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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性论文 篇一
【摘要】本文对会计稳健性度量的研究发展现状进行综述，详细介绍了有关会计稳健性度量的研究进展情况，这将有助于对会计信息的稳健性进行度量，并有助于缓解企业中债务契约双方信息的不对称性，从而降低代理成本。
【关键词】会计稳健性 度量 债务契约
稳健性是会计信息质量的重要特征，Basu(1997)认为，稳健性原则对会计的影响至少有五百年的历史。随着资本市场发展，我国会计准则对会计信息稳健性的要求逐渐增强，从我国会计准则对资产减值损失确认要求可见一斑。最早对会计稳健性进行系统研究的是wat(t1993)，他将会计稳健性归结于契约的作用，以及法律与管制的共同效果。直到basu(1997)将会计稳健性定义为“会计人倾向于对好消息的确认比对坏消息的确认需要更多的保证”，并提供了经典的会计盈余对市场回报率的反回归模型，会计稳健性的度量才开始成为研究的重点。
一、会计稳健性度量的研究现状综述
Wat(t20xx)将会计稳健性的测量模型分为了三大类，分别是净资产度量(Net asset measures)，盈余和应计流度量(Earn-ings and accrual measures)。在这以后，一些学者对稳健性的度量又有了新的发展。Givoly、Hayn和Natarajan(20xx)指出，一些外部事件的发生不能在会计记录上体现，他可能会影响股市，但不能被会计信息及时地记录下来。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及时性的差异测度企业的稳健性显得不合时宜。比如披露政策，市场供求的变化，原材料预期的走势。因此，在没有控制这些因素的情况下，通过及时性差异测度稳健性的有效性是值得商榷的。Ball和shivakuma(r20xx)提出，basu的计量模型存在着无法将暂时性差异和盈余管理相区别，他建议通过资产收益率的反转性差异来测度会计稳健性。亏损比盈利更具有反转，说明企业是稳健的。
二、会计稳健性常用度量方法的研究综述
1、净资产度量(Net asset measures)
企业的净资本是总资产减去负债的净值，而企业的资本和负债在不同时期是不断变化，而这种变化不总是能在会计记录中得到确认。在会计稳健性的影响下，企业的收益或者资产价值的上升在没有得到证实的情况下不会确认，相反，企业的损失和资产价值的下降被立即记录下来。这种行为的记过是企业的净资产被低估，或者说账面价值低于市场价值。研究人员通过估价模型(Valuation Model Measures)和账面市价比模型(Book-to-Market Measures)获得这种低估的证据。
(1)估价模型(Valuation Model Measures)Feltham和Ohlson(1995and1996)提出使用估价模型(Valua-tion Model Measures)研究净资产被低估的程度，在这种模型里，表现出会计稳健性的资产低估是因为资产的会计折旧超过经济折旧。Morton和Schaefe(r20xx)就用估价模型得到了会计稳健性的证据。他们通用企业商誉做因变量，对非正常收益，延迟营运资产还有临时性投资进行回归建立模型。其模型如下：G=A+αL+I+ε其中，G表示企业商誉，其数额等于企业市场价值减去账面价值；L是企业的延迟营运资本，表示的是企业目前营运资本的净值；I是企业临时性投资的净值；ε是随机扰动项。
(2)账面市价比模型(Book-to-Market Measures)Beaver和R yan(20xx)认为，在其他情况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更稳健的会计处理将导致更低的账面市场价值比。在考虑了各年份的不同影响，以及公司市场回报的影响，Beaver和R yan(20xx)建立了如下模型：BM=C+Y+∑αiR i+ε其中，BM表示账面市场价值比；C是公司哑变量，表示公司代表的账面市场价值比的持续性差异，即公司的会计稳健性特征；Y表是年度哑变量，表示年份代表的账面市场机制比持续性差异，即年份的会计稳健性特征；Ri表示第i年公司的回报率；ε是随机扰动项。在会计稳健性存在的条件下，C和Y应该显著是正值。
2、盈余和股市回报回归模型(Earnings/Stock Returns Re-lation Measures)
