引起了许多有识士人的关注。牟t描述其时的情形是“士散久矣”，(《顾伯玉文稿序》)李存形容是“多兔窟鸟散”。(《舅氏隆卧先生吴公墓志铭》)徐明善指出：“东南涵濡圣化三十年矣，科辍士散……前辈星稀，后生云变。”(《送黄伯善序》)刘崧亦云：“时科举未行，士隳其业。”(《吾庐严先生墓碣铭》)以致刘岳申说自己在延祜科举初兴时，“往来 涂学，几亡诵弦声”。(《嘉兴路儒学教授俞君墓志铭》)总体来说，科举不兴，江南士气低落：“四十年来，东南士或消声林薮，或未忘爵禄，然材学兼茂者亦无有几人，故东南之人望日以轻。”(《送彭幼元赞府序》)科举制度长时间的停废，彻底改变了士人的生存状态。对此，黄晋感慨说：“为士而生于师废民散之后，何其不幸欤！”
(《送汪生序》)痛惜之情溢于言表。与此相联系，许多有识之士开始对儒士传统的延续深表忧虑。戴表元说：
余初学儒时，见世之慕利达者宗科举。科举初罢，慕名高者宗隐逸。隐逸之视科举有问也。当是时，犹各有大儒遗老有名实者为之宗，学者赖以不散。岁月推迁，心志变化，昔之为宗者且将销铄就尽，而士渐不知其宗。吾为吾道吾类惧焉。(《送铅山王亦诜归乡序》)
类似的担忧，不仅出现在由宋入元的遗民土人当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开始在统治阶层中蔓延。畏吾儿族大臣廉希宪解释善待江南儒士的原因说：“今国家起朔漠，斯文不绝如线，我更不尊礼，则儒术且将扫地矣。”江南行御史台官员指出：“兵火之后，科举已废，民知为儒之不见用也，去儒而为吏、为商，甚至为盗，儒风十去六七矣。”(《省台复石国秀、尹应元所献学田》)正是缘于这种情形，大德年间才会颁布诏令：“在籍儒人不遣子弟入学，别习他业，量事轻重，申各处提调官究治。”(《学令》)而在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儒士的出路问题前，儒籍士人从事其他艺业的情况势必无法杜绝，儒学的衰落乃是必然趋势。
元代前期科举制度的停废对士人生活的改变是多方位的。吴师道说：“土生志四方，盖游宦所必至，古之人皆行之。独悲夫今之不幸也，科目未兴，而无以为官，从师道息，好士礼废，而无所于游。当今南北旷荡之时，而老于茅茨林穴之下者，岂无赢粮之资哉？势有所不能也。”(《送方寿父之道州序》)元统一全国后，虽规定宋代归降的旧官可以换牒出任官职，但毕竟只是少数。在以吏入官逐渐制度化的情况下，儒士的进用在这一时期受到了严重的阻滞，江南士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存方式也由此发生明显变化。究其原因，科举制度的停废为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科举废黜与江南诗歌创作的兴盛
与科举制度废黜后儒学经典研习遭遇冷落相对照，更多的江南士人将精力在诗歌创作上。针对这一情况，任士林指出：“科举事废，耳目明达之士，往往以诗自畅。”(《书蒋定叔诗卷后》)吴澄说：“自进士业废，而才华之士无所寓于其巧，往往于古今二体之诗。”(《周立中诗序》)徐明善说：“自科辍以来，攻律绝者蜂出。”
(《敞帚诗集序》)何梦桂也说：“科举业废，士以醅噫之气，郁发于诗，诗之工而文之穷也。时异世殊，士之技亟变如此。”(《宋君巽诗序》)赵文感慨其时写诗风气的兴盛说：
近世士无四六时文之可为，而为诗者益众。高者言《三百篇》，次者言《骚》、言《选》、言杜，出入韦、柳诸家，下者晚唐、江西。而夷考其人，衣冠之不改化者鲜矣。其幸而未至改化。葛巾野服，萧然处士之容，而不以之望尘于城东马队之间者鲜矣。是虽山林介然自守之士，忍饥而长哦，抱膝而苦调，未尝无之，然终不能胜彼之多且雄也。故今世诗多而人甚少。(《诗人堂记》)
元初科举制度停罢，加上大多数士人生活境遇窘迫，吟诗遂成为他们为学的主要趣向。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其一，在科举与诗二者的交互胜负问题上，这一时期的士人大多表达了下述看法：科举考试与诗歌创作二者之间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科举废除对诗歌的发展有促进作用。刘辰翁《程楚翁诗序》云：“科举废，士无一人不为诗。于是废科举十二年矣，而诗愈昌。前之亡，后之昌也，士无不为诗矣。”戴表元对比宋末与元初的状况，认为“科举场屋之弊俱革，诗始大出”。(《陈晦父诗序》)对于经历宋元易代的江南士人来说，宋末与元初正是由于科举制度的存废，诗歌创作表现出不同景象。基于对科举与诗二者间互相妨碍的认识，舒岳祥说：“自京国倾覆，笔墨道绝，举子无所用其巧，往往于极海之涯，穷山之巅，用其素所对偶声韵者，变为诗歌，聊以写悲辛叙危苦耳。”(《跋王榘孙诗》)在这一时期的大多数诗人看来，只有在科举废黜的情况下，士人才有可能将全部精力致力于吟咏之事，进而实现诗歌创作的繁荣兴盛。其间因果，正如黄庚《月屋漫稿自序》所说：“自龆龀时读父书，承师训，惟知习举子业，何暇为推敲之诗，作闲散之文哉！自科目不行，始得脱屣场屋，放浪湖海，凡平生豪放之气，尽发而为诗文。”元初遗民诗人群体的兴盛，正是这一背景下的自然之势。
