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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学论文 篇一
无论如何，能够从“通上下”的角度考察社会的稳固，毕竟是一种觉悟。通上下包括上、下两个方面。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们大都来自中下层社会，不同程度地属于新派人物，因而多少都偏重“下”这一方面。于是，通达民隐和教化百姓成为这些人思考现代报纸作用的重要方面，出现了“辅教化之不及”（王韬）、“对于国民而为其导向者是也”（梁启超）等等论证。
然而，即使在最激进的维新派人物那里，这种认识仍然是一种上对下的俯视。试看谭嗣同《湘报后叙》的结尾：“人之所以能喻志兴事以显其灵，而万过于禽兽者，以其能言者耳。而喑之，而哑之，其去禽兽几何矣。呜呼，‘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此周之所以亡也；‘不毁乡校’，此郑之所以安也；导之使言，‘谁毁谁誉’，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吾见《湘报》之出，敢以为乡民庆，曰诸君复何忧乎？国有口矣。”在这段论述中，新的关于人的社会本性的认识和周召公、郑子产的治人之术融会贯通，崭新的改革结论与古老的社会阴影相伴生。也许谭嗣同真的像有的评论者说的那样，想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但他能够达到的水平，却是欲超出周召公、郑子产而不得超出。其结论“导之使言”即白话“让人说话”，“口”不属于人，而属于“国”。从民主政治角度讲，这里的语态显然颠倒了。
与谭嗣同一样，所有新闻学的启蒙者都不是在追求个体心灵自由的前提下，注意到现代报纸的。梁启超的著名论文《论报馆有益于国事》的结语，代表了这一代人的心态：“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已耳。”正是这种儒家士大夫的政治胸怀，使他们时时处处把现代报纸与“国事”联系了起来，其逻辑推导虽然简单，却也颇具热情。例如吴恒炜的话：“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得之则通，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知新报缘起》）在这里，报纸的政治实用价值受到极大重视，现代报纸得以产生的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背景则被忽略了，以致对西方报纸在社会中地位的描述，出现了不少用中国的眼光看世界而带来的差误。
王韬的《论日报渐行于中土》，是国人第一篇公开谈论现代报纸的文章，开篇便流露出对《泰晤士报》政治作用的仰慕：“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这种认识在激进的梁启超那里，变得更走样了：“怀才抱德之士，有昨为主笔而今作执政者；亦有朝罢枢府而夕进报馆者。其主张国事，每与政府通声气，如俄土之争战，德奥意之联盟，五洲之人，莫不仰首企足以观泰晤士之议论”。（《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泰晤士报》的政治作用被他们过分夸大，并且所讲的情形在西方正在成为历史。当西方人开始鄙视政治与新闻业结盟的时候，在中国，它却成为国人的政治理想。新闻学的启蒙者们在认识上，与世界出现了明显的时间差。仅就中国现代报纸的作用而言，也出现了历史的错位。当西方从政治报刊时期转入商业报刊时期时，中国的报刊刚刚进入政治报刊时期，并且缺乏相应的新的经济体制基础。
时代背景的异质，决定了政治（图强、御辱、维新等等）在国人的新闻学启蒙中必然居主导地位。王韬、郑观应、陈炽、陈衍等等关于设新报馆、设洋文报馆、西人报馆只准用西字的论证，与其说是研究报业，不如说是一种图强御辱的政治活动。梁启超、严复、谭嗣同、汪康年、吴恒炜、唐才常等等围绕报馆的“通”所展开的通上下（这是主要的）、通中外、开民智、造新民、监督政府、出版自由、第四种族等等议论，无不直接服务于维新运动。他们看到了世界大通，却只想到这种世界性精神交往的趋势与“国事”的关系，给予现代报纸以不堪承受的重大责任。把实现政治抱负的期望，相当程度上寄托于现代报纸。梁启超的一段论述很典型地说明了一代新闻学启蒙者的视角。他说：“今日吾国政治之或进化，或堕落，其功罪不可不专属诸报馆。”（《敬告我同业诸君》）
新闻学与“国事”如此紧密联盟，除了现实政治的要求外，儒家传统无形中也在起作用。报纸文章在国人眼里类似于文论诗赋，文以载道，自然亦把它看作是教化的工具，服务于社会政治的实用功利目的。因此，早期的启蒙者们坚决排斥西方社会的政治理论，无保留地维护中国的道统：“盖万世不变者，孔子之道也”。（王韬）维新派的启蒙者们虽然几乎完全接受了与现代新闻学有关的全部政治学说，但中国文化传统的肯定性认识和情感，其心理积淀足够深厚，他们总是从中发掘、附会与西方新闻学观念表面上差不多的适合于“国事”的东西。例如梁启超，他在引进各种新闻学新观念时，模糊和消蚀掉了它们与儒家传统不相容的成份，报馆的作用被他归结为两条，即“政本之本”和“教师之师”。（《清议报100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他十分巧妙而自然地使西方的新观念纳入了中国“文以载道”的儒家传统中。历史开了一个玩笑，第四种族、舆论监督等等现代新闻学观念，后来服务于他的“开明****”主张；现代舆论理论，则为袁世凯制造舆论以治人提供了依据。（参见《开明****》、《致袁世凯书》）