盈余是由应计利润和经营现金流组成的，企业的经营现金流可以认为是稳定的，并不受会计确认原则的影响，所以盈余的稳健性就体现在应计利润上了。而应计利润是由经营性应计利润和非经营性应计利润。通过单独测量非正常性应计利润或者是应计利润整体对股票市场消息的反映，测度其对好消息和坏消息的反映及时性以及未来时期的盈余和损失的可持续性差异，也是测度会计稳健性的一种方法。
Basu(1997)认为，股市和公司的会计盈余对坏消息(公司价值的下降)反应是同步的，但是对好消息(公司价值的上升)反应是不同步的，股市会马上反应出来，而会计盈余却要在未来年份逐渐确认这些好消息。Basu提供了如下模型来检验这种会计稳健性，并预测以盈余为负的公司做样本，测得的代表公司稳健性的系数将更显著。
NIit=α0+α1R Dit+β1R it+β2R itR Dit+ε其中，NIit等于t年每股盈余比上t-1年股市收盘价，Rit是公司t年股票的年回报，RDit是一个虚拟变量，Rit当小于0的的时候取值1，否则取值零。β1度量的是盈余对好消息的敏感程度，β1+β2度量的是盈余对坏消息的敏感程度，所以β2是度量公司对坏消息比对好消息更敏感的程度，即公司会计稳健的程度。当公司越稳健β2取值越大。
以上的模型是企业的股票收益率对股票回归的反映，当我们把股票收益率改为应计盈余比上上一年的公司总资产，同业也可以测度企业的稳健性。这样做有两个好处：第一，由于盈余是有应计利润和经营现金流组成的，提出了不受稳健性影响的经营现金流的影响后，盈余和稳健性的关系将更加明显，这样有利于寻找企业稳健性存在的证据。第二，由于每股盈余壁上股票价格，就等于股票收益率，这与股票回报率在概念上就有所趋同。这不免犯上了让盈余做自回归的缺陷。而基于应计盈余的回归模型就避免了这种概念上的混淆。
Eit/Pit-1=α0+α1R Dit+β1R it+β2R itR Dit+ε其中，Eit是企业的应计利润，Pit-1是公司上年的资产总额。
其检验稳健性的方法和盈余度量模型一致，都是通过测度β2，当β2越显著的大于零的时候，企业越稳健。
3、盈余与应计度量(Earnings/Accrual Measures)
正的盈余和负的盈余的可持续性差异也可以用来检验会计的稳健性。在稳健的情况下，坏的消息得到了及时的确认而好的消息是逐步确认的。我们可以通过测度正的盈余和负的盈余在未来的可持续差异来寻找这种证据，当可持续性更强，意味着反传更差，以下模型就是通过盈余的反转所表现出的可持续差异度量会计稳健性的：△Yit/Qit-1=α0+α1DR+α2△Yit-1/Qit-1+α3△Yit-1/Qit-1DR其中，Yit表示第t期的会计盈余；Qit-1表示第t-1期企业的总资产；DR是虚拟变量，当△Yit-1小于零的时候，DR取值1，否则取值0。因此α2代表好消息的持续性，α3+α2代表坏消息的持续性，α3代表是坏消息相对与好消息的持续性差异，当α3大于零的时候，表示坏消息比好消息更持续，α3小于零的时候，表示坏消息比好消息反转性更高。所以当α3显著的小于零的时候，可以认为会计师稳健的。
在检验可持续差异的时候，应计项目的度量模型可能比盈余的度量更加显著。这是因为当不确定的事项发生时，其发生一般都会记录在应计项目上，而不会在经营现金流中表现出来。可持续差异的检验模型，是通过不确定信息的反转差别来加以识别企业的稳健性，而坏消息在稳健的企业中能得到更及时性的确认，所以在亏损企业中，通过可持续性差异来检验企业的稳健性将比较容易得到满意的效果。
应计项目的会计稳健性检验模型是：ΔAt/Qit-1=α0+α1DR+α3△At-1/Qit-1+α3△At-1/Qit-1DR其中△At表示本年应计项目的变化。
三、其他会计稳健性度量方法综述
Givoly和Hayn(20xx)认为长期来看，处于稳定状况的公司，净利润应该等于经营现金流，累计应计项目应该偏向于零。一般来说，相对于盈余，损失产生了更多的应计项目，所以在经济不景气的时期或者对亏损公司来说，通过应计项目的偏度也是检验会计稳健性的一种方法。而Ball和Shivakuma(r20xx)认为，在会计稳健性的条件下，因为非对称的确认条件，损失相对于盈余更不具有持续性，更容易反转。因此，Ball和Shivakuma(r20xx)利用权责发生制和会计稳健性的关系，制作了如下盈余测度模型，来度量会计的稳健性。
ΔAIt=α0+α1EΔAIt-1+α2ΔAIt-1+α3ΔAIt-1ΔAIt-1+ε其中，AIt代表的是t年公司的资产收益率；ΔAIt是第t年的公司资产收益率减去t-1年的资产收益率，即第t年相对于t-1年公司资产收益率的变化；α0代表的是环境对资产收益率的影响，例如在景气的年代，资产收益率有一个自然上升的数值，不景气情况下，资产收益率有一个自然下降的数值。
