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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党的手抄报 篇一
关键词： 高校传媒 人文素质教育 实践与创新
人文素质是关于人类自我认知的学问，发展人文素质就是“学会做人”,引导人们思考人生的目的、意义、价值，启发人们做一个真正的人、智慧的人、有修养的人。1998年，教育部下发了《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强调高校需加强人文素质教育。人文素质教育虽已推行多年，但大学生人文素质现状仍让人堪忧。我通过网络随机对湖南部分高校的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后，发现在校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普遍欠缺。具体表现为：文学修养过低，历史文化知识贫乏；审美能力欠缺，审美品位低下；社会责任感、正义感匮乏；社会公德意识淡薄；以自我为中心，过度张扬个性等。出现这一现状，既有学生主观方面受市场环境下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对人文社会科学的价值认识不当，因而导致兴趣淡漠，投入的时间、精力太少的原因，又有较为复杂的客观方面的原因；既与中国传统应试教育带来的弊端有关，又与高校不重视人文素质的培养，未能最大效能地发挥高校传媒的教育功能有关。人文素养的欠缺已经严重影响到学生的全面发展。
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专门强调了要加强校报、校刊、校内广播电视和学校出版社的建设。高校传媒是指校园内部及学校与社会进行交流、传播信息的工具，包括校报(刊)、校园有线广播、校园有线电视网、校园计算机网络、宣传栏、宣传单、展板、手抄报、各种社团通讯等。高校传媒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传播先进文化，推动高校改革，提升学生人文素质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何加强高校传媒的建设、管理和创新工作，发挥高校传媒的教育功能，提升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成为当前高校传媒发展面临的瓶颈。要突破这一发展瓶颈，就要将人文素质教育理念融入到传媒的日常运作与发展中来，为此，高校传媒应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一、正视现实，正确定位，突出人文素质教育
高校传媒作为高校党委宣传部管辖下的信息传播工具，既是校党委和行政的喉舌，又是高校全体师生获取信息、了解社会的重要渠道。高校传媒的受众主要是在校学生，因而校园传媒在传达信息、树立正确舆论导向的同时，还肩负着以优秀的、先进的文化影响学生，提升大学生人文素质的重要任务。但从高校传媒的发展现状来看，无论是传统的校园媒体(校报、校园广播、闭路电视),还是新型的媒体(校园网),都存在忽视人文素质教育的现实。作为高校人文素质教育载体之一的高校传媒，并未发挥应有的实效。实际上，早在“五四”运动时期，高校传媒就对校园之外的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校传媒在内容、时效性、发行运作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缺陷，加之大众传媒的强烈冲击，高校传媒的育人功能日渐弱化。2004年5月，第一届全国高校学生媒体论坛在京召开，随后全国范围内掀起了高校之间校园传媒交流、互相学习的热潮。2005年、2006年的“中国研究生媒体联席会议”论坛的举办标志着校园传媒研究的细化，促进了高校传媒的发展。论坛上了全国或地方范围的调查报告，并有一些论文结集出版，其中不乏一些有份量的文章。目前研究高校传媒的论文大都集中在探讨高校传媒的功能(包括德育功能)及高校传媒与校园文化建设的关系上，但总体来看，探讨高校传媒与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方面的文章为数较少，大多只是注意到高校传媒对校园文化建设、思想政治教育(德育)的作用，忽略了高校传媒在培养大学生人文素质方面的功效。实际上，高校传媒除了在政府与学校、学校与师生之间起上传下达的信息传达功能之外，还应重视在日常的信息传播与媒介素养的培养中，加强对学生人文素质的教育。以构建和谐的校园宣传环境为宗旨，以提升学生的人文素质为目的，加快高校传媒的发展转变，是高校传媒应对现时代下发展困境的有效途径。