梁启超代表了中国新闻学启蒙时期的最高认识水平，他走到了从新闻学启蒙到新闻学创立的边缘，但一步之差的距离他始终没有跨过去。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一代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尚逃不过只在政治方面体验人生、在政治生涯中追求自我价值的命运。
政治唤起并强有力地推动了新闻学在中国的启蒙，但达到一定程度，它又阻碍新闻学作为独立学科的确立。这个矛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得到了解决。
辛亥革命以前，政治斗争始终是先进的中国知识群落的兴奋点。随着旧的传统政体解体，学而优则仕的单一道路被打破，多样化的人生和心灵之路展现在人们眼前，知识群落的兴奋点开始从政治转向文化。从政治控制的角度看，袁世凯和两大强权之间出现了一个真空地带，使人们在并不自由的时代，获得了一种相对宽松的环境，得以比较从容地研究学术。新一代人不像上一代那样生活在传统观念的包围中，不需要依附于官场、血亲家族或其他群体，开始有了选择的自由和自我责任感。这种形势使中国的思想文化达到一个新的临界点，开始了五四新文化运动（1915－1923年，或再向前向后延伸几年）。于是，24岁的现代大学教授徐宝璜写出的《新闻学》，替代了24岁的末代六品官梁启超写出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新文化运动中新闻学的特点，那么邵飘萍所讲的“以新闻为本位”，是最为恰当的，因为中国的新闻学回归到了学科建设自身，而新文化运动中先后出现的《新闻学》（1919年，徐宝璜）、《应用新闻学》（1922年，任白涛）、《实际应用新闻学》（1923年，邵飘萍）、《新闻学总论》（1924年，邵飘萍）、《中国报学史》（1927年，戈公振）等代表著作，则标志着中国新闻学的真正创立。无论这些著作的框架设计、论证水平和内容的角度有什么不同，新文化运动开放的心灵使它们具有了相同的视角：将以往睁开眼睛（许多人实际上仅睁开一条缝）看世界，转变为从现代世界交往体系看中国。
徐宝璜写道：“自交通日便，人类生活日益纷繁日益充实起来，吾人所注意之事物，已超过国界及政界，故现时报纸不仅应供给本国政治新闻及本阜新闻，即外国大事与社会上之大事，亦应有明了详细之记载也。”同样谈及现代报纸时看到了世界大通，徐宝璜思考的是新闻传播者的责任，梁启超想到的是政治宣传家的重任。看来，不同的出发点，命中注定了新闻学在梁启超那里最多是“术”，而到徐宝璜那里，学与术融为一体，不可分割。
稍后出书的戈公振，对问题看得更深些。他指出：报纸“所应承认为功者，为世界之缩小，将人类之种种意识及活动，在同一时间内，可以互相交换而响应。如劳韦尔所言，人类生活之过程，在极小极速之进化发展，至不许有时间之停留，此均报纸之功。”他的见解已接近现在关于“地球村”的认识。从现有的材料看，那个时期中国南北的新闻学者们并没有学术交往，相同的认识主要是共同的中国时代背景造就的。
将世界交往体系作为独立的系统来认识，使中国的新闻学者们有可能在新闻学自身范围内为新闻学下定义了。徐宝璜最先作了如下定义：“新闻学者，研究新闻纸之各问题而求一正当解决之学也。”任白涛研究新闻学的初衷如他所说：“学术昌明之现世，凡触于吾人官能者，无一外研究之对象。故使命重大组织复杂之报纸，亦应人类之需要，及贤哲研究之结果，遂于科学位置中，特占一席焉。”对于报学史，戈公振作了这样的定义：“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之影响之学问也。”任何定义本身都是有缺陷的，这些不同的表达，反映出一个共同的现实：中国的新闻学已经着手自身领域的建设。
说新闻学应当以新闻为本位，就像说文学以文学为本位、哲学以哲学为本位一样，似乎是同义反复。但是，对一向与“国事”交织在一起的新闻学来说，摆脱政治的漩涡，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不能不说是新闻学的一次革命。如同新闻学启蒙者都把与国事的联系置于报纸作用的第一位一样，新闻学创立者们都把传播新闻置于现代报纸作用的第一位。徐宝璜列“新闻纸之职务”六项，第一项便是“供给新闻”。他要求记者认识“供真正新闻之天职”。王洪璧为任白涛作序亦云：“报纸第一的要务，乃是明确地把新闻记事告于读者”。戈公振讲得更明确：“报纸之元素，新闻而已。”
在这个问题上看得最真切的是邵飘萍。他认为：“构成报纸之最要原料厥为新闻。”在分析各国新闻业（包括中国，特别是《申报》）发展史的基础上，他指出了新闻事业从重政论到重新闻的转变趋势：“世界新闻事业之趋势，基于‘以新闻（News）为本位’之原则，故外交记者（即专司采访之记者──引者注）之地位有蒸蒸日上之势，虽各国之程度不同，而进步之趋势则一。例如我国之新闻事业，即在今日亦不能不称为幼稚，然在40年前之《申报》，其中只有文章、诗词或小说等类，新闻不过一二最不相干之趣事，盖重文辞而未重纽斯之时代也。然嗣后逐渐改进以至于今日，其所谓改进之过程，特在纽斯材料之渐增而已。换言之，新闻进步与否之标准，惟视纽斯增加与否以为断。……由是言之，世界无论何国之新闻，即幼稚如我国，发达如欧美，实皆同一渐以纽斯为本位之原则。”从当今信息时代的角度看，邵飘萍的见解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新闻总要触及政治，仅仅强调以新闻为本位并不能摆脱政治对新闻的浸润，况且中国的新闻学创立者们是过问政治的，都站在反帝爱国运动一边。但是，当他们研究新闻学时，他们是学者，不是政治家。学术与政治保持距离的新文化运动的传统、蔡元培倡导的兼容并蓄的北大校风，使他们在学术品格上保持了明显的独立性。他们的学术著作并不回避政治，字里行间尚可感受到微弱的政治倾向。但这时他们讲的是新闻工作的职业使命和道德，而不是政治义务。这二者的表现似乎相同，其出发点是迥异的。