ΔAIt-1是虚拟变量，假如ΔAIt-1小于零，则ΔAIt-1为1，否则为零；α1ΔAIt-1代表去年会计稳健性操作对今年资产收益率变化的影响；α2ΔAIt-1代表去年资产收益率变化情况趋势对今年的影响；α3ΔAIt-1ΔAIt-1代表去年亏损反转对今年会计资产收益率变化的影响；当会计稳健性存在时，α3应显著为负，表示盈余比亏损更有持续性，亏损则更有反转性。
Basu(1997)和Paeet al(.20xx)认为，在稳健性原则影响下，会计确认导致的应计项目的非对称及时性与盈余(代表着好消息与坏消息)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与经营活动现金流的关系。
因此将研究的放在应计项目和经营活动现金流的关系上，能更好地理解会计稳健性。Ball和Shivakuma(r20xx)提出了通过度量应计项目和经营现金流量的关系测度会计的稳健性。通过测量应计项目对两类消息反应的差异，我们可以测度企业稳健的程度。
应计-现金流模型如下：
KIt=α0+α1EBLt+α2BLt+α3EBLtBLt+ε其中，KIt是第t年应计项目比上第t年期初总资产，BLt为t年的经营现金流比上第t年期初总资产，EBLt为虚拟变量，当BLt小于零的时候为1，否则为零。α2度量的是应计项目和经营现金流量正相关的程度，α2+α3度量的是应计项目与经营现金流量负相关的程度，因此α3则是度量应计项目对于经营现金流负相关高于正相关的程度。即当存在会计稳健性的时候，α3应该显著的为不为零，α3越大，表示会计越稳健。
四、结束语
我国学者在关于会计稳健性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主要是集中在我国会计稳健性的存在性和其动因分析上，而有关会计稳健性度量方法的研究较少，本文详细地对净资产度量、盈余和股市回报回归模型和盈余与应计度量等度量方法进行了综述，从而为会计稳健性和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相关关系分析提供理论参考。
综述性论文 篇二
对哲学与科学矛盾两重性的辩证理解
哲学和科学具有矛盾两重性关系，全部问题都在于对这种关系做出辩证理解与界说。从一般或笼统的意义上说，即从哲学和科学的一般特征与联系上说，哲学当然也是科学的一个部类，也是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系统中的一个重要部门。
然而，这种认识还属于一般认识，它只表明二者所具有的某种普遍的共同特征，而没有深入体现二者的不同本质及其区别。如果从哲学和科学的特定含义或不同的特殊本质来看，哲学和科学的确定区别就显示出来，哲学就不再是科学的一个部类。也就是说，哲学并不是实证性的科学系统即“实证科学”系统的一个部门，而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实证科学的具有思辨性与超验性特征的特殊的逻辑思维体系。在一般或笼统的意义上说，哲学也是科学，但在特定或严格的意义上说，哲学就不是科学。由于哲学和科学分别具有自身的特殊本质，二者之间也就具有确定的本质区别。由此，在严格的意义上，我们也只能说，哲学不是科学，哲学就是哲学，而科学也不是哲学，科学就是科学。当然，这样的界说又有“同义反复”之嫌。
因此，我们又需考虑如何在界说二者关系时能把普遍性和特殊性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一个既反映二者的一般联系又体现二者本质区别的界说。在这种“矛盾”的意义上，我们就只能“辩证”地说：“哲学既是一门科学，又不是一门科学。”在这里，“辩证思维”真正体现出一种“矛盾的两重性”，即体现出一种对矛盾双方的复杂关系及其具体含义进行全面性认识的特征。这种辩证综合的全面性认识在于：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哲学就是科学”。在这里，“科学”的含义就是指“知识体系”而不是指“实证科学”。这一界说，主要是就“哲学”与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的一般关系而言。
