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为同学们整理了黑道王朝范文6篇，我们不妨阅读一下，看看是否能有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
黑道王朝 篇一
关键词：五台山图；新罗王塔；新罗送供使；高丽王使；菩提之庵
中图分类号：K87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3）04-0025-08
一 敦煌莫高窟第61窟的
《五台山图》概况
敦煌莫高窟第61窟，建造于五代末期①，是一个特大型洞窟，窟中最为有名的壁画是《五台山图》。
五台山又名清凉山，在今山西省五台县东北，山有五峰高耸，所以取名为五台山。据传东汉时期已建寺庙，后经历代续修扩建，形成了规模宏大的古建筑群。由于年代久远，历经自然变迁、人为改造和战争破坏，不少遗址已经无法辨认或难以寻踪。
《五台山图》绘制于此窟的西壁，高3.5米，长13.5米，总面积约47平方米，通布主室西壁，是我国古《www．paomian.net》代最为详细、规模最大的佛教胜迹地图。全图大致分为上中下三部分：上部主要绘制龙王、菩萨空中显灵；中部从北到南绘制五台并峙，各作山峦布列；下部绘制从镇州和太原两个方向朝拜的香客、施主和送供使者凑集于五台山。《五台上图》描绘了方圆约250千米以内的山川林壑、城镇店铺、寺院楼阁、茅庐桥梁、道路河渠以及达官平民、僧侣世俗各阶层人物活动奔忙的情景，诸如推磨、舂米、担挑、驮运、赶路、歇店无不具形现态，生动真切。出自深山峡谷深处的河水，弯弯曲曲，汩汩奔流；宽敞的大道和蜿蜒的山路，时出时没，伸向远方。开阔处，城镇草庐、桥梁楼阁，选址适当，着意安置；深山里，寺庙塔庵，或隐或现，虚实互补，可观可想。道路上，僧俗巡礼者络绎不绝；天空中，菩萨示现，化导接引。辽阔的山川景物，纷繁的社会生活，都浓缩在咫尺之内，缤纷屡呈，目不暇接。这一切为我们研究五台山地区的地理环境、古代建筑、佛教灵迹乃至佛教史、建筑史、社会史、文化史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形象数据②。图中所见新罗王塔、新罗送供使、高丽王使及菩提之庵四幅画面及榜题，为古代朝鲜半岛保存了历史、宗教及衣冠服饰等若干难得的资料，值得研究。
二 关于《五台山图》中的
古代朝鲜半岛图像研究
1. 关于新罗王塔
《五台山图》下部，绘有一塔，前有一人跪地顶礼膜拜，右侧画一条小河，弯弯曲曲流向远方。一僧人合掌礼拜，一挑夫负担而行。塔基五层，为条石垒成，表面长满青草。塔身为覆钵式，圆拱形塔门上有云纹装饰，塔顶迭涩，为下小上大的三层石檐，左右檐角各悬挂一风铎。石檐上为山花蕉叶，中间有一较小覆钵形塔身，其上又有三层石檐，也各悬挂一风铎。石檐上为山花蕉叶，中间有一更小覆钵形塔身，覆钵上同样迭涩三层石檐，顶部为仰莲，仰莲上为五层相轮，轮顶有一宝盖，宝盖上方是莲苞状宝珠。自宝盖至上层蕉叶，有链子上下相连，左右链上各悬挂三个风铎。塔用土红色线条勾描而成，画面保存基本完好。塔图左侧有墨书榜题，因年代久远，而褪色严重。壁画中文字褪色，隐约还能看到“羅王”二字，通过高清照片可看清“新羅王塔”四字（图版26）。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在此窟考察时，对《五台山图》曾做过详细的笔记，《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记述为“新罗王塔”[1]。但藏经洞出土P.3931《普化大师巡游五台山记》载：“廿二日游王子寺，上罗汉堂，礼降龙大师（真）容，看新罗王子塔。”于此明确记载是“新罗王子塔”，与伯希和的释读不同。
榜题所记的新罗，为朝鲜半岛的新罗国。古代朝鲜半岛历史上有两个新罗国：一个是公元前37年—668年的新罗国，一个是唐朝和新罗联军攻灭高句丽国和百济国后，扩大了国土增加了人口的新罗国（676—935），为了便于区分，后人将后者称为“统一新罗国”。朝鲜半岛前期的新罗国，佛教才刚刚传入并初步传播，不可能有国王或王子舍弃尊位，来到中国山西五台山出家、修行。因而，图中所谓的“新罗”，应该是朝鲜半岛的统一新罗国（676—935）。伯希和所谓《五台山图》中的“新罗王塔”，据《普化大师巡游五台山记》所载，应是“新罗王子塔”。
朝鲜半岛人堪以在山西五台山建造新罗王子塔者，推测其条件当具备以下几项：
1. 应是统一新罗国人；
2. 其身份应是一位出家的王子；
3. 来过中国山西五台山并在此修行过；
4. 此人有着较高的声望。
符合上述四项条件，始可推寻其人为谁。
文献中不见有古代朝鲜半岛新罗国国王在山西五台山出家为僧的记述，但有古代朝鲜半岛新罗国王子出家为僧曾在五台山问道修行的记述。高丽王朝时期高丽僧人一然所撰《三国遗事》载：
新罗大王太子宝川、孝明二昆弟，到西河府世献角于之家留一宿，翌日过大岭……游览累日。忽一夕，昆弟二人密约方外之志，不令人知，逃隐入五台山……二太子到（五台）山中，青莲忽开地上，兄太子结庵止住……时有五色云七日垂覆，国人……将邀两太子而归。宝川哭泣以辞，乃奉孝明归即位，理国有年……神龙元年……改创真如院，大王亲率百寮到山，营构殿堂，并塑泥像文殊大圣安于堂中。以知识灵卞等五员长转《华严经》，任结为“华严社”……代代君王不忘尊行幸矣。[2]
这是文献中唯一记述新罗王子在五台山修行的记事。但《三国遗事》所记五台山实为三国时期新罗国的五台山，而非中国山西的五台山。所以与莫高窟《五台山图》中的新罗王子塔并无关系。
藏经洞出土的多件《五台山赞》，屡屡述说“滔滔海水无边畔，新罗王子泛舟来。不辞白骨离乡远，万里将身礼五台”{1}，指明的确有新罗王子来过中国山西五台山。
僧一然《三国遗事·慈藏定律》则载：“大德慈藏，金氏，本辰韩真骨苏判茂林之子……以仁平三年丙申岁（即贞观十年也）受敕，与门人僧实等十余辈西入唐，谒清凉山。山有曼殊（即文殊）大圣塑像，彼国（指中国）相传云帝释天将工来雕也。藏于像前祷祈，冥感梦想，摩顶授梵记……乃下北台，抵太和池入京师。太宗敕使慰抚，安置胜光别院，宠赐颇厚。”这说明慈藏的确到过山西五台山，其时辰韩已并入统一新罗。唐释道宣《续高僧传·释慈藏传》载：“释慈藏，姓金氏，新罗国人，其先三韩之后也……（慈）藏父名武林，官至苏判异（原注：以本王族，比唐一品）。”此言“（慈）藏父名武林”，即《三国遗事》之“茂林”，“苏判异”即《三国遗事》之“苏判”；武林（茂林）官居一品。张锡厚先生说：“若就慈藏出身王族而言，称其为‘新罗王子’，似无不可。”[3]金宪镛、李健超先生在《陕西新发现的高句丽、新罗人遗迹》一文中，考证出户县东南60里的云际寺东崖，因为慈藏所居，而被称作“新罗王子台”，同时也认为慈藏原本的身份就是王子[4]。尽管《三国遗事》对慈藏在山西五台山的事迹未曾详述，但他既是王子又是僧人，既是统一新罗国人，又到过山西五台山，声望颇高，回国后极力促成新罗改穿中国服饰，使用唐高宗永徽年号，增进了唐朝与新罗官方关系的发展，还被新罗王封为“大国统”，完全符合前述四项条件，据此推测，《五台山图》中的“新罗王子塔”很有可能就是新罗高僧慈藏所建。《三国遗事》记慈藏“以仁平三年丙申岁（即贞观十年也）受敕，与门人僧实等十余辈西入唐，谒清凉山{2}……贞观十七年癸卯，本国善德王上表乞还”，知慈藏在唐国停留七年，则慈藏谒清凉山、建造新罗王子塔的年代，应在贞观十二年至贞观十七年（638—643）之间。
《旧唐书》、《新唐书》、《唐会要》、《册府元龟》和《三国史记》中，记载的唐代来长安宿卫皇宫或质子的新罗王子人数较多，如金春秋、金法敏、金彦升、金仁问、金守忠、金昕、金能儒、金义琮等，但这些人来唐的目的，基本是为国事。还有《宋高僧传》记载的圆测、无相和无漏等，虽然也都是新罗国王子，也到过中国，但他们未到过五台山，所以可以排除他们在五台山建造新罗王子塔的可能。此外就在山西五台山出家、修行的古代朝鲜半岛僧人数量也不少，如僧真表、慧超、行寂、崇济、郎智等，但这些僧人的世俗出身却都不是王子或王族，同样可以排除他们在五台山建造新罗王子塔的可能。
2. 关于新罗送供使
《五台山图》右侧下部，红地墨书榜题“新荣之店”左侧，绘有一组朝山送供的旅行者五人、迎接者二人。宽阔的大路上，旅行者中的前导官员，头戴灰色翘脚幞头，上穿浅褐色团领宽袖长衫，长衫腰间左右开叉至膝，系黑色腰带，下穿白色长裤，脚着白色鞋袜，身份应是向导、译员或联络员之类的人，担负这个使团的向导、翻译、联络等相关的事宜。前导身后有一榜题，1908年伯希和对此榜题录作“新罗送供使”[1]199。今虽墨色褪淡，但仍隐约可辨“新送”五字字痕，伯希和的记录真实可信（图版27）。
前导行者身后为骑着枣红大马的使者，头戴青灰色展脚幞头，身穿青色团领长衫，袖口窄而短，系紫褐色腰带，下穿白色长裙，脚蹬白靴。他骑跨枣红大马，左手揽缰，右手执鞭，为新罗国送供使臣。画中唯独此人骑马，表明其身份、地位最高，当是送供使团的长官。
再后是步行的随从官员，头戴黑色翘脚幞头，身穿浅褐色团领宽袖长衫，内套青色长袍，系褐色腰带，下穿白色长裤，甩开双臂，大步向前，一是别无他事的人，从画面和服饰看，他应是使者的随行官吏，职位较低，推测其主要任务是负责使团的衣食住行、旅行安全等事的。
其后是驮负重物的一红一白两匹驴子。一人头戴白色展脚幞头，身穿红色团领窄袖、腰下左右开叉过膝长衫，内套褐色长袍，腰间束黑色腰带，下穿白色长裤，右脚被山石遮挡，左脚蹬白色皮靴，正在扬鞭催赶一红一白的毛驴。此人头戴官帽身穿官服，显然是一位官员，但手执皮鞭，呼喝催赶驴子，估计职位更低，可能是使团中的役吏。这位役吏身后画一座陡峭山峰，山顶郁郁葱葱，遮挡了使团中的其他人物。
山后是驮负重物的枣红大马，马后一人头戴黑色笠帽，身穿褐色团领窄袖长衫，腰系白色腰带，下穿白色长裤，脚蹬白色鞋袜，右手执皮鞭，正扬鞭催行前边的马匹。此人未戴官帽，未着官服，从服饰和动作来看，应是力役马夫，一些粗活累活，恐怕都由他来承担。
前导官员的前面，有一迎接者，身穿红色长袍，腰间系带，弯腰作揖，屈膝迎接。身后一人，右手托一盘，左手提水瓶，所谓“箪食壶浆”以迎来者。迎接者身后，绘有白墙青瓦的“新荣之店”。
图内新罗送供使，是代表信奉佛教的新罗国王，前往五台山给文殊菩萨奉送供品的使节。使团人物职责不同，身份各异，正往五台山匆匆进发途中。
新罗送供使团的人物身份，从画面可以分辨出有使者、随从官员，联络官、翻译官及向导和马夫。
统一新罗国时期（676—935），“衣冠文物，并从唐制”{1}，尤其官帽服饰，皆仿唐样。《三国史记·新罗本纪》记述，新罗国第28代真德女王二年（648），金春秋向唐朝请兵，同时向唐太宗奏请依照唐朝服饰制度对新罗服饰进行改革。真德女王三年（649）即正式采用唐朝官帽服饰，“始服中朝衣冠”{2}。“头上戴用所谓幞头这种帽子的装束，大概是统一新罗时代官吏的服装……在统一新罗国时代，如果是男性，谁都可以戴用，根据身份，用多种多样的材料制作”。“团领（服装），统一新罗国时代作为（从中国）传来的官服而被穿着”{3}。今见莫高窟《五台山图》新罗送供使画面中的新罗国人物，不仅头戴幞头，而且身穿团领服装，符合中国古代和朝鲜半岛古代文献的记述，表明所画应是统一新罗国时期的人物。知其原因，则新罗送供使团人物穿戴之与中国唐代冠帽服饰从同，也就不足为奇了。