在中国新闻学启蒙者那里（特别是维新派和革命派），报业与政治是同一个意思，故有“以言报国”、“以言救国”等等表现士大夫气概的豪言壮语。梁启超讲：“吾侪手无斧柯，所以报答国民者，惟此三寸不烂之舌，七寸之管。”（《敬告我同业诸君》）他归纳了“尽报馆之天职”的“八德”，无不是进行政治灌输的技术。同样讲到“天职”，梁启超指的是政治义务，而徐宝璜等讲的是职业使命。
对于新闻与政治，至少在学理上，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们处理是适当的。例如区分新闻与言论，徐宝璜写道：“只有事实，可成新闻。事实登载后，阅者自然有主张。今将记者之意见夹杂在内，脑筋简单不能识别者，无不被其迷惑，以意见为事实而失其主张之自由矣。即能识别者，须于长篇中寻出五六行之新闻，亦觉太不经济矣。此亦应纠正者也。”再如政党记者处理新闻与党义的关系，邵飘萍写道：“政党记者虽有特殊之地位，然其责任则与普通外交记者同，不宜自忘其职务。……以党义为第一，而新闻之职务仅视为第二，乃非常错误者，不可不力戒也。”戈公振的分析较为深刻，他说：“报纸之原质，质言之，即新闻公布之谓也。大凡事物之原质，其特色必具恒存性”。他承认报纸有发表意见的功能，但同时指出：“从报纸发达
国“文以载道”的儒家传统中。历史开了一个玩笑，第四种族、舆论监督等等现代新闻学观念，后来服务于他的“开明****”主张；现代舆论理论，则为袁世凯制造舆论以治人提供了依据。（参见《开明****》、《致袁世凯书》）
梁启超代表了中国新闻学启蒙时期的最高认识水平，他走到了从新闻学启蒙到新闻学创立的边缘，但一步之差的距离他始终没有跨过去。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一代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尚逃不过只在政治方面体验人生、在政治生涯中追求自我价值的命运。
政治唤起并强有力地推动了新闻学在中国的启蒙，但达到一定程度，它又阻碍新闻学作为独立学科的确立。这个矛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得到了解决。
辛亥革命以前，政治斗争始终是先进的中国知识群落的兴奋点。随着旧的传统政体解体，学而优则仕的单一道路被打破，多样≤www.paomian.net≥化的人生和心灵之路展现在人们眼前，知识群落的兴奋点开始从政治转向文化。从政治控制的角度看，袁世凯和两大强权之间出现了一个真空地带，使人们在并不自由的时代，获得了一种相对宽松的环境，得以比较从容地研究学术。新一代人不像上一代那样生活在传统观念的包围中，不需要依附于官场、血亲家族或其他群体，开始有了选择的自由和自我责任感。这种形势使中国的思想文化达到一个新的临界点，开始了五四新文化运动（1915－1923年，或再向前向后延伸几年）。于是，24岁的现代大学教授徐宝璜写出的《新闻学》，替代了24岁的末代六品官梁启超写出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新文化运动中新闻学的特点，那么邵飘萍所讲的“以新闻为本位”，是最为恰当的，因为中国的新闻学回归到了学科建设自身，而新文化运动中先后出现的《新闻学》（1919年，徐宝璜）、《应用新闻学》（1922年，任白涛）、《实际应用新闻学》（1923年，邵飘萍）、《新闻学总论》（1924年，邵飘萍）、《中国报学史》（1927年，戈公振）等代表著作，则标志着中国新闻学的真正创立。无论这些著作的框架设计、论证水平和内容的角度有什么不同，新文化运动开放的心灵使它们具有了相同的视角：将以往睁开眼睛（许多人实际上仅睁开一条缝）看世界，转变为从现代世界交往体系看中国。
徐宝璜写道：“自交通日便，人类生活日益纷繁日益充实起来，吾人所注意之事物，已超过国界及政界，故现时报纸不仅应供给本国政治新闻及本阜新闻，即外国大事与社会上之大事，亦应有明了详细之记载也。”同样谈及现代报纸时看到了世界大通，徐宝璜思考的是新闻传播者的责任，梁启超想到的是政治宣传家的重任。看来，不同的出发点，命中注定了新闻学在梁启超那里最多是“术”，而到徐宝璜那里，学与术融为一体，不可分割。
稍后出书的戈公振，对问题看得更深些。他指出：报纸“所应承认为功者，为世界之缩小，将人类之种种意识及活动，在同一时间内，可以互相交换而响应。如劳韦尔所言，人类生活之过程，在极小极速之进化发展，至不许有时间之停留，此均报纸之功。”他的见解已接近现在关于“地球村”的认识。从现有的材料看，那个时期中国南北的新闻学者们并没有学术交往，相同的认识主要是共同的中国时代背景造就的。
将世界交往体系作为独立的系统来认识，使中国的新闻学者们有可能在新闻学自身范围内为新闻学下定义了。徐宝璜最先作了如下定义：“新闻学者，研究新闻纸之各问题而求一正当解决之学也。”任白涛研究新闻学的初衷如他所说：“学术昌明之现世，凡触于吾人官能者，无一外研究之对象。故使命重大组织复杂之报纸，亦应人类之需要，及贤哲研究之结果，遂于科学位置中，特占一席焉。”对于报学史，戈公振作了这样的定义：“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之影响之学问也。”任何定义本身都是有缺陷的，这些不同的表达，反映出一个共同的现实：中国的新闻学已经着手自身领域的建设。
说新闻学应当以新闻为本位，就像说文学以文学为本位、哲学以哲学为本位一样，似乎是同义反复。但是，对一向与“国事”交织在一起的新闻学来说，摆脱政治的漩涡，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不能不说是新闻学的一次革命。如同新闻学启蒙者都把与国事的联系置于报纸作用的第一位一样，新闻学创立者们都把传播新闻置于现代报纸作用的第一位。徐宝璜列“新闻纸之职务”六项，第一项便是“供给新闻”。他要求记者认识“供真正新闻之天职”。王洪璧为任白涛作序亦云：“报纸第一的要务，乃是明确地把新闻记事告于读者”。戈公振讲得更明确：“报纸之元素，新闻而已。”