在这种一般性认识中，哲学作为一门“学科”还被包含在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之中，由此哲学也就成为“科学”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说“哲学又不是科学”。在这里，“科学”的含义就不再是指一般“知识体系”而是指“实证科学”。因此，这一界说主要是着眼于“哲学”与作为“实证科学”的“科学”的本质区别。在这一界说或认识中，哲学作为“思辨的”学科或学说已不再等同于“实证性”科学而被包含在“科学”之中，由此，哲学也就不再是“科学”的一部分。事实上，说“哲学既是科学又不是科学”，无非是说，哲学作为一门特殊的思辨的学科也被一般包含在“知识体系”中，因而哲学即是“科学”，但同时，哲学作为一门特殊的思辨的学科又与作为“实证科学”的“科学”具有本质区别，因而哲学又不是“科学”，而是超越于“科学”体系之上。
显然，当我们说哲学“既是科学”时，这里的“科学”是指“知识体系”（可将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界定为“大科学”），而当我们说哲学“又不是科学”时，这里的“科学”则是指“实证科学”（也可将作为“实证科学”的科学界定为“小科学”）。由此，“哲学”就是一种“大科学”意义上的科学而并不是“小科学”意义上的科学。换言之，也只有在“科学”的广义即非严格意义上，哲学才可被视为一门科学，而在“科学”的狭义即严格意义上，哲学就不是科学或不应被视为一门科学。因此，“哲学既是科学又不是科学”的命题就包含着理性思维的辩证矛盾，并体现出“辩证逻辑”的本质特征。在这一命题中，第一个“科学”概念和第二个“科学”概念具有不同含义，前者是指非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即“知识体系”），而后者是指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即“实证科学”）。如果从形式逻辑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命题或界说就有偷换概念之嫌，或者有违反“不矛盾律”、“同一律”之嫌。然而，若从辩证逻辑的角度来考察，上述命题就完全合理，并且也不违反逻辑思维的规律或理性推论的规则。显然，由于“科学”本身具有两重含义或意义，因而说科学是“知识体系”与说科学是“实证科学”就都没有错，也因此，在上述命题中同时引入“科学”的两重含义或意义而加以综合的辩证界说也就没有错，相反，这种界说或界定恰好能揭示概念的矛盾本性，从而体现出辩证思维的本质特征。在这里，如果固守“形式逻辑”的“非思辨”的形式化思维规则（如“同一律”、“不矛盾律”及“排中律”等），那就只能是在“哲学”自身的本质上界定哲学，从而只能得出“哲学就是哲学”的命题，这显然属于“同义反复”。
此外，还有两种情况，一是在“科学”的狭义上界定二者关系而得出“哲学不是科学”的命题，二是在“科学”的广义上界定二者关系而得出“哲学就是科学”的命题。然而，“哲学不是科学”或“哲学就是科学”的命题显然都有简单化的“片面界定”的缺陷，同时，两个命题也形成外在对立。由此，上述三种界定都没有真实地、全面地反映哲学和科学的辩证关系。因此，也只有提出“哲学既是科学又不是科学”的命题并加以辩证的解说，才能真实地、全面地揭示与把握二者关系。还应看到，在辩证逻辑的概念、判断与推理中，包含辩证矛盾不仅无法避免，而且还完全必要，矛盾的两重性思维也正是“思辨的”哲学思维亦即“辩证逻辑”的一种形式、一种方法、一种规则。
上述“哲学既是科学又不是科学”（以及“哲学是一门特殊的思辨的科学”）的命题，也同样具有思维的确定性，不过这种确定性已扬弃了单纯的形式规定性而表现为具有真实内容的辩证的矛盾性。在这里，“辩证思维”或“思辨”已把一般和特殊、属和种、相同和相异、相对和绝对、广义和狭义等等事物的区别或矛盾揭示出来，从而也就在一般联系中深入揭示出研究对象的本质区别。事实上，也只有辩证逻辑的这种矛盾性思维才能真实地、全面地反映哲学和科学的真实关系，进而深入认识二者关系的历史演变。辩证思维所揭示的哲学和科学的“辩证关系”的“逻辑”也必然与二者关系“实际演进”的“历史”具有统一性。由此，在二者关系上体现的“逻辑”与“历史”的矛盾也就可望在辩证思维中达到统一。
