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本文是编辑为大伙儿整编的市值管理制度（优秀9篇）。
市值管理制度 篇一
[关键词]政府改革 价值选择 困境
中图分类号：D5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8)6-0093-08
当前西方政府管理改革的基本问题是价值选择问题，它在实践中表现为政府实践和理论研究两个层面。本文从当代西方政府管理改革价值选择实践中的现实困境、价值选择中的理论冲突两个层面展开论述。作为价值选择的困境主要表现在：在政府实践上的定位问题、公共价值弱化与政府行为失范问题；在理论上表现为公域与私域、公平与效率、制度与技术等一系列的冲突。
政府管理改革价值选择的现实困境
当代西方政府管理改革实践中的价值困境是当代政府改革面临的价值问题在事实层面的一个重要反映。这种困境具体有三种表现：一是政府定位的模糊化。改革前传统的有限责任政府定位是与市场相分离的公共领域，大政府的价值定位是将公共领域向私人领域延伸。现在的政府改革对大政府的理论提出了质疑，但是又不是要回到原来的政府与市场互不干涉的状态，因而产生了一个重新确立当代西方政府管理价值定位的问题。由于在市场化的政府改革中用市场来改造当代西方政府管理的运作模式而引发价值定位的模糊，在政府改革的实践中就造成了当代西方政府管理改革价值上的第二种困境，即公共精神的流失。这种公共精神的流失在当代西方政府管理实践中主要是由于通过市场信号来确立政府管理的事务、通过回应顾客要求来确定政府行为的重点以及通过市场竞争来进行公共利益的运作的模式，从而造成了公共利益的受损和公共精神的流失。政府价值定位的缺位导致当代西方政府管理改革实践的价值困境的另一个方面就是：政府行为的失范。
1 政府定位的模糊
在当代西方以新公共管理运动为主导的改革深刻地影响着各国的政府治理和改革实践的同时，人们对这场运动的评价也贬褒不一。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对新公共管理理论及其所引导的政府改革实践作出全面客观的评价或对其有效性作最终评判还为时尚早，因为缺乏充分评价的理论和事实依据。正如米洛格(Martin Minogue)所指出，新公共管理是一个强有力的模式，对于所有那些面临着政府负担过重、财政紧张等类似问题的政治领导人来说，这个模式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但这种模式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说明新公共管理与经济改善或效率提高之间存在必然关系，特别考虑到高效率并不意味着削减成本时则更是如此。理论的争论和实践的经验也表明，新公共管理和其他任何一种理论工具一样并非完善，它有着自身的局限性。事实上，也正是新公共管理改革的市场化和管理主义的基调决定了在政府管理改革中一味地追求效率，从而忽视了公共精神，造成政府定位的价值缺位，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在政府改革的实践中，以科学和理性为指导原则，追求效率的最大化成了最高的目标，从而忽视和弱化了其他社会价值。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政府改革体现了改革者对市场价值和市场机制的崇拜，是一种新的“市场神话”，那就是认为政府公共部门施政的价值和努力都是为了实现“三E”；经济(economy)、效率(efficiency)与效能(effectiveness)。在价值取向上从传统的官僚制体制强调代议制的民主责任以及效率、有效性与经济性，偏向更强调行政中的成本――效益、竞争结构、诱因机制及市场取向等价值。在理论上，通过大量使用治理、全民质量、企业家精神和再造等符号，试图将基本政治问题边缘化，湮没公共行政的价值。然而，价值是公共行政的灵魂(Cooper，1990)。在实践中，则试图寻找既适用于企业(或私人)管理，又适用于公共行政管理的普遍法则。研究的重点在于“技术的合理性”和“工具的合理性”，完全忽视了“目的的合理性”，完全忽视了公共行政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和关连性。它们倾向于去发现事实，寻找通则，而发现事实和寻找通则的目的是什么？对于这样的重大问题，始终是模棱两可，含糊不清。质言之，忽略了公共行政最重要的方面――“公共”的层面。也就是说，在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政府管理改革的过程中淡化了对公共精神的追求，一味地强调效率，而忽视了政府改革的终极价值目标。
第二，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政府改革过程中注重市场价值，而忽视了非市场价值。在改革的实践中，将经济、效率和效能作为价值基础，强调企业价值的优先性和工具理性，特别是强调管理中的绩效考核、绩效责任和诱因控制，这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诸如人民、公民权利、人性尊严、社会公正、公共利益、社会责任等多元的非市场价值。正是因为过分强调对效率和工具理性的追求，使公共行政囿于新泰罗主义的偏狭，无暇顾及公共行政及公共服务的根本价值和目的，将其变为执行与管理的工具，不仅无力担负捍卫民主政治价值的责任，也无法实现提升公民道德水准的使命。上述的矛盾反映了市场化改革取向的政府在市场价值与非市场价值之间的价值徘徊，在改革的实践中又最终倒向了市场价值的怀抱。这在本质上也是市场化取向的政府管理改革面临着的一个基本价值困境。
第三，对两类价值关系没有作出明确的规范与说明。在市场化取向的政府改革中，正是由于对市场价值的崇拜和对非市场价值的漠视，才导致了对市场价值和非市场价值没有作出界定。如果说，新泰罗主义的倾向明确了以效率、效能为中心的市场价值的主导地位，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就忽略了其非市场价值，这实质上是公共行政的核心价值――以民主为基础，强调追求人民、社会公正、公共利益和社会责任等。戴维・G.马希尔森(David G.Mathiasen)则从根源上找到了忽视非市场价值的原因，“复杂的契约规则、详细的授权规定、集中控制的资金以及大量类似的事物都是新公共管理的阻碍。它们也都被看作是贯彻伦理或道德原则的手段，而伦理或道德原则是现代民主社会的基石”。表面上看，这似乎是新公共管理重视效率而忽视民主等价值取向的原因。实质上，根本的原因是对这两类价值关系的模糊，特别是市场价值与以民主为核心的非市场价值的关系定位以及对这种关系应然状态的必然性的认识方面。正是这种认识上的模糊，导致了以效率为核心的市场价值与以公平为核心
的非市场价值的冲突与失衡，甚至导致了这种价值关系的颠倒，以至于本该是工具价值的市场价值变成了终极价值。
2 公共价值的弱化
市场是一种配置社会资源的运行机制和体制。在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早期，人们一般认为，市场本身能有效配置各种社会资源。这种市场神话在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大危机中彻底被打破了，人们才逐步认识到市场机制本身的局限性。正如萨缪尔森所言，“市场不是理想的，存在着市场失灵”。对于市场的缺陷，众多的经典经济学家们对此有精辟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市场机制无法克服外部效应的存在对资源配置的扭曲；第二，市场机制不能有效提供公共产品；第三，市场机制导致收入分配不公平。
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政府改革正是用这种在经济领域公认存在着缺陷的市场模式来指导政治领域中公共管理的改革，这必然在公共管理领域重演市场失灵的悲剧，这种影响则比在经济领域更广泛、后果更严重，从而引发公共价值的弱化等问题。沃尔多早在1948年就指出，公私通则性忽略了公共行政的根本，即忽略了源于民主政治理念的公共本质。因此，公共部门引进竞争机制存在着很大的限制，公共部门又不能将市场无法运作而交到公共部门手中的工作再丢回市场管理。
正是由于市场本身的缺陷和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的异质性，在公共管理领域的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重演了市场失灵的悲剧，譬如公益的丧失、为局部人服务、进行政治交易、社会领域成本增加等问题。沃尔希(Kieron Walsh)在专门研究了公共服务与市场机制的关系后比较客观地指出，政府管理运用市场机制目前尚处于初期阶段，市场化有利有弊。当把市场机制完全引用到政治领域中，其局限性和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经济人”假设前提可能会在政治领域进行政治交易，导致为局部人服务的后果；第二，造成公共利益的丧失；第三，导致社会成本的增加；第四，对社会公平的损害。在以私有化为主要手段的改革中，虽然有助于精简机构，增强公共部门的活力，但是却损害了公民参与，淡化了政治导向，损害了社会公平。
3 政府行为的失范
在上文已经分析了市场是有缺陷的，市场机制并不是万能的。实践上证明，它在微观上会导致外部性、垄断、不能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等现象，从而产生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在宏观上则会导致贫富的巨大差距和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等现象，这也就是市场失灵。市场失灵的客观存在往往成为对市场进行政治干预的理由。但是，政府在弥补市场的缺陷时是不是完美无缺呢？最近几十年各国的经济发展的事实表明，政府在矫正市场失灵的过程中也会失败，这也就是所谓的“政府失灵”。正如查尔斯・沃尔夫所指出，并非在任何时候自由放任的不足都是能够由政府的干涉弥补的。政府失灵的现象在凯恩斯主义大力推行以后就逐渐凸显出来，以西方国家上个世纪70年代出现的经济“滞胀”现象为标志达到了巅峰状态，实质上这是政府干预不当的必然结果和伴生物。然而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在西方国家兴起的以效率为导向、以市场为工具模式的市场化政府改革运动，则是强调放松政府规制、减少政府的干预，这种在市场化改革中产生的“政府失灵”与处于政府全面干预市场的大政府时代是有所不同的。一般意义上的政府失灵主要是指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调节在微观上不仅没有使资源配置优化，反而使之更加恶化；在宏观上不仅没有有效地抑制通货膨胀，减少贫困和失业，反而带来滞胀和新社会不平等。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政府在试图纠正市场缺陷、限制外部性时产生无法预见的副作用，带来了派生的外在性；第二，政府控制垄断导致新的垄断；第三，公共服务的浪费减少了公共福利；第四，政府的宏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仅不能有效地遏制通货膨胀现象，反而进一步加深了经济停滞和增加了失业现象；第五，消除不平等的政府干预行为造成了新的不平等。此外，政府在制定具体的公共政策的过程中，各种利益集团在博弈后的结果会偏向那些有话语权的利益集团，弱势群体的利益不能有效地得到保护，这也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不公平。
当然，在市场化政府改革过程中，政府失灵不仅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在市场化改革的理念上有其特殊性。由于市场化政府改革理论的缺陷，这些价值冲突在实践中造成政府行为的左右摇摆，进而造成政府的不规范行为或者说是政府行为的失范：在改革中不知要不要讲公共性，也不知如何实现公共性；在市场化的理念下造成政府行为的市场化倾向；在实践中造成政府行为边界的模糊，不能进行准确地定位，导致不能有效地满足市场与社会所提出的各种正当需求等等。在市场化的政府改革中，传统的政府管理的行为模式已经打破，而市场操作的行为模式又面临着重大的缺陷，因此，政府行为实际上是处于一种无所适从的失范状态。这种失范状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府行为的市场化倾向是政府行为失范的总体趋势。在市场化的政府管理改革的指导思想下，政府行为自然而然也会打上市场价值的烙印。第二，政府行为的缺位是政府失范的具体表现。在上文我们已经探讨了政府对经济的不适当干预而导致政府失灵。然而，在市场化的政府改革中，政府由于市场手段的引入而导致政府行为发生新的变化，也就是新的条件下的政府失灵。第三，公共性的损失是政府行为失范的必然结果。在政府行为市场化的趋势下，这种以结果和绩效为导向的目标取向的政府行为与政府的公共性要求越行越远，导致公共利益的受损和公共福利的降低以及公共责任的丧失，损害民主政治的根基。市场化倾向的政府行为却是过分强调对效率和工具理性的追求，不能及时反省公共服务的根本价值和目标，因此在实践中沦为执行与管理的工具。特别是在市场化的政府改革的过程中不知如何维护和弘扬政府行为的公共性的认识徘徊中又进一步加剧了政府行为的失范。