在这个问题上看得最真切的是邵飘萍。他认为：“构成报纸之最要原料厥为新闻。”在分析各国新闻业（包括中国，特别是《申报》）发展史的基础上，他指出了新闻事业从重政论到重新闻的转变趋势：“世界新闻事业之趋势，基于‘以新闻（News）为本位’之原则，故外交记者（即专司采访之记者──引者注）之地位有蒸蒸日上之势，虽各国之程度不同，而进步之趋势则一。例如我国之新闻事业，即在今日亦不能不称为幼稚，然在40年前之《申报》，其中只有文章、诗词或小说等类，新闻不过一二最不相干之趣事，盖重文辞而未重纽斯之时代也。然嗣后逐渐改进以至于今日，其所谓改进之过程，特在纽斯材料之渐增而已。换言之，新闻进步与否之标准，惟视纽斯增加与否以为断。……由是言之，世界无论何国之新闻，即幼稚如我国，发达如欧美，实皆同一渐以纽斯为本位之原则。”从当今信息时代的角度看，邵飘萍的见解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新闻总要触及政治，仅仅强调以新闻为本位并不能摆脱政治对新闻的浸润，况且中国的新闻学创立者们是过问政治的，都站在反帝爱国运动一边。但是，当他们研究新闻学时，他们是学者，不是政治家。学术与政治保持距离的新文化运动的传统、蔡元培倡导的兼容并蓄的北大校风，使他们在学术品格上保持了明显的独立性。他们的学术著作并不回避政治，字里行间尚可感受到微弱的政治倾向。但这时他们讲的是新闻工作的职业使命和道德，而不是政治义务。这二者的表现似乎相同，其出发点是迥异的。
在中国新闻学启蒙者那里（特别是维新派和革命派），报业与政治是同一个意思，故有“以言报国”、“以言救国”等等表现士大夫气概的豪言壮语。梁启超讲：“吾侪手无斧柯，所以报答国民者，惟此三寸不烂之舌，七寸之管。”（《敬告我同业诸君》）他归纳了“尽报馆之天职”的“八德”，无不是进行政治灌输的技术。同样讲到“天职”，梁启超指的是政治义务，而徐宝璜等讲的是职业使命。
对于新闻与政治，至少在学理上，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们处理是适当的。例如区分新闻与言论，徐宝璜写道：“只有事实，可成新闻。事实登载后，阅者自然有主张。今将记者之意见夹杂在内，脑筋简单不能识别者，无不被其迷惑，以意见为事实而失其主张之自由矣。即能识别者，须于长篇中寻出五六行之新闻，亦觉太不经济矣。此亦应纠正者也。”再如政党记者处理新闻与党义的关系，邵飘萍写道：“政党记者虽有特殊之地位，然其责任则与普通外交记者同，不宜自忘其职务。……以党义为第一，而新闻之职务仅视为第二，乃非常错误者，不可不力戒也。”戈公振的分析较为深刻，他说：“报纸之原质，质言之，即新闻公布之谓也。大凡事物之原质，其特色必具恒存性”。他承认报纸有发表意见的功能，但同时指出：“从报纸发达
史上研究，发表意见，决非报纸原质之特定色，乃附带而生者也。”正是从新闻与言论（政见）的区分上，戈公振看到了报纸的共通性，进而得以肯定报业作为一种职业的独立存在。
也许有人注意到徐宝璜也讲到代表舆论、制造舆论，但在理解上他同新闻学启蒙者们差异很大。对代表舆论，他解释道：“新闻纸欲尽代表舆论之职，其编辑应默察国民多数对于各重要事之舆论，取其正当者，著论立说，代为发表之。言其所欲言而又不善言者，言其所欲言而又不敢言者，斯无愧矣。”在他看来，代表舆论的职责是严肃的，而非凭狂热的政治自信，便可问心无愧地将任何自己的意见宣布为舆论。对制造舆论，他讲了三点：第一，登载之真正新闻，和盘托出事实，让读者判断，形成舆论；第二，访问专家名人，请他们发表意见，供国人参考，唤起正常之舆论；第三，发表精确之社论，对新闻给予解释。为此编辑必须“有纯洁之精神，高尚之思想，远大之眼光”。可以看出，徐宝璜所说的制造舆论与梁启超讲过的制造舆论，意思很不一样。无论是代表舆论还是制造舆论的说法，均是强调以新闻、以事实为本位这一前提。
到了戈公振那里，他甚至不同意“制造舆论”的说法。他说：“报纸者，表现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而成立舆论者也。故记者之天职，与其谓为制造舆论，不如为代表舆论；更进一步言之，与其令其起而言，不如令其坐而听，耳有所听，手有所记，举凡国民欢笑呻吟之声，莫不活跃纸上，如留声机器然。则公共意志自然发现，而舆论乃一有价值而非伪造。”他不仅从“天职”、从“新闻本位”来说明报纸与舆论的关系，并且看来已按捺不住对伪造舆论的愤怒。也许“留声机器”的说法有些过头了，但那个时代的新闻学者对新闻学热烈地、全身心地拥抱，却是在中国新闻学史上少有的。“重视本业，勿务其他，迎合世界之新潮，发皇吾侪之美质，天职所在，其共勖之！”戈公振此番赤诚之言，并非是一个人的呼唤，而是新一代新闻学者的共同心声。
他们通过对新闻学的倾心和热爱，来表达对人类精神交往进程的关注。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思想者，所思考的问题超越阶级和党派，也超越国土。例如邵飘萍，他在《新闻学总论》里对人类交往的进化、新闻纸出现与人类精神交往的关系、新闻纸如何成为人类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等等问题的论述，显然已超出纯粹新闻学的业务研究领域。再看戈公振，他所论证的报纸在交往中的位置，也颇为精彩：“盖报纸者，人类思想交通之媒介也。夫社会为有机体之组织，报纸之于社会，犹人类维持生命之血，血之停滞，则立陷于死状；思想不交通，则公共意识无由见，而社会不能存在。有报纸，则各个分子之意见与消息，可以互换而融化，而后能公同动作，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然。报纸与人生，其关系之密切如此。”把现代报纸比作人体血脉，国人早已有之，但从人类文化学角度进行论证，只有新文化运动的环境能够提供这种条件。试比较陈衍的论述：“报馆盛行于西国，非徒使己国之人，周知四国之为也，亦将使四国之人，闻知己国之为也，非徒以通己国之血脉，使无为病夫也，亦将使四国之望吾气体者，不敢视吾为病夫也。”（《论中国宜设洋文报馆》）尽管当时的国势已去，但顽固的天朝心态和感觉到处于弱者地位的自卑感相结合，大大妨碍了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站到人类和世界文化的高度，看待现代报纸，于是，报纸的通血脉作用只能用于扬“国威”了。