二、整合高校传媒资源，加快内容与形式的变革
无论是传统的校园媒体如校报(刊)、校园有线广播、校园有线电视网、宣传栏、宣传单、展板、手抄报、各种社团通讯等，还是新型的校园媒体如校园计算机网络，从功能上来看，只要引导有方，发挥各种长处，就都能够在高校起到良好的宣传教育功能。高校传媒在内容上应凸显人文素质教育，形式上可灵活多变，针对不同媒体的特征最大限度地发挥各种校园媒体的人文素质教育功能。如校报、校园广播、宣传单、展板、手抄报等，一直以来广受学生的关注，尤其是校园广播、手抄报、班刊、社团通讯等，由于有学生的主动参与，融入了学生的情感与智慧，在提升学生人文素养方面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在这些传统的高校传媒当中，学生在作为信息传播主体的同时，又是信息接收的受众，这一在信息传播中的双重角色更有利于学生实现自我教育，并通过部分学生的优秀事迹和先锋模范作用来影响、带动其他学生产生正确的自我认知，形成高尚的人格情操。也就是说，大学生作为高校传媒的主要受众，容易受传媒的影响。探索高校传媒的整合及转型，探寻如何将高校传媒转化为人文素质教育的媒介，为学生提供实践的舞台，对提升学生人文素质有着重要的价值。因而，无论是传统校园媒体还是新型校园媒体，都应充分重视学生这一受众的特殊性，并在媒体的日常运作中，广泛吸纳在校学生，为学生提供一个发展的平台。目前在校的大学生多为“80后”、“90后”,追求个性、张扬自我是他们普遍的性格特征。校园媒体在形式上要充分考虑在校学生的年龄特点，让人文素质教育的内容以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呈现出来。
三、转变经营模式，引入市场机制
高校传媒一直以来隶属于高校的宣传部，大部分高校的传媒在经营上依靠学校的拨款，一切经费开支都要严格按照学校财务管理的规定。因此，在经费的使用上会经常受到限制，不少可以用来改善校园传媒运作的设备无法及时得到更新，设备的性能较为滞后，从而影响校园传媒的宣传效果。学校统管统分的经营模式易于束缚高校传媒从业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与开拓性，难以充分发挥高校传媒的人文素质教育功能。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在传媒的运作方面，不妨打破陈旧 www.gaokaobaba.com 的思想观念，坚持宏观引导，将经营权下放，引入市场激励机制，以为传媒的发展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市场机制的引入可以增强校园传媒的活力，为学生融入社会提供实践的平台。在经营过程中，校报、校园广播、校园网等可以有效利用校园周边的各种资源，吸纳各种资金，借鉴社会传媒运作的方式解决经费对高校传媒发展的限制。当然，盈利不是最终目的，高校传媒的宗旨是服务校园，以优秀的文化艺术感染人、鼓舞人、教育人，让学生在校园里感受到无处不在的人文气息。没有人文底蕴的高校很难在社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力，也很难为社会培养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高校传媒下属的各种大学生社团尤其是与校园宣传直接相关的通讯社、读书社、诗歌社团、话剧团等，在引进市场机制之后，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文素质教育的实效，建构和谐的校园文化氛围。
四、引进社会强势传媒，实现高校传媒的现代转型
高校传媒在整体管理与运作方面，与社会媒体相比相对孤立，缺乏社会媒体捕捉信息的敏感度和高效性，对市场风向的把握不够灵敏。高校传媒与市场的沟通较弱，信息传播的空间较狭窄，影响力与辐射力主要集中于校园。因而，社会强势媒体的引进，不仅能有效地缩短学校与社会的距离，让学生感受到更直接、更便捷的媒介信息，更能加快高校传媒的现代转型，使高校传媒焕发生机与活力，为人文素质教育开拓一片崭新的天地。如我校宣传部近几年来在引进本土强势媒体方面已颇具成效，与长沙晚报携手共建校园记者站，并邀请湖南电视台知名主持人来校为学生做讲座，在学生当中产生广泛的影响。高校传媒在向现代媒体转型的过程中，应该有意识地突出人文素质教育，突出实践环节，强调学生的参与，整合高校的有形资源与无形资源，将课堂教学与媒体引导相结合，加大媒体引导的力度，尤其是重视网络资源对学生的影响，通过学生的主动融入来加强人文素质的培养。加强高校传媒的建设，加快高校传媒的整合，发挥高校传媒的教育功能，合理利用高校和社会的各种资源，有助于为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提升学生的人文素质，让学生在掌握好专业知识的同时，具备良好的人文素质，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