其二，江南诗社活动逐渐兴盛，诗人间唱和之风日趋浓厚。元初由于未以科举取士，多数士人又不愿出任地位低微的吏员，宴聚冶游、结社唱和遂成为士人的常态生活，江南遗民诗人间结社唱和颇为普遍。至元二十三年(1286)浦江人吴渭组织的月泉吟社，是元初江南规模最大的一次诗社活动。此外，以宴集为形式的诗人唱和也异常活跃。大德二年(1298)戴表元、顾伯玉等人的张园宴集，为我们提供了江南文人燕咏唱和盛况的一幅图景。(《城东倡和小序》)其间情势，正如戴表元所说：“科举学废，人人得纵意无所累。”(《陈无逸诗序》)其中既有无科举之累的畅意，又包含了部分江南士人宋亡后愁苦抑郁心情的排遣，所谓“或携手秋郊行吟，或抵足夜榻卧讽，或杯觞探筹，或砚席点X，欢谐怨怼，舒适困促，一一共发之于诗”，(《陈无逸诗序》)“兵戈以来，游宦事息……前时诸公吁谟典策之具，亦且倚阁无用，憔悴无聊，而诗生焉”，(《胡天放诗序》)“科场废三十年，程文阁不用，后生秀才气无所发泄，溢而为诗”，(《跋陈元复诗稿》)均是对当时实际状况的描述。
其三，士人“好诗以游”成为一种风尚。如程楚翁，“负饭宿舂，行不百里，不得意而返；惩不复出，迂而不可回也，尼而不能止也，其所求于诗者如此”。(《程楚翁诗序》)又如李舜臣，宋亡后，“身既已老而穷，而方好诗以游”。(《李元凯诗序》)舒岳祥宋亡后归居阆风期间，“浙河以东，学诗者朝暮至”。(《国南仲诗后序》)方回概括其时士人热衷于学诗的情形说：“今之为士者，一切不讲，惟诗辞之学仅存……求所谓义理之学者，不一见焉。而以诗歌之学求予讲画者，则不胜其众。”(《吴云龙诗集序》)在儒学不被作为人仕途径的背景下，多数士人开始以提高诗歌创作水平作为游学的主要内容，谈诗、写诗成为一时之风尚。
其四，诗歌成为教授初学士子和士人日常研习的重要内容。宋端宗景炎二年(1277)，科举初废之后，舒岳祥记述说：“予久逃空谷，岁且再易，归检故畦，花残药堕，已为樵牧之场、猿狙之径矣。王叔范馆于其旁，课童子不废。暇则穿蒙密，人窈窕。又自课以诗，出小编示予。此所谓用其素所对偶声韵变为诗歌者耶？”眼见这样的转变，舒岳祥感叹道：“方科举盛行之时，士之资质秀敏者，皆自力于时文，幸取一第，则为身荣，为时用，自负远甚。惟窘于笔下，无以争万人之长者，乃自附于诗人之列，举子盖鄙之也。今科举既废，而前日所自负者，反求工于其所鄙，斯又可叹也。”(《跋王榘孙诗》)科举制度的停罢，使得士人原本藉以获取功名的学问一夜之间沦为无用之学，用以展露才华和表达心 情只有的言志之诗。如马廷鸾记其甥说：“王甥典谟之学，蚤有声场屋。科举废，辄敛才华而为诗。”(《王甥儒珍集序》)如宋无，“生景定间，未弱冠时，已废科举学，故惟诗是学”。抚州诗人吴廷兰，“进士科既废，乃肆其力于诗”。(《故诗人吴伯秀墓志铭》)兰溪诗人金似孙，“少隽敏强记，工举子文，科既废，遂一用于诗”。(《金兰庭诗后题》)因此，何梦桂概述其时的风尚说，“群从中子弟年来多学诗”。(《侄孙昭德远游诗序》)事实上，在科举制度废而不行的背景下，即便在翰林馆阁当中，写诗之风亦颇为盛行。欧阳玄《国朝名臣事略序》记苏天爵生平说：“初为胄子，时科目未行，馆下士蕃言词章。”以诗唱和，本就是历代士人生活的重要内容。
虽然诗歌创作因为科举制度的废除而兴盛，但也有一类士人，仍以从事举业学习的方式进行诗歌创作。何梦桂《清溪吟课序》云：“清溪诗友暇日有诗课，盖其不用于举子业，而用于诗。”至元十五年(1278)，舒岳祥作《刘正仲和陶集序》，记述刘正仲两年来的“和陶”历程说：“默林刘正仲，自丙子乱离崎岖，遇事触物，有所感愤，有所悲忧，有所好乐，一以和陶自遣，至立程以课之。不二年，和篇已竞，至有一再和者。”“立程以课之”，这种科举时文学习和写作所采取的方式，被运用到和陶诗的写作当中，由此可见科举对士人生活方式和文学创作的影响之深。元初江南诗社的兴起，从某方面来说即缘于士人以科举试士的方法展开诗歌竞赛。明人戴冠《濯缨亭笔记》记载：“元时，淮人赵氏富而好文，尝以诗赋私试士，亦有状元进士等第。试毕，设燕各赠金银酒器，以名次为差。其家有明月楼，以金壶及杯盘饷赵子昂，求书春联。子昂题日：‘春风阆苑三千客，明月扬州第一楼。’当时以为绝唱。夫赵氏以货利诱士，而士皆乐就其试，又私为等第，而官不之禁。元时政令之弛，士习之卑，亦可见矣。”组织赛诗活动，邀请当代著名诗人担任评委，对作品进行排名，是这一时期江南诗社的普遍做法。而参加诗社，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科举未复时期士人获得社会认同的有效途径。
三、余论：科举废黜背景下元前期江南诗风的一个侧面
总体来说，元初江南士人失去进取之道后，大多不愿意委身为吏，境遇普遍窘困。见于诗歌创作，江湖习气浓厚，晚唐诗风盛行。方回指出：“今之诗人，专尚晚唐，甚者至不复能为古体。”(《婺源黄山中吟卷序》)熊禾也认为：“近代诗人，格力微弱，晚唐、五季之风。”(《题童竹涧诗集序》)具体来说，是以姚合、许浑、李贺、李商隐等人作为效法对象。江南诗坛的这一风气，发端于宋末，至元初仍流风蔓衍。对于其时江南诗坛的格调与风尚，宋元之际名僧圆至描述说：“更化以来，场屋精舍之路既废，宿师老生，稍弃其旧，而趋于古。然入之既深，绝之已遽，是以未获其所欲。而先丧其所能。务为离奇佶屈、钩咽戟吻之辞，以矫其举子之声，而律吕蹇逆，粉墨乳杂，反不逮其课试所为者。”(《与某官书》)
元初江南诗人论诗以晚唐为宗，从格调上来说多表现出穷苦愁怨之态。如经历宋元易代的永嘉诗人林景熙，何梦桂评论说：
窃于诗之变而有感焉。方庠序群居，高谈阔论，不过颂猗那，歌清庙，诵鱼丽、天保、凫骛、既醉之什，变风变雅不忍言之矣。况复齿及魏、晋、梁、陈以下，穷苦愁怨等语，如细夫窭人、翳旅寡妇之为者相望。十年间，而士大夫声诗，率一变而为穷苦愁怨之语，而吾霁山诗亦若此。(《永嘉林霁山诗序》)