哲学只能是一门“思辨的科学”而不可能是一门实证科学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把哲学看做一门科学的意义仅是指哲学本身也构成一门学科亦即“思辨的科学”，因而也可被包括在科学的“知识体系”中。然而，哲学作为“思辨的科学”（亦即“思辨哲学”）仍与“实证科学”具有本质区别。从“科学”本身的角度来看，“科学”也呈现出两种形态：一种是在科学的严格意义上存在的“实证科学”，另一种是在科学与哲学关系上呈现的“思辨科学”。在这里，也应注意把“科学”的这两种形态区别开来，即把“科学”的严格意义（“实证科学”意义，这是科学的一种内在本质）与“科学”的非严格意义（“思辨科学”意义，这是科学与哲学的一种外在关联）区别开来。事实上，“思辨科学”概念中的“科学”也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而只是指非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亦即“哲学”本身）。因此，界定“哲学”是一门“思辨的科学”的最终意义也仍在于把握哲学的本质特征及其与科学的区别。因此，对哲学本性及其与科学区别的辩证认识就可深化为下述命题：“哲学只能是一门特殊的思辨的科学，而不可能是一门实证的科学。”这一命题主要包含下述含义：首先，“思辨”是哲学的本质特征或特殊本质，亦即是哲学（作为一个“种”概念）的特定本质。在这里，“科学”概念也是在一般广义上使用，即指一种“知识体系”，在此意义上，“科学”（作为一个“属”概念）就可包含“哲学”。
因此，说哲学是一门特殊的“思辨的科学”，不过是说，“哲学”作为一门思辨的学科是可以被包括在广义的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系统中的。即使这样把哲学界定为一门“思辨的科学”，也并没有把“哲学”和严格意义的“科学”混同起来，“哲学”作为一门特殊的“思辨的科学”仍具有与一般狭义的“科学”亦即“实证科学”的本质区别。事实上，要把哲学与科学既相联系又相区别开来，除了说“哲学是一门特殊的思辨的科学”之外，并没有别的方法。在西方哲学史上，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等哲学家也都把哲学视为一门特殊的从事概念推演的纯粹思辨性的科学或学科，而他们界定哲学的本意或要旨也正在于要把哲学同一切经验科学或实证科学区别开来。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最初的科学分类思想，其中哲学（他称为神学或第一哲学）就已具有研究“存在”的超验、思辨的特性，哲学作为“本体之学”或“形而上学”就已和数学、物理学等专门的科学区别开来。[2]（P57、P222）康德则更明确地认定哲学应是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或一种“纯粹理性的思辨科学”[3]（P168）。其后，黑格尔进一步把哲学界定为“思辨哲学”或“思辨的科学”而与具有认识的相对性与局限性的“实证科学”或“经验科学”[4]（P9、P58）区别开来。
依据这些哲学家对哲学本质的理解与界说，我们也完全可以把哲学界定为一门特殊的“思辨的科学”或“思辨哲学”。其次，“实证”是科学的本质特征并由此与哲学区别开来。诚然，科学活动也要运用一定的理性思维或逻辑推论，也要对经验材料进行一定的理论概括或总结，然而，科学研究的根本方法却并非思辨或纯粹的逻辑推论，而是必须依靠经验观察与实验，而科学的理性思维或推论也要以现实事物为对象，要以对现实世界的经验观察为基础。因此，科学也就总是具有一定的“对象性”、“经验性”，或者说，科学最终还是以经验观察为基础或依据，因而不可避免地具有经验性与实证性的基本特征。诚如黑格尔所说：“一切科学方法总是基于直接的事实，给予的材料，或权宜的假设。在这两种情形之下，都不能满足必然性的形式。所以，凡是志在弥补这种缺陷以达到真正必然性的知识的反思，就是思辨的思维，亦即真正的哲学思维。”[4]（P48）由于哲学和科学在研究方法或认识方式上的特征恰好相反，因而二者在推进人类认识上也就具有“互异互补”的性质。
再次，认识哲学与科学关系的要旨还在于把二者区别开来，而此种区别的本质又在于哲学具有“超科学性”。诚然，哲学也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哲学的“科学性”也仅是哲学的一种属性，哲学还具有一定的“人学性”乃至“神学性”（历史上的哲学总具有与宗教的密切联系），然而，哲学的根本特性却并非“科学性”或“人学性”，或者说，哲学既非“科学”亦非“人学”，哲学就是哲学，哲学的根本特性是“思辨性”，哲学乃是一门特殊的从事理性思维与逻辑论证的思辨的学科。哲学的思辨性或其理性批判与反思的形上本质，构成了哲学的“超科学性”，并最终将自身与科学区别开来。