时至今日，朝鲜半岛可以确认的头戴幞头和身穿团领服装的统一新罗国的人物图像，已难得一见，无怪乎韩国服饰史专家说“新罗的幞头从时代看，由于是和唐代幞头制度一样的形态，从这点可以推测出它（新罗国幞头）的样子”{4}。
3. 关于高丽王使
《五台山图》中的新罗送供使图左下方，还绘有一组三人的高丽王送供使团。画面显示，高丽王使团前行第一人头戴蓝色笠帽，上身穿土黄色团领宽袖短衣，内套青色长袍，腰间系褐色腰带，肩披较大蓝色褡裢，下穿白色长裤，双手合十，虔诚致礼，似与店小二商谈住店事宜。从其双手合十看，这位使团的向导，应是一位虔诚的佛教信徒。店小二一手抚胸一手示请，殷勤好客的样子跃然壁上，既生动又形象。绘画功夫精炼老到令人咋舌叹服。店小二身后有一白墙青瓦的旅店，旅店右上方有一方榜题，《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列为第162条；榜题文字已漫漶不清，伯希和记录为“高丽王使（？）”（图版28）。由于模糊不清，伯希和未敢确认，故在“使”字后标注问号。但他补充说明：“那个字可能为‘使’。”[1]199高丽送供使团第二人，头戴黑色笠帽，外穿红色团领窄袖短衣，内套褐色至膝长袍，左肩披黑色褡裢，腰间系白色腰带，下穿白色长裤；左手紧握黑色水袋，右手拄杖，一副年老体弱、疲惫不堪的样子，其身份应为使臣。最后一人，头戴黑色较小笠帽，上身穿土黄色圆领半臂窄袖短衣，内套蓝色至膝长袍，系黑色腰带，下穿白色长裤。他右肩扛一木棍，后端挑白色红盖手工编织食盒及衣服细软包袱，左手持一水袋。食盒与包袱似乎颇重，故压得此人低头弯腰，蹒跚而行。笔者怀疑沉重的白色红盖食盒内所盛之物可能为贵重供品。此人身份一看便知是位出苦力的挑夫。
高丽国送供使团共三人，从画面看似正在赶往五台山的途中。三人的官阶、身份、地位不仅不同，帽子的名称、样式、大小、颜色也有所不同；服装款式大致相同，只是袖子有所区别。其中挑夫的笠帽和服装最值得研究。笠帽，是高丽人夏季用来遮阳挡雨的一种帽子。笠帽在朝鲜半岛的起源较早，从高句丽古墓龛神冢壁画中就可看到其画像，图中的黑色笠和青色笠属于朝鲜半岛蔽阳笠系统的笠帽。到了高丽末期，属于蔽阳笠的黑笠，一度成为高丽国官员的官帽，这一点肯定有其发生、发展的历史渊源。绝非偶然也非巧合的是，图中挑夫所戴之黑色笠帽，竟与高丽末期的黑笠官帽样式完全相同，由此推测在高丽国建国之初，尚未制定百官公服制度之前，高丽国官员所戴之帽即为笠帽，所穿服装即为团领、短衣、长裤。图中挑夫身穿的半臂短衣，是一种男女都可穿着的服装。短衣，新罗国称“尉解”，中国称“襦”，为常服之服。若百姓短衣，则不系腰带，但官员都系腰带，一般还有饰物。可惜画面中的腰带画得较小，且因褪色，而模糊不清。半臂原本是中国从战服发展演变而来的一种服装，唐代极为流行，有对襟式和套头式两种。图中挑夫身穿的半臂，即为套头式。统一新罗国以前，朝鲜半岛各国还没有出现半臂，从统一新罗兴德王834年颁布的“服饰禁制”中可以看出已经有了半臂，可知半臂应是后来才传入朝鲜半岛的。但如今朝鲜半岛留存的朝鲜时期（1392—1910）以前的半臂图像极少，因而这幅身穿套头式半臂的图像便显得颇具研究价值。
统一新罗国时期，采用唐朝的官帽服饰制度，官服是团领，但不是短衣。图中三人身穿团领短衣，这大概与高丽国建国初期，依然沿袭着统一新罗国时期的服饰制度有关。这种圆领窄袖短衣、腰间系腰带的服装样式出现较早。7世纪后期（650—670）绘制的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王陵壁画中{1}，出现两位高句丽人物形象，已被专家确认的使臣穿着的服装{2}，也是圆领窄袖短衣、腰间系带，款式基本相同。这说明此款服饰的穿着，已颇有年，可以说是一款具有传统意义的民族服装。高丽国的官服，是在高丽光宗11年（960），才制定出的“四色公服”。由此可见，高丽王使图中的高丽国人所戴帽子所穿服装，既不是统一新罗国官员的冠服，也不是高丽国光宗11年前官员的冠服。这种（宽袖、半臂）短小及胯上衣、至膝短裙、白色长裤的服装和适于春、夏、秋三季戴用的笠帽，正是高丽国建国初期高丽人穿戴的冠服，是高丽国初期特有的民族服装，不见于存世的其他图像资料，应是新发现的一种服装样式，对于研究高丽时期的服饰又增添了一份直观、明了的图像依据。值得注意的是，新罗送供使团和高丽王使团中人物的冠帽服装虽然不同，但是穿着的裤子，却是同一款式的白色长裤，这点或许与他们原本是同一个民族，并且与“服饰尚白”有关。
高丽使团不仅人少，还没骑马，更没有驴驮马负的重物，和新罗送供使团相比，规模较小，人员较少。史载公元936年（后晋天福三年）高丽灭新罗。《新五代史·四夷附录》载：“新罗……自（后）晋已后不复至。”可与新罗亡于后晋天福三年的史实互为印证。《新五代史·四夷附录》又载：“新罗……自唐髙祖时，封金真为乐浪郡王，其后世常为君长……（后唐）长兴四年（933），（新罗国）权知国事金溥遣使来。”此为新罗国最后一次朝贡中国。《朝鲜史略》“金溥”作“金傅”，云金傅降于高丽，国亡。而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图》中同时绘有“新罗送供使”及“高丽王使”，意味着第61窟《五台山图》底稿绘制时，新罗国与高丽国尚同时并存。由此推度，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图》所据底稿可能绘制于新罗亡国之前夕，即后晋天福三年（936）稍前。敦煌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图》又是据《五台山图》底稿绘制，其年代更当在后晋天福三年（936）高丽国灭新罗国之后。
4. 关于菩提之庵
《五台山图》左侧“大清凉之寺”下部，有一榜题为“菩提之庵”的画面。两山夹角之处的开阔地带，建有一幢白色高墙、青色瓦顶的寺院，院前青草遍地，树木葱茏。两位身穿俗装的人物弯腰合十，正在礼拜问候对面的两位身披袈裟的僧人。两位僧人双手合十还礼。僧人身后有黄地黑字榜题，字迹清晰可辨，上书“菩提之庵”（图版29）。
菩提之庵，《古清凉传》、《广清凉传》、《续清凉传》及《清凉山志》皆失载。而敦煌遗书P.3931《印度普化大师往五台山巡礼记》见有“菩提之新庵”，文云普化大师往五台山巡礼，于四月“二十四日，上，登崄道，遇（过）玉华之故寺，历菩提之新庵”。《五台山图》中的菩提之庵迨经后世重修，故有“菩提之新庵”一称。由此又知此庵在五台山之。新罗来华高僧慧超《大乘瑜伽金刚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钵大教王经序》载：“至建中元年（780）四月十五日到五台山乾元菩提寺，遂将旧翻唐言梵音经本于寺校证。至五月五日，惠超重与抄写出《一切如来大教王经瑜伽秘密金刚三摩地三密圣教法门》。”{1}所说“五台山乾元菩提寺”，《古清凉传》、《广清凉传》、《续清凉传》及《清凉山志》亦不见记载。盖五台山古寺多有毁坏，唐·慧祥《古清凉传》记五台山《古今胜迹》云：“此中伽蓝，数过二百。”宋·延一《广清凉传》追述五台山著名寺院有110座，到宋代“大率伽蓝多从煨烬，名额既泯，基址徒存，其堪住持者，六十七所，余皆湮没焉”[5]。而“武宗会昌五年，拆天下寺宇，例遭除毁”[5]1119者尤多。则五台山唐代古寺，史籍缺载者何止一座乾元菩提寺？所幸乾元菩提寺虽曾被毁，后世尚得重修为菩提之新庵，继而为菩提之庵。新罗高僧慧超所住之乾元菩提寺，遗踪可追，余绪犹继，《五台山图》菩提之庵，亦幸为新罗高僧慧超留一纪念矣！
5. 关于《五台山图》及其底稿
五台山作为佛教圣地，文献屡见有于阗国、、天竺、朝鲜和日本国的僧侣往五台山巡礼修行的记述；中国其他各地的僧人，去五台山巡礼、修行的人数更是不胜枚举，敦煌也有僧人去五台山巡礼、朝拜。如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文献P.3718号长兴二年《唐河西释门故僧正京城内外临坛供奉大德兼阐扬三教大法师赐紫沙门范和尚写真赞并序》记述的河西赐紫沙门范和尚，便是一位曾经巡礼过五台山的敦煌名僧。又，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P.4648、P.3973及S.367三件《五台山行记》，更多次留下了敦煌僧人巡礼五台山的记录。其中，P.4648《五台山行记》作者自云曾在太原画《五台山图》长卷（引文详下），与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图》的关系最值得加以探讨。
P.4648《五台山行记》撰者每云于某俗家“受供养”，因知作者应是一位僧人。《行记》又云于某年二月十一日抵达潞州，“十二日参使”。此谓抵达潞州的第二天就去参拜潞州节度使。考“潞州节度使”一名，始见于唐肃宗乾元元年[6]，下至于后周恭帝显德六年[7]。因知此卷撰写年代当在乾元元年（758）至后周恭帝显德六年之间（959）。该卷又记“十三日参王侍中，屋其妙供养”是说二月十三日参拜王侍中并受到供养。这里所谓居住潞州的王侍中，遍检今存唐五代史料，唯有后唐王建立其人堪以当之。
《旧五代史·唐明宗纪》载，长兴元年（930）夏四月“壬寅（四月初九），以……青州节度使王建立加侍中，移镇潞州”，五月丙寅（五月初三）“以潞州节度使王建立为太傅，致仕……壬申（五月初九），以权知昭义军军州事刘仲殷为潞州节度使、检校太傅”。同书《唐明宗纪》又载，长兴二年（931）八月“己巳，太傅致仕王建立、太子少保致仕朱汉宾，皆上章求归乡里。诏内外致仕官凡要出入，不在拘束之限”。据上所载知，王建立原籍辽州榆社县，因官移家潞州，五月罢潞州节度使任，入朝以太傅衔令其致仕，留住京城，至长兴二年（931）八月“求归乡里”，仍回到潞州。后至清泰元年（934）六月，唐末帝重新起用王建立，授为检校太尉兼侍中{1}，于是王建立再次入京为官，留住京城。
由此推测，P.4648《五台山行记》云二月十三日参拜王侍中并受到供养，必在长兴二年八月王建立致仕并回潞州居住之后，到清泰元年六月唐末帝重新起用王建立为检校太尉兼侍中之间（931—934）。
P.4648《五台山行记》载，二月十一日抵达潞州，“十二日参使”，“十三日参王侍中”，知潞州城内既有一位在任的“使”（潞州节度使），又有一位居住潞州的“王侍中”，再者，此僧两日之内先拜见潞州节度使，后拜见王侍中，知这位王侍中虽有高衔，显已失势。正与王建立致仕回潞州为寓公的事实契合不二。进一步推其时日，当在长兴三年（932）二月十三日至清泰元年（934）二月十三日这三年（932—934）之间，指实言之，或为长兴三年（932）二月十三日，或为长兴四年（933）二月十三日，或为清泰元年（934）二月十三日{2}，断不出此三年之限。