科举制度废除 篇二
关键词：科举制 废除过程 废除原因 影响
科举制属于我国古代文人考试的制度，同时还是选官的制度，在唐朝与宋朝时期渐渐完善，而在明朝与清朝中期走向辉煌。但到了清朝末期，由于受到各种变革的潮流冲击，科举制被废除，这一重要举措对当时的社会与中国未来发展产生于巨大影响。
一、清末的科举制废除历程
科举制度属于隋朝与唐朝后各个王朝成立的选官制度，在隋文帝将世族垄断九品中正制废除以后，在开皇七年设置了清平干济与修谨两科。在唐朝增设了明算、秀才、明书与明法等，同时还有道举、一史、童子与开元礼等科。而后武则天行殿试，增设了武举，使得科举更加丰富。但是在众多科目中，只有进士属于常设科目，并且较为重要。到了20世纪的80年代末期，在洋务运动发展与西学传播背景下，科举制产生改变。1888年清朝政府第一在考试内容中纳入了自然科学，到了1898年增设了经济科，培养经时济变的人才。应康有为的建议，将八股废除，改为策论，将实务作为命题[1]。
在彻底失败以后，慈禧太后命令全部考试都按照旧制度。在1901年9月实施新政以后，各个地区的封疆大吏开始上奏折，提出对科举制度进行改革，将经济特科恢复，到了1904年清朝出台了《奏定学堂章程》，这时候科举考试逐渐改成策论，但是并没有彻底废除。直到1905年慈溪下达诏书，正式宣布从1906年（开始光绪32年）将科举制废除。同年九月二号张之洞与袁世凯上奏，请求将科举考试停止，推广咸趋实学与建立学堂。1906年清廷准奏，停止了全部乡会试，同时派学务大臣分发教科书，在各个州县设置小学堂。到此在我国持续1300多年的科举制被彻底废除，学校教育和科举取士也完全分离[2]。
二、清末的科举制废除原因
（一）在晚清实际科举制自身问题日渐突出
首先，在晚清时期科举制原有的公平性渐渐消失，例如：在考试中经常会出现舞弊的情况。清末时期人口量增加，而科举考试成了文人步入仕途的重要途径，一旦金榜题名就能获得荣华富贵与提高身份地位，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得文人为了金榜题名而不择手段。其次，科举的考试形式和内容无法满足时代需要，考试的内容不够灵活。
（二）近代社会转型
在鸦片战争后，我国沦为了半殖民半封建国家，国人在不断起义，西方列强在入侵，这就促使我国转向现代化的社会，尤其在思想、政治与经济等方面出现了很大变化。而近代经济和政治变化，势必会推动文化变化，主要表现在很多文人开始探究西方的文化；我国政府派遣学生去国外学习。这就使得国人开始了解国内文化缺陷，尤其是教育制度缺陷，无法培养出与中国发展相适应的人才，因此迫切需要进行教育制度改革[3]。
三、清末的科举制废除消极影响
（一）科举制废除使得政府控制力与公信力削弱
自古以来，中国就存在食是政首――农是邦本――本固邦宁的传统治国思想，在隋唐以后，国家政权主要应用乡绅阶层来控制农村。但是在光绪32年废除科举制后，逐渐出现的教育与西方文明冲击，使得乡绅师统地位发生了变化，致使农村的乡绅主体劣质化与蜕变，使得农村的社会次序崩溃，这就使得农村开始怀疑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影响了社会的上下层联系[4]。
（二）废除科举制导致社会风气败坏与选官制度紊乱
若是只从考试的形式对国家文职的官员进行选拔，在没有找到相关功能进行替代前，就草率否定了科举制并不明智。当然，当时的清廷也了解到该问题，所以在1910年出台了文官选拔新制度，但是并没有得到落实。继而到了1929年国内始终没有成立次序化、公开与刚性选官的制度，缺乏选人的标准，没有用人的尺度。
（三）废除科举制引起了政局动荡与政治失序
在废除了科举制度以后，清政府并没有及时出台替代性的制度，绅权和皇权平衡的状态也渐渐消失，导致士绅阶层流向其他的社会阶层。在晚晴时期，国内士绅阶层开始衰落，各种忧患越来越严重，导致军人阶层开始转向政治的中心，逐渐成为社会领导者与主干。但因为不少军人缺乏专业知识，缺乏广阔、深邃的眼光，并且过于依赖武力，所以无法承担社会领导的作用。此外，因为军人过于在乎集团利益，从而形成祸国殃民、割据一方的军阀，严重影响了政局与政治[5]。
四、清末的科举制废除积极影响
（一）促进国内社会风气转变与基层改革
在废除科举制度的第2年，清朝政府宣布要准备立宪，而为准备，不少州县的基层社会士绅与新式学堂的毕业生开始创办、组织农会、教育会，并且大部分地方开始自治，同时实施人口的普查，对识字教育进行推广，逐渐开始封建制度的废除运动，例如：女子缠足这类运动，部分地区开始组织地方的公共事业与运动，大力配合运动开展。此外，在民国时期建设、地方自治以及乡村建设等运动开展，和晚清有着间接或是直接渊源的关系。
（二）动摇清王朝统治基础