国内流行的哲学定义的缺陷
从目前国内流行的哲学教科书或一些论着的认识来看，一个严重缺陷也正在于把哲学与科学混同起来进而取消了二者的区别。国内通行的哲学定义也主要是把哲学界定为一种关于“世界观”的学问或“理论体系”，或认为哲学就是“关于世界观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即认定哲学的基本特征或根本特征就在于“世界观”，哲学具有和“世界观”基本一致的性质。如有关哲学教科书提出：“哲学是人们关于世界的总的看法或根本观点，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又说：“哲学则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体系，或者说，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5]（P4）我国出版的《哲学百科全书》也提出：“哲学是世界观的理论形式，是关于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及其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学问。
”[6]（P1）上述教科书或词典认为哲学是“世界观的理论体系”或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实际上就已取消了哲学的本质内涵即形而上学的本性，由此也就不可能再划清哲学与世界观、哲学与科学的界限。按照哲学教科书的界定，所谓“世界观，就是人们对于包括自然界、社会和人的精神世界在内的整个世界的一般看法和根本观点”[5]（P3），而“哲学”和“世界观”的区别也仅仅在于“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或是“世界观的理论形式”。但实际上，无论是“世界观”、“世界观的理论形式”，还是“世界观的理论体系”，都不具有哲学的形而上学的性质与意义，因而也都不可能体现出哲学的本质内涵。就“世界观”或“世界观的理论体系”而言，其认识对象就是“现实世界”，而其认识形式或认识途径也主要是对“现实世界”或“整个世界”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认识或反映，由此形成“人们关于整个世界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但究其实质，这种对“世界”的认识或反映都只具有客观的、经验的认识意义，而不具有主观的、超验的或思辨的认识意义。也就是说，“世界观”或“世界观的理论体系”在本质上也完全属于经验的实证科学的认识领域，而并不属于超验的或思辨的哲学认识领域。
因此，“世界观”及其“理论体系”或“理论形式”也就不能等同于具有形上本质的哲学。就哲学和科学相互比较的意义或就二者的本质区别来说，有关“世界观”的“认识”、“知识”、“学问”或“理论体系”乃至其“科学体系”，也都只能划归科学领域而不应划归哲学领域。因此，我们不能把“哲学”定义为关于“世界观”的“学问”或“理论形式”。可以说，一味强调把哲学作为一种科学或“科学的世界观”来认识或建设，就必然导致对哲学本性的误解。当然，问题还不仅仅在于人们总是把哲学理解为一门科学（“科学的世界观”、“科学的方法论”或“对科学的概括和总结”），而是在于人们这样理解的同时，忽视了哲学的“超科学”的本性，以哲学的所谓“科学性”取代了哲学的“超科学性”，由此必然导致对哲学思辨本性或形上本质的误解，从而最终导致哲学的消解或终结
综述性论文 篇三
关键词：计量经济学模型；经济研究
一、计量经济学模型在中国经济研究中的应用背景和意义
二十多年来，计量经济学作为中国经济学科的一个分支，得到了迅速的发
展。以数学化和定量化作为经济学迅速科学化的重要标志。数学模型的应用仅仅是一种工具，不能作为研究经济学理论的本质。但是正是这种工具，推动了经济理论的发展。现代经济学的任何理论的发展都离不开数学论证。要实现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科学化的这一目标必须学习西方经济学的先进的研究分析方法。而计量经济学在经济研究中的应用，正是一个具体体现。
二、国内计量经济学模型在经济研究中的应用现状