政府管理改革价值选择的理论冲突
与当代西方政府管理改革实践中的价值困境并存的是理论上的冲突。在当代西方政府管理改革中产生了两种重要的理论流派：一是新公共行政学派，它要求恢复与弘扬政府传统的公共精神；二是新公共管理学派，它要求运用传统的属于私域的市场机制来提高当代西方政府管理的效率。由于价值定位的不同，当代西方政府管理改革的理论在理论基础、理论目标和理论工具三个层面上面临着事实上的分裂：一方面是公域与私域的关系问题，新公共行政学派重视的是公共领域，新公共管理学派看重的却是私域的市场机制；另一方面，在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上，新公共行政学派强调公平，新公共管理则突出效率；第三，在制度与技术的关系上，新公共行政学派重视制度理性，新公共管理学派则重视技术理性。由于这些理论上的分歧与争议，对上述的当代西方政府管理改革的价值实践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 公域与私域的界线
在市场化的政府管理改革的理论和实践中，政府价值定位的核心问题聚焦到一点上：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关系，这也是困扰当代西方政府管理改革价值选择的理论基础。传统的政府理论对于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界线是有明确规定的，即在私人领域之外，也就是说政府只能在公共领域里活动，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有侵害个人自由的嫌疑。大政府理论在凯恩斯主义的引导下，政府的公共部门在纠正市场失灵的旗帜下介入私人领域，私人领域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小，政府“看得见的手”无处不在。然而在市场化政府管理改革的实践中，又高举市场化的工具对公共领域进行改造，政府在市场的进逼下步步退缩，但是又不知道公共领域的最后底线究竟在哪里？事实上，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关系的本质是个人、社会与政府三者的关系。简而言之，这三者的关系可以理解为：个人组成了社会，每个人又授权将本属于自己的权力委托给政府来管理社会事务。国家和政府与个人和社会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权力界限，这种权力界限将社会生活分成两个组成部分：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理想的政治模式是在于划分个人自由与政府权威的合理比例，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确定一个恰当的分界线。
凯恩斯主义的兴起则构成了对有限政府理论的有力挑战，在凯恩斯主义的指导下，政府功能不断膨胀，对市场进行全面的干预和调节。在市场化的政府改革中，政府充分利用市场工具来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公共领域的边界在逐步缩小。这种将私人领域可引进公部门之中的理论假设是：公共部门管理与私人部门的管理不存在差异，存在着一种跨越公私情境的一般管理。认为通过市场化手段可以强化政治控制、削减预算，以及半竞争型的机制可以避免官僚体制天生的无效率。正是在这种意识形态下，亲市场、反国家的信念大行其道，公共行政求助于市场或者类似市场的解决之道，几乎成为一种不容置疑的选择。然而，公共管理与私人管理有着本质的差异。这种分歧与争论集中体现在实践中如何确定政府管理改革中政府作用的领域和边界上，在学术思潮中也就表现为新公共行政学派和新公共管理学派对公域与私域的争论之中。新公共行政学派强调的是通过公共领域自身的机制来弘扬社会公平，而新公共管理学派则强调利用私人领域的市场机制来追求政府管理的效率。H.乔治・弗里德里克森对新公共行政学与新公共管理的比较中反映了两个学派对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关系的各自主张。这些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官僚制的不同态度体现了对公域与私域的不同偏好。新公共行政学派认为解决官僚制问题的根本途径还是在于官僚制或组织化，通过对官僚制度本身的进一步完善来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增进社会公平。而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政府本身就是问题的制造者，坚持改革的方案不再依赖于官僚制或组织化，而是通过授权和减少内部规制等市场化的措施来改造官僚制，在实践中通过绩效预算、内部企业化管理、社区治理机构等市场力量，看重的是私人领域中市场机制的效率。
第二，对回应对象的不同界定反映了两种理论深层次的冲突。新公共行政学和新公共管理都强调回应性，但是对两者的回应对象、方式以及价值取向都有所不同。这关键在于两者在假设和哲学层面上对回应的对象看法不一：新公共行政强调的回应对象是公民，而新公共管理强调的回应对象却是顾客；新公共行政强调公民广泛参与公共活动的目的是对政府与公共行政方面有着比个体和自我服务更多的兴趣，并且关注超越个人利益的公共利益，主要是涉及公共领域；而新公共管理使用顾客隐喻的观点，借助功利主义的逻辑、公共选择模式和政府经济学的观点分析问题，认为授权顾客的目的在于使个人或家庭能在竞争的市场中作出自己的选择，以打破官僚服务的垄断。
第三，对提供公共产品的不同认识体现了公域与私域的本质差异。新公共行政致力于提供有效而公正的公共服务，因此强调履行公共政策所应担负的个人和集体的行政责任，促使行政伦理尤其是人本主义的伦理和社会公正伦理得以张扬。而在新公共管理中，服务是供被授权作出决定的公民和被授权的公职人员选择的商品。
由于新公共行政与新公共管理对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不同认识和主张，新公共行政重视公共领域，而新公共管理青睐私人领域。在西方的政府管理改革的实践中市场化的选择又占了上风，市场开始全面地介入公共领域，但是由于公域与私域本质的巨大差异，两者之间的合理边界也就成了理论界争论不休的焦点问题。或许两者关系的最佳模式应该像世界银行在《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竞争性市场是人类迄今为止发现的有效进行生产和产品分配的最佳方式，但是，市场不能在真空里运转，它们需要只有政府才能提供的法律与规章制度体系。所以，二者都有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经验表明，二者协调一致地运行时，经济社会就会取得惊人的成就；而二者相互对立时，就会给经济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经济发展的一般过程已经说明，政府干预不是越多越好，过多的干预取代的市场的作用，使经济发展反而变得缓慢。正确的态度是：要求政府在某些方面减少干预，而在其他方面则要多些干预，即让市场在它们可以运行的方面运行，并立即有效地介入市场力所难及的方面。历史经验表明：这是一条尽快提高生产力，增加收入和持续发展经济的最可靠的途径。明智的看法是，将政府干预看作为一种特别稀缺的资源，必须谨慎地、节约地、适时地使用这种资源”。
2 公平与效率的冲突
公平与效率问题是一个极为古老的命题，早在几千年前的柏拉图、色诺芬时代，就已成为人们关注并讨论的话题。关于两者的关系问题一直是理论界争论不休的主题，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在其扛鼎之作《平等与效率》一书中作了经典的解读，认为“市场需要有一定的位置，而且市场需要受到约束，但是必须给它足够的活动范围来完成它本能胜任的许多事情”。当然，它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难题，因为平等和经济效率之间的冲突是无法避免的。在西方政府管理改革的实践中政府终极价值目标的定位问题，体现在两大学派在理论上的分歧和争论是：新公共行政强调以社会公平和正义为中心，而新公共管理则强调以效率和效能为中心。
新公共行政出现在一个标志着社会骚动、对政府持不信任且持敌视态度的时期，即20世纪60年代末。新公共行政记录了历史的呼声：要求进行行政改革以使公共行政更为“合法化”。它在学者与行政官员如何看待管理及评估公共政策的征途上投射了新的理念。它的思维方式从本质上讲不强调技术，而偏重于人本主义。新公共行政学派则提出了自己的目标：也就是这种服务是否增强了社会公平？社会公平价值的提出，在某种程度保证着公共行政典范的变化。当然，新公共行政也不是完全抛弃了效率取向，而是通过对社
会公平的价值观的倡导来建立一种公平与效率相协调的公共行政新规范，即社会性效率。新公共行政对社会公平的寻求不仅在于确保社会项目被平等地分配给那些需要者，同样在于改革公共政策制定的方式。社会公平是制定公共政策、发展项目、执行和评估这些项目的优先权。也就是说，通过公共政策的公平运作来实现这种社会性效率。
新公共行政不仅期待政府能够通过观念与行为转换解决社会存在的尖锐矛盾，更期待着公共行政发展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领域，即在当代民主社会中，建立民主行政之模型。新公共行政的这种主张入世的公共行政思想使得它没有停留在理论的思辨和假说中，而是积极投身到政府管理改革的实践中去。但事实证明，社会公平理念并未能达到新公共行政拥护者所期冀的顶巅。尽管寻找独立于其他代表性民主机构的社会公平的基本原则在过去30年中未能被实施，公共服务所发生的大多数变化构筑在新公共行政的准则之上。20世纪70年代，西方各国政府面临着无法回答和解决的危机，如政府财政危机，社会福利政策难以为继，政府机构效率低下，公众的政府能力丧失信心，“政府失灵”论开始占主导地位。然而，以社会公平为目标的新公共行政理论更是无法解决这种政府效率低下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传统管理主义的效率导向重新获得审视，新公共管理理论应运而生。
新公共管理受管理主义传统的影响，将经济、效率和效能作为价值基础，强调企业价值的优先性和工具理性，特别强调管理中的绩效考核、绩效责任和诱因控制，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公平、正义等价值。在实践中，新公共管理通过民营化、市场化、竞争、质量管理、组织创新、绩效等手段对政府进行再造，以追求实现效率的最大化。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政府关注的重点不是管理中严格的程序、过程、规章制度等的投入，而是管理活动的产出与绩效，关心公共部门直接提供服务的效率与质量，能够主动、灵活、低成本地对外界的变化以及利益需求作出回应。在新公共管理的实践中，尽管人们把公正和公平视为民主政体最基本的决策标准，但治理却并不强调公平和公正。这说明了新公共管理对这种民主价值的认同，但是实践中却很少考虑制度并且回避政治问题，一味地追求效率。当然，对效率的标准可能会与我们评价公共组织工作的其他标准――比如，正义原则和参与原则――相抵触。
从传统的有限政府到大政府，公平与正义等民主价值一直是政府管理追求的核心价值。诚然，效率也是政府管理中的核心价值，传统的韦伯的理性官僚制就是实现效率的制度保证。然而，到了当代的市场化政府管理改革，则是以效率为头号公理，公平与正义等民主价值次之。这种理论上的冲突集中体现在新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的不同价值追求上。新公共行政更关心人道主义和民主行政，更关心制度建设和职业能力，更为直接地关注政治问题和在广泛的社会公平的标签下的正义与公正问题。新公共管理则更倾向于个体选择、刺激措施、竞争效用和政府的市场化。在这种背景下，在政府管理改革中如何平衡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就是理论界和实践界面临的难题。