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表现为中西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新闻学的创立者们对西方现代新闻学都很熟悉，徐宝璜是我国第一位在西方学习过新闻学的留学生，任白涛、邵飘萍在日本新闻学会听过课，戈公振当时虽没有出国，却是中国全面掌握世界新闻学研究现状（日、德、英文著作）的第一人。他们同时又是中国现代新闻业的从业者，其中邵飘萍和戈公振分别是著名的北京《京报》和上海《时报》的主编。西方的新闻学基本理论与中国当时最高水平的新闻实践相结合，是创立时期新闻学的特色。
具体来说，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融会了英、德、日、中四大语种著作提供的各种观念、经验和研究方法。这在戈公振身上表现尤为典型。他的《中国报学史》绪论部分，实际上是新闻理论，虽然只有1万多字，提及的英文、德文和日文参考书籍和文件就有22种。而整个绪论的论证方式、思维结构，则基本是中国文论的传统模式。创立时期的中国新闻学不仅不落后，而且处于世界新闻学研究的较前位置。对英文新闻学著作很熟悉的徐宝璜，在他的《新闻学》自序里已讲得很清楚：“本书所言，取材于西籍者不少，然西籍中亦无完善之书，或为历史之记述，或为一方之研究。至能令人读之而窥全豹者，尚未一见也。……自信所言，颇多为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从戈公振1925年提供的当时世界已出版的300多本英文新闻学著作的篇名看，情况确如徐宝璜所言，他1919年的自我评价是恰当的。看来，蔡元培为徐宝璜书序中对中国新闻学地位所讲的话也是准确的，他说：“我国新闻之发起（昔之邸报与新闻性质不同），不过数十年，至今而始有新闻学之端倪，未为晚也。”
新闻学的创立者们站在新闻学启蒙者和洋人的肩上进行工作，因而像言论出版自由、舆论监督之类已经讲过的问题，虽然是他们著作的理论基础，但都一带而过。他们的任务是回归到以新闻为本位，进行纵深研究，于是有了关于新闻定义的几乎是学究式的论证，有了关于新闻价值的理性与经验相结合的分析，有了对新闻生产商品化的讨论，等等。这里多说一句，重视新闻生产商品化，是中国新闻学成熟的标志之一。早在1917年，身处上海的姚公鹤，在他的《上海报纸小史》中就已意识到市场经济的发达与报业独立的关系问题。在新闻学的创立者中，徐宝璜和任白涛同时又是经济学家，邵飘萍和戈公振均是出色的报业经营者。在他们的著作里，都有（任白涛提到，但没有设专章）专章谈报业组织、广告、发行、纸张、印刷等等经营问题。戈公振甚至用数量分析方法具体解剖了几家中国大报纸的经营情况。这一历史，也许在经过几十年对“商品交换”的讨伐后，被人们从记忆种筛掉了。
新闻学专业论文 篇二
让新闻学的研究建立在“实用”的基础上
随着我国新闻事业的快速发展，新闻学术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新闻研究机构纷纷建立，仅公开出版发行的新闻学术期刊就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几家发展到今天的100多家，还有数百家内部发行的新闻学术期刊，每年出版发行的国内外新闻学著作也有好几百种。但是，一些院校和新闻研究机构的人员由于缺乏新闻实践经验，所发表的新闻学术论文和新闻学术著作，要么“前瞻性”太强，不符合中国新闻界的实际；要么堆砌新概念新词语，让人听起来玄玄乎乎却不知所云；要么是胡编乱造不着边际，或者落后于时代的发展。而朱金平的新闻学术研究，既建立在新闻学术前沿阵地上，又紧贴中国新闻界的实际，是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而进行的研究。
2004年是中国新闻界“抓典型年”，他撰写的《新闻典型论》在2003年底出版了，次年7月被再版。这本书梳理了新中国建立以来宣传过的所有重大典型及其特点，总结了典型宣传的基本方法，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性，受到有关领导的表扬。
这些年我国突发事件频繁，常常形成舆论的焦点。怎样搞好重大突发事件报道，既体现了各级党委机关与政府各部门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也反映了各媒体事件性报道的整体水平。通过对中外突发事件报道规律的深入研究，朱金平在2004年12月推出了《论突发事件报道》一书，对各种突发事件报道的重点、采写的方法及遵循的原则等作了深入的阐述，成为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突发事件报道的新闻学专著，并为一些高等院校本科生和研究生考试提供了一个题库。