《旧五代史·王建立传》载：“建立晚年，归心释氏，饭僧营寺，戒杀慎狱，民稍安之。”又《旧五代史·王建立传》载，天福五年（940）王建立卒，年七十。推其生年为唐咸通十二年（871），《五台山行记》作者于长兴三年（932）二月到清泰元年（934）二月之间在潞州参访王建立时，王建立为62—64岁，已届晚年，是时建立已“归心释氏，饭僧营寺”，故《五台山行记》作者敦煌某僧特往造访，并受到供养。
P.4648《五台山行记》又载，二月二十四日“到太原城内，大安寺内常住库安下”，“二月廿八日下手画《（五）台山图》，廿九日长画至终”。从行记的内容和时间上看，在廿八日至廿九日极短时间内，绝不可能画成五台山“长画”，画成的仅仅可能是草图，其原图应是大安寺常住库保存的《（五）台山图》。由此推知这位敦煌僧人于二月廿八日至廿九日，在太原城大安寺内草描了太原城大安寺常住库保存的《（五）台山图》。从时间上讲，五台山图草稿完成时间当早于第61窟《五台山图》绘制时间十年左右；从规模上看，此图既被称之为“长画”，应是规模宏大、内容丰富的五台山图长卷。而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图》正是有关五台山的宏幅壁画，规模之巨、画面之大，在敦煌石窟中无与伦比。所以推测，敦煌某僧于后唐年代在太原城大安寺草描的《（五）台山图》长卷，或许与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图》壁画不无关系！藏经洞还出土其他若干关于五台山方面的游记、信札、地志和赞文等，充分说明唐宋之际，敦煌曾有多人去过五台山，亲眼目睹过五台山的山川、河流、寺庙、殿堂。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图》中所描绘的寺庙、庵堂、客店、山川等，也与古籍《古清凉传》、《广清凉传》所记基本吻合，寺庙名称及其位置也基本一致。1937年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去五台山考察，能按图（《五台山图》）索骥寻找到《五台山图》中所绘唐代大佛光之寺，更能说明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图》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现今，如果去五台山，或许还能找到《五台山图》所描绘的菩提之庵和新罗王塔以及文献中提到的慧超修行的菩提寺等古代建筑遗迹的蛛丝马迹。
三 《五台山图》中的古代朝鲜半岛
图像的价值意义
敦煌莫高窟第61窟五代末期绘制的《五台山图》，规模大，内容多，图中所包含的社会、生活各类信息十分丰富。尤其是所绘的新罗王塔、新罗送供使、高丽王使和菩提之庵图，不仅描绘出古代朝鲜半岛统一新罗国时期人物的冠帽、服装，还描绘出高丽时期人物的冠帽、服装；不仅描绘出使臣、官员、向导、马夫和挑夫等不同身份的人物形象，还描绘出水袋、拄杖及食盒等图像。实际上画面所包含的信息还远远不止这些，如：新罗王塔图反映出新罗国时期，身份为新罗国王子的慈藏大师，曾在中国山西五台山出家、修行，并且建造了此塔，而此塔原本称作新罗王子塔；新罗送供图人马较多，表明统一新罗国时期国力强盛，财力充盈。图中统一新罗国人物所戴幞头和所穿团领服饰图像，朝鲜半岛留存极少，不仅符合文献中关于统一新罗国人戴幞头穿团领的记述，也填补了这种冠帽服饰在朝鲜半岛稀缺少见的空白；高丽王使团规模较小，表明高丽国处在建国初期，国势和财力较为薄弱。图中高丽国人所戴青笠、黑笠的图像，远远早于目前在朝鲜半岛能够看到的朝鲜时期的图像。尤其是所穿圆领窄袖上衣、短裙及长裤这种一体成套的服饰图像，是新发现的高丽国初期高丽人所着民族传统服饰，其珍贵之处可以想见。两个使团一来一去，反映出古代朝鲜半岛和中国进行交往所取陆路及其时人们去五台山所行道路的情况。再如新罗送供使和高丽王使同画在《五台山图》中，为我们提供出此时高丽国已经建立、新罗国即将灭亡但同时又并存于世的史实。当然，还可以从其他方面、不同角度进行更深入的探讨、研究。
最为难得的是整个敦煌石窟中，只有第61窟的《五台山图》中明确写着“新罗王塔”、“新罗送供使”和“高丽王使”这些明标古代朝鲜半岛国名的榜题，确切证明了敦煌石窟壁画中绘制有古代朝鲜半岛人物的形象。
综上所述，可对本文作出如下概括：
1.理出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图》中有四幅与古代朝鲜半岛有关的图像；
2.勘明了这四幅图像的名称、内容和人物身份；
3.确定了五台山图中新罗王塔的建造者及其建造年代；
4.考证了新罗送供使和高丽王使图中人物的冠帽服装，符合图中人物所在的国家和时代；
5.推测菩提之庵，即是慧超大师曾经修行的菩提寺原址上的新建之庵；
6.探讨了第61窟的《五台山图》与底稿的关系；
7.为研究敦煌石窟古代朝鲜半岛资料提供了真实可靠的证据，从而丰富了敦煌石窟关于古代朝鲜半岛资料的内容。
莫高窟新发现古代朝鲜半岛资料，尽管不是新闻，但在一个洞窟中同时出现四幅与古代朝鲜半岛相关的画面，这在敦煌石窟中是绝无仅有的，值得特别加以重视。
后记：本文于2011年7月15日，由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甘肃省敦煌学会、韩国东亚人文学会在兰州联合举办的敦煌文化与东亚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暨韩国东亚人文学会第12届学术年会上宣读，并收录于此次学术会议论文汇编中；其后，韩国国立大邱大学中国语学科全英兰教授全篇翻译了此文，2011年12月30日发表于韩国东亚人文学会主办的韩国部级学术刊物《东亚人文学》第20辑；发表之际又做了部分修改。撰写过程中得到敦煌研究院民族宗教研究所著名敦煌学专家李正宇教授的指导、得到敦煌研究院接待部主任李萍副教授的鼎力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深表谢意！
参考文献：
[1]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M].耿升，唐健宾，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198.
[2]一然。三国遗事·台山五万真身[M].译。首尔：民音社，2007：737.
[3]张锡厚。新罗僧慈藏入唐礼五台考[M]//郝春文。敦煌文献论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540.
[4]金宪镛，李健超。陕西新发现的高句丽、新罗人遗迹[J].考古与文物，1999（6）：66.
[5]广清凉传[M]//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1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1106.
[6]刘昫，等。旧唐书·肃宗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5：353.
黑道王朝 篇二
县城医院的重症监护室中，牡丹慢慢醒来，看着铁蛋坐在他旁边，问道：“这是哪？”“医院啊，你因为失血过多休克了。”铁蛋轻轻的说，“小点声，别吵醒虎生哥了。”铁蛋用手指着旁边的靠椅，虎生在上面睡着了，“虎生哥怎么了？”牡丹又问，“昨天他和黑暗之兵战斗时超过了自己能承受的负荷，结果也晕过去了，不过医生说没事，只需要休养几天。”铁蛋慢慢的讲给牡丹听，“牡丹，你可以转入普通病房了。”一个医生走进病房，把牡丹抱到了普通病房。铁蛋叫醒了虎生，“走吧，虎生哥，重症监护室里面是不能睡觉的。”虎生伸了个懒腰，“精神好多了，走吧，铁蛋弟。”
他们走进了普通病房，发现里面还有一个小男孩，正在玩着笔记本电脑，他们搬了两把椅子坐到牡丹旁边，牡丹躺在病床上问道：“有零食吗？”“医生说你这几天不能吃零食。”铁蛋回答道，“那香辣泡面不算是零食吧。”牡丹又问铁蛋，“也不能吃辣的……”铁蛋又说，“葱香的可以吧。”旁边的那个小男孩从自己旁边的方便袋里面拿出一盒葱香味的泡面，递给铁蛋，虎生插口道：“这怎么好意思呢？”说着，他把面放了回去，“就当交个朋友吧，别人都叫我阿探，我九岁半。”铁蛋他们也介绍了自己，他们当然就成了好朋友。
就这样平平安安的几天过去了，黑暗势力仍在扩大，牡丹和阿探也出院了，“你们是干什么的？”阿探问铁蛋，“一时半会也说不清楚，我们边走边说。”铁蛋给阿探讲着他们的故事。不知不觉中，铁蛋讲完了整件事的前因后果，“哦，原来这么神奇啊！”“我们走到哪了？”铁蛋讲得太认真了。
“不总是围着这片森林转悠。”牡丹告诉铁蛋。这时
，三个晶石同时发出了光，但只有玄武晶石没有这样，“保护阿探，有危险，虎生告诉大家。”“让青龙先出来看看。”铁蛋拿出青龙晶石，“召唤青龙圣兽！”青龙飞出来，对大家说：“黑暗能量越来越强了，主人，在玄武晶石没有从灰色变成黑色时，千万要将它保护好。”铁蛋又从口袋中掏出玄武晶石，将它交给了阿探，“阿探，你要将它保护好，如果它没了，那黑暗之王就会统治全天下。”铁蛋对阿探说，“恩，铁蛋哥，你放个心吧，我会保护好它的。”阿探点点头说。
“快，此地不宜久留。”青龙对大家说，“可你们走不了了。”一个黑影从天而降。
“好久不见，青龙。”那黑影说道，“你是谁，有本事显出真面目。”青龙对着那黑影说，“我是谁，我就是……”说着，那黑影渐渐变成了一个人，那人全身是都是黑色的装束，脸上带着黑色面具。
“黑暗之王！”青龙大叫道，看这情形，牡丹和虎生也连忙召出了朱雀和白虎，
“你们几个别以为找了几个乳臭未干的小子当主人就能打败我，还是投到我的门下，和我一起统治世界吧！”黑暗之王指着青龙它们说，“现在，杀了那四个小子，你们四圣兽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你做梦去吧！”朱雀对黑暗之王说，“那就受死吧！”黑暗之王伸出拳头，朝地下一打，突然间整个大地裂了两半，全世界的人们命悬一线。
“青龙，消灭他！”铁蛋指着黑暗之王，“青龙神威！”青龙飞向天空，嘴里一团电流，它对着黑暗之王，吐出了能量团，只见黑暗之王聚集内力，“黑夜恐惧！”一个黑色能量团朝天空飞去，两个能量团撞在一起，发出了惊人的力量，将黑暗之王压入地下三尺，将青龙弹得无影无踪，马上，体力不支的青龙又变成了晶石回到铁蛋的手中，接着白虎和朱雀一起冲上前去，“朱雀振翅！”“白虎猛啸！”黑暗之王大叫一声：“黑夜恐惧！”这次，黑暗之王爆发出了惊人的力量，只听“轰”的一声，白虎和朱雀都倒下了，也变成了晶石回到了牡丹和虎生手中。
黑道王朝 篇三
[关键词]渤海国；中原文化；效仿唐制；留学生