3 制度与技术的关系
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制度和技术的相互作用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其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体现了制约人类行为的制度属性；人与物的关系体现了制约人与自然之间的技术水平。技术是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的生产工具，是生产力水平的代表者。它实际上体现了一种关系：一方面体现着人与自然的一种客观物质的、能量的和信息交换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技术形态中人与社会的关系。可见，制度与技术对人类行为都有约束作用，同时又服务于人类社会。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历程中，是制度的变迁和技术的进步共同推动着人类文明的演进。然而，对于制度与技术在其间的作用上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这就是技术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的争论。技术决定论坚持认为，技术变迁决定制度的变迁。凡勃伦(T.Veblen)为代表的美国制度学派、社会学领域中的奥格本学派、文化人类学家怀特(Leslie White)、技术哲学家埃吕尔(J.Ellul)和海德格尔(M.Heidegger)等学者持此观点。而制度决定论者认为，制度创新决定着技术创新。博兰尼(K.Polaygi)就指出，是社会发明而不是技术发明才是工业革命的主要动力，是社会科学而非自然科学在机器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诺思等人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制度创新理论。他们认为，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是同一件事，决定性的因素是制度创新，高效率的制度安排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产权、组织和市场因素为技术创新提供了激励，并最终带来了技术进步、经济成长和社会变迁。事实上，制度与技术的关系是人类进步相辅相成的两个要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发挥的作用也有所不同。
市值管理制度 篇二
关键词：资产减值 盈余管理 资产减值准则 上市公司
一、引言
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企业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越来越大，由于社会经济环境不断发生变化，还有企业内部的各种原因，资产常常发生减值，也就是资产的可收回价值低于账面价值。为了公允地反映企业的资产状况，将决策相关的会计信息提供给现实和潜在的投资者，就有必要确认资产减值，对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调减。盈余管理是近年来在各国兴起的重要会计研究领域之一，只要是企业管理人员在财务报告中为了个人利益最大化或企业价值最大化，运用个人主观判断选择各种会计方法与程序，误导企业利益相关者或者依赖会计报告的数字造成一定影响的行为，都属于盈余管理行为。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上市公司可以通过证券市场获得更多的资金，证券市场成了上市公司进行融资的一个重要途径，为了确保融资渠道的顺畅，那么企业形象的良好、利润的稳定是必需的，可是上市公司的经济效益受到多方面的影响，稳定的利润不是总能够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下上市公司选择利用资产减值实现盈余管理是在所难免的。因而，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和转回的灵活性，使得它成为上市公司调节利润进行盈余管理的重要工具。我国为了尽量减少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情况，陆续制定了一些规章制度并加以完善。近几年，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操纵盈余的情况愈演愈烈。在这种状况下，财政部于2006年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这项准则主要是在原来的规定上，对资产减值准备的确认、计量、披露方面作了很多改进，希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准备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该准则于2007年1月1日起在上市公司开始执行。2008年我国经济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表现出了一系列“金融危机症候群”。截至2009年4月28日，根据2008年沪深两市已披露的1503家上市公司年报显示：2008年共实现净利润7880亿元，较上年合计数9362亿元下降16%；共确认资产减值损失3676亿元，较上年合计数1466亿元增加151%。资产减值损失金额与净利润之比高达47%，由此可见上市公司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对业绩的影响之大。那么，我国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上市公司出现了大额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情况，并创下了历史新高，这是上市公司对经济环境的一种应对反映，还是上市公司借此机会的盈余管理行为，是值得研究的。我国很多研究表明，在现行资产减值准则颁布之前，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很明显。我国颁布资产减值准则就是为了抑制上市公司过度的盈余管理行为，那么准则的颁布和实施能否达到预期效果？在2008年发生金融危机造成资产大量减值的特殊经济环境下，资产减值准则又刚开始实施不久，上市公司资产减值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对于这些问题，本文将结合部分制造业上市公司2007年和2008年计提资产减值的情况对上市公司是否存在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以及资产减值准则的实施效果进行实证分析。不仅可以为我国资产减值准则的实施提供有力的依据，又可以为我国现行准则下的会计监管和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提供参考。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目前我国证券市场规定，如果上市公司连续两年出现下列状况：财务状况出现异常，每股净资产比面值低，净利润出现负数，就要对其上市公开发行的股票进行特别处理（即ST）。上市公司如果连续三年出现亏损，就会暂时停止该公司股票上市交易（即摘牌）。上市公司为了在以后年度连续出现亏损时，避免证券监管部门的处理，往往将存在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模糊性加以利用，大额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确认以前年度累积下来的费用和损失，并提前确认以后年度的费用和损失，一次亏到底。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1：亏损公司存在“大洗澡”的动机，当期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金额和幅度大
亏损上市公司如果想要不被摘牌或摘掉ST的帽子，就要避免连续两年或者连续三年出现亏损的局面。因为这类公司的主营业务不景气，往往很难在短时间内靠主营业务来扭转亏损的局面，所以他们就采取转回以前年度计提的减值准备的方式造成扭亏年度盈利的假象，来逃避市场的监管。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2：扭亏公司存在避亏的动机，当期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金额和幅度小
配股再融资是一种成本相对比较低的融资方式，因此受到上市公司的欢迎，但是要具有配股资格，就必须达到一定的要求。我国证监会规定：最近3个会计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平均不低于6%，且预测本次发行完成当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6%。这时候资产减值准备就成为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工具，当净资产收益率达不到6%时，就通过转回以前年度的资产减值准备来达到配股的要求。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3：存在配股动机的上市公司，当期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金额和幅度小
我国证券市场中的上市公司存在着利润平滑动机，上市公司对外报告经营业绩时一般倾向于反映其利润持续增长的趋势，进而将此信息传递给投资者，来达到降低公司融资成本的目的。同时，公司稳定的增长实际上就是向投资者传递公司正常发展的信号，这样投资者认为公司形象良好，对公司就有足够的信心。当上市公司的业绩在某年有较高的增长时，公司管理层一般不会将这样的业绩报告给投资者，而是通过利润平滑将该年的一部分盈余在以后各期进行分摊，造成该公司业绩持续增长的表象。因此，本文提出下面假设。
假设4：盈利公司存在利润平滑的动机，当期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金额和幅度大
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通常是由于出现了准则规定的资产减值情况，如主营业务下降、行业竞争加剧、经营转型等情况，进行资产减值反映了公司对自身经营环境不利变化的职业判断。通过适当的减值，可以反映公司资产质量的实际状况，向市场传递企业对未来现金流的预期。资产减值是资产质量或经济因素的真实反映，因此，本文提出下面假设。
假设5：公司资产质量下降与经营环境恶化，当期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金额和幅度大
（二）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证监会将所有上市公司分为13个行业。各行业间差别很大，本文选择某一个行业进行研究。鉴于制造业资产规模庞大、种类较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又具有代表性，在上市公司中占有绝大多数，因此本文将研究样本确定为沪深A股上市的制造业公司。本文随机选取了沪深A股制造业90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对样本公司2007年和2008年计提资产减值的情况进行分析。本文研究样本的数据来源于证券之星数据库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交易所数据库，包括沪深两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资产减值准备明细表及其他相关报表资料。处理软件为EXCEL数据分析工具。