2003年3月20日爆发的伊拉克战争，让世人前所未有地深刻感受到舆论战在现代战争中非常重要而独特的作用，为此中央提出要加强舆论战、心理战与法律战的研究。朱金平最早在《军事记者》上发表了《论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的舆论霸权》的学术论文，并在全国所有杂志中最先开设了“三战”专栏，后来定位成“舆论战”专栏，先后刊发相关论文200多篇，成为我国舆论战研究的重要阵地。2005年，他撰写出版了《舆论战》一书，对舆论战的概念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并从战前、战中、战后和平时4个层面上为我国舆论战的深入研究设立了框架结构，成为一些军事院校与传媒学科的重要辅助教材。总政一位领导看到这本书后给他打电话，称赞他为我国舆论战的研究作出了贡献。
2006年他出版的《新闻记者论》，由于紧贴中国新闻界与新闻人的实际，被一些新闻院校指定为学生必读教材。而他将编辑工作与编辑人员融合在一起进行研究的学术成果《新闻编辑论》出版后，受到读者广泛欢迎，由报社新闻研究所、长征出版社和人民武警报社联合举办了研讨会，《中国新闻出版报》、《中华新闻报》等都作了报道。
在新闻学术研究的课题上，朱金平总是善于选择那些新闻人关注的新话题。他说，采写新闻需要抓问题，搞新闻研究同样需要抓问题，只是“问题”不同而已。所以，他的学术论文和新闻工作评论，尤其注重实用性。在相对和平时期，有些人对军事新闻不再感兴趣，于是他在《中国记者》杂志上发表了《让军事新闻走进寻常百姓家》；当20世纪90年代初深度报道普遍受到媒体重视时，他发表了《军事深度报道写作探析》与《分析性新闻之分析》的论文。针对有些媒体片面强调“专家办报”理念，忽视读者自然来稿来信的问题，他结合自己多年的新闻工作实践经验，在《新闻战线》上发表了论文《读者来信，新闻的矿床》。为什么现在的报纸越来越厚而读者越来越少？许多人将其归咎于网络的冲击，而他则认为时下的主要原因是我们报纸上的许多稿件质量太差，缺乏新闻性，所以他发表了《伪新闻――报纸的第一公害》和《新媒体时代报纸生存和发展策略》的论文。
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引发了人们对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思考，他就在《军事记者》杂志当年第11期发表了《重大非战争军事行动报道探索》的论文，受到军内外新闻工作者的广泛关注。许多媒体人将假新闻与失实报道混为一谈，他在新闻界首次提出将这二者区别开来，发表了《假新闻≠失实报道》的论文，认为二者虽然都是新闻的大敌，但表现形式不同、危害程度不同，因而纠正的方法也不尽相同。这对有关部门处理一些虚假报道提供了理论依据。面对全媒体时代的到来，他在2010年第8期的《军事记者》发表了《怎样成为一个全媒体型的新闻人》。2011年他发表的《传媒公信力与受众忠诚度》及《微博时代的典型宣传策略浅谈》等论文，紧贴中国新闻界的实际，受到广泛好评。
近10年来，他发表的论文有20多篇被收入《中国新闻年鉴》与《中国出版年鉴》等各种文集，还有多篇被其他媒体转载。他编发的论文，有10多篇分别获得中国新闻奖和中国人民新闻奖等奖项。
将新闻研究的根基扎在新闻实践的土壤里
为什么我们一些新闻学术期刊发表的许多论文无人问津？为什么一些出版社出版的许多新闻类书籍备受读者冷落？关键是那些理论研究者的高论，与新闻实践相脱离。有些论文与论著的作者没有或严重缺乏新闻从业经历，理论研究空对空，没有什么实际用处。而朱金平的新闻研究成果，完全建立在新闻实践的基础之上，针对性、实用性、可操作性都较强。
这首先得益于他本人丰富的新闻实践经验。朱金平出生在江苏南通市，家乡的教育、文化与新闻事业一直比较发达。1974年正在上高中二年级的他，就在市广播电台发表了第一篇新闻稿件《这个照顾不能要》。那年，他才16岁。高中一毕业，他就被推荐参加了市里组织的为期一个月的新闻学习班，由此进一步激发了他新闻写作的热情。1978年他作为特种兵入伍到海军后，在基层部队当了4年业余通讯员，在报纸发表了许多稿件，因此被破格提干。1984年10月，他就被正式调到人民海军报社记者处当记者。1985年10月25日，山西晋城朝阳煤矿发生特大透水事故，22名矿工生死不明，海军北海舰队防救船大队的潜水员奉命前去营救。他得知情况后，迅速前往事发地点采访，采到了15名矿工被困井下11天获救的独家新闻，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等全国主要媒体都先后刊发了他采写的消息与通讯，国外16家通讯社转发了他采写的稿件，美联社记者追踪他到人民海军报社采访他。他在现场组织拍摄的相关新闻照片，获当年全国摄影界金像奖。后来，他又参与我国第一支海上联合编队首赴太平洋合成训练的采访，采写的消息、通讯和拍摄的图片被多家媒体刊用。
在人民海军报社担任编辑期间，他就先后担任政治工作、军事工作、后勤工作与文化工作等多个部门的编辑。他担任责编的《水兵与法》、《导航鸟》和《大视野》专版，都深受部队官兵喜爱。1995年他调到报社任《读者之友》专版组组长。他在这个专版上编发的稿件，有50多篇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摘播。他编发的1篇稿件获五四新闻奖一等奖，采写的稿件1篇获五四新闻奖二等奖，1篇获全国省以上党报舆论监督好新闻二等奖。《读者之友》版当时被认为是军报最受欢迎的专版，每个月收到的表扬信就有几百封。1996年初，他从一张通讯员自发寄来的照片说明词中，发现了某部班长彭光荣爱兵带兵的事迹，经过深入采访，挖掘报道出一个全军重大典型，受到上至军委领导、下至普通士兵的热情赞扬，仅表扬信就收到7000多封，为此，授予彭光荣“模范班长”荣誉称号，将其破格提干。1998年长江一线发生特大洪灾，他主动请缨到抗洪一线采访，采写的长篇通讯《独生子女兵抗洪风采录》与《抗洪烈士遗属的高风亮节》受到广泛好评。从事新闻工作以来，他先后发表了2300多篇（幅）消息、通讯、评论及图片。丰富的新闻报道实践经验，为他从事新闻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和思考的依据。