高校传媒在传播党的方针、政策，建构和谐的校园文化，提升学生人文素质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提升高校传媒整体品质，将人文素质教育融入高校传媒传播过程中，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既是加强人文素质教育的强有力手段，又是新的时代环境下高校传媒发展的趋势所在。高校传媒应加快现代转型的步伐，充分发挥人文素质教育的实效，为国家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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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跟党走手抄报 篇二
一、指导思想和活动意义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通过全面回顾党的光辉历程，描绘90年辉煌成果，弘扬党的丰功伟绩，引导广大党员和全体师生了解党、热爱党、拥护党；激励广大基层党组织和共产党员继承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永葆先进性；激发教育工作者和青少年投身世纪伟业。这是一次面向全体党员、师生“知党爱党”的学习实践活动，是一次面向广大未成年人的大型党史国情教育，它对于师生深入领会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进一步增强对党对祖国、对人民、对社会主义的深厚感情，激发他们树立民族自豪感和历史责任感，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组织领导
本次活动在局党委领导下，局直属各基层党组织要认真组织，抓好落实。日常工作由局党办和局关工委具体负责组织实施，局直属各单位关工委在本单位党组织领导下开展活动。
为更好地开展此项活动，经局党委研究，成立“举党旗、铸党魂、坚定信念跟党走，纪念建党90周年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并下设办公室。
领导小组：
组 长：林树芬 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
副组长：周 君 教育局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成 员：张剑函 教育局党委办公室主任
安淑芳 教育局关工委主任
下设办公室：
主 任：张剑函（兼）
成 员：邵旭光 韩铭 刘禹彤
三、活动步骤各单位成立组织机构，明确责任分工，结合实际制定本单位活动方案，做好动员布署工作。12月末之前将本单位活动方案上交局党办。
（二）组织各单位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开展有特色的活动。切实按方案落实各项工作要求，及时总结先进典型和做法，并将总结材料上报党委办公室，同时将活动材料归档。由局党办牵头，局关工委配合，将适时深入各单位检查验收。
四、活动内容
（一）以理想信念为核心，在学习培训中深入开展爱党、爱社会主义教育
1.利用多种形式，强化对党员干部、教师的革命传统教育、宗旨意识教育、优良作风教育和党史经验教育。学习了解党的奋斗历程和优良传统，进一步增强共产党员的自豪感和荣誉感，强化“教书育人、服务育人”的使命意识，努力为办人民满意教育、促进教育事业不断发展做贡献。
2.运用多种载体，强化对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大专院校通过业余学习马列小组，组织学生学习马列主义最新理论。在党委领*导下，配合有关部门抓好扶植、指导和服务工作，引导大学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科学发展观，学习“六个为什么”，不断提高青年学生思想政治素质。
高中、中专学校通过学生业余党校，组织学生学习科学发展观，学习时事政治，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增强党性观念，适时发展党员。