（三）模型建立和变量定义 为了研究资产减值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本文参考了戴德明等（2005）、王建新（2007）的实证模型，王建新的实证模型主要是考察长期资产减值转回的情况，以长期资产减值转回率为因变量，鉴于本文考察的是所有资产减值计提的情况，所以因变量选择的是资产减值计提率，与戴德明模型中因变量的选择是一致的，本文在自变量的选择上大部分与王建新模型中的自变量一致，综上考虑本文建立以下模型来验证假设：
TPAIR=α0+α1LOSS+α2NK+α3PG+α4SMOOTH+α5ROA+α6SIZE+α7YR08
模型中变量主要包括：（1）因变量。鉴于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按以下方式定义因变量：研究中设计了衡量资产减值幅度的因变量TPAIR，表示当期的资产减值计提率，即当期计提的资产减值净额占计提减值前资产总额的比例。（2）自变量。本文选取会对资产减值会计行为产生影响的自变量，主要包括经济因素、盈余管理动机。经济因素直接影响资产的价值，是确认资产减值的合理依据；盈余管理动机是管理层为了达到特殊目的而误导利益相关者对公司收益的理解，是一种机会主义行为。第一，反映盈余管理动机的解释变量。由于我国特殊的监管政策，使得盈余管理的动机体现着我国特有的国情，本文纳入模型考察的盈余管理动机主要包括大清洗、扭亏、配股和利润平滑。本文采用哑变量的形式设计了四个解释变量：亏损（检验假设1）、扭亏（检验假设2）、配股（检验假设3）和盈利（检验假设4）。LOSS：哑变量，表示公司是否亏损，当公司在t年的净利润小于0时，取1，否则为0。我国的证券监管政策规定上市公司只有连续亏损三年才被暂停上市，如果连续亏损一年或两年不会受到什么处罚，对上市公司亏损的程度和亏损金额也没有什么限制，就算发生巨亏也不受什么制度约束。因此，如果上市公司在主营业务方面无法避免亏损，他们就会采取“大清洗”的方式多提资产减值准备，人为扩大亏损，使企业一次亏个够，以后轻装上阵，增加未来收益，为来年的扭亏为盈做准备，即预期α1的系数为正。NK：哑变量，表示公司是否扭亏，当公司t-1年净利润小于0且t年净利润大于0时，取1，否则为0。预期本年度实现扭亏的公司具有调增盈余、以避免被ST或摘牌的动机，这类公司很可能少计提减值准备以降低成本费用，增加盈余，即α2系数为负。PG：哑变量，表示公司是否处于配股达线区，当公司t-2年、t-1年、t年的净资产收益率之和处于[18%，20%]时，取1，否则为0。在我国，股票融资的成本较低，是上市公司最主要的融资方式，证券法规定，上市公司要具备一定条件，才有配股资格。申请配股的公司最近3个会计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平均不低于6%，且预测本次发行完成当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6%。因此预期处于配股达线区的上市公司有利用少提资产减值准备调增盈余、提高净资产收益率的动机，即α3的系数为负。SMOOTH：哑变量，表示公司是否具有较好的盈利能力，当公司t-2年、t-1年、t年的净资产收益率之和大于20%时，取1，否则为0。预期盈利公司有利润平滑的动机，有较好盈利能力的公司在业绩良好的年度会高额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调减当期利润，以便在业绩差的年度调高利润，始终保持业绩增长态势，即α4的系数为正。第二，反映经济因素的解释变量。ROA：表示总资产收益率，公司t年净利润与年末总资产的比率，计量公司的盈利能力对资产减值计提的影响。不管是由于资产质量的下降，还是因为经济环境的恶化，这些因素对公司的影响最终都会表现在公司的盈利能力上。上市公司资产减值的计提反映了公司资产质量的下降与经营环境的恶化。否则这意味着公司资产减值的计提并非由于公司盈利能力下降与经济环境恶化，而是出于非经济因素动机。因此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比例与总资产收益率呈负相关趋势，α5的系数为负。（3）控制变量。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资产规模和年度。SIZE：等于上市公司年末总资产的对数。本文选取SIZE来控制公司规模对资产减值计提的影响。资产规模不同的各组公司之间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比率存在显著差异，可能有以下三方面原因：资产规模小的公司资产质量可能较差，因此提取准备的比例较高；资产规模小的公司抗风险能力较差，因此公司管理层比较谨慎，从而提取的准备比例较高；我国规模较大的上市公司多为大型国有企业，因此在经营上缺乏谨慎性。因此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比例与资产规模呈负相关趋势，α6的系数为负。YR：表示年度哑变量，在回归分析中，2008年取YR08=1；2007年取YR08=0，对年度影响加以控制，用以控制外部经济环境与制度环境的影响。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对样本公司2007年、2008年计提减值的情况进行描述性统计见（表1）。资产减值额和资产减值率指标的偏度都显著不为0，峰度都显著不为3，说明不太符合正态分布。2007年和2008年资产减值额的标准差都比较大，说明样本公司之间的差异比较大。资产减值率指标的标准差比较小，所以资产减值率更适合作为资产减值情况的评价指标。2008年资产减值计提额的均值为11438.21万元，远远高于2007年资产减值计提额的均值2249.85万元，同时，2008年资产减值计提率的均值为3.17%，也显著高于2007年计提率的均值1.31%。从资产减值计提额和计提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来看，2008年的也比2007年的大，可以看出，整体上2008年计提减值的金额和幅度比2007年都增大了，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情况不好，造成资产大幅减值，还是上市公司出于盈余管理的动机人为故意加大了计提减值的力度？这还需要证实。为了考察盈余管理动机是否会对上市公司的资产减值确认行为产生影响，（表2）分别给出了亏损公司、扭亏公司、配股公司、盈利公司和非上述四类公司在资产减值计提率的均值比较。上述四类公司与非四类公司在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方面存在差异，差异不是特别大，其中亏损公司与非亏损公司差异最大，亏损公司资产减值计提率的均值是7.3%，与非亏损公司相差了7.07%，初步表明亏损上市公司如果无法避免亏损，就倾向于多确认资产减值准备进行大洗澡，为以后年度利润创造条件，同时也不排除公司盈余能力下降而多确认资产减值准备的解释；扭亏公司资产减值计提率的均值比非扭亏公司低2.3%，扭亏公司少确认资产减值准备相对增加了上市公司的当期利润，可能是出于避免“摘帽”、退市的动机所致，当然也不排除是公司自身盈余能力上升所致；配股公司确认资产减值准备的比例也比非配股公司低1.74%，配股公司可能是为了达到配股要求，利用少提资产减值准备来提高账面利润，也有可能是自身盈余能力上升了；盈利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比例低于非盈利公司，没有为了平滑利润而多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迹象。上面四个假设是否成立还需要进一步验证。
（二）相关性分析为了验证假设，将资产减值计提率与主要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见（表3）。从相关性来看，与资产减值计提率相关程度高的动机因素是亏损动机，相关性达到了35.52%；其次是利润平滑动机，相关性达到了11.87%，另外两种动机因素与其的相关程度较低。代表经济因素对资产减值影响程度的总资产收益率与资产减值计提率的相关程度最高，相关性达到了77.75%。控制变量与资产减值计提率的相关程度不高，公司规模与资产减值计提率的相关性是22.78%，年度变量与资产减值计提率不太相关，也就是说资产减值的计提受年度变化影响较小。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纳入这些变量的意义。单变量相关分析没有考虑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为了进一步揭示变量之间的系统关系，检验假设是否成立，本文将在相关性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进一步验证本文的假设。
（三）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验证相关性分析的结果，根据建立的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见（表4）。回归统计表中，R square为61.67%，表明模型的拟合程度较好，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较好的解释了上市公司确认资产减值的行为。方差分析表中，F值为39.5416，sig.即P值为9.982E-33，P值远远小于α=0.05，回归方程整体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也就是说自变量整体对因变量有显著影响，但是还不能说明这个回归方程中每个自变量都对因变量有显著影响。要验证各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显著影响，需要结合回归系数进行分析。第一，各盈余管理动机因素的回归系数，只有亏损动机通过了显著性检验，P值为0.0424，小于α=0.05，在0.05的水平上显著，而且回归系数的符号与预测的符号相同，说明有亏损动机的上市公司会在亏损年度大额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来加大亏损，一次亏到底。因此假设1成立。对扭亏动机和配股动机的回归系数进行检验，它们的回归系数不仅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而且回归系数的符号与本文的预测相反，说明扭亏和配股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动机并不明显，从而假设2、假设3不成立。对利润平滑动机的回归系数进行检验，因为它的P值较大，在α=0.05的水平上没有通过检验，在α=0.1的水平上也无法通过检验，尽管它的回归系数符号与本文的预测相同，因此可以说，利润平滑动机对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率没有显著影响，假设四不成立。在上述几种盈余管理动机中，本文发现上市公司在亏损年度的大洗澡动机比较明显。在我国特殊的证券监管制度下，亏损公司往往表现出更加明显的盈余管理动机，因此我国多数学者侧重于研究亏损公司的扭亏动机和大洗澡动机，戴德明等人（2005）研究同样证实了亏损上市公司存在大洗澡行为。由于我国现行资产减值准则规定长期资产减值一经计提不得转回，对利用长期资产减值转回调节利润的手段起了一定的限制作用，所以本文没有发现上市公司有明显的扭亏动机。第二，代表经济因素对资产减值影响程度的是总资产收益率，总资产收益率的回归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P值几乎为0，小于α=0.05，在0.05的水平上显著，而且它的回归系数的符号是负的，与本文预期的符号相同，因此假设五成立。这说明上市公司资产减值的计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司资产质量的下降与经营环境的恶化。与蔡祥、张海燕（2004）、王跃堂等（2005）和戴德明等（2006）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从而验证了08年大额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主要是受经济环境即金融危机的影响。第三，各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公司规模和年度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公司规模和年度的变化对资产减值计提率没有太大影响。
四、结论