大江大河孕育了人类的早期文明。在黑龙江流域的历史上，渤海国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渤海国宗法盛唐高度发达的封建文明，在与中原唐朝的频繁交往中，逐渐形成了“车书本一家”的关系，渤海王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受中原文化影响深刻。
一、春秋战国时期，在百家争鸣之中，儒学逐步走向成熟，到西汉武帝时期，经过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开始成为中国社会的主导思想。在社会生活中，学习儒学、研究儒学成为无数知识分子的一生追求，儒家思想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内涵。周边诸多民族在与汉族的交往中，都十分向往中原王朝的繁荣，尤其仰慕经过长期历史积淀，并对国民的思想和行为产生深刻影响的传统儒学。
渤海国于公元698年建立，于公元926年被辽所灭，在黑龙江流域共存在229年。此时的中原正处于唐朝统治时期，大唐王朝尤其是盛唐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均领先于世界，成为世界上最为文明繁荣的国度。先进的政治制度和思想观念在文化交往中得到广泛传播，对周边各民族和国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渤海国在政治、教育和文化等方面积极效仿唐朝，中原文化推动着渤海王国的文明与繁荣。唐玄宗于公元713年册封大作荣为渤海郡王，统辖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从此粟末政权以渤海为号，成为唐朝版图上一个享有一定自治权的羁縻州。接受唐王朝册封以后，同唐朝的政治关系日渐密切，中原文化及典章制度不断被引入渤海国。受先进的中原文化影响，渤海王国对沿袭下来的及高丽旧制进行了全面改革，学习和效仿唐朝的相关制度和管理模式，建立并逐步完善各方面规章制度。可以看出，接受唐朝册封对渤海国的政治建构作用明显，唐朝的政治制度、机构设置和管理模式对渤海国的政治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
二、渤海王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封建国家，在全面学习和借鉴中原文化和典章制度的过程中，强化儒家思想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统治地位。当时儒家思想在渤海、新罗、日本等地的社会生活中占有主导地位，对各地的政治行为、思想道德、价值取向等都产生深刻影响，其中对渤海国的影响最为深刻。儒家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成为渤海国统治阶级追求的政治目标和行为准则，并在社会各阶层得到广泛推广。
儒家思想对渤海王国的影响由来已久，早在王国建立之初，就逐步上升为整个社会的统治思想。儒家思想的输入途径有三：一是生活在营州一带的粟末人长时期与汉人杂居，上层人物深受儒家思想熏陶。二是原高丽故地以及辽东地区居住着大量汉人，唐灭高丽后又派官吏和军队驻守，相当一部分后来变成渤海国的编户齐民，这些人在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等方面都印有深刻的中原文化痕迹，他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对当地各族人民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三是在渤海国居住的高丽人已经普遍地接受了儒学教育，他们后来转化为渤海国居民，而在原高丽故地居住而又长期接受高丽政权统治的诸部上层人物及其子弟，也有许多人接受儒学教育。这些都对渤海政权接受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产生深刻影响。作为中原文化的核心内涵，儒家思想在渤海国有着较为深厚的社会基础。
三、随着儒学在渤海社会的广泛传播，中原王朝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日益成为渤海统治阶级所追求的政治目标和行为准则。渤海国以儒家思想作为治国安邦、立政施教的指导思想，中央机构设置集中体现了儒家“王道”和“仁政”的执政理念，渤海国的“三省六部”设置完全袭用唐制，忠、仁、义、礼、智、信的“六部”称谓，充分说明“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念对渤海国政治的深刻影响，
通过当时一些文献典籍和私人著作可以看出，渤海国积极倡导忠贞、仁厚、礼仪、怀德的君子形象，渤海王廷和上层社会已经把儒家的伦理道德作为修身齐家的行为规范，可见中原的传统儒学对渤海国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据《辽史・太宗记》载：“己亥，诏东丹吏民为其王倍姬肖氏服（丧）”。这里生动而真实地反映了渤海国尊亲服丧的社会风俗，表现出深刻的儒家“孝”的文化印记。渤海统治阶级不仅用儒家伦理道德来约束自身言行，而且还以此作为教育和培养子孙的重要内容，由此看出儒家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对渤海国社会生活影响的深刻程度。
渤海王国效仿中原王朝，还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儒学教育体系，儒家思想在社会各阶层得到广泛推广，并日益成为渤海王廷统治民众的精神支柱。当时的渤海国，中央设有国子监，地方设有府学、州学、县学，广泛进行儒学和汉语教育，教育内容大体与唐朝学校相同。渤海国多次派遣官吏、遣唐使等到唐朝抄写儒学经典，带回后成为学校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此外渤海国还向唐朝派遣大量留学生，据《渤海国纪》记载“武王所遣生六人，开元三年二月抵京师。大震所遣生，咸和四年归国者三人，李居正、米承朝、高寿海。同年随册命使至者三人，解楚卿、赵孝朝、刘宝俊。”留学生中的大部分是渤海王室成员和贵族子弟，他们学成回国后，带来了大量的儒家经典，为儒家文化的广泛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渤海国在黑龙江流域存在了200余年，关于它的文献记载较少。通过仅有的历史资料，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渤海国与中原唐朝的密切关系，中原文化对渤海国的社会生活有着深刻影响，中原文化推动着渤海国的文明与发展进程。
参考文献：
黑道王朝 篇四
【关键词】帖木儿朝 明朝 贡赐贸易
Abstract：This article discusses tributes and rewards. The exchange between silk and horses was largely carried out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Luxurious goods， as precious stones and rare birds and unusual beasts tributed by the Timurids were welcome by the Ming emperors， but the need was finite. The lion-tribute from the Timurids were even reproached by the Ming’s ministers during Cheng Hua and Hong Zhi periods.
Key words：the Timurids the Ming tributes and rewards
中亚帖木儿王朝（1370—1506年）是明朝与之交往频繁的西域大国，它与明朝之间的贡赐贸易，是两国能够维持长期往来的根本原因。国内学术界对此关注不多，国外如美国学者罗萨比等人虽有所研究，尚欠深入。本文试从两国往来的物品论述两国的贸易关系。
一、绢马贸易
马的贸易在明与帖木儿朝两国贸易中份量最重。帖木儿朝来华使臣进贡的物品中，几乎每次都有马匹。明初战事尚多，需要大量马匹。明廷除派人到各地市马外，对外国或外族进贡马匹多加鼓励，赏赐优厚。洪武二十年(1387)九月，撒马儿罕驸马帖木儿遣回回满剌哈非思等帖木儿朝使臣首次来朝贡马十五匹、驼二只，明太祖诏赐白金一十八锭。[1]平均每匹一锭多。当时白金一两折四石米。一石米值钞二贯五百文。一两白金值钞五贯。洪武二十一年八月，帖木儿又遣回回答术丁等五十九人来朝贡马300匹、驼2只，诏赐白金人六十两及钞有差。[2]答术丁可能是帖木儿未等哈非思回国派往明朝的另一使臣。
大概明廷向帖木儿朝使臣表达了对马匹的需求，洪武二十二年，满剌哈非思再次来朝时，又贡马205匹，明太祖诏赐白金400两及文绮钞锭，从者俺都儿等八人，白金700两及文绮钞锭。[3]明廷仅白金就花去了1100两，平均每匹马花去五两多，明廷还另有钞锭之赐。
明廷对贡马的厚赐，不仅招徕了帖木儿朝使臣来华时携带不少马匹，还诱使帖木儿朝的马商来华。如：洪武二十三年(1390)，撒马儿罕回回舍怯儿阿里义等以马670匹抵凉州互市。[4]此后，帖木儿接连遣使臣来华，均贡有马匹等物。如：洪武二十四年，帖木儿遣回回舍哈厘等来朝贡驼、马、方物。[5]洪武二十五年，帖木儿遣万户尼咎卜丁等来朝贡马84匹、驼6只、绒6匹、青梭幅9匹、红绿撒哈剌2匹、镔铁、刀、剑、盔甲等物。诏赐白金、文绮有差。[6]洪武二十七年，帖木儿遣酋长迭力必失等来朝贡马300匹。[7]洪武二十八年，撒马儿罕回回迭力必失等贡马212匹。[8]洪武二十九年(1396)，撒马儿罕回回阿剌马丹等20人贡马240余匹，赐钞5900余锭。平均每匹值钞二十四锭多。[9]同年，撒马儿罕回回札鲁剌等191人来朝贡马1095匹，赐钞25190锭。[10]平均每匹值钞二十三锭。
明洪武八年(1375)，中书省制大明宝钞，每钞一贯，准钱千文，银一两。“洪武十八年(1385)，天下有司官禄米皆给钞，二贯五百文准米一石”[11]太祖时物价，户部尚书胡濙答英宗问折粮事，曾答曰：“太祖皇帝尝行于陕西，每钞二贯五百文，折米一石；黄金一两，折二十石，白金一两折四石；绢一匹折一石二斗；布一匹，折一石。”[12]据李洵先生研究，每钞五贯为一锭。[13]若依此计算，帖木儿朝的每匹马依二十三锭计算，则值钞一百一十五贯，折米四十一石。洪武后期，明廷对贡马多赐以钞锭。