初级中学要采取多种形式，如召开主题班团会，开展征文、演讲、手抄报等活动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教育。
小学继续深化“五好小公民”教育活动，不断提高小学生思想道德品质和综合素质能力。
幼儿园要通过儿歌、舞蹈、讲故事等形式，对幼儿进行以孝敬父母、尊敬师长为主要内容的感恩教育。
（二）以读书活动为载体，在读书育人中深入开展爱党、爱社会主义教育
组织教育系统师生共同开展读书活动，要必读《共产党好》、《历史的选择》两本书。这两本书主要讲建党90周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取得新的胜利，亿万人民改革开放富起来。此次开展读书活动是纪念建党90周年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校在党
委（党支部）的领导下都要聘请一名*离退休老同志或班主任、政治课教师为辅导员，辅导学生读书。指导学生摘抄名言警句、写心得、写征文，指导学生写演讲稿，开展读书演讲活动，设计、参与、指导学生开展各项读书实践活动。同时发挥学校基层关工委作用，在学校开展宣讲活动，局关工委适时组织“五老”报告员深入学校以《共产党好》、《历史的选择》为主题对广大师生作宣讲报告。
（三）以德育实践活动为主线，在体验感恩中深入开展爱党、爱社会主义教育
结合节假日、纪念日，抓住契机，引导学生开展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德育实践活动。抓住“五&8226;四”“七&8226;一”“十&8226;一”等节假日开展各种丰富多彩的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教育活动。组织志愿者开展尊老爱幼等活动。通过与家校之间联合，与学生家长一起开展爱党、爱社会主义教育。如亲子共唱红歌，“共读一本书”等活动。“七一”前夕，各单位党组织要组织全校师生积极开展书画摄影展览、演讲比赛、有奖征文活动和*诗歌朗诵会、歌曲演唱会、专题图片展览、观看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和先进人物优秀影片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生动活泼、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庆祝党的生日，歌颂党、歌颂祖国的新气象，引导广大党员和师生进一步增强宗旨意识，坚定理想信念，自觉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永葆党的先进性。
五、几点要求
（一）加强领导。开展纪念建党90周年系列活动，是认真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有效载体，是提高广大师生对党的认识的有利时机，各级党组织要高度重视，严密组织，精心部署，确保纪念教育活动顺利开展并取得明显成效。
（二）精心组织。各级党组织要根据此通知精神，结合本单位工作实际，创新活动形式，精心设置载体，制定具体方案，合理安排时间，组织本单位师生积极参与，并及时总结活动开展情况。
学党史跟党走手抄报 篇三
一、末代皇帝蒙新中国眷顾，首批特赦幸福再婚
1959年12月4日，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犯人被通知到俱乐部大厅集合。大家进门后看到台上挂着巨幅横标：“抚顺战犯管理所特赦大会”，台上坐着最高人民法院的代表、两位所长和其他有关人员。会议开始以后，最高人民法院的代表走到讲台中央，拿出一张纸念道：“爱新觉罗・溥仪！”
这太出乎意料了！他认为自己罪行重大，即使得到特赦，也不会是第一批。但是他没有想到，第一个特赦的确实是自己。溥仪激动地走上台，颤抖着手接过特赦令，失声痛哭。
本来，溥仪的名字不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第一批被特赦的名单之内，他的弟弟溥杰的名字却在其中。但是，特赦名单呈到那里后，他看了看，提笔批示：“要赦，就先赦‘皇帝’，共产党有这个气魄！”
于是，那份特赦名单上溥杰的名字就换成了溥仪。第二年，溥杰也被特赦了。溥仪成为公民后，在国内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没有哪一个国家那么宽宏大量，能把末代皇帝保存下来。正是这种宽阔胸襟，继末代皇帝成为普通公民之后，1965年7月20日，新中国又迎回了“末代总统”李宗仁。