本文通过对部分制造业上市公司2007年、2008年计提资产减值的情况进行实证研究，得出如下结论：第一，资产减值的计提主要反映了经济环境的变化。以上研究表明，影响资产减值准备变动的主要原因是企业自身经济因素造成的价值损毁。既说明2008年上市公司大额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主要是受经济环境即金融危机的影响，也说明现行资产减值准则在实施过程中使资产质量得到了真实的反映。第二，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并不明显。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资产减值的计提率与盈余管理动机的关联不大，说明在现行准则实施的这两年里，上市公司没有表现出很强的盈余管理动机。现行准则在实施过程中达到了比较好的预期效果，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第三，上市公司在亏损年度有加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上市公司在亏损年度利用资产减值这样的非经常性损益进行盈余管理，这与监管部门在评价公司业绩时主要以非经常性损益作为评价指标是有关系的，同时监管部门对亏损公司的处罚不严，给亏损公司留下了一定的盈余管理空间。因此要从完善证券市场的监管方面来进一步加强资产减值准则的实施。综上所述，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并不强，现行资产减值准则的实施效果是比较好的，该准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而且有利于上市公司资产质量的提高，这说明准则中的有关规定是切实可行的，是符合我国现实情况的，特别是不允许长期资产减值转回这一规定。
参考文献：
［1］蔡祥、张海燕：《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追溯与市场反应》，《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2004年第6期。
［2］王跃堂、周雪、张莉：《长期资产减值：公允价值的体现还是盈余管理行为》，《会计研究》2005年第8期。
股市市值管理范文 篇三
关键词 ：市值管理；动因；措施
2014 年5 月9 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公布，引发资本市场广泛关注。该文件第六条明确提出“鼓励上市公司建立市值管理制度”。这是国务院的文件里第一次提到鼓励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然而在该文件之前，已经有不少的上市公司提出了“市值管理”的口号，如国农科技（000004）、宝钢股份（600019）、创兴资源（600193）等，而也有些上市公司已经开始了“市值管理”的实践。在政府以及上市公司的重视下，“市值管理”的发展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然而在实践中，不少上市公司的市值管理与股价操纵结合在一起，使得市场对市值管理的有效性和合法性提出质疑。基于此，本文将在回顾文献的基础上，对市值管理发展历程以及上市公司进行市值管理的动因、方法措施以及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研究，并对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上市公司的市值管理措施进行分析。
一、文献回顾
（一）市值管理理念的提出和发展
市值管理这一理念由我国学者施光耀（2005）首次提出，其认为“股改完成后，上市公司需要从股东、股价和股本三个方面进行市值管理，以促进公司市值的持续和稳健的增长”。股权分置的基本完成，使我国上市公司中存在的“同股不同权”问题得到解决，上市公司不再区分非流通股东和流通股东，两者根本利益趋于一致。作为控股股东的原非流通股股东为了自身利益，会采取一定的措施来稳定和提高公司的股价。可以说，股权分置的完成为上市公司进行市值管理打下了基础。
在施光耀提出市值管理理念后，又有不少的学者对市值管理进行了研究，但主要是针对一些概念和理论的研究，如（中国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研究中心，2007；朱陵川，2007；孙孝立，2007等等），当然也有部分学者如巴曙松（2007）研究了上市公司采取市值管理的手段。但由于市值管理手段多样且每个公司所处的内外部环境各异，鲜有研究某个上市公司的市值管理手段，只有证券日报曾于2007 年介绍了中信证券的市值管理案例。
根据这些学者的研究，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市值管理学说来源于西方的价值管理理论，但市值管理又十分具有中国特色，是在我国资本市场弱势有效环境下，上市公司处理股价和内在价值所必须面对的一个课题。
（二）影响市值的因素
随着市值管理理念的提出和完善，不少学者开始关注影响上市公司市值的因素，并对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主要从公司内部和外部方面来进行研究。袁文娟（2012）认为，公司治理是企业价值创造的制度保障价值驱动因素之一，是市值的重要影响因素。其通过实证发现，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市值管理效果存在着U型关系，而股权制衡对上市公司的市值管理效果不明显，并且管理层持股与上市公司的市值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邵虹霞（2013）通过对浙江省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的研究，发现提高投资者关系的水平能够显著提升上市公司的市值。谭贵洪（2013）则从更为宏观的角度以及将公司内部、外部因素结合在一起，考察了影响上市公司市值的因素。作者以上证50 指数成份股为样本，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结论，GDP对上市公司的市值影响不显著，而资产负债率和每股净利润与上市公司市值呈显著的正向关系，换手率与上市公司市值呈显著的负向关系。
（三）如何管理市值
刘国芳（2007）认为市值管理包括价值创造、价值实现和价值经营，将影响市值的因素分为内、外部因素、可控和非可控因素等两个维度、四个方面，而上市公司的市值管理就要从这些方面着手。
张济建、苗晴（2010）借助平衡计分卡这个战略分析工具，构建了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的框架，他们认为上市公司应该充分运用资本运作手段、切实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强客户关系管理和投资者关系管理来提升公司的内在价值和市值。施光耀（2007）认为上市公司要在资本市场上实现企业价值，应该具有良好的经营溢价和资本溢价的能力，这就要求上市公司提高自身的经营和财务管理能力。
（四）市值管理绩效评估
企业进行市值管理，就应该有一个有效的体系能够衡量市值管理效果的好坏。但是由于我国资本市场还处于弱势有效市场状态，内幕信息、投资者过度反应等问题依然存在，因此要构建一个有效的市值管理评价指标并不容易。施光耀、刘国芳、梁彦军（2008）首次在我国国内提出了一套针对我国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绩效进行评价的指标体系，并运用这套评价体系对以后每年我国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绩效进行了综合排名和分析。此后的学者基本上都是基于此套评价体系对上市公司的市值管理绩效进行评估。不过这套评价体系主要是靠主观赋值法，精确度会收到一定的影响，因此也有一部分学者开始采用因子分析法对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绩效进行研究。
二、上市公司进行市值管理的动因
（一）主要原因
总体上来说，我国上市公司进行市值管理主要是资本市场上价格与价值的偏离。因为在西方发达国家，只存在价值管理而无市值管理一说。从制度因素考虑，市值管理存在和发展的原因是我国2005 年进行股权分置改革以后，控股股东的股份获得流通权，市场价格的变化对其自身的财富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其也就有了巨大的动力进行市值管理。
在上市公司的股份全流通以后，上市公司进行市值管理最主要的动因就是为了稳定和提高公司股价，使股东价值最大化，体现企业价值。目前一些著名的财经杂志在衡量一个人的财富时，其所拥有的上市公司市值是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市值不仅是财富的象征，也是公司价值的象征。一个公司的市值越大，其对人才的吸引力可能就会越大。
（二）其他原因
当然，上市公司进行市值管理还有其他的动因，甚至有些上市公司提出的市值管理口号可以用“莫名其妙”来形容。一些上市公司进行市值管理的目的主要是因为维持公司股价的稳定，从而维护公司的声誉，改善与投资者的关系，能够使上市公司更好的在股市进行再融资。最近一段时间，不少钢铁类公司因为跌破公司净资产而纷纷撤销了非公开发行的方案，如本钢板材（000761）、太钢不锈（000825），这些都是因为公司股价过低而导致公司再融资方案流产的案例，也可见公司股价稳定对于上市公司的的重要性。
我国证券市场存在着非理性的因素，暴涨暴跌情况时有存在。为了维护公司在证券市场的形象，公司也有进行市值管理的动力，主要表现为公告来澄清谣言。前段时间，中国概念股在国际市场上被机构做空，股价大跌，市值缩水。为了稳定股价，相关公司纷纷进行辟谣和公告，用来维持股价稳定。在国内，则有类似创兴资源（600193）公告来维持股价稳定的案例，而其提出的市值管理理念让人觉得有点“莫名其妙”。
三、上市公司进行市值管理的方法和措施
随着国家对金融市场的改革力度不断加大，新的金融产品不断增加，上市公司的市值管理手段也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在自己的报告中提出了“市值管理”理念和措施。上市公司国农科技（000004）的第三大股东吴丹于2014 年提出了“上市公司市值3 年翻10倍”的股东议案，使得市值管理的理念被更多的人所接受和认可。
刘国芳（2007）认为，市值管理的内容包括价值创造、价值经营和价值实现。而上市公司采取的措施会反应其市值管理的内容。按照是否影响企业的长期价值，本文将市值管理方法分为两大类。相比来说，企业并购、重组、公司内部流程改造等会影响企业的长期价值，属于价值创造范畴，而股份回购、高管增持、企业更名等会在短期内对公司的股票价值产生较为明显的影响，但从长期来看，如果企业不提高自身的经营能力，单纯依靠财务手段无法从根本上提高企业自身的价值，但这些财务行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投资者信息不对称的局面，是公司价值经营的一种手段，属于价值经营范畴。市值管理的内容和方法措施具体情况见下图1：
上市公司进行市值管理，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外部的、内部的、可控的和非可控的等等，但要从根本上增加公司在股票市场的价值，主要是提高公司的治理能力、盈利能力和发展能力，其他的一些措施，如股票回购、股东增持只能是必要的辅助措施。当然，要提高公司的发展潜力，人的因素至关重要。2006 年以后，国家监管部门放开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为解决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问题提供了一个较好的解决办法。其次上市公司在进行市值管理的时候还要处理好与外部投资者和监管部门的关系，投资者的投资偏好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公司的股价。上市公司应该建立对外公关部门，设置危机处理预案，加强对舆情危机的应对，一些上市公司遇到的“黑天鹅”事件后，都出现了股价大幅下跌，如“塑化剂”事件中的酒鬼酒（000799）、“瘦肉精”事件中的双汇发展（000895）等。