2002年初，组织上调他到《军事记者》杂志担任主编。虽然从事新闻业务研究，但他始终没有离开新闻报道的实践岗位，这是他的新闻研究区别于其他一些新闻研究者和新闻学者最重要的方面。无论是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还是北京奥运会，无论是2009年的国庆大阅兵还是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他都通过各种方式参加文字与图片报道。2008年的年初，他还冒着严寒来到我国最北部的黑龙江省漠河某边防连采访，并在凌晨零下46℃的低温下与执勤战士一道站岗。回报社后，他共发表各类稿件23篇，其中多篇被评为军报当日好稿和全年优质稿件。2009年盛夏，他随报社领导参与了“东北边防记行”系列采访报道。这些新闻实践活动，不断给他的新闻研究提供新鲜素材、注入新的活力。
在他主编的《军事记者》月刊上，每一期都会根据当时新闻界有关情况，精心策划一期“专题研究”，注重实用性与指导性，受到新闻采编人员重视。为此，他先后在全国新闻期刊主编年会和全军社科期刊主编培训班上介绍了经验。实际上，他把刊物每期策划和组织的稿件，都当做学习的过程，并以此丰富和充实自己的研究成果。同时，他利用《军事记者》杂志这个平台，借助军报的力量，每年组织一次“军事新闻论坛”，将全军各新闻媒体的老总们集合在一起，每次围绕一个主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在为杂志获取高质量论文的同时，也启发了读者思维，开阔了读者眼界。
这些年来，他还先后担任了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及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的硕士与博士论文的评阅或答辩工作，并为军地各类新闻学习班及清华大学等高等学府的学子们讲课。同时，他还参加总部机关舆论战和对外军事宣传的实际工作与课题研究工作，参与了我军外宣的第一部教材《军事对外宣传概论》的撰写。这些广泛的涉猎，使得他的实用新闻学研究能够站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思考全局性问题，又使其研究更有针对性和实用性。
把新闻学术研究的文字写得通俗易懂、生动活泼
打开一些新闻学专著或翻阅一些新闻学术论文，首先给人的感觉就是其语言的枯燥乏味。要使新闻学术研究的成果受到读者的青睐，体现在文字上就是要尽量通俗一点，做到生动活泼。这一点，朱金平在他的学术论文和学术著作中做得很好。读他的学术著作，就像一位长者在与一位朋友进行亲切的谈话，寓事于理，娓娓道来。无论是各章节小标题的制作，还是段落行文，他的学术论文都能做到通俗易懂，充满新意。
“从火山爆发、地震降临、海啸逞威、洪水泛滥、森林大火、热带风暴、瘟疫流行等自然灾害，到飞机坠毁、轮船翻沉、火车出轨、恐怖袭击、种族格斗、逞凶、政治谋杀、矿井透水、瓦斯爆炸、桥梁垮塌等等重大事故的发生，在为新闻人提供大量新闻报道素材的同时，也使受众从这一篇篇突发事件报道中加深了对自然、社会及人生的认识。”这是朱金平在《论突发事件报道》一书中的一段话，平实而不平庸，既有文采又有节奏感，读来朗朗上口。
“像躲藏在茂盛草丛中的狡兔，需要猎鹰睁大锐眼；像徜徉在密林深处的猎物，需要猎豹施展敏捷的身手；像游弋在大洋深处的潜艇，需要声纳不停地搜索；像隐藏在大地深处的矿物，需要勘探者艰苦地探寻。新闻，需要媒体人用全部身心去寻找和发现。”这段话出自朱金平的《新闻发现论》，一组排比句，洋溢着文采，生动形象。
“伪新闻，就像小沈阳扮演的一个娘娘腔十足而嘴里又声称自己是个‘纯爷们儿’的餐馆服务员一样可笑，又像一个旧时街头拉客的风尘女子身上却披挂着‘我是一个处女’的牌子那样滑稽。”这是朱金平在《伪新闻――报纸第一公害》的论文中，对伪新闻做的比喻，非常形象，又轻松幽默，读来如清风拂面。
朱金平无论在新闻学术著作还是在新闻学术论文中，都能做到以事明理，行文流畅，充满文采。这得益于他深厚的文字功底和广博的知识结构。从中学毕业开始，它就读了大量的中外文学名著和各种“杂七杂八的书籍”。毕业于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的朱金平，当战士时就获得了黑龙江大学中文系首届函授大专文凭，提干后又取得海军政治学院政工专业的大专文凭，后来结合工作又获得法学本科文凭，2001年取得海军指挥学院战略学的研究生学历。
这样的学习，铺就了他厚实的知识根底。他从中学时就开始了对口词、三句半、表演唱等文艺演唱材料和小说、诗歌、散文、话剧的创作，至今先后发表了300多万字长、中、短篇报告文学作品。他创作的唯一反映我国申办奥运会历程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打开奥运之门》获全国畅销书奖，《今生无悔》获全国短篇报告文学一等奖，《一个超极限生命的追问》被报社评为2008年度唯一获一等奖的报告文学。其哲理性摄影散文集《风景中的哲理》，被中国摄影家协会原主席邵华认为是中国摄影界、文学界和哲学界独一无二的作品集，获得全国书评二等奖和全军文艺优秀作品二等奖。他在1993年成为首届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199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后来他又成为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和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会员。正因为如此，他撰写的新闻学著作和新闻论文，在语言和行文上才如此通俗流畅、形象生动，并令人回味。