李宗仁能够回国，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起了不小的作用，李宗仁为中共大度地接纳了昔日的封建帝王而感动。
1965年7月20日下午，李宗仁偕夫人郭德洁飞抵北京。他走出机舱，看到机场上彩旗猎猎、人群攒动。面对如此热烈的欢迎场面，他百感交集，两行老泪夺眶而出。他擦着泪水，走下舷梯。总理和北京市市长彭真首先走上前去握手表示欢迎，然后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陈叔通，国务院副总理、、罗瑞卿，全国政协副主席、傅作义、蔡延锴以及副总参谋长王新亭等陆海空三军将领。还有李宗仁所熟识的进步人士和当年参加北平和谈的代表团成员：王昆仑、朱蕴山、卢汉、邵力子、刘斐、屈武以及他的旧部宋希濂、范汉杰、廖耀湘等。
欢迎的人群中，引人注目的还有爱新觉罗・溥仪。总理给他们引见时说：“溥仪先生新生了。你看他50多岁了，不像吧？”
封建王朝的末代皇帝和旧中国的最后一任代总统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溥仪望着李宗仁说：“李先生，欢迎你回到我们祖国的怀抱。”李宗仁百感交集地说：“溥仪先生，你的大作我早在国外就已经拜读了，对我启发很大。”
溥仪有了自己的户口后，马上在的亲自安排下，被安置在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北京植物园工作。1961年3月1日，又被安排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科研室工作。溥仪过起了自己养活自己的凡人生活。
1962年1月31日，接见了溥仪、章士钊等几位老人，并在颐年堂与他们共餐。在询问了溥仪一些情况后，主席幽默地说：“几十年前，我也是你的臣民哟！”窘得溥仪语无伦次，不知说什么好。饭后，主席请大家一起合影，本来已经照完了，但是主席发现溥仪站在自己的左边，就说：“客人应该站在右边嘛，右为上。”
于是，让溥仪站到右边后重新让摄影师给他们拍了照。这件事让溥仪陷入了长时间的喜悦之中，这幅照片始终挂在溥仪家里最显眼的位置上。他还在日记中写道：“在本年一月三十日，我们(与)我们伟大领袖一同吃饭、照相，这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最光荣和幸福的日子，给我给(以)极大的鼓舞力量。”
1962年，溥仪娶了普通护士李淑贤为妻。当年37岁的李淑贤出生在浙江杭州，是北京朝阳区关厢医院的一名护士。因为成了末代皇帝的第五个女人而被世人所知。
皇后婉容是紫荆城内最后一个拥有皇后地位的女性。淑妃文绣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敢于向封建皇帝提出离婚并诉诸法院获得成功的皇妃，从而摆脱了婉容那样的悲惨命运。她用溥仪给她的生活费办了一所小学，亲自任教，终身未嫁，直到1950年因病去世。
溥仪身边的第三个女人“祥贵人”谭玉龄，24岁时不明不白地死去。谭玉龄入宫那年只有17岁，正在北京的中学堂念书，被称为“宫廷学生”。谭玉龄是一个心地善良、性格温柔的女子，不摆皇妃架子，礼貌待客，对下人十分和气。溥仪很喜欢摄影，有人曾根据宫中散落的照片进行统计，据说数千张照片中，皇后婉容露脸的只有八张，而谭玉龄的却有33张之多，可见溥仪是很喜欢谭玉龄的。
第四个便是“福贵人”李玉琴。李玉琴是溥仪从60多张中、小学校的女学生照片中选中的，年仅15岁。她入宫后，被册封为“福贵人”。1957年与在抚顺接受改造的溥仪离了婚。
溥仪的婚姻大事惊动了上上下下。溥仪在颐年堂与共餐时，主席说：“溥仪，皇上不能没有姑娘呦，可以再婚嘛！你结婚可不要马马虎虎，要仔细考虑……”
溥仪说：“我要是找不到理想的人，我就不结婚了。”
溥仪与李淑贤结婚时，全国政协研究决定，包下溥仪结婚的一切费用，连他和李淑贤买衣服都可以报销。溥仪很注意节省，结婚总共花了不过几百块钱。场所选在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婚礼举行前，溥仪和李淑贤领取了结婚证书。
溥仪的结婚典礼被他刻意选在1962年4月30日晚7点，因为第二天就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对他来说，成为公民的主要标志，就是成为劳动者。钟点定在晚上是皇族的习惯，当年溥仪大婚也是这个时刻。
下午6点多钟，溥仪和李淑贤乘坐的全国政协派来的“上海”牌卧车刚停在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门口，就有朋友开玩笑地拖着长腔喊：“皇上驾到……”除了溥仪的七妹以外，溥仪的几个妹妹、弟弟都偕家眷出席，连溥杰也到了，而且送来了礼物以示祝贺。