上市公司股票价格围绕着其内在价值进行上下波动，虽然会受到资本市场非理性因素的影响，但公司内在价值始终是决定公司股票价格的重要因素。上市公司只有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把握产业发展方向，提高盈利能力和价值创造能力，才能提高自身的内在价值。而公司进行股票回购和股东或者高管增持行为，属于价值经营的范畴，主要是为了减少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减少资本市场非理性因素对公司股票价格的不利影响。
四、市值管理的一个案例———宝钢股份
（一）宝钢股份市值管理的动因
在我国的资本市场上，宝钢股份一直是市值管理实践的先行者，这主要与其较早的完成股权分置改革有关。2005 年8 月份，宝钢股份完成股改，开始进入全流通时代。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宝钢股份的市值出现了巨大的增幅。而在2010 年以后，我国钢铁行业产能过剩局面愈演愈烈，其市值出现了大幅下跌，甚至每股价格大幅低于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投资者损失惨重。对于像宝钢股份这样的周期性行业个股，其更加应该进行市值管理，维护市场价格稳定。
从表1 可以明显的看出宝钢股份的市值波动幅度很大，这主要与它所处的行业有关。钢铁行业是一个周期性很强的行业，宏观经济的波动会对其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从维护股价稳定的角度出发，宝钢股份有强烈的动机进行市值管理，使股票价格能够更好的反应市场价值。
（二）宝钢股份市值管理的措施
在2005 年8 月完成股权分置改革之后，宝钢股份先后采取过控股股东和高管股份增持、股权激励、资产注入、资产剥离、股份回购、优质资产分拆上市等作为市值管理的手段。
其中股份增持和股权激励分别发生过两次，而股份回购、资产剥离、高管增持股份主要发生在2011、2012年左右，这主要是当时的宝钢股价不断下跌，价格严重偏离价值。上市公司以及管理层即使进行市值管理，有利于价格向内在价值的回归。
当然，除了上面所提到的市值管理方法，宝钢股份也十分重视投资者关系管理及外部信息，在2005 年了《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办法》，设置了相关的职能部门对投资者关系进行管理，实现了投资者关系管理的制度化和常态化。宝钢股份在公司门户网站设有投资者关系专栏，这在目前的上市公司中也较少见，可见宝钢股份对投资者关系管理的重视。
前面这些措施主要是从价值经营的角度出发，从价值创造的角度出发，宝钢股份还有如下的市值管理措施。在营运流程改造方面：近年来，宝钢股份深化与海外战略客户的合作。通过持续推进向GM、西门子、现代、大众、福特、ABB、CROWN等著名跨国企业供货。公司现在已经成为多家跨国公司的全球供应商。与此同时，宝钢股份还构建了极具宝钢特色的EVI服务模式。以先期介入（EVI）理念，公司服务领域从提供钢材延伸到为用户提供完整的材料解决方案，加强了与客户的联系，降低了顾客整体服务成本。公司还致力于构建电子交易、供应链融资、网络支付、物流、终端服务等领域的服务优势，努力成为国内钢铁及相关制造业最大规模和最具价值的产业链电子服务提供商。
在产品和盈利模式方面：宝钢股份自上市以来一直坚持差异化发展道路，将自身定位于高端钢材产品供应商，打破钢铁行业同质化的恶性竞争，积极营造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拓展公司战略产品范围。
（三）宝钢股份市值管理措施的效果评价
由于控股股东和高管股份增持、股权激励、资产注入、资产剥离、股份回购、优质资产分拆上市存在着事件公告日，可以采用事件研究法对市值管理措施的效果进行评价。刘百胜（2008）曾经采用各个板块的平均涨幅与市场平均涨幅的差额，来比较采取不同市值管理方法个股的市值管理效果。本文借鉴此方法，并采取事件研究法，以宣告日为起点，研究上市公司的累计超额收益率来评价市值管理方法的效果，当然鉴于篇幅的限制，本文主要是研究事件公告后第10 天的超额累计收益率来对市值管理的效果进行评价。
从上表可以看出，只有在第一次股份增持和股份回购时，超额累计收益率为负，而其他市值管理方法都实现了正的超额累计收益率，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反应宝钢股份的市值管理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效果。
五、上市公司进行市值管理应该注意的问题
上市公司进行市值管理也有不少的问题需要注意。最主要的就是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在进行市值管理的时候需要注意到其他利益相关方的需求。如果忽略其他相对人的利益，市值管理将可能成为上市公司大股东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操作工具，如利用资产重组等短期性手段来大幅提升公司市值，有可能会以牺牲上市公司的长期发展作为代价。或者配合公司的利好公告来提高股价并进行股票减持，这些都会损害其他中小股东的利益。
再者，公司不能跟机构合谋来提高公司的股价。市值管理是一条通向财富宝库的危险河流（郭士英，2011），其左岸是财务高压线，右岸是法律高压线。上市公司如果和机构或者个人合谋操纵股价，则会触碰到法律的高压线。
这些问题的存在，都与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的短期化有关，而市值管理短期化，则极易导致股价操纵。上市公司进行市值管理是企业的一项长期工程，过于短视的行为只会使小部分人得到利益而大部分人的利益受到损害，这不是上市公司进行市值管理的目的，也不是上市公司进行市值管理的内容，纯粹只是进行股价操作。上市公司在进行市值管理的过程中应该更加注重长远的利益，着眼于企业的战略，克服市值管理短期化的倾向。
参考文献：
[1]Ronte，Hanno．Value—based management．［J］. ManagementAccounting 1998：76.
[2]施光耀等。市值管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市值管理制度 篇四
关键词：期货；套期保值；风险控制
引言
期货的概念是区别于现货设定的，期货发生在现在，但是在未来实现，同时通过一定的物品表示出来。期货具有双重性，强调双方交易，多买多赚。但是期货交易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如果不能准确地把握市场动向，很可能导致亏损。目前，我国的期货市场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阻碍，因此，加强对期货套期保值风险控制问题的研究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
一、期货基本理论概述
1.期货交易机会原理
在期货市场中，无论买入的数量多少，都不需要一次性完成现金支付，而是需要缴纳一定比例的保证金，以此具备了交易的权利。在中国期货市场中，一般保证金为总金额的5%，即使是5%，也能起到融资的作用，这也体现了期货的机会特点。同时，期货交易具有随时性的特点，一定程度提升了期货市场的安全性，也是期货市场安全与股票市场的原因。期货与股票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也存在较大的区别。期货本身不创造利润，有一方获利，另一方必定亏损，并且盈利与亏损的水平基本持平。
2.套现保值表现
现货市场中存在固有的风险，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期货市场固有风险也逐渐显现出来。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存在相对性，现货市场中商品可以在期货市场中得到转换，而现货市场中买进，也可以再期货市场中卖出。经过这样反复的几个回合，由于现货市场中商品价格的变动，买卖交易会出现亏损，期货市场需要做出相应的补偿，降低交易的风险，维持交易市场的平衡。
3.套现保值基本理论
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同在一个大环境下，两者既存在一定的差别，同时也发生了一定的联系。价格趋势是两个市场共同的特点，在同一个环境下，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都会受到供求关系的影响，价格波动存在同时性。然而，两个市场的市场形态是对立的，如果现货市场盈利，那么期货市场亏损。如果现货市场亏损，也要利用期货市场以获得补偿。总体来说，两者基本上保持平衡。
二、期货套现保值风险管理措施
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市场价格波动较大，加上期货市场中对风险管理重视程度不足，或者是管理方式缺乏，给期货套现保值带来一定的风险。笔者根据多年相关工作经验，提出加强期货套现保值风险管理的有效措施，具体如下：
1.提升管理人员责任意识
企业要发展必须依靠强有力的管理，管理层是企业的中坚力量，也是决定企业是否具有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只有不断的加强企业管理层的基本素质，提高企业的管理能力，创新管理方式，才能对公司各项运营情况实施监督，才能将风险控制在可控范围内。企业在做期货交易过程中，必须加强对相关人员以及领导的风险控制教育，提高风险意识，保证重大决策的科学性。
企业的管理者需要为企业的决策负责，尽可能保证企业每一个决策的安全性，同时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等，建立完善的风险控制体系，为企业规避风险提供保障。在企业管理过程中发现任何的风险隐患，必须及时地上报给有关部门，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当然，管理者有时很难发现隐藏着的风险，还需要企业成立专门的风险防控机机构，实时监控企业风险。
2.强化公司制度的执行力
完善的公司制度是公司发展壮大的基础，但仅仅具有制度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具备与之对应的监督机制，保证各项制度能够落实到实处。影响公司制度执行的因素主要包括制度的合理性、监督力度等。
为了保证企业制度能够顺利执行，发挥制度对风险的控制效果，必须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第一，保证制度的合理性。企业在制定制度过程中，需要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征求员工的意愿等，保证制度能够被大多数员工认可。同时，力求创新，保证制度的合理性，为制度的后期执行奠定基础。第二，可执行行。目前，很多企业在制定公司制度过程中，都能够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但是有时候制度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原因在于一些公司将制度的范围无限扩大，很难把握整体的度，没有将制度细化处理，给后期风险管理工作造成极大的困扰。第三，监督力度。通过大量的实践证明，如果公司的执行监督力度不足，就会导致空有制度，难以发挥制度的优势，公司的制度也就成为一纸空谈。因此，企业必须建立有效的监督考核制度，对公司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严格考核，也需要制定配套的奖罚措施，全面提升监督力度。
3.加强对交易权限的管理
为了提升企业的根本效益，在期货套期保值问题上，还要制定有效的风险防范措施，保证企业各项期货交易都能够预见风险，保证风险来临后能够迅速做出反应，将风险控制到最低。风险出现后，企业需要正视风险，严格地按照相关的制度处理。交易权限必须具备集中性，由董事会一致同意后才能签字生效，企业的高管不能做出与自己权限不符的工作，交易还需要由企业多个部门共同跟进，相互监督。
三、总结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期货套期保值问题一直是企业重视的问题之一，也是众多学者专家研究的课题。为了加强对企业期货套期保值风险控制能力，必须加强管理，制定健全的风险控制制度，加大制度执行监督力度，保证各项制度落实到实处，同时加强对交易权限的管理，将风险控制到最小范围，提高企业规避期货交易风险的能力，为企业创造更多的经济利润。 参考文献：
[1]唐衍伟。股指期货套期保值不完全变现连续出清策略[J].管理科学学报。2014，26（8）：144-145.