新闻写作论文 篇三
关键词：文学叙事 新闻语言 文学语言 文学手法
一 文学叙事在新闻报道中的应用
伴随着新闻事业的不断发展，于上世纪60 年代在西方社会出现了新新主义，强调用小说的笔调来写新闻故事，这深刻地影响着新闻报道方式，“为冲破传统新闻报道观念与写作手法，在报道方式上人为融合小说的创造想象力，及新闻记者的采访技巧……强调写作的风格及描述的品质”。虽然新新闻学重点突出的是主观色彩，其诸多理论与方法也不能承担真实反映客观世界的功能，似乎不符合“新闻”真实、客观的要求，但新新闻主义的初衷也是为了更准确、更真实地向受众反映事实，传递信息。
我国的新闻工作者也特别重视新闻报道方式的变化与创新，穆青先生就提倡用散文的笔法来写新闻，萧乾先生曾自谦地说过：“纵观我一生，可说是介于文艺与新闻之间的两栖动物。”
今天，用文学的叙事手法写的新闻稿、小说化的新闻、散文化的新闻等多种形式已屡见不鲜。“各报的记者们使出浑身解数，想方设法让‘实话实说’的新闻借助文学的手法去‘实话巧说’，使之更为深刻、精致、感人并富有文采，达到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
《南方周末》向来以深度报道为特长，其中经常能够看到记者作为一个叙事者，深入事件中心去探询真相。在故事叙事过程中，往往会借用各种文学的叙事方法，比如文首设置诸多悬念，为了增加文章的可读性，大量使用直接引语，通语言来凸现人物的性格与心理活动。文章也一般遵循着发现矛盾、冲突，寻找原因，最后如何去化解矛盾、冲突这条轨迹发展下去。[论文网 LunWenDataCom]
二 新闻语言与文学语言的一致性
从语言学角度来衡量，文学语言与新闻语言具有同一性。两者都具有语言的一般特征，都是对客观经验世界的文字表述。作为新闻写作的主角，也有可能同时成为创作文学作品的主角，兼有新闻写作主角和文学创作主角的双重身份。
在讲到语言的运用时，对语言的要求普遍认为语言要“准确、鲜明、生动”。从新闻的功能上看，新闻要“传递信息沟通情况”，所以“新闻语言必须要准确，概念明确，论断正确，就是要恰如其分地反映客观情况，报道事实，描写人物容不得半点含糊不清，说一是一，是二就说二”。同样，文学语言也必须准确。它的准确是艺术意义上的准确，就像福楼拜说的那样“我们不论要描写什么事物，要把它表现出来，只能用唯一的名词；要赋予它运动，只有唯一的动词；要赋予他性质，只有唯一的形容词，我们要苦心探索，非找到这个唯一的名词、动词、形容词不可，仅仅找到这些名词、动词、形容词的相似词千万不要满足，更不可以因为搜索困难随便使用一个来搪塞了事”。
鲜明性也是所有文体的共同要求。新闻媒体是社会的嘹望哨，媒体应通过那些新近发生的或正在发生的，有典型意义的和有新闻价值的事实报道，使用生动鲜明的语言去维护公众的切身利益和疏导群众的情绪。而文学语言的鲜明性，则主要表现在形象和意境的创造上。
生动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切叙事性作品具有艺术魅力的基本特征。新闻语言的生动要求使用典型、准确、简洁、具体的语言，而且不断地从事件背后提供出尽可能多的价值和材料，而从挖掘新闻事实本身所包含的生动因素，也能反映客观事实的本来面目。“新闻是新近事实变动的信息。”文学语言的生动，主要表现在细腻描写客观事物时，以合理的想象联想和夸张来抒发主观情感。
三 新闻中运用的文学手法
适当运用文学表现手法是增强新闻可读性的根本途径。新闻几乎对所有的文学表现手法（虚构除外）都可采取“拿来主义”，但最应当掌握以至运用纯熟的是描写、对话、议论三种。
新闻尤其是消息，要不要有描写，至今仍有不同的认识。但随着新闻改革的深入发展，突破公式化、概念化的种种束缚已成共识，描写已被广泛采用。恰当运用描写，可以把新闻写得生动形象、富有文采。其主要作用有：能够再现环境，创造气氛，引人入胜；它可以用实景代虚言，剔去空洞无物的陈述，增添新闻的形象美；它可以托物寓意，形成含蓄的意境。
新闻（主要指消息）中的描写是从属服务于导语的整体设计的，它必须把新闻的五要素容纳进去，描写的本身必须同时是对新闻事实的报道，或者是对新闻事实不可少的衬托。需要注意的是，新闻中的描写不在多，而在准；不在细，而在精。好的描写着墨不多，三五个字，几个词组，一两个短语，让读者略有所感便戛然而止。
在新闻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名篇佳作中，有不少正是以娴熟的对话艺术赢得了读者。看来这也是一种很好的题材，是应该予以采纳的一种方法。新闻中的对话，是交代情节、传递信息的重要手段，更是展现新闻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示时代精神，深化新闻主题的有效方法。
新闻中要掌握的议论，一般为直接议论和间接议论两大类。前者就是对新闻所传播的事实，直接进行阐述、评论，指明意义，揭示本质；后者则是通过第三者之口，间接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态度和见解。不论哪一种，运用得当，均能收到“缩尺成寸，一语中的”的良好效果。
参考文献：
[1] 芮必峰、姜红：《新闻报道方式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 年12 月版。
[2] 曾月华：《谈谈新闻与文学的“杂交”优势》，《新闻与成才》，2002 年第7 期。
[3] 李元授、白丁：《新闻语言学》，新华出版社，200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