溥仪结婚的新闻在国内外轰动一时，中国新闻社特意发了专稿，海内外不少报纸也都登了末代皇帝结婚的消息，还附有溥仪夫妇的大幅照片。
溥仪结婚后，遇到了，握住溥仪的手说：“祝贺你啊，成立了温暖的家庭。”
二、“”中遭遇批判，正义民警周全保护
平静的日子没过几年，“”便开始了，溥仪又成了红卫兵斗争的对象。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北京的民警们曾多次保护这位昔日的“皇上”，使他躲过了灭顶之灾。
“”一闹起来，溥仪就赶快辞掉了家里的保姆，每天在家里背诵《语录》，他这样做也是为了到医院里看病方便。那时到医院看病，医生不是先问病情，而
是先让病人背诵一段《语录》。当时，溥仪已经被确诊为肾癌。因此，他用几个月的时间，就把一整本《语录》全部背诵下来，从头到尾，一字不差。
1966年8月初的一天，一群十几岁的红卫兵进了溥仪的家门，在院里叫嚷着要破“四旧”，领头的一个红卫兵对着溥仪夫妇喊：“你们房顶上有一对小狮子，这是四旧！”因为是公房，溥仪就给房管局打电话，要求来人处理此事。当时房管局说太忙，没来人。第二天，又来了几个红卫兵，他们这次从院里到屋里转了几圈，反复查找“四旧”，吓得溥仪跑到距家几十米远的西城公安分局福绥境派出所要求保护。当时的所长方桂生、指导员王泽臣被“造反”靠边站了，主持所内工作的是副所长史育才。
溥仪找到史育才时，他正被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搞得焦头烂额。那些日子里，各级政府都瘫痪了，只有派出所的民警们还坚守岗位，继续工作着，史育才和民警们已经三天三夜没睡觉了。
当年红卫兵的权力大得惊人，几乎到了为所欲为的程度，这是因为公安部领导传达了三条命令：支持红卫兵；保护红卫兵；红卫兵在社会上做的事情由红卫兵自行处理，民警不得干预。但民警们没有坐视不管，当史育才看见溥仪到来时，就赶快把他领到僻静的后院里，后院有一个很大的葡萄架，史育才抱歉地说：“您看见了，屋里都是红卫兵，正在闹事，先委屈您，坐这儿，这儿很安全，也安静。”
这时，史育才被人喊走，溥仪就老老实实地坐在葡萄架下等着史育才。
原来是一群红卫兵要抄著名京剧演员程砚秋的家。史育才前去劝说，辩论了半天。红卫兵说程砚秋是地主出身，史育才说他早年曾掩护过共产党，他自己也已经加入了共产党了。红卫兵说他过去演的戏都是毒草，并要拿走他家里的戏装，史育才说戏装归文化部管，谁也没权利拿走。劝说完红卫兵，史育才又让人写了一个“告示”贴在程砚秋家门口，声明41中的红卫兵已经对程砚秋抄过家了，别的红卫兵不能再抄了。
忙乱到中午，史育才猛然想到溥仪还等在后院的葡萄架下，于是赶快让民警杨清兆弄了些饭给他送去。随后，史育才就琢磨怎么保护溥仪。他先向市公安局、公安部打电话，可是没人表态。无奈，他斗胆把电话打到了的办公室。他对接电话的同志说：“我记得说过这样的话，中国共产党把末代皇帝改造好了，是不是？”
接电话的同志说：“好像是说过这样的话。”
史育才说：“凭你这句话，再加上我的记忆，我们就能保护溥仪了。”
对方说：“好，好。”
史育才长吁了一口气，放下电话来到后院，对溥仪说：“您踏踏实实回家，我让红卫兵保护您。”
“红卫兵怎么能保护我？”溥仪不解地问。
“您别问了，这儿的红卫兵听我的。”史育才边说边把派出所对外对内的两部电话机的号码都告诉了溥仪：“一个打不通就打另一个，直接找我，我派人去。”
送溥仪到门口时，史育才还嘱咐他：“有人敲门别轻易开，问清楚了再开门，有事马上打电话……”
其实，在《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里面，没有溥仪的名字。李宗仁偕夫人郭德洁回国不久，“”就铺天盖地而来。郭德洁于1966年3月21日因乳腺癌去世。死后不久即被某些人诬陷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高级战略特务”，其接头人是王光美，借此为打倒刘少奇夫妇和陷害制造舆论。忧心如焚，急忙于8月30日夜里拟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里面包括宋庆龄、何香凝、郭沫若、章士钊、张治中、邵力子、傅作义、李宗仁、程潜等。国庆节，邀请李宗仁上天安门，故意站在城楼中间热情地握住他的手，大声说：“请多保重身体，共产党不会忘记你的。”李宗仁因此得到特殊保护，自然感到莫大的安慰。但他对这场运动是无法理解的，尤其是看到连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等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都纷纷被打倒，更感到困惑不解。
第二天晚上，溥仪就慌张地给史育才打电话：“我家里来了一些红卫兵客人……”