笔者是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来归纳了计量经济学应用的20余年的发展。通过对《经济研究》近10年间刊载的计量经济学文章统计分析，目的在于对这期间计量经济学在经济研究中的应用过程有一个粗略的归纳，同时也能够初步探索中国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转换与研究技术规范的转变。本文则通过计量经济学论文在《经济研究》刊文中的变动情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经济学内在的技术规范的形成历程。
近些年我国主要经济学期刊发表的计量经济学文章主要以应用研究型文章仍然占主导地位，数量远远大于理论研究。但应用研究所采用的计量模型和方法却呈现出多样的趋势：例“经济转轨中的企业退出机制”采用了Cox比例死亡模型和条件概率方法[1]；“职业经理人进入民营企业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用到了二元选择的Logit模型[2]；而就相同的问题也可采用回归模型和协整分析模型进行计量分析。由此可以看出我国计量经济学应用研究已经用到了现代很多复杂的计量经济学方法。同时我们要注意到曾经的经典计量经济学方法仍然占有重要地位，在任何时候都不过时，是研究一般问题的首选方法：如“城市化与商品流通的关系研究”[3]、“流动性与资产定价：基于我国股市换手率与预期收益的实证研究[4]”。无论采用随机抽样调查还是大样本分析，线性回归分析方法仍然是计量经济学研究应用最多和最主要的方法。
三、经济研究论文中计量经济学模型类型分析
在经济研究论文中计量经济学模型大致分为如下几类：经典模型、时间序列分析模型、Panel Data模型、离散被解释变量模型、受限被解释变量模型、非参数模型、非线性模型和其它模型。对这些模型应用研究在清华大学霍玲对1984-20xx年《经济研究》刊登的全部计量经济学论文模型的类型进行分类分析时得出以下结果[5]：经典单方程模型仍然是计量经济学论文最常用的模型方法，占总数的；其次依次是宏观时间序列分析模型、金融时间序列分析模型、离散选择模型、宏观Panel Data模型和其它模型；最后还有一些新型的计量模型方法，例如微观Panel Data模型、经典联立方程模型、其它时间序列分析模型、简单非线性模型、复杂非线性模型和完全非参数模型等[5]。她认为之所以经典线性回归方程仍然在计量经济学论文中占主导地位，直观原因是这个方法比较容易直观使用，另一个原因是相当多的论文主要是因素分析对研究的变量产生显著影响程度，而这背后的经济理论是不清楚的，在这种情况下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将模型假定为线性回归方程的形式。
四、计量经济学模型在中国经济研究中的应用启示和展望
1、在现代计量经济学模型中，以时间序列分析模型和Panel Data模型为主
从以上综述中得知，现代计量经济学模型中应用研究最为广泛的是时间序列分析模型和Panel Data模型，这两类模型从需求性和实现的可能性两个方面解决我们面临的宏观与微观经济问题。需求性上来说，例如金融市场时间序列分析、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与协调分析等，都是经济研究中的热点；从可能性的角度来说，一手数据的是否容易获取对研究的成败起决定作用。
2、更为广泛的经济社会领域将涉足计量经济学模型
我们已经了解到在西方，计量经济学理论方法已经被广泛应用到各个领域，例如：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贝克尔就是将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应用到婚姻经济学、种族经济学等社会现象中；而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福格尔和诺斯更是在经济史研究中采用计量分析。由此可见，在经济飞速发展、人们注重物质生活的今天，更多的社会问题和矛盾会越来越突出尖锐，而这些问题与矛盾往往与经济分不开，就会吸引各个学者的注意力。而学者的研究探讨往往采用计量经济学模型
3、以传统模型为主，加强新的计量经济学模型的研究与开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