从洪武二十年(1387)至二十九年(1396)十年间，帖木儿朝贡马的数量，仅《明太祖实录》上明确记载就不下3050多匹，实际贡马数肯定大于此。尽管这个数字相对于明朝这样的大国并不算高，但因其所进皆西域良马，对明朝养马业发展非常有利。洪武三十年(1397)，明朝在陕西、甘肃设立行太仆寺，“职专提调马匹、比较孳生”。[14]
马有良劣，其价亦有高低。市马贸易要求对马价有所规定，从明廷的赏赐数额看，这种规定是有的。洪武三十五年(1402年，建文四年)九月壬辰，陕西行都司奏：“回回可古思于宁夏市马，请官市之，以资边用”。成祖从之，命有司偿其直。上马每匹给绢四匹，布六匹；中马绢三匹，布五匹；下马绢二匹，布四匹；驹绢一匹，布三匹。军民私市者禁之。[15]这大概上是太祖或建文帝时的马价。
但成祖很快又认为马值太薄。永乐元年四月壬戌，湖广、四川、云南、广西所隶宣慰使杨昇等并西北诸夷各遣人朝贡马及方物。成祖以其远至，且旧所定马直薄，命礼部第马之高下增给之。上马每匹钞千贯，中马八百贯，下马五百贯。[16]
明成祖对马价的规定摇摆不定。如永乐元年十一月，兀良哈头目哈儿兀歹遣部属脱古思等贡马，成祖“命礼部赐钞币袭衣并偿其马直，上马每匹钞五十锭，中马四十锭，下马三十锭；每匹仍与彩币表里一”。[17]次年三月丙寅，安定卫指挥朵儿只速自愿纳马、成祖以绢布给之，上马给绢三匹，布二匹；中马绢一匹，布二匹；下马绢一匹，布一匹。[18]此马价值较低。永乐三年三月，兀良哈以马至辽东互市，兵部定其直：上上等每马绢八匹，布十二匹；上等每马绢四匹，布六匹；中等马绢三匹，布五匹；下等每马绢二匹，布四匹；驹绢一匹，布三匹。[19]此马价较高。各地马的品种不一，马价亦有高下，但马分为五等，按等计值的规定由此确定下来。永乐年间，帖木儿朝的使臣多次贡马和方物。《明太宗实录》未明确记载给帖木儿朝使臣贡马的酬值。《明会典》对此的记载亦含糊。《明会典》卷一百二·礼部六十一·诸番四夷土官人等二·赛玛尔堪：“洪武间进贡各赏银并紵丝、表里、衣服等物，正统以前赏例优厚。”不过《明会典》指出撒马儿罕、哈烈等处进贡依哈密赏例。而哈密赏例，《明会典》是有明确规定的：“回赐大马每匹四表里，达马不分等第，每匹二表里，驼每只四表里，驼羔每只紵丝一匹，绢二匹，倒死驼绢六匹，折钞绢一匹，梭服每段绢六匹，金钢钻上等每颗绢四匹。”
马的贸易在明与帖木儿朝贸易中份量最重。景泰七年(1456)之前，有据可查的帖木儿朝的56次朝贡，几乎每次贡品中都有马匹。马绢贸易给帖木儿朝的商人带来了丰厚的利润。
至景泰七年，明朝终于觉得应对帖木儿朝的马价予以限制。事件的起因是这样的：景泰七年三月，撒马儿罕地面使臣指挥马黑麻·捨力班向明朝进贡马、驼、玉石等物。[20]马黑麻·捨力班对明朝接待外使的制度非常熟悉。据礼部报告，他初至甘州时，托故迁延，不肯赴京，坐支廪给一千七百六十余石，余物不计。礼部对此十分不满，上报皇帝，认为不能给其旧时一、二等赏例、而应当对原有的赏例予以更改。礼部的报告如下：撒马儿罕等地面使臣马黑麻·捨力班等来朝贡马、驼方物。考之旧例；各分等第给赏，其一等、二等赏例太重，今难与。宜令正副使如旧时三等例，每人彩段四表里，绢三匹，各织金、紵丝衣一袭。随来镇抚、舍人、打剌罕人等如旧时四等例，每人彩段三表里，绢二匹，紵丝衣一袭，各靴、袜一双。其余存留甘州使臣妇女人等俱如六等例，每人彩段一表里、绢一匹、绵布一匹。自进阿鲁骨马每匹彩段四表里，绢八匹，驼每匹彩段三表里，折钞绢十匹。达达马不分等第，每匹紵丝一匹，绢八匹，折钞绢一匹。给军骑掺中等马每匹紵丝一匹，绢八匹，折钞绢二匹。下等马，每匹紵丝一匹，绢七匹，折钞绢一匹。其不曾到京各头目人等带进过马不分等第，每匹回赐彩段二表里，阿鲁骨马回赐彩段六表里，西马回赐彩段五表里，折钞绢十匹，金丝豹皮一张，彩段一表里。猫儿例不给赏，红紵丝铁甲一幅，描金花椀一个，旧无回赐之例。礼部的报告得到景泰帝的批准。[21]帖木儿朝使臣此后的进贡赏赐当以此例。马匹贸易中，明廷喜欢给钞锭。罗萨比指出：“明朝早期，明廷几乎给每一个内亚朝贡使团都赐以纸币。在四夷馆和边界市场，外国使臣用它与中国商人贸易。既然外国人在中国花纸钞，明廷就什么也没有失去了。”[22]但纸币是最易贬值的。洪武年间平均每匹马值钞二十三锭左右。成祖时马每匹值钞30至50锭之间。正统中等赏钞三千贯，下等赏钞二千五百贯。赏钞越多，纸币也就越不值钱了。其实外商需要的不是纸币，而是用纸币购物。
二、宝石贸易
宝石是帖木儿朝向明进贡的第二大项。陈诚在《西域番国志》中称哈烈有水晶、金刚钻、剌石[23]等，但指出可能非其所产，悉来自他所。[24]据笔者所见，《明实录》提到帖木儿朝贡宝石的有下列11次（有时《明实录》只提到帖木儿朝贸易使臣贡“方物”，这些“方物”中是否含宝石，因未明确，故未统计在内）：
1．永乐八年（1419）十一月，撒马儿罕并火州等处回回者马儿等献玉璞、硇砂。[25]
2．永乐十年（1412）四月，哈的兰回回僧人马黑、哈密回回百户阿马丹等来朝贡马及玉璞。[26]
3．宣德六年（1431）正月，赐撒马儿罕使臣卜颜札法儿等钞、彩币、表里有差。初，行在礼部奏：卜颜札法儿等进速来蛮石一万斤，多不堪用，今还请薄其赏。但宣宗认为，“厚往薄来，怀远之道。撒马儿罕去中国最远，毋屑屑与较”。[27]
4．宣德七年（1432）七月，哈密忠顺王卜答失里遣指挥捨黑马黑麻等及哈烈等处头目沙哈鲁迷儿咱遣使马速等来朝贡驼马、玉石。[28]
5．正统十年（1445）七月，撒马儿罕等处兀鲁伯苦列干王等遣使臣伯颜答巴失等来朝贡马驼、金钱豹、玉石等物。[29]
6．正统十二年（1447）十一月，哈密忠顺王倒瓦答失里，遣脱脱卜花及撒马儿罕使臣捨黑马黑麻等，贡马六十三、驼二十七，速来蛮松都鲁思玉石二万斤、青鼠皮三万张。[30]
7．正统十二年十二月甲申，撒马儿罕使臣脱脱不花等以正旦节，献玉石，金黄锁弗、红撒哈剌、镔刀等物。[31]
8．景泰四年十二月丙戌，西番黑楼等地面三十一处男妇共一百一人来朝贡驼七匹、马二百四十七匹、骡十二匹、驴十匹、玉石三百四十一块、镔铁、腰刀四把、碙砂七十六囊。[32]
9．景泰七年三月，撒马儿罕使臣马黑麻·捨力班贡玉石一千余块。[33]
10．弘治元年（1488）三月，西番撒马儿罕等处使臣阿剌倒剌癿等贡玉。[34]
11．弘治三年（1490）三月，撒马儿罕马黑麻王、天方国速坛阿黑麻王，土鲁番速坛阿黑麻、哈密卫左都督罕慎及把丹沙等地面失保丁等，各遣使贡马、驼、玉石等物。[35]明会典卷一百二记载了此次进贡物品及定价其中玉石情况是：“弘治三年奏准内府估验定价例：玉石每斤绢一疋，夹玉石每四斤绢一疋，速来蛮石二斤绢一疋，青金石一斤绢一疋，把咱石十斤绢一疋。”[36]
上述11次中，第9、10两次，《明实录》论述较多，因这两次所贡玉石实在不堪使用。据明朝礼部的报告，景泰七年马黑麻·捨力班所贡玉石千余块，重六十余斤，堪用者止七块，但马黑麻·捨力班不听明朝官员的选择，自满驼车，车载赴京。礼部只好上奏皇帝，请求派内臣携玉工与礼部官员一道，选择其玉。结果选中堪用者二十四块，重六十八斤。其余不堪者五千九百三十二斤。令其自卖。但马黑麻·捨力班坚持进贡，礼部无法阻止，只得将玉石每五斤回赐绢一匹，同时报告皇帝。马黑麻·捨力班与礼部某些官员之间究竟怎样交涉，今已不得其详。
弘治元年三月撒马儿罕使臣所贡玉石，明朝内府承运库检查后认为，内有把咱石、夹石，欲退还。但礼部此次扮演了宽容的角色，认为：“外夷效顺中国，远来入贡，今已贡而复却，恐非怀远之道，宜量给赏赐，以慰其意。”明孝宗采纳礼部意见，只是令通事晓谕使臣，以后不许再有此类事情。[37]
正如陈诚所指出，帖木儿朝不产玉石，从帖木儿朝使臣多与哈密、于阗等地使臣一道进贡玉石来看，帖木儿朝所贡玉石可能来自南疆。或者就是和阗玉。克拉维约告诉我们：在撒马儿罕城内，有自和阗运来宝玉、玛瑙、珠货，及各样珍贵首饰。和阗所产之货，具极名贵者，皆可求之于撒马儿罕市上。和阗之琢玉镶嵌之工匠，手艺精巧，为世界任何地所不及。[38]但上述使臣所贡之玉，究竟是携自本朝境内（可从由海路入帖木儿朝的商人那里购进），还是出使途中在和阗顺带购置的，今已无从查考。有一点可以肯定，使臣所贡玉石并非一定是出自帖木儿朝的物产。两国玉石贸易只是更大的贸易圈（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中的一环。
三、西域贡狮
帖木儿朝向明朝贡的第三大项是珍禽异兽如狮子、豹、哈剌虎剌[39]、鹦鹉等以及这些动物的皮制品如狮子皮、金钱豹皮等。其中最重要的对明朝社会生活影响较大的是贡狮。
对帖木儿朝进贡珍禽异兽，阿里·玛扎海里有这样的评价：“再没有比这些经常携带有“奇兽”的使节更象是一个流动的杂技团了。他们经常护送鸵鸟、猞猁狲和经训练狩猎的豹子入朝。但最多的还是狮子，这都是在中国见不到的动物。明王朝沿用唐朝和东汉的旧例而怀着极大的兴趣接受这些笨重的贡物，作为回报而赏赐他们自然产品（大隼）或在中国制造的物品（如丝绸）。在禁城中有一个辽阔的万牲园，他们在那里饲养了非常多的动物，有数百头各国进贡的狮子。它激起了中国“经济学家”们的极大义愤。他们徒劳无益地抗议，因为对于明王朝来说，这仅仅是一个有关威望的简单问题”。[40]他的这种描述大体上是符合实际的，但评价不够全面。我认为，这不仅仅是威望、礼仪问题，还包括当时人的心态等文化问题，更与明代的朝贡贸易体制有关。
永乐十一年（1431）六月，帖木儿朝使臣随明都指挥白阿儿忻台来华贡方物，其中便有狮、豹等物。永乐十三年（1415）九月，西域又贡狮子。十月，陈诚等人自西域还，亦从帖木儿朝带来狮子等物。对此，文武群臣皆以为狮子来献，是成祖圣德远及所致。《狮子赋》之类一时充斥朝廷。
永乐年间，西域诸国亦有由海路进贡狮子的，如永乐十七年（1419），忽鲁谟斯（帖木儿时曾臣服帖木儿帝国）等国由海路向明朝贡狮子。可见，狮子是明朝君臣上下喜欢之物。
但狮子毕竟不是轻易获得之物，永乐之后，成化之前，西域诸国是否仍由陆路进狮，《明实录》中几乎没有反映。《明会典》记正统四年(1439)，撒马儿罕进贡狮子皮一张，明廷回赐二表里。但非贡狮。
帖木儿朝贡狮的高潮是在成化、弘治年间，并由此引发了朝臣对狮子贡的议论。与永乐朝朝臣歌颂庆贺不同，这一时期的朝臣对西域贡狮多持贬议。据笔者所见明代汉文史料记载，此期间帖木儿朝贡狮7次：
1、 成化戊戌年（成化十四年，1478年），西夷贡狮。[41]
2、 成化辛丑岁（成化十七年，1481年），撒马儿罕进二狮。[42]
3、成化十九年（1483）四月癸酉，撒马儿罕及亦思罕地面锁鲁檀阿哈麻等遣使贡狮子献于朝。[43]
4、成化十九年十二月，黑娄、失剌思、撒马儿罕、把丹并羽奴思王，遣使来贡狮子。[44]
5、弘治二年（1489）十一月，撒马儿罕阿黑麻王遣使从满剌加国取路进狮子、鹦鹉等物至广州。[45]
6、弘治三年（1490）五月，撒马儿罕速鲁坛阿黑麻王，及土鲁番速坛阿黑麻王，各遣使贡狮子并哈剌虎剌等兽。[46]