史育才带着红卫兵纠察队赶了去。
史育才带去的红卫兵是他特意留在派出所帮助应付混乱局面的，作用既相当于后来的联防队，也是“一物降一物”的方略，因为当时的红卫兵是“老子天下第一”，只有红卫兵纠察队能管住他们。所以，史育才把家住本管界的红卫兵总部西城纠察队的陈闯、王建国和一个姓于的三名“西纠”队员留在所内，组成红卫兵纠察队，同时告诉他们：说了，要保护溥仪和许多名人。于是这些红卫兵就和派出所的民警配合起来，日夜轮流在溥仪住所周围巡逻。
史育才带着红卫兵纠察队赶到一看，几十名大专院校的红卫兵已将溥仪的院子围住。一个红卫兵对溥仪声色俱厉地说：“告诉你溥仪，你至今还那么讲究，那么享受，还吃大米白面啊！你们屋里的沙发必须拿走，这是资产阶级的东西！”
溥仪说：“这是国家安排的，用来接待外宾，是外事工作的需要。”
那群红卫兵根本不听，大声嚷道：“现在没有外宾，就得搬走！”
史育才进了溥仪家的院子，他左右跟着两名带着红箍的红卫兵纠察队员。他问：“你们来溥仪家为何不与我们当地派出所联系？”
“我们是来清算溥仪的反动罪行的。”红卫兵代表答。
“他的罪行是过去的，现在他已经改造好了。教导我们说，共产党人把皇帝改造好了。这就是他改造好的证据！”史育才说。
红卫兵被最高指示唬住了，但他们还是不甘心：
“他现在还有客厅、卧室、浴室，住这么多的房子，吃着大米白面，就是资产阶级！”
“溥仪已由当地红卫兵接管，对他过去的罪行你们可以就地批判，但不能带走批斗！”
于是红卫兵们对溥仪一阵声讨后就撤走了。溥仪感激地把史所长他们送出家门，一个劲地点头说：“谢谢，谢谢史所长！”
第二天，溥仪马上给政协机关打电话，让他们把沙发拉走了。
虽然找溥仪“算账”的红卫兵不轻易来了，但保护溥仪的任务仍然很重，许多来京串联的红卫兵总是出于好奇来看“皇帝”。
一天，哈尔滨一中的一些红卫兵来京“串联”，住在南操场小学里。在理发馆理发时，听理发员说末代皇帝溥仪住在这儿，于是闻风而来。
听到急促的敲门声，溥仪先是心惊肉跳，然后小心翼翼地打开门，闯进来一群佩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他们大摇大摆地进了溥仪的客厅。溥仪小心地问他们：“你们有什么事吗？”
红卫兵说：“我们来这里，就是要看看溥仪！”
他们东看西看地闹腾了一会儿，溥仪一看不好，怕出意外，马上给史育才打电话。
史育才马上派民警李志义和陈银生带着红卫兵纠察队赶去，对红卫兵说：“溥仪先生属于保护对象，如果不通过派出所，不能随便来访。”
这以后，又发生了许多类似“惊驾”事件，都被派出所民警及时赶来解围。溥仪对此感激万分。在抄家风正烈的时候，他能安然睡在家里，不仅免受抄家之祸，更没受到“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肉体侮辱，靠的就是派出所民警的保护。而他以外的在京的皇族和皇亲几乎无一人幸免劫难，不仅全部被抄家，还受到心灵和肉体的折
磨：有的被毒打致伤，有的被关进劳改队，有的被“扫地出门”失踪，有的经不住折腾自杀。后来，溥仪又被列入禁止购买大米白面、只准吃粗粮的剥削阶级之列，又是史育才出面，使他家的细粮没有被停止供应。
史育才第二次登溥仪的家门，是陪同西城公安分局新上任的陈局长看望这一地区的重点对象。史育才按响门铃，溥仪正在屋里洗脚，他的妻子李淑贤开门后说：“是派出所的史所长来了！”
“呦！救命恩人！恩人到，快请；快请！”屋内的溥仪边说边忙不迭地穿上拖鞋到院子里迎接。三人坐定后，溥仪说：“最近红卫兵到我家，提出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家里只有像，没有林副统帅的像？二是为什么没有革命对联？我都改正了。”
史育才这才看见溥仪家的客厅挂着的画像和一副对联。一看对联他暗自笑了：
翻身不忘共产党
幸福不忘
史育才心想，贫苦人出身的用“翻身”一词恰当，皇上怎么也用这词啊？并和陈局长小声说了对联的可笑之处。
也许是溥仪听到了史育才和陈局长的话，过了一些日子，他特意请史育才再来家里“验”一下对联。史育才觉得挺对不起溥仪的，本来就被吓得度日如年了，自己还议论他的对联。但他还是去了。
进了溥仪的客厅，史育才发现，对联已换了，上面写着：
“时时事事听的话，字字句句照思想办事。”
“史所长，您看，这样合适不合适？”溥仪在旁小心地问史育才。
这回史育才马上回答：“合适！合适！您觉得合适就合适！”
这也许是溥仪一生留下的最后一幅墨迹了。
1966年11月，史育才又接到溥仪打来的电话，说“福贵人”李玉琴要从长春来找他出示证明她在伪宫内被压迫身份的书面材料，请史育才给自己出主意怎么应付李玉琴。