市值管理制度 篇五
论文关键词： 资产减值；会计准则；上市公司；盈余管理
1 资产减值准则的产生
1.1 资产的经济实质客观上要求对其计提资产减值
在早期的会计理论研究中，对资产的定义是基于以佩顿（Paton）和利特尔顿（Littleton）为代表的成本理论，资产代表 “未来收益的递延成本”。随着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财务会计的重心从利润表转向了资产负债表，资产也被赋予新的内涵。国际会计准则《关于编制和提供财务报表框架》中对资产的定义为：企业控制的，由过去交易或事项形成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对资产的定义与国际会计准则基本趋同，认为资产的经济实质为“预期的未来经济利益”。
资产这一重要特性为资产减值提供了存在的合理性。“未来经济利益”的概念中包含有不确定性，从而使以历史成本进行初始计量的资产的价值变化成为可能。
1.2 实务操作中对资产减值的滥用客观上要求通过准则对其规范
20世纪80年代，由于资产减值行为缺少准则的规范，美国许多企业随意计提资产减值、进行利润操纵以满足自身的经营需求，这极大地损害了会计信息的可比性。1995年3月，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了财务会计准则（SFAS）第121号《长期资产的减值、处置的会计处理》，其后又于2001年11月了财务会计准则第144号《长期资产的减值或处置》，进一步完善了准则实施的实际指导。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于1998年6月了国际会计准则（IAS）第36号《资产减值》，适用于除了存货、建造合同形成的资产、递延所得税资产、雇员福利形成的资产、 第 32号国际会计准则范围内的金融资产之外的各种有形资产、无形资产和金融资产，以期最大限度的抑制实务操作中的不规范行为。
2我国资产减值会计准则的发展以及与国际准则的比较
2.1 我国资产减值会计制度的变迁
我国资产减值会计的变迁，历经了制度上从无到有，范围上从单一到全面，执行上从自愿到强制的过程。1992年1月1日起实行的《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中首次涉及资产减值，提出了对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其后，1992年7月1日开始实行的《外商投资企业会计制度》将计提减值的资产范围扩展至存货，提出当存货的可变现净值低于其账面金额时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我国1992年出台并于1993年7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企业会计准则》、《企业财务通则》、十项行业会计制度和十三项行业财务制度（简称“两则”、“两制”）要求企业按应收账款余额百分比法进行备抵核算，将资产减值引入了内资企业会计制度。1998年1月，中国财政部颁布《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代替原股份试点企业会计制度，要求境外上市公司、香港上市公司和在境内发行外资股的公司计提坏账准备、存货跌价准备、短期投资跌价准备和长期投资跌价准备。1999年11月23日，财政做出新的补充规定，要求所有上市公司和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计提四项准备。
由于我国经济法律法规的不完善，20世纪90年代开始，部分上市公司虚增资产或利润，会计信息失真现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2000年12月29日，财政部颁布《企业会计制度》，统一了原先十三个行业区别的会计制度，将资产减值计提范围从四项扩大到了八项，增加了对委托贷款、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和无形资产的减值准备。
2006年2月，在财政部的《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中，对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行为进行了规范，并且通过其他的具体准则对存货、建造合同形成的资产、递延所得税资产等相关资产的减值进行了规定。相较于原《企业会计制度》，《企业会计准则第八号——资产减值》明确了进行减值测试的前提和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方法，并规定减值损失一旦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得转回。
2.2 资产减值会计准则的国际比较
（1）资产减值损失确认的比较。
第8号企业会计准则规定：资产减值，是指资产的可回收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可收回金额是指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IAS36规定当资产的账面价值超过其可回收金额时，表明资产发生减值。其中可收回金额是指资产或现金产出单元销售净价与使用价值中较高者。由此可见，我国的资产减值准则与IAS36在减值损失确认上的规定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已经实现了国际趋同。
而美国财务会计准则的规定则更为复杂：为使用而持有的长期资产，减值损失等于长期资产或资产组合的账面价值超过其公允价值的差额；为出售而持有的长期资产或待处置资产组合应以账面价值与公允价值扣除出售费用孰低计量。相较之下，SFAS144的施行涉及公允价值的运用，对市场环境、企业资质等的要求更加严格。
（2）资产减值转回的比较。
IAS36规定：企业应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判定是否已有迹象表明以前年度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不再存在或已减少，只有在确定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中所使用的会计估计改变时，才可转回以前年度已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但已确认的商誉减值损失不得转回。这表明，IAS36允许资产减值有条件的转回。
而SFAS144和我国资产减值准则均明确规定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期间不得转回。已有的实证研究结论表明，长期资产减值不可转回有效遏制了上市公司操纵会计利润，进行“大洗澡”的行为，从而有利于规范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提高其盈余质量。
3 我国上市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动机与经济后果
3.1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动机
3.1.1 资产毁损动机
资产毁损是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经济因素，指当资产价值发生减损时，为了提高会计信息的稳健性、反映资产真实市场价值，企业按准则要求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行为。已有的关于资产减值的众多研究中，较多的关注了其作为盈余管理工具的使用，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些研究已经指出计提减值行为确实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其尚未完全沦为盈余管理的工具。
Francis等（1996）对1989~1992年计提资产减值的公司的研究表明，经济因素对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的比例和动机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谭军（2004）通过研究发现，公司上市的时间越长，经营模式和公司治理结构都趋向僵化，资产质量将越差，资产置换成本也越高，因此发生资产减值的概率也越高。这表明，上市公司计提资产减值的行为背后必定有经济因素的影响，而不是单纯的盈余管理的手段。
3.1.2 盈余管理动机
（1）利润平滑动机。
一些企业在经营业绩较好的年度，会选择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作为业绩的缓冲区，并且通常是以秘密准备的形式设立。在我国，亏损上市公司为防止被特别处理或者暂定上市，通常有动机在首亏年度或者第二个亏损年度通过资产减值的计提和转回达到管理盈余的目的。由于长期资产减值转回被禁止，通过存货等短期资产减值的转回成为了企业主要的操纵盈余的手段。
（2）管理层变更动机。
在国外，高管薪酬通常与经营业绩相连，一些企业还向高管提供股票期权，将其收益与公司的长期利益捆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企业发生了高管的变更，新上任的高管人员便具有大量计提资产减值的动机，并将由此带来的利润下降归咎于前任管理层，并且为今后的盈利做好准备。目前，我国上司公司的高管大多仍采用年薪制，没有与公司业绩挂钩，因此，管理层变更对我国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影响很小。
（3）“大洗澡”动机。
当企业在当期发生亏损且通过其他盈余管理手段难以扭亏时，的企业经理人可能会选择一次性计提大量减值，趁着亏损的时机将更多的亏损一并确认，为将来提高盈余水平留下空间。这种做法曾是“坏消息”企业所青睐的一种盈余管理行为，但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规定，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包括商誉）的减值损失一经确认，以后会计期间不得转回，到资产处置时才可以转出。长期资产减值损失不可转回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企业“大洗澡”的盈余管理行为。
3.1.3 稳健性要求
稳健性原则是企业会计核算中运用的一项重要原则，对资产进行减值测试、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处理可以充分体现了这一原则。代冰彬等（2007）通过对2001~2003年非金融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影响因素除了已被广泛接受的经济因素和盈余管理因素之外，稳健性考虑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对于同样的资产毁损，“坏消息”公司会比“好消息”公司计提更多的减值准备。
3.2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经济后果
在现实的资本市场中，由于关系的存在，投资者与公司管理层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作为企业的外部人，股东只能依靠公开的会计信息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业绩及现金流量进行判断，形成对企业价值的预期，并做出投资决策。
（1）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将影响投资者对企业经营能力的判断。
根据信号传递理论，企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时，向投资者传递了有关企业资产质量的信息，使得投资者能够将资产质量好的公司与资产质量差的公司区别开来。如前文所述，经济因素，即资产毁损因素，是上市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重要影响因素。Francis等（1996）对经济因素和盈余管理动机对计提资产减值的双重影响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其并且根据对资产减值市场反应的研究结果，提出投资者将经济因素视为企业计提资产减值首要动机。因此，理性投资者判断企业经营能力的重要依据便是其资产减值的计提比率。
（2）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将影响投资者对企业价值的评估。
市值管理制度 篇六
我国上市银行投资者关系管理的分析
在我国，很多上市公司通常都设立了专门的机构负责投资者关系管理。对于我国上市银行而言，上市后成立专门负责资本市场运作和投资者关系管理的部门也是其通行的作法。如工商银行重组上市完成后，成立了战略管理与投资者关系部，专职负责对外投资、投资者关系管理和资本运营等事务；华夏银行成立了证券事务部，专职负责证券相关事务；招商银行成立了融资办公室，专门负责处理有关证券和资本市场操作、再融资及信息披露事务；其他如中国银行、兴业银行、民生银行等银行均设立了证券事务代表和相关的投资者管理部门。