晚清新政的教育体制变革主要把科举制废除当做核心内容，而且科举制被废除以后，导致封建士子失去了他们的人生目标，断绝了这类人的仕途，同时还使封建士子面临生存的危机。而在时代大恐慌的面前，封建士子只能在有限社会空间中谋求生路，一些封建士子可能投笔从戎、弃文从商，或者是出国留学，学习西方先进知识。这些封建士子在与西方新知识、新思想接触以后，会进一步了解中国封建制度的腐朽与落后，相继走上革命与立宪道路，进而组成滔滔反清反封建的洪流。这些认识是和封建制度相背离的一股新兴进步与学习势力，很多留学归来的学生组成了当时的革命党人骨干。例如：陈炯明、黄兴与等人，这些人原先均具有秀才与举人的身份。一些立宪当人在当时变成了清朝政府政治的反对派，例如：许鼎霖、张謇与郑孝胥等推动与发起晚清全国的立宪运动，公开地、直接地对抗清朝政府。当时一位封建官员对这一活动惊呼：犯上作乱之事、昔出于密谋、今见于公议；无君无父之论、昔起于匪类、今创于缙绅；世变之奇、至此已极、异日之患、臣不忍言。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出，在科举制度废除的背景下，我国士绅阶层政治倾向开始出现戏剧性的改变，从封建政府支持者逐渐转变成封建政府的反对者，这些清政府都始料未及。事实上，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为封建政府培养了掘墓人与反对派，同时通过废除科举制度，影响了当时的封建制度发展，使得封建制度发生了质的变化，后人将这过程称之为历史进步的作用[6]。
（三）推动新型教育体制的建立
通过废除科举制度可以建立新型教育制度，这些教育制度有着近代意义，对于中国文化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就学校的教育内容来看，新型教育制度打破了儒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增加了自然科学、国文、美术与史地等学科。在同一个时期相继建立起各种专门的学堂，建立了诸多新式学校，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科技精英与知识分子，为中国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 废除科举制度推动了民族救亡与留学运动高涨。
受到日俄战争与甲午中日战争刺激，国内逐渐掀起了出国留学的热潮，留学热潮突起的时间是20世纪的初期，并且越来越甚。根据相关统计资料可知，在1904年-1909年期间，国内新式学堂实际在校人数从92万人增加到156万人；去国外留学的人数也高达12万人，自此以后，每年留学的人数都在上涨。这些出国留学的知识分子按照自身所学知识，或者是在外国留学时所获得的感悟，得知晚清时期民族危机越来越严重，为了挽救国民，新型知识分子提出军事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以及实业救国的口号，同时全身性投入到近代的政治社会生活中，从而结合西方先进知识的学习和民族救亡运动，把救国运动推到了更高更新阶段。尤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时间段，国内诞生出一批代表性的人物，例如：、以及陈独秀等，同时还包含的蔡元培、廖仲恺、与胡汉民等；这个时期还出现很多著名的企业家，例如：南洋的简氏兄弟与荣氏兄弟。上述的人物都是在废除科举制度以后，接受了新型教育的学者，这些人对于www．paomian.net政治有着较强的敏感性，他们比较善于掌握时代的脉搏，推动着时代变革潮流，使得中国的近代社会逐渐与封建统治社会脱离，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7]。
五、结语
总而言之，科举制度废除冲击着晚清社会的每一个方面，负面影响和正面影响互相交织。在此期间诞生出清王朝封建统治反对派，逐渐形成新型知识分子群，在某种程度上瓦解与疏远了清王朝的拥护者，也就是旧知识的分子群，轻而易举摧毁了当时的封建社会等级，但是并没有重塑新政治的权威，无法成立新社会政治的次序。所以在旧制度变革过程中，不仅需要将其局限性以摒弃，同时还要对其合理性方面进行保留；不仅要了解科举制变革是历史必然性，还要意识到出台相关措施现实的紧迫性。此外，在新制度成立过程中，需要高度重视制度出台现实的必要性，还要考虑社会实际承受的能力，确保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的平衡性，确保新制度与社会发展相适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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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度废除 篇三
一、改科举，废八股，设经济特科
“科举制度的弊端早在几十年前就已有人提出，到了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的时候，谭嗣同就敏感的意识到中国问题的关键是能否变科举。梁启超在他的那篇著名的《变法通义》中专列‘论科举’一节，格外强调‘欲兴学校养人才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大变则大效，小变则小效’。”由此，维新派得出结论，只有改革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培养新式人才，才能使中国富强。