7、正德二年（1507）九月，初，撒马儿罕差纳麻及其兄伍喇马力来贡狮子。孝宗皇帝命留京训演，赐名头目。[47]
《明会典》记载了成化十九年和弘治三年帖木儿朝贡狮赏例：成化十九年阿黑麻王进狮子二只，每只比金钱豹例加五表里，（按：正统四年，金钱豹一只，八表里）。弘治三年贡狮赏例，八表里，正副使并送养人止正赏，无加赏，王止与回赐，无特赐。[48]但实际情况要比《明会典》的记载复杂得多。
成化初年，癿加思兰侵扰哈密，哈密忠顺王死后，其地不稳，土鲁番速檀阿力兴起，侵哈密卫，掳其城，西域朝贡道路不通。帖木儿朝使臣十多年未至。成化十二年（1476）正月，撒马儿罕使臣马黑麻·捨儿班来贡，其距天顺七年（1463）来华已近十三年。尽管马黑麻·捨力班已三次来华[49]，但明宪宗未给升赏。两年后即成化十四年（1478）二月，撒马儿罕速檀马黑麻遣使臣写亦·马速儿来朝贡马。明廷赏赐如例。[50]成化十九年四月，帖木儿朝的使臣便以贡狮为主，以引起明廷的重视。从《明实录》的记载来看，此番使臣似精心准备。使臣进京后，先献狮子，次日复进西马、番刀、糖霜、兜罗、梭甫等物。成化帝下令从厚赏赐。[51]同年十月，撒马儿罕使臣怕六湾等进狮时，以赏赐薄，乞如永乐赏例。礼部认为，永乐赏例，岁久难从，当年赏例太厚，宜以正统四年赏例。宪宗令加赏彩段五表里，此事后来载于《明会典》，即以金钱豹例一只八表里，加赏五表里，每只狮子赏十三表里。但怕六湾坚求永乐赏例。明廷又对正副使再加二表里，其余人加一表里。[52]怕六湾仍未满足，又以道路阻远，不断奏求加赐。次年二月，成化帝下令加赐撒马儿罕等处速檀阿黑麻王所遣正副使银五十两，从人十五名银各五两，催促其回去。[53]成化帝已由原来的欣喜变成厌烦了。然怕六湾还是迟迟不走。成化二十年（1484）九月，明朝将怕六湾从都督佥事升为都督同知，赶其回去。怕六湾不得不回去了，但他又以西域陆道受阻为由，要求改从海道走，并提出到长芦买食盐百引回去。明廷为使其早日成行，又满足了他的要求。[54]怕六湾一行行动迟缓，沿途骚扰，[55]且声称要到满剌加购买狮子以献。成化二十一年(1485)五月，广东左布政使陈选闻言，上奏朝廷，指出狮子为无用野兽，广东连年水旱，加以地震、星流、灾变异常，民生不安，希望朝廷停罢此事。成化帝将此章奏下发礼部，礼部下令伴送通事省令使臣到广速归，毋得骚扰[56]。怕六湾的“贡狮”之事终于结束。
怕六湾此番折腾，明廷上下对帖木儿朝的贡狮颇有怨言。四年之后，即弘治二年（1489）十一月，当撒马儿罕的阿黑麻王遣使由满剌加进贡狮子，两广总镇等官上报朝廷时，朝中大臣多主张却贡。礼科给事中韩鼎言：“狰狞之兽，非宜玩狎，却之”。但引起孝宗皇帝重视的是当时礼部左侍郎倪岳上的《请却赛玛尔堪进狮子疏》[57]。倪岳在这份奏疏中针对怕六湾贡狮求明廷赏赐情况，提出了只止夷由海道贡狮，非止夷由陆路进贡驼、马的做法，既维护与帖木儿朝传统的友好往来，又阻止了帖木儿朝使臣为追逐厚利、不守外交传统的做法。在给明朝皇帝寄予厚望的同时，稳妥地处理了明与帖木儿朝的关系。而最重要的是，维护了弘治初年明廷倡导的节俭之风，抑制了奢侈之心，为“弘治中兴”提供了一个“节俭”的舆论氛围。李东阳为此写下了《却贡狮诗》，反映了这一情景：“万里狻猊初却贡，一时台省共腾欢。极知圣学从心始，谁道忠言逆耳难。汉代谩夸龙是马，隋家空信鸟为鸾。非才敢作清朝颂，独和新诗写寸丹。”[58]
需要指出的是，前引《明武宗实录》记正德二年事，弘治晚年还是喜欢看撒马儿罕进贡的狮子表演，但帖木儿朝由海路贡狮由此绝。
帖木儿朝来华贡狮在波斯文献中亦有反映。赛义德·阿里·阿克巴尔·契达伊的《中国纪行》对此便有记载：至于中国人的“慷慨恩赐”或纳付的价格，1头狮子值30箱商品而每只箱子中都装100种不同商品：绸缎、缎纹布、拜—贝赖克帛（可能系指丝绸）、马蹬、铠甲、剪刀、小刀、钢针等。每种商品单独成包、每只箱子中共包括1000包，也就是说共有1000种商品。为了交换1头狮子，他们花销这样的30箱商品，而为了交换1只猎豹或1只猞猁狲则要奉献15箱。[59]阿里·玛札海里分析说，狮子是在中国无法找到的一种动物，由于佛教的媒介，狮子在中国获得了一种象征性意义，意味着道德和力气，但同时也代表着智慧。穆斯林们向中国人人奉献了不少狮子，既经陆路，又经海路运输，这无疑是由于物以稀为贵。契达伊在此处提到有100种中国商品，但他仅列举了其中的8种，加上他在其他地方提到的，也就是15种左右，这是令人遗憾的。[60]倪岳在奏疏中提到的给赐加赐物品只有各色紵丝、纱罗、绢布、彩段、银两等，契达伊的记载可能是夸大其辞，明朝的实际“赏赐”可能没有这么多，但帖木儿朝商人若有如此看法，他们一旦作为贸易使臣，至明朝后，便会奏求不已以便尽可能地得到他们尽可能多的赏赐。
四、中国瓷器输入帖木儿朝
明与帖木儿朝的贡赐贸易中，明朝“赐给”帖木儿朝的主要是彩段、紵丝、绢布、银钞等[61]。数量较大的是绢。织物之类不易长久保存，今天我们很难再见到它了。然而帖木儿朝所需物品中，常被人们忽略的是瓷器。《明实录》中也谈到瓷器，只是记载不多，如：永乐十七年五月，明朝赐给失剌思王亦不剌金的物品中，就有磁器。[62]
据《克拉维约东使记》记载：克拉维约一行在渴石参观正在建筑中之帖木儿行宫时，发现该行宫客厅地面满地皆铺以蓝色瓷砖[63]。帖木儿还将大马大革制瓷器的陶工遣送至撒马儿罕。[64]陈诚《西域番国志》记哈烈瓷器时说：“造瓷器尤精，描以花草，施以五采，规制甚佳，但不及中国轻清洁莹，击之无声，盖其土性如此。[65]实际上陈诚与克拉维约所见皆非真正意义上的瓷器，只是施以青白釉彩的陶器。帖木儿朝的统治者更喜欢中国瓷器。布哇《帖木儿帝国》：“回历852（1448/1449）月即别部侵入河中，残破撒马儿罕及其附近诸地，毁夏宫，从中国运至之瓷塔，亦碎。”[66]其时，兀鲁伯刚刚去世。而兀鲁伯是中国文化的爱好者。《巴布尔回忆录》说，兀鲁伯曾在撒马儿罕建造了一座“雕刻的清真寺”，其所以称作“雕刻的”，是因为它的顶篷和墙壁都覆以黑石，并用由木块组成的中国画装饰起来。[67]巴布尔还说，兀鲁伯·米儿咱在科希克山麓辟了一个花园，在这个公园里有一个亭子，称为支那厅（瓷厅），因其前面矮墙的下部都为瓷砖所铺砌。这些瓷砖是他派人去中国采办来的。[68]日本学者三上次男在其《陶瓷之路》一书中，谈到他访问阿富汗时，在喀布尔的一个大地毯店，曾见到大约在14至15世纪运到阿富汗的几个明代青瓷大盘。[69]并指出在阿塞拜疆曾出土了不少精美的中国瓷器。其中浅绿色的瓷器，可能是明代龙泉窑青瓷。[70]阿里·阿克巴尔对中国瓷器十分推崇，在其《中国纪行》中不仅介绍了瓷器的制造技术，并指出：“瓷器有三大特点，除玉石以外，其它物质都不具备这些特点：一是把任何物质倒入瓷器中时，混浊的部分就沉到底部，上面部分得到澄清。二是它不会用旧。三是它不留下划痕，除用金刚石才能划它。因此可用来验试金刚石。用瓷器吃饭喝水可以增进食欲。不论瓷器多厚，在灯火或阳光下都可以从里面看到外部的彩绘（或瓷器的暗花）”[71]《中国纪行》写成于1516年，正当明武宗正德十一年。其时帖木儿王朝已亡，但《中国纪行》中反映的多是此前的事。
瓷器易碎，陆上运输极易颠簸破损，且体积大，运输量有限。所以中国瓷器输往海外多以海路为主，以至于“陶瓷之路”成为“海上丝路”的又一代名词。不过陆路运瓷还是有办法的。明人沈德符曾见到过一种运输方法，并在其《万历野获编》记载下来。他说：“余于京师，见北馆伴（当）馆夫装车，其高至三丈余。皆鞑靼、女真诸虏，及天方诸国贡夷归装所载。他物不论，即瓷器一项，多至数十车。予初怪其轻脆，何以陆行万里。既细叩之。则初买时，每一器内纳少土，及豆麦少许。叠数十个，辄牢缚成一片。置之湿地，频洒以水。久之则豆麦生芽。缠绕胶固。试投之荦确之地，不损破者。始以登车。临装驾时，又从车上掷下数番，其坚韧如故者，始载以往。其价比常加十倍。盖馆夫创为此法。无所承受。”[72]输往帖木儿朝的中国瓷器想必也是使用此法。
帖木儿朝的使臣到中国定购瓷器时，有可能定购一些绘有伊斯兰文化图案的瓷器。德国学者保尔·卡莱在其《有关1500年前后中国情况的伊斯兰历史材料》一文中介绍了齐赫曼等人在20年代对君士坦丁堡宫殿内中国瓷器的整理情况。在这些中国瓷器中，有一件带有阿拉伯字符，波斯图饰和正德皇帝印记的小高碗，它肯定是为穆斯林制造的。[73]齐默曼认为它肯定是为住在中国的穆斯林爱好而做的，显得过于武断。它也有可能为西域穆斯林制作的，或由西域穆斯林在汉地定做的。阿里·阿克巴尔对瓷器的制作技术和特点相当了解，他或者他以前的使臣想必曾在中国定购并带回去一些瓷器。
陆上运瓷毕竟是一件艰辛的事。沙法维王朝阿拔斯王（1587-1629）曾从中国明朝招聘了三百名陶工，在伊朗开始仿造中国瓷器，制作了青花陶器。[74]此事尚待汉文资料证实。
综上所述，绢马贸易是明与帖木儿朝贸易之大宗，玉石和珍禽异兽作为玩物和奢侈品，得到统治者的喜爱，但明朝所需毕竟有限，不能成为社会生活的必需品，而明朝的丝绸、绢布和瓷器则是帖木儿朝人需要的生活必需品。这是帖木儿朝与明朝往来频繁的物质基础。由于帖木儿朝有从海路入贡之途径，且贡品有东南亚之物产，这表明帖木儿朝商人不仅熟悉海路，且乐于从海路入贡。陆海兼行，有助于扩大双方贸易往来，但倪岳奏疏表明明廷只愿意维持两国传统的陆上往来，往来的目的仍是“宣德化、柔远人”。 明廷墨守成规的做法，是双方贸易往来日趋衰落的重要原因。
[1]《明太祖实录》，卷185，页3。
[2]《明太祖实录》，卷193，页6-7。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89“答术丁”被写作“答木丁”，见魏连科点校本，中华书局，1985年，第1710页。
[3]《明太祖实录》，卷197，页5。
[4]《明太祖实录》，卷199，页2。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89“阿里义”被写作“阿里久”。
[5]《明太祖实录》，卷211，页1。
[6]《明太祖实录》，卷217，页1。梭幅，亦名锁弗、锁伏、梭甫、梭服，波斯语sūf之对音，指一种粗制毛织物。元朱德润《异域说》：“捻毛为布，谓之梭幅，用密昔丹叶染成沉绿，浣之不淡。”明陈诚《西域番国志》：“布帛中有名锁伏者，一如纨绮，实以羊毛织成。”明无名氏《天水冰山录》记严嵩被籍没家产时中有“红梭幅一十五匹、青梭幅四十六匹零一段、绿梭幅一十匹、蓝梭幅三匹、沈香色梭幅一十六匹、黄梭幅四匹、酱色梭幅一十二匹”。清人褚人获《坚瓠续集·梭服》：“西洋人以鸟毳毛染之，织成段疋，光采夺目，虽垢腻亦莫入，名曰梭服。”转引自周讯、高春明编著《中国衣冠服饰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年第534页。该书认为梭服是用鸟羽加工而成的织物，元明时从西洋传入中国。撒哈剌，波斯语Sagheree的对音，指皮革或宽幅毛绒。(陈诚：《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周连宽校注，中华书局1991年，第78页)【美】劳费尔《中国伊朗编》认为：撒哈剌的波斯语是saqalat，指红布或宽幅呢。（林筠因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326页）