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劳动改造时，管理所允许犯人家属来探监。李玉琴曾去看过溥仪几次，但后来不肯去了，最后与他离了婚，嫁人后过上了正常人家的生活。“”降临后，她的“福贵人”历史自然瞒不过红卫兵，不仅她自己被禁止参加一些活动和受批判，丈夫也因为她而被加上了莫须有的罪名，大字报贴到她家楼下的大门上，家被抄了，孩子也受到株连。无奈之下想起了让溥仪给她开“证明”，以此度过那场人祸。
史育才对惶恐的溥仪说：“别怕，她来找你要通过当地派出所，到时候你看事情不好就打电话给我，我会派人来的。”
1967年3月，局势更加混乱了，溥仪的病也更加严重了，因医院取消了对他的特殊待遇，他只好住在普通病房。此时，李玉琴带人找到溥仪，索要她是宫廷的受害者、被压迫者而不应该成为“”批判对象的证明，同去的人还嚷嚷着要把溥仪揪回东北斗争，溥仪只好在病床上口授了一份“证明”给了李玉琴。当时的溥仪已经因为肾功能问题引起尿毒症，生活上无法自理，洗脸都费劲了，医院的医生对李淑贤说，溥仪可能好不了了。
9月，溥仪的病到了晚期，幸有妻子李淑贤始终在其身边照顾，使他在生命最后几个月里还能感受到人间的温暖。溥仪告别人世前，两次让妻子李淑贤去派出所找史育才，请他到医院来，说想见见他。而此时的史育才正在偏远的北京郊区“办学习班”，身不由己，所以最终未能了却溥仪的心愿。1985年，香港著名导演李翰祥拍摄的电影《火龙》里以史育才为原型的人物“史所长”，满足了溥仪的临终请求，到医院见了他最后一面。史育才看到这部电影后，心里很不是滋味。
1967年10月17日凌晨，溥仪与世长辞，终年61岁。在的关照下，溥仪家族举行了小型的悼念仪式，然后将这位末代皇帝跟普通公民一样火化。事后看来，当时在非常时期，处理规格是低了一些。不过，这种丧葬方式还是恰如其分的。
溥仪去世一年多后的1969年1月30日午夜，李宗仁也因患直肠癌在北京病逝，享年78岁。在弥留之际，他口授了一封给、的信，两次表示感谢之情。信中说：“我在1965年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所走的这一条路是走对了的……在我快要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刻，我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人和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他们目前只有一条路，就是同我一样回到祖国的怀抱。”
关于溥仪骨灰安置何处，指示可由家属自由选择，革命公墓、万安公墓和人民公墓均可。家人考虑应与溥仪的最后身份相符，最后选择了八宝山人民公墓，并与其他公民的骨灰一样，采取了收藏在壁架中的最普通形式。
1995年1月25日，经过考虑，李淑贤决定将丈夫的骨灰由八宝山人民公墓迁到清西陵溥仪的“万年吉地”故址旁的“华龙皇家陵园”内。华龙皇家陵园紧邻清廷皇陵区，溥仪墓与光绪的崇陵紧紧相连。
溥仪去世后，“”仍在进行，形势混乱。史育才受到冲击被下放劳动，以后他与李淑贤就中断了联系。
1979年，史育才恢复工作后，调到了北京市公安局机关做后勤工作，此时李淑贤也早已搬了家。20世纪80年代末，史育才与自己在北京朝阳区政协工作的一位亲戚聊天时得知了李淑贤的下落。原来李淑贤的家由西城区搬到了潮阳区团结湖居民区，她本人也当选为潮阳区政协委员。史育才很高兴，但转念一想，李淑贤现在的境况比以前好多了，也许并不需要自己的帮助了，于是请亲戚把自己的联系方式转告给李淑贤。
几天后，史育才接到了李淑贤的电话。史育才当时任北京市公安局香山疗养院的院长职务，可李淑贤依旧称他“史所长”：
“史所长，您可是好人！这些年您还好吧？我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好，要不我就看您去了……”
史育才与李淑贤续上联系后，与妻子时常去看望她。她无后，也无亲密朋友，显得很孤独。当时，李淑贤正因《我的前半生》一书的著作权归属之事打官司。这讼案件是我国发生较早、影响最大的著作权纠纷案件，被称为“天字第一号”。从到终审判决历时近10年，惊动了地方法院到最高审判机关等三级法院，并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两届首法官的关注。李淑贤为此耗费了极大的精力，加之她与溥仪家族的关系也处得不太好，所以看上去很疲惫虚弱。
1994年，李淑贤搬到西城区西直门内大街居住。因为住在5层，年670多岁的李淑贤几乎不下楼，请了一个帮工，每周去她家三次，帮她买菜。收拾屋子。李淑贤搬家后，马上把新地址的电话告诉了史育才。有一次，史育才去看她，发现她家的居室西晒，就问她为什么不安装遮阳伞？她苦笑着说：“我一孤老婆子，找谁安装呀？”
第二天，史育才就带人来给李淑贤的三个西面的窗户都安装上了遮阳伞。李淑贤非常感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