在维新派的努力下，“1898年6月23日，光绪帝宣布废除八股取士制度，要求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中过去一直使用的四书文一律改试策论。废八股改策论的决策有利于时务人才的培养，是戊戌年间最值得称道的一件大事。7月5日，梁启超在康有为的授意下，联合各省在京已参加完当年会试的举人上书，请光绪帝特下明诏，明令下科乡会试停止八股试帖，皆归并经制六科举行；其生童岁科试以经古场为经制正场，四书文为二场，并废八股试帖体格。7月4日，以稳健著称的清廷重臣张之洞与湖南巡抚陈宝箴联名呈递《妥议科举新章折》，在默认八股取士制度必须改革的前提下，对旧的考试制度进行了相当大的改革。这主要体现在内容上，至于形式，尽量不做大的调整，以免造成无谓的争论。这个方案既迎合了新潮流，又照顾了旧习惯，是一个新旧两宜的折衷选择：博之以经济，约之以道德。张之洞、陈宝箴的新科举方案得到清廷批准，7月19日上谕称赞这个方案‘剀切周详，颇中肯綮’。由康、梁等人鼓吹的‘立废’八股运动终于由张之洞等人的稳健方案暂时得到落实。”
其外为了选拔特殊人才，还专门设立经济特科。“经济特科之设，朝廷原期取英才，以备贤良之选，非为幸进之途开营谋之路。又将经济岁科归并正科。”
1898年10月，慈禧太后谕令，中止维新变法中对于科举制度的改革，然两年之后，庚子事变发生，为挽救清政府，1901年8月，慈禧太后则了“宜讲求实学”的谕令，四年之后，1905年科举制度终于废止。
这样八股取士制度基本上被废止，传统的科举制度从根本上被动摇，将锢蔽人们思想的一大毒瘤所清除，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对文体的变化也起到了深远影响，实乃千年之弊俗，一旦而扫除之。
二、建立京师大学堂
维新派倡导的“兴学育才”呼声不断高涨，中外人士不断向清政府呼吁迅速兴办京师大学堂。“1898年2月，光绪皇帝根据御史王鹏远的建议，命军机大臣与总理衙门大臣会商开办京师大学堂事宜。6月11日颁发‘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维新时，明确要求‘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7月3日总理衙门奏上《遵筹开办京师大学堂折》，并附《京师大学堂章程》。《章程》实际上由梁启超起草，名义上虽仍宣称本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宗旨，‘略依泰西、日本通行学校功课之种类，参以中学’，实际上已远远超越旧学经史子集的范围，所习科目分为‘溥通学’十门：经学、理学、中外掌故、诸子学、初级算学、初级格致学、初级政治学、初级地理学、文学、体操学；‘专门学’十门：高级算学、高级格致学、高级政治学、高级地理学、农学、矿学、工程学、商学、兵学、卫生学；和外国语言文字学五门。规定‘以上十种专门学，俟溥通学卒业后，每学生各占一门或两门’。”
京师大学堂不仅为实行教育之机构，同时也为全国最高之教育行政机构，各省大学堂均属其管辖。京师大学堂的建立，规模宏远，条理详密，不可因陋就简，以达到培养人才的目的。京师大学堂的教育原则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与洋务派所倡导的内涵不同，洋务派近年所设学堂，实际上是有西文而无西学，而京师大学堂创办坚持的是中西学并重，比洋务派西文学习的基础上更向前发展了一步。
1898年9月，百日维新虽然失败，新政俱废。但京师大学堂并没有关闭，只是有名无实。1900年，京师大学堂毁于八国联军的战火中，1902年恢复开办，并被纳入清末学制系统。民国初年，改为北京大学。作为维新变法中遗留下来的一个成果，京师大学堂所蕴含的精神在不断的传承，现今的北京大学作为一流学府中外闻名，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杰出人才，对我国建设做出了贡献。
三、开办新式学堂
在1898年7月10日，上谕规定“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至于学校等级，自应以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郡城之书院为中等学，州县之书院为小学，皆颁给京师大学堂章程，令其仿照办理，其地方自行捐办之义学社学等，亦令一律中西兼习，以广造就。至于民间寺庙，其有不在祀典者，即着由地方官晓谕民间，一律改为学堂。”
戊戌时期，各地开办农、工、商等专门学堂，如农务学堂、编译学堂、医学堂等，还鼓励建立各种实用学堂。
此外，维新派还尤其重视女子教育，将其作为近代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在他们努力和倡导下，我国第一个女子学堂——经正女学，于1898年在上海成立。
科举制度废除 篇四
关键词：科举制；士；土匪；知识分子；负面影响
科举制度在中国传统典章制度里占有极其重要的一席。以考试的方法取代“察举推荐”来选拔官吏。是社会的一大进步。分科考试、取士权归于中央、允许自由报考为科举制三大特点①。这一制度在中国历经1300年的岁月，无论是被国外学者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还是被贬斥为禁锢思想的八股取士，科举制对于中国社会所做的贡献毋庸置疑。在科学选官，稳定社会，繁荣文化等方面起到的作用功不可没。