[7]《明太祖实录》，卷234，页3。
[8]《明太祖实录》，卷239，页5。
[9]《明太祖实录》，卷244，页2。
[10]《明太祖实录》，卷245，页7。
[11]《明史》卷81《食货五·钱钞》，第1962页。
[12]《明英宗实录》，卷21，页7。
[13]李洵校注：《明史食货志校注》，中华书局，1982年，第59页。
[14]参见姚继荣《明代西北马政机构置废考》，《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
[15]《明太宗实录》，卷12下，页2。
[16]《明太宗实录》，卷19，页4。
[17]《明太宗实录》，卷25，页2。
[18]《明太宗实录》，卷29，页5。
[19]《明太宗实录》，卷40，页4。
[20]《明英宗实录》，卷264，页3。从马黑麻·捨力班拥有指挥的头衔来看，他已经不止一次来往于明与帖木儿朝之间了。正统二年（1437），黑娄使臣哈只·马黑麻来贡，获得指挥头衔。马黑麻·捨力班与此人可能是同一人，或者哈只·马黑麻是其父辈，马黑麻·捨力班承袭指挥一职，于景泰七年向明朝入贡。后者可能性更大。因为据《明实录》记载，景泰七年五月丁丑，马黑麻·捨力班请游在京诸寺，并出阜城门外祭扫祖坟，得到景泰帝的批准。(《明英宗实录》，卷266，页5)马黑麻·捨力班在京城祭扫祖坟这件事足以说明他出身于丝绸之路上贸易世家。
[21]《明史》第8599-8600页：“景泰七年贡马驼、玉石。礼官言：‘旧制给赏太重。今正、副使应给一等、二等赏物者，如旧时。三等人给綵缎四表里，绢三匹，织金紵丝衣一袭。其随行镇抚、舍人以下，递减有差。所见阿鲁骨马每匹綵缎四表里、绢八匹，驼三表里、绢十匹，达达马不分等第，每匹紵丝一匹、绢八匹、折钞绢一匹，中等马如之，下等者亦递减有差。’”对照《明英宗实录》卷264中的内容可知，《明史》此段记载有误，应改为：“今正、副使应给一等、二等赏物者，如旧时三等例。每人给綵缎四表里，绢三匹，织金紵丝衣一袭”。这样句子才好理解。而《明史》中的“驼三表里、绢十匹”应改为“驼三表里、折钞绢十匹”。赏绢和赏折钞绢是不同的，前者是绢，后者是钞。景泰以前，明朝己有赏绢折钞之事。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八十九《市马考》载：“(正统)十二年，兵部奏：‘旧例，迤西迤北来归人口，带到马匹，给军骑操。中等赏钞三千贯，下等赏钞二千五百贯，各绵布五匹，绵花三斤。无马者赏绢衣一袭，或钞二百贯、绵布四匹，折准绢衣。’”(《弇山堂别集》，魏连科点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714页。)绢衣折钞己有旧例，具体每绢折钞多少贯，查找不易。明俞汝楫等编撰的《礼部志稿》卷三十八所载：“凡折还货价，弘治间定各色紵丝每匹折钞五百贯，各色绫子每匹三百贯，各色纱每匹三百贯，各色绢每匹一百贯”。（《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页597-715。）这虽然不能代表景泰年间事，亦可作参考。阿鲁骨马，布莱特· 施奈德认为是突厥语Arghamak之译音，是撒马儿罕土库曼马的名称，为一种良马。而舍费尔(Schefer)则认为是Ulagh之译音，即汉语之驿马。(参见布莱特·施奈德《中世纪研究》，第264页注1071。)
[22] Morris Rossabi ， China and Inner Asia， from 1368 to the present day London，1975，p.76.
[23]剌石，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七“回回石头”载：“大德间(1297-1307)，本土巨商中卖红剌一块于官，重一两三钱，估直中统钞一十四万锭，用嵌帽顶上。自后累朝皇帝相承宝重，凡正旦及天寿节大朝贺时则服用之。呼曰剌，亦方言也。”又记“剌，淡红色，娇。”(中华书局1959年，第84页) 周连宽校注本《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第81页注：剌，波斯语Lal之对音，用以称巴拉斯红玉矿石（Balas rudy），此种石大抵皆色如红玫瑰。
[24]杨伯达先生认为：撒马儿罕等地所供玉石，其玉产地只有和阗，邻国亦多窃取贡献。见其主编《中国玉器全集》（5）隋唐－明，河北美术出版社，1993年，第20页。
[25]《明太宗实录》，卷111，页6。
[26]《明太宗实录》，卷127，页2。哈的兰，《明实录》又写作“葛忒郎”（Khatlan），今塔吉克斯坦南部库里亚布。刘迎胜师1991年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草原丝绸之路”考察时曾经过这里。参见刘迎胜《白阿儿忻台及其出使》，第69页注4。
[27]《明宣宗实录》，卷75，页8。速来蛮石，待考，其价高于夹玉石、把咱石，低于青金石。见下文。
[28]《明宣宗实录》，卷93，页4。迷儿咱，Mirza，刘迎胜师认为是Amir zada之略音，意为“官宦之子”、“公子”。 (参见刘迎胜《白阿儿忻台及其出使》，第69页注7。)陈诚在《西域番国志》中释曰：哈烈国主之子称米儿咱，“犹华言舍人也”。周连宽先生认为米儿咱是波斯语Meer –Za，是对王子的尊称，后转为对王族、学者的尊称。舍人为宋元以贵显子弟之俗称，意义太泛。参见周连宽校注本《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第66、78页。
[29]《明英宗实录》，卷131，页5。苦列干，Gurgan，源于突厥语，意为驸马、女婿。
[30]《明英宗实录》，卷160，页7。松都鲁思，据刘迎胜师介绍，为波斯语，意为“金黄的”、“透明的”。 徐溥等奉敕撰《明会典》卷一百二有“松都鲁石（即水珀）旧例每斤钞五十贯，正统四年定每斤添作一百贯，每二百贯折绢二匹”。 水珀，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五有：“琥珀，来自洋舶者多金珀、蜜蜡、水珀。”（中华书局，1985年，第417页）如是，松都鲁石为琥珀之一种。青鼠即灰鼠。徐珂《清稗类钞·动物》：“灰鼠一名青鼠。深灰色，腹白，尾毛松而长，性灵敏，善跳跃，吉林诸山有之。皮以制裘，灰白色者佳，灰黑次之。”
[31]《明英宗实录》，卷161，页7。是日为公历1448年2月1日。
[32]《明英宗实录》，卷236，页2。是日公历1454年1月2日。
[33]《明英宗实录》，卷264，页5。
[34]《明孝宗实录》，卷12，页3。
[35]《明孝宗实录》，卷36，页2。
[36]徐溥等奉敕撰、李东阳等重修：《明会典》，《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17册第924页。把咱石，疑似把杂尔石。艾儒略《职方外纪》卷一《渤泥》：“有兽似羊似鹿，名把杂尔，其腹中生一石，能疗百病，西客极贵重之，可至百换，国王藉以为利。”（《职方外纪校释》谢方校释，中华书局1996年第62页 ） 联系成化二十一年撒马儿罕使臣怕六湾从海道归、弘治二年撒马儿罕阿黑麻王遣使从满剌加至广州贡狮子等物这两件事，把咱石很可能出自东南亚，似牛黄之类。
[37]《明孝宗实录》，卷12，页3。
[38]《克拉维约东使记》，（土耳其）奥玛李查译，第57页。
[39]《明史》第8601页：撒马儿罕“明年(弘治三年)又偕土鲁番贡狮子及哈剌、虎剌诸兽，由甘肃入。”按：哈剌虎剌为一动物，中间不需顿号。《高昌馆杂字·鸟兽门》有哈喇虎喇(Karakulak)一词，即动物“彪”(胡振华、黄润华整理《高昌馆杂字》，民族出版社，1984年第39页)。张星烺先生认为：“哈剌虎剌今代英文曰Caracal，中央亚细亚所产一种野猫也。”(《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五册， 1978年，第206页)
[40]〔法〕阿里·玛扎海里著，耿昇译，《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第13页。
[41]（明）田艺蘅：《留青日札》，二十九卷“狮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影印本。
[42](明)陆容：《菽园杂记》，中华书局1983年，第69页。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之十五亦记此事（中华书局1993年，第485页）。
[43]《明宪宗实录》，卷239，页3。亦思罕，似为亦思弗罕之误。
[44]《明宪宗实录》，卷247，页4。把丹，《回回馆杂字》作巴丹沙（Badakhshan），《明史·西域传》第8615、8620页均作把丹沙，即八答黑商。今阿富汗东北部及塔吉克斯坦东部。
[45]《明孝宗实录》，卷32，页4。
[46]《明孝宗实录》，卷38，页6。
[47]《明武宗实录》，卷30，页7。
[48] (明)徐溥等奉敕撰李东阳等重修：《明会典》卷一百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17册，第927页。
[49] 参见拙文《中亚帖木儿王朝的来华使臣》，载《西域研究》2002年第2期。
[50]《明宪宗实录》，卷175，页2。
[51]《明宪宗实录》，卷239，页3。兜罗梵语tūla之音译，意译为“棉”、“木棉”。明曹昭《格古要论·兜罗绵》：“兜罗锦，出南番、西番、云南，莎罗树子内锦织者，与剪绒相似，阔五六尺，多作被，亦可作衣服。”清褚华《木棉谱》：“南诏诸蛮不养蚕，惟收娑罗木子中白絮纫为丝，织为幅，名娑罗笼段。祝穆《方舆志》云：平缅出娑罗树，大者高三五丈，结子有纫绵，织为白毡，名兜罗绵。”转引自周讯、高春明编著《中国衣冠服饰大辞典》第524页。申时行等重修《明会典》卷一百五东南夷朝贡方物中有“兜罗绵被”。
[52]《明宪宗实录》，卷245，页4。
[53]《明宪宗实录》，卷249，页6。
[54]《明宪宗实录》，卷256，页8。
[55]《明史·西域传》称怕六湾在此期间多买良家女为妻妾（《明史》，第8600页）。
[56] 据《明史·西域传》，护送使臣是中官韦洛、鸿胪署丞海滨。（《明史》，第8600页）
[57]此疏后来被选入武英殿明朝名臣奏议中，倪岳亦将此奏议全文编入其《青谿漫稿》中。此文可以说是帖木儿朝后期，明与帖木儿朝往来的一份重要文献，可补《明会典》记载之不足。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张萱《西园闻见录》引用了这份奏疏的大部分。郑晓《皇明四夷考》、王宗载《四夷馆考》、罗曰褧《咸宾录》等书均提及此事。