一、科举制的兴废
隋炀帝605年设“进士科”，标志着科举制度的诞生。唐宋两代不断对其修改使之更加完善。譬如武则天开创的武举和殿试，宋代开始的糊名和誊录。兴科举，是中国古代教育从贵族转向普通民众的伟大转折，是唐宋文化繁荣昌盛的重要原因。唐代白居易以“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名句来反驳顾况“长安居大不易”，得到后者刮目相看并在考前加以引荐，被传为千古佳话。在近代教育实行以前，中国的教育集中在科举选拔所要求的应试教育。“学而优则仕”，入仕一途在古代社会一直是民众的首选。科举制是底层人民改变命运的最主要途径。它成就了中下层人民“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
这一制度在经历了唐宋的黄金发展期之后，于元明清三朝逐渐没落而失去朝气。清代八股取士之时，科举制已经死板生硬，暮气沉沉。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内忧外患日益严重。走向世界，跟上近代化的浪潮，是中国社会不得不选择的道路。晚清政府于1905年废除科举制，实行近代教育，确为顺应时势之举。但科举制在民间根深蒂固，伴随科举制的，是一套复杂的社会制度和民众心理积淀。骤然取消科举，对社会造成了极大的震荡。刘大鹏在日记中写道：“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属空虚”②
二、何为“士”，何为“土匪”？
“士”一字，含义众多。本文所论之“士”，指“古代统治阶级中次于卿大夫的一个阶层”，称“士大夫”。此外还有“乡绅”之意，即地方上有名望的人。两者都称士，一般都是读书人。乡绅主要是指科举未仕或落第士子，有文化的地主，退休官吏，宗族元老等。在地方上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国家机器的运作在底层少不了乡绅来组织和完成。他们能起到国家与百姓之间桥梁的作用。
清末以至民国时期，土匪数量众多，种类不一而足。有盗匪、窃匪、匪徒、会匪、逆匪、教匪、土匪等很多不同称呼。何西亚《盗匪问题之研究》称：“匪者，言其举止行为俱非为人类之所应有或常人之所敢为者是也。”本文所言“土匪”指暴力劫掠他人财物，烧杀淫掠，并对抗官府追剿的团伙之意。统称土匪。
三、民国土匪的横行
20世纪20年代，河南境内兵连祸结，天灾连年，土匪遍布全省。豫南一带遂成土匪啸聚之区。据1920年8月21日《晨报》所登《豫南匪势滋蔓》一文说：“匪势日渐滋蔓，已于白狼时代相。溃兵、悍匪合而为一”
河南全省108县几乎无一县无匪。1921年1月20日的《晨报》说：“欲寻一村未被匪祸者即不可得”
1923年7月7日《民国时报》所登《南阳匪患之调查》：“1923年仅河南南阳一地就有著名大杆匪32股，一万余人”
《沁阳县志》记载：“从1916年到1935年的20年间，在泌阳活动的杆匪有100多股，1000人以上的杆匪就有11股”
马烈在《民国时期匪患探源》一文中说道：“民国时期的匪患是中国近代社会变迁所造成的畸形产物，其在活动时间、地域范围、人数规模、为祸程度和社会影响等方面都是空前绝后的。”③
四、士与土匪
科举制的废除确实对整个社会造成多方面的影响；而民国时期土匪四处为患也是不争的事实。那么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则需要多角度进行论证。JP
科举制与“士”的形成有重要的因果关系。读书人通过科举一途而进入士的阶层，出路上至公卿士大夫，下至秀才乡绅。科举制一旦废除，就会出现正待考取功名的读书人失去门路；埋头苦读的读书人失去目标；教书先生失去职业；社会教育失去重心等等后果。那么这些读书人的出路何在？
统治者在开设新式学堂的同时也采取了一些安抚、安置知识分子的举措：1905年清政府先后颁布的“停止科举后之生员出路”、“丁未科举行举贡生员廷试纪闻”、“举贡将充胥吏化名誊录”、“举人作为知县”、“举人令赴京学习法政”等④。同时一些政府机构还为其提供各种就业机会，鼓励报考并优先录用，如邮传部在招考本部录事时，明确规定“招考各省落第举贡，此外概不收考”⑤
这些就业机会的提供，解决了部分士子的出路问题。但是仕途的容量毕竟有限。据有的学者称：“政府衙门所能容纳者不过区区15万人”。⑥而“1906年，废科举的第一年，全国士绅数量不低于150万。”⑦这150万人该如何安置，是清政府迫在眉睫的问题。除了政府机构来吸纳之外，政府还组织他们去新式学堂当教员。还有部分年轻的知识分子进入学堂再学习。如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从1902年开办至1906年，共招收师范生512人，其中有传统功名者422人，占师范生总数的82%。保定师范学堂，1902年首批招生600名，学生皆选自各府州县之举贡生员。⑧虽然其中有相当数量的人进入学堂接受再教育，但据研究估计，只有五分之一，即三十万左右。⑨
所以，出现大量的读书人面临无路可走的局面。《剑桥中国晚清史》这样说道：“甲午战争以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重和救亡运动的高涨，以军队为社会“大学校”，以军人为社会楷模的思想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尚武的德国和日本的迅速崛起，更使国人清楚地意识到军队的重要性，人们相信军队不仅是御辱之工具，而且也是真正振兴民族的力量，因此军队越来越被奉为国家的楷模，甚至被视为先导。”也即是说，“尚武”的精神愈发成为社会的主流。社会既然已经断绝科举入仕之路，那么传统“出将入相”道路就只剩下“出将”一途。军人在近代中国的兴起，已成为不可阻挡之势。
而且，接受新式教育的机会，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轻易享有。由于传授新式教育的教师极其缺乏，新式教育的学堂很难普及。新式教育只存在于部分城市中，且收费较高，贫苦和偏远的人群很难接触到新式教育。
“新教育比传统教育贵，有志有才的年轻人上进的机会和个人财富发生了更密切的关系。这样，1907年各省练兵给有志有才但家境贫寒的青年带来了上进的机会”。⑩
“投笔从戎”已经成为一种风尚。各省办的军事学堂很受民众欢迎，入学竞争颇为激烈，“行伍入仕”已成为一条飞黄腾达的晋升捷径。近代军人获得极大的声誉和很高的社会地位。而清政府编练新军，目的是想建立一支既能保卫朝廷又能复兴民族的军队，结果却与其主观愿望背道而驰。因为近代民族主义思潮与反满革命思想的交相激荡把尚武爱国的新军军人推到了政治革命的风口浪尖上，他们早已不同于传统社会的“兵民”，他们不是“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B11而是已经蜕变为视“对个人尽忠是军人之耻，对国民尽忠是军人之荣”所以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秀才当兵”的情况，而这些秀才又深刻的感受到遭受外国欺凌的屈辱，与清朝统治的腐朽。因此清末社会就潜藏着巨大的动乱危机，革命危机。于是知识分子于清末组建了各种社团与学会。
并突破了地域的限制，为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成立做了积极的准备。1905年，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成立，它的主要成员是接受新式教育的新知识分子和一些士绅知识分子即边缘化知识分子组成。“正是这些新政改革中产生的社会势力和青年团体，成为这场变革运动的主要掘墓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清末新政这场在传统集权体制下的社会改革运动，几乎就成了不断“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社会动员过程。”B13而最终清朝灭亡于由同盟会发动的新军。
社会普遍的参军风气在清朝灭亡之后更是愈演愈劣，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的失败使得政局极其动荡不安
另外，乡村私塾等旧式教育机构已被取缔，导致广大农村地区启蒙教育的中断。产生旧式读书人的土壤被釜底抽薪，“文盲”就会普遍地出现在广大落后、贫困的地区。“新出现”的大量文盲以及原有的文盲，为生计所迫，很容易被军阀势力或土匪团伙招揽。
根据《近代中国土匪实录》中的记载：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兴起，哥老会袍哥组成同志军，参加川省光复。四川都督尹昌衡在成都设大汉公总公口，自任总舵把子；并在全省各地广开公口，并将袍哥队伍收编为保安营，致令袍哥人数猛增，仅广汉县就增加了几十倍。袍哥军队膨胀，军晌不足，遂设、开烟馆，进而抢劫富户。胡景伊川督后，下令解散保安营。军中袍哥大多系青年农民，长期脱离农业，不愿再从事生产，遂在流氓痞子带领下散为土匪，川省匪患由此大炽。1913年二次革命中，熊克武在四川举兵，各县袍哥聚众响应成立讨袁军，被胡景伊击溃后复为土匪。
民国时期广东土匪称“大天二”，其渊源实为清末会党、绿林，曾因同盟会的联络参加过历次反清武装起义，辛亥革命中被编为民军，参与光复。南北和谈后，这部分武装因纪律较差多被遣散，于是重返绿林为匪。二次革命后，龙济光视为乱党，一些军官走投无路，也投入大天二，并成立各种堂口，劫富济贫，反袁反龙。这点从珠江三角洲的“两粤广义堂”守则可以证明：“如中山先生主持讨龙，须积极参加”。然而天长日久，这部分大天二的行径也就纯乎匪类了B14。
清末民初时期，大量知识分子弃笔从戎加入会党、社团。成为密谋反清的“志士”。又有很多人被招进军队。这些人可称为“兵”，而这个时期，动乱不定，经常兵匪难分。很多部队亦兵亦匪。而且，废科举之后出现的大量文盲会轻易地被土匪集团吸纳。又加上，废科举还会导致社会上根深蒂固的儒家伦理纲常、道德准则的丧失。人们陡然失去了信仰、失去了道德标准，就会倾向于只凭本能做事，更容易被军阀操纵，成为杀人抢掠的土匪。如此种种，才造成了民国时期土匪满天下的局面。所以说，科举制的废除，和“士”向土匪的转变有重大的关系。（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
注解：