[58]转引自严从简《殊域周咨录》，余思黎点校，中华书局1993年，第488页。李东阳（1447－1516），字
宾之，号西涯，茶陵人，天顺八年进士授编修，弘治八年累进文渊阁大学士，预机务，多所匡正，受顾
命，辅翼武宗。后以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致仕。正德十一年初，年七十，谥文正。东阳为文典雅流
丽，工篆隶书，自明兴以来，宰臣以文章领袖缙绅者杨士奇之后，东阳一人而已，有《燕对录》、《怀麓
堂集》及诗话。
[59]〔法〕阿里·玛扎海里著，耿昇译，《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第315页。
[60]同上，第321页。
[61]由于明廷严禁私茶出境，明给帖木儿朝的“赏赐”物品，几乎没有“茶叶”这一项。帖木儿朝与明朝贡赐贸易，例从哈密。明与哈密往来频繁，私茶出境却受到严禁。如正统五年(1440年)九月甲辰，行在礼部尚书胡濙等奏：“哈密等处使臣都指挥脱脱不花等来朝进贡，欲将赏绢货换食茶、纱罗等物回还，茶系出境违禁之物，未可许，其纱罗等物，宜听于街市两平交易。”从之。（《明英宗实录》卷71，页4）正德六年(1511年)四月，哈密使臣阿都火者入贡，私货茶于民家，事觉，诏以其故违国禁法，宜减赏。但业已给之，以后勿遣入贡。（《明武宗实录》卷74，页2）明有茶马司，在陕西、甘肃、四川、西番等地均有茶马贸易，《明史》说：“用茶易马，固番人心，且以强中国。”然哈密以西贡使私换茶却在禁令之中，此中原因尚需探究。《明会典》有“贸易使臣进贡到京者每人许买食茶五十斤”的规定，可见使臣是可以购得茶叶的，但茶叶不在“赏赐”品之列。
[62]《明太宗实录》，卷212，页2。
[63]《克拉维约东使记》，（土耳其）奥玛李查译，杨兆钧汉译，第118页。
[64]同上，第157页。
[65] (明)陈诚：《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周连宽校注，中华书局1991年，第72页。
[66]布哇：《帖木儿帝国》，冯承钧译，商务印书馆1935年初版，第121页。
[67]（印度）巴布尔：《巴布尔回忆录》，王治来译，第76页。
[68]同上，第77页。
[69]（日）三上次男：《陶瓷之路》，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13页。
[70]同上，第108页。
[71] 阿里·阿克巴尔著，张至善编，《中国纪行》，第98页。
[72]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三十，《夷人市瓷器》，中华书局1959年，第780页。
[73] 阿里·阿克巴尔著，张至善编，《中国纪行》，第204页。
黑道王朝 篇五
关键词：阅读兴趣；颜色；社会等级；古文诗歌；色彩
节假日的人群，T台上的模特，商场中的物品，无不充溢着各种各样的色彩，人们用色大胆，噱头十足。可是学生在学习古代文言文的时候，却感到枯燥乏味，其实教师以色彩为切入点，启发学生开卷有益，读起古文、诗歌，自然会趣味十足。
一、色彩和五行学说在朝代更迭中的变化发展
1.周王朝时期
春秋战国就有五色的记录，根据史书记载，在周朝时，“衣正色，裳闲色”，意思是正色（纯色）的衣服象征着高贵身份，适用于正式的庆典等场合，闲色（杂色）只适用于便服，即为非正式场合。可见周朝用颜色划分衣物严格，如果穿着错误，会有性命之虞。
2.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居然明确出现了“青、黄、赤、白、黑”五种颜色的文献记载。但是，还没有真正用颜色来划分等级。到了战国时代，阴阳学家邹衍，他是“五德终始说”的创始人，也可以称得上是颜色学的鼻祖，阐释了“五行学说”“五德终始说”“大九州说”，用所谓的天命学说，天之骄子来把人划分为三六九等。上至达官显贵，下至黎明百姓，都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因为色彩无所不在，穿着中，器皿等生活物品的使用中，甚至是语言的运用中，从而诞生颜色学渐染思想。因为它强化了君权与生俱来的特性，迎合统治者的思想，很快为统治者所接受。
3.秦王朝时期
五德与五色的思想贯穿中国上下几千年历史，每朝每代都殚精竭虑地找出所标榜的品德以及与之对应的颜色。
按照秦朝的水德来推论五行，汉朝属于土德，从民族上区分，汉民族崇尚“青、红、皂、白、黄”五种颜色为“正色”，即为纯色。朝代不同，五行属相不同，相生相克，因此各朝各代也崇尚五色中的不同颜色，现在公认的是夏尚黑、商尚白、周尚赤、秦尚黑、汉尚赤，唐服尚色黄，旗帜尚赤，明代尚赤色，这就牵涉到少数民族的偏爱颜色和崇尚习俗了。
4.汉、唐王朝――清王朝时期
汉代武帝是“随顺黄德”的代言人，首推黄色，至于唐代开国皇帝李渊，在色彩上极为霸道，明确赭黄是君主御用色彩，其他人是不可使用的。《新唐书》记载：“唐高祖以赭黄袍、巾为常服……既而为天子袍衫，稍用赤黄，逐禁臣民服。”甚至为了泾渭分明，赭黄和黄色，下令百官和民众都不可以穿着黄色衣物，居住黄色房屋。别说黎明百姓，除了皇帝以外的任何人都不可穿着黄色，否则视为僭越，轻则处死抄家，重则牵连九族。大概是李渊矫枉过正的缘故，自此到清朝覆灭，封建王朝完结，黄色始终担任帝王君主的御用色彩职责。在君权面前，连五行学说也抹杀不提，当然这和从汉代董仲舒提倡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黄色是君主的专属色彩以后，新的问题应运而生，等级关系除了君权以外，臣子贵族为了区别一般民众，红色代表贵族阶层的认知为人们所接受。周朝就有记载，只有上流士族阶级方可使用朱红色器具、物具，穿着红色调的服饰。连带着红色的旗子、房屋等，都成为君主赏赐臣子的最佳物品。回想起来，那位邹衍定然设想不到，当年小小的五行相生相克理论的创立，现在居然衍生出如此庞大的等级体系。“邹衍”之名别有深意，历史的巧合成就了衍生的必然化。
5.各种颜色在朝代和文学作品中的渐染渗透
“色彩”意为“颜色”。但是在中国古代“颜色”一词是古今异义的，译为“脸色”。正如屈原《楚辞・渔父》中有“颜色憔悴”，《说文解字》解释为：“颜，眉之间也；色，颜气也。”
唐代以后“色彩”词义发展为“各种颜色”之意。中唐诗人杜甫《花底》中写道：“深知好颜色，莫作委泥沙。”即为此意。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浩如烟海，也不乏各种颜色的描写。
二、白色
1.白色代表身份品阶
魏晋南北朝时，白色曾经一度受到皇家青睐，“太子纳妃，有白纱，白绢衫，并紫结缨”，南齐萧道成初登大宝，臣子“手取白纱帽加道成首”。唐代，及第的进士们常常“一品白袍”加身，为的就是彰显身份的改变。
2.白色代表丧服
古人郑司农曾有云：“青为虫，白为丧，赤为兵荒，黑为水，黄为丰。”到了宋代，“临民纯素，可憎有似凶服”，白色衣服渐渐演化为丧服专用，丁忧的官员们，民众都着白色衣物守丧。因此常服，正式礼服都不可以再着白色。家中有老人居住时，家中女子每逢每月初一是不可以穿着白色衣物的，如果不能遵守，就代表对老人不孝，是非常忌讳的穿着打扮。
3.白色地位持续下降
唐代诗人刘禹锡《陋室铭》中有云：“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白丁就是不识字的人。可见白色在唐代可以指没有功名，没有官职。发展到现代汉语，“白眼狼”“翻白眼”等都是贬义色彩浓厚的词汇。
参考文献：
黑道王朝 篇六
明月辉辉，微风习习。在夜色中，忽有一黑影一掠而过。那黑影身如幻影，无声无息，宛如夜间幽灵一般。当世武林中，试问有谁有如此轻功。就是三十年前的侠丐一阵风在世的话也会甘拜下风。
那黑影直往虎山奔去，眨眼已过百里之遥。他所奔去的方向正是在虎山的一带称霸的山贼的山寨，难道是深夜造访虎王？
这虎王乃是山贼的头，一把环形大刀使得掠过风生。一套“朝阳刀法”和“虎形拳”使得炉火纯青。正因为虎王有如此武功，才能在虎山横着走，杀烧抢掠，无恶不作。武林正义之士早已想将其诛之而后快，可无奈在虎山范围遍布陷阱，围剿好几次都未成功，还丧生了不少人。因此虎王便在虎山扎下寨。这帮山贼三天小抢一次，十天血洗一村。若被抢者交不出他们要的东西必死无疑。
黑影在树上踏树而去，稍纵即逝。地面的陷阱对黑影来说形同虚设。来到寨中，此时已为子时，山贼早已睡了，只有几个在站哨。这黑影似乎对寨中情形极为熟悉。他施展轻功，避过放哨者。夜已晚，他又穿着黑衣又有绝世轻功。避过放哨易如反掌。那山贼绝想不到有人可以避过山中陷阱，来到寨中。那黑影落在一间房子的瓦面，形如残叶，飘然而下，无声无息。这房间住着谁，黑影又要干什么呢？
黑影在瓦面上一跃而下，道：“虎王，为何不敢出来迎接？”这声虽小，但传遍几里，看来黑影内力非凡，竟有这样的“千里传音”。也许因为寨中从未有过如此声音，刹时全寨轰动，顿时灯火通明。这时房门开了，走出一个彪形大汉，黑影道：“阁下可是虎王？”大汉道：“老子正是，你是谁，为何夜闯我寨，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黑影又道：“是就好，现该你偿还血债了。：”“你他妈的想找死啊，老子送你一程。”虎王大刀一砍，但黑影轻易闪过。虎王能在虎山站立，武功想必很好。他见黑影能闪过一砍，便叫道：“老子就试试你的斤两。”说完，刀式一变，一招“风动云涌”向黑影砍去。虽出一招但内藏六式，敌变我变。此时周围已充满杀气，黑影轻跃而起，虎王刀随影到，但影到哪，刀砍哪。这也是“朝阳刀法”的精髓之处。转眼虎王已发八招，但黑影毫发无伤。
山贼们赶到，见老大与人相斗，拔刀上助，这局面由单打独斗变成以多欺少了。黑影不再闪躲，向山贼手中以奇特手法夺来一把剑，黑影剑一挥，倒下数人，如此剑气是哪位高人？这时虎王一刀砍去，只见白光一闪，虎王人头已落地。山贼们见他半招就解决了自己的老大，都愣住了。纷纷退了下去。
黑影对山贼道：“你们虽作恶多端，但我给你们一次自新 的机会。激昂抢来的财物分给虎山附近的人家。也把抓来的人放了。若再不改过，休怪我无情了。”说完又飘然而去。这黑影飘然而来，又飘然而去，面又蒙着，显的非常神秘。
第二天，黑影夜闯虎寨，为虎山百姓除去一大害的事在武林中传开了。武林人人称快，同时也都是猜黑影是何方神圣。
天色已晚，在融安这集市中，大家已经关门了。这里只是一个小城，到晚上静得很。这暮色中正有一位十七八岁的帅小伙子跑过。关门的掌柜正奇怪，天快晚了这小伙子怎么还不回家？只见这小伙子向红霞山深处奔去。这小伙子大概丢什么东西在山上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