①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隋唐五代（12）唐代制度及其变迁（四）新浪公开课[引用日期2015-01-14]http：//.cn/course/id_495/
②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③马烈：《民国时期匪患探源》载《江海学刊》，1995年8月
④《申报》1905年8月9日，第二版
⑤《邮传部招考落第举贡》载《申报》1907年6月23日，第四版
⑥许纪霖：《无穷的困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43页
⑦贺跃夫：《晚清士绅与近代社会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9页
⑧保定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保定近代教育史略》河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1页
⑨贺跃夫：《晚清士绅与近代社会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92页
⑩罗志田：《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国：清末民初思想权势与社会权势的转移及其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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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度废除 篇五
科举制就像是一把双仞剑，既有它的利，自然也有它的弊端。
科举制是属于开放性的考试，吸收了不少寒士进入政权，有益于扩大和巩固封建统治的政治基础，改变了封建社会前期豪门士族把持朝政的局面；广大庶族地主通过科举入仕做官，给封建政权注入了生机与活力；选拔官吏从此有了文化知识水平的客观依据，有利于形成高素质的文官队伍；
读书？考试？做官三者联系，把权、位与学识结合起来，营造了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传统和刻苦勤奋读书的氛围；促进了文学的繁荣，如唐以诗赋取士，促进了唐诗繁荣。
科举制不仅改善用人制度，还所坚持“自由报名，统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取，公开张榜”的原则，打破了血缘世袭关系和世族对政治的垄断，使得有才识的读书人有机会进入统治阶层，并被皇帝笼络、控制，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和社会、国家繁荣安定，对我国古代社会的选官制度是一个直接有力的改革。使出身卑微而又有才华的人脱颖而出去做官，获得利益；使人读书之风盛行，促使社会形成努力读书求学的社会风气，促进刺激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大大有利后来唐诗的繁荣，促进的文学艺术的发展；缓解了不少社会矛盾；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明清实行八股取士，从内容到形式严重束缚应考者，使许多知识分子不讲求实际学问，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八股取士所带来的脱离实际的学风，对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清末科举制度严重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是导致近代中国自然科学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科举制度不利于知识创新，更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也许这正如我们所说，科举制是害人的凶器、格式化的考试。因此，废除科举制又成了历史的必然。
当然，废除科举制有利于教育的近代化，也推动了洋务运动后兴办近代学堂的高潮和新教育制度的建立与初步完善；其次有利于思想的近代化，更有利于新兴知识分子群体接受自由民权思想，日益获得独立的人格和开放的思想。辛亥革命的兴起有赖于这一点。
科举制度废除 篇六
1901年9月清廷实行新政后，各地封疆大吏纷纷上奏，重提改革科举，恢复经济特科。1904年，清廷颁布《奏定学堂章程》，科举考试改八股为策论，但尚未废除。因科举为利禄所在，人们趋之若骛，新式学校难以发展，因此清廷诏准袁世凯、张之洞所奏，将育人、取才合于学校一途。至此，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最终被废除，科举取士与学校教育实现了彻底分离。
（来源：文章屋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