同时，目前我国已上市银行的网站上都有专门的投资者关系栏目，都开展了相应的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并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如交通银行在上市阶段，决策层就提出应高度重视投资者关系工作，并确立交通银行的投资者关系工作要达到境内外一流上市银行水准的目标。
尽管我国商业银行投资者关系管理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仍然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缺乏投资者关系管理理念。有的上市银行还没有形成完整、正确的投资者关系管理的理念，没有意识到尊重投资者和保护投资者的重要性。
缺乏市值管理理念。投资者关系管理是市值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外拥有发达资本市场的国家，很多银行都有着比较完善的市值管理体系。然而，目前我国很多上市银行不重视投资者关系管理的研究工作，对于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的关键环节和容易步入的“雷区”的地方还没有清醒、明确的认识，对于上市后的一路跌势显得准备不足，还没有“市值管理”的概念。
对投资者关系管理缺乏组织上的保障。有的上市银行还没有很好的组织制度建设，没有建立起负责投资者关系工作的专门部门；对于银行内部不同部门及员工在投资者关系工作中的角色和分工，也没有明晰的认识。
投资者关系管理缺乏长期性。有些上市银行进行投资者关系管理活动带有一定的功利性或短期性。它们的投资者关系管理目的是为了公司的融资活动，一旦公司上市融资完成，投资者关系管理也就告一段落，并没有一个长期持续实施的计划，制度的规定流于形式，尚存在很多制度上的缺失。
投资者关系管理手段比较单一。不少上市银行的投资者关系管理比较被动，沟通手段还很单一。它们不少是迫于法律法规的压力而进行投资者关系管理活动，自愿性、主动性的沟通和披露还不多；不少上市银行的投资者关系管理是单向的、消极的，还没有建立起双向的、积极的、多渠道的沟通方式。
上市银行投资者关系应朝着市值管理方向转变
投资者关系管理是市值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几年，我国银行业在不断加快市值管理机制的建设和完善。伴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市值管理将会是现代银行业的重要管理模式。与传统的财务管理模式不同的是，市值管理则更加重视股东的利益，更加重视银行业的市场价值。市值管理是上市公司从稳定和提升市值出发，更多地是通过投资者关系管理来逐步提升股价，使股价充分地反映公司的内在价值。目前，我国上市银行股价波动还是非常频繁，大起大落现象时有发生，这也说明上市银行投资者关系管理还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对于我国上市银行而言，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重视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建设和完善。上市商业银行应制定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投资者关系工作制度、定期信息披露制度和危机公关制度。目前，很多上市银行根据我国《公司法》和其他法规、规章，以及所上市地的有关规则中的关于董事会秘书的规定，并结合自身的实际，进行一些制度创新，设立了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但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没有对投资者关系管理及人员进行具体规定，因此有必要制定“投资者关系工作制度”，规定投资者关系管理的基本原则、目的、对象、内容、职责与形式等内容。与此同时，为了保证信息在上市银行内部传递的畅通，有必要建立上市银行信息披露委员会。而上市银行危机公关制度则主要规定危机公关的原则、危机公关的组织机构、新闻发言人制度、危机公关的基本步骤等，这对完善广义的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也是不可或缺的。
创新沟通手段。国外成熟证券市场采用的沟通渠道主要有：印刷品，电子信息服务，会议，电话联系等途径。如果上市公司采用的沟通渠道越多的话，意味着投资者更加便于参与沟通活动，也意味着上市公司尽最大的努力与投资者进行沟通。此外，沟通渠道多种多样，不同的沟通渠道效果不大相同，而且不同的公司也可能根据公司不同的性质采用不同的沟通渠道。上市银行应该不断创新和丰富沟通手段，提升沟通的效果和质量。此外，还可以通过定期制作向管理层报送的IR报告和送给投资者、分析师的IR电子杂志，建立起双向沟通机制。
持续地对投资者关系管理进行分析研究。上市银行对投资者关系管理的分析研究活动直接影响到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的质量。上市银行对投资者关系管理的分析研究活动包括：对投资者关系管理活动目标的实现进行跟踪和分析；对投资者和潜在投资者的数量、资金量、投资偏好、投资行为进行统计分析；对证券公司、机构投资者等买方和卖方的需求和主要分析方法进行研究；追踪证券监管部门的最新监管动态；对投资者关系管理活动的效果建立动态跟踪和反馈体系；对投资者关系管理活动进行绩效评价等。
防止出现选择性信息披露。“选择性披露”一般是指上市公司在未公开披露信息之前向特定的人士或特别类型人员披露有关重大信息的行为。选择性披露通过向特定人群泄露未公开的信息，违背了证券市场赖以健康发展的基本法则，侵犯了投资者平等获取信息的权利。实践证明，选择性披露行为往往是一些不正常证券交易的前奏，例如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行为均以优先获取内幕信息为前提，从而使得一部分人员获利或转嫁风险，另一部分因此遭受损失，导致市场不公行为的发生。故上市银行由于投资者众多，更应该避免进行选择性披露。
市值管理制度 篇七
关键词：上市银行；市值管理；提升途径
自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实施以来，中国资本市场获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发展：A股上市公司总数从2005年初的1349家增长至2011年末的2320家；A股总市值也从2005年初的3.5万余亿元跨越式的增长至2012年末的21.4万亿元。凭风好借力，我国银行业在此期间，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根据Wind的数据统计，银行业从2005年以来，共从资本市场募集权益性资金5992亿元，这部分资金夯实了上市银行的资本金，大大提高了银行的资本充足水平，为上市银行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上市银行也为投资者带来了良好的回报。据统计，从2005年至2010年间，上市银行的总资产从26.33万亿增加至63.83万亿，净资产从1.06万亿增加至3.72万亿，净利润从1438亿增加至6774亿。与此同时，上市银行的市值权重也举足轻重，权重最大时，曾一度占到A股总市值的45%。近两年，随着其他行业的上市公司家数增多，以及行业整体估值水平的回落，上市银行的市值占总市值的比例回落至25%，但仍然是上市板块中市值最大的板块。
然而银行业的发展也并非坦途。从2008年起的金融危机到目前正在愈演愈烈的欧债危机，世界经济环境变得模糊和充满不确定性。同时，因地产调控等原因，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问题的日益凸显以及监管要求的趋严也使得银行业面临更大的挑战。本文就新形势下，我国上市商业银行进行市值管理的重要性进行了论述，同时也提出了上市银行提高市值管理能力的若干途径，希望能够对上市银行应对新形势下的挑战有所裨益。
一、我国银行业所面临的新形势
（一）监管趋严
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全球银行监管机构和银行业对原有的监管方法进行了全面的反思，并逐渐意识到原有银行监管中的缺陷。2010年9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宣布，各方代表就《巴塞尔协议III》的内容达成一致。也意味着《巴塞尔协议III》的正式实施。
中国银监会按照《巴塞尔协议III》的有关思想，制定了资本充足率、拨备率、杠杆率、流动性四大监管新工具，并已于2011年初获国务院批复。相关指引也陆续出台，上述监管工具的实施无疑将进一步提高银行对资本的需求。
（二）资产质量存隐忧
随着不良资产的剥离以及资本实力的不断补充，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得到极大改善。根据银监会的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三季度末，我国银行业整体的不良贷款率仅为0.9%，首次降至1%以内。
然而，随着货币政策收紧和银监会监管态度的改变，地方投融资平台的风险开始逐步暴露：2011年6月《新世纪》报道：2011年4 月份，云南省公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向债权银行发函，表示“即日起，只付息不还本。”之后，上海申虹“债务逾期”等消息的一一见诸媒体，使得投资者对中国银行业的质量担心不已。
另外一个方面，欧债危机爆发对于出口导向经济的地区已经产生了负面影响，温州频发“老板跑路”事件，里面蕴含的信贷风险也随之显现。
2012年2月，银监会在其网站上了2011年四季度商业银行主要监管指标，不良余额由三季度末的4078亿上升至四季度末的4279亿，同时不良贷款率也由0.90%上升至1%，为2005年以来不良贷款的首次“双升”，印证了中国银行业进入了不良资产回升周期。
（三）利率市场化迫近
央行行长周小川在近期接受媒体采访表示，“利率市场化的条件应该说基本上具备了”。利率市场化对于中国银行业应是渐行渐近。
事实上，由于近年来，受银监会严格控制存贷比等因素的影响，使得银行业普遍开始了吸储大战。为吸引存款，商业银行发行了各种理财产品，甚至有短至2-3天的理财产品（禁止1月以内的产品），且理财产品的收益率通常也远高于同期存款利率。虽然名义上，这些理财产品并不保证收益，甚至不保本，但由于银行业在中国百姓心中的特殊地位，购买者通常将其等同于银行存款。从这个角度来说，理财产品已经是银行在市场机制倒逼下，自行启动的利率市场化改革。
（四）估值水平创新低
正是由于市场对于银行业面临的现状，普遍担心法定利差可能逐步取消，而失去了金融特许牌照的护城河；资产不良率在持续多年下降并触底后，面临着回升的可能，从而提高银行业的信贷成本。监管对于资本要求的不断提高，使得银行业的再融资周期进一步缩短，加大了银行业股本的供给预期。重重重压下，尽管银行业的财务报表依然靓丽，但估值水平却屡创新低。2007年银行业估值水平最高时，行业平均市盈率可达40倍，而2011年11月，银行业的平均市盈率仅为6.7倍，2012年动态市净率已经迫近1倍。
二、市值管理的概念
所谓市值管理，就是上市公司基于公司市值信号，综合运用多种科学、合规的价值经营方法和手段，以达到公司价值创造最大化、价值实现最优化的战略管理行为。市值管理就是要使价值创造最大化、价值实现最优化和价值经营最优化，最终实现股东价值的最大化。
这一提法最早由施光耀先生于2005年5月在“首批股改回顾与展望专家座谈会”上首次明确提出。
市值管理的提法与国外 “价值管理”(Value Management)的概念即存有一致性，又存有不同。所谓价值管理，是指以企业价值评估为基础，以价值增长为目的的一种综合管理模式。二者都强调了企业价值的创造和增长，实现股东价值的最大化。但除了价值创造，市值管理还强调价值实现和价值经营，即市值管理不仅要做好价值管理的工作，还要进行资本市场的管理。可以说，市值管理是建立在价值管理基础上的，是价值管理的延伸。
从实践来看，尽管没有直接提出“市值管理”概念，但国外上市公司很早就开展了“市值管理”。比如，市值管理中的一项重要工作――投资者关系管理在欧美发达国家证券市场有三十多年发展历史；美国《财富》1000强上市公司的90%以上都实施了高管股权激励，其中部分股权激励与市值相挂钩。
监管部门也较早的对银行业提出了市值管理的要求。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2005年10月召开的大银行公司治理考核标杆国际研讨会上表态“上市后，大银行要将市值最大化作为公司治理的一项重要目标。”
三、上市银行进行市值管理的重要性
（一）创造价值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企业上市融资后，投资者对企业的定价模式会发生改变：企业上市前，公司的股东通常关注企业的净资产，股权的转让也围绕着净资产的价格进行；然而企业上市后，企业的价值由更为直观的股票价格体现，投资者的关注重点自然而然转向了股价。对于一般的投资者而言，除了获得企业的分红之外，更多的通过股票价格的变动获取投资收益，因此，市值管理是企业创造价值以及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的有效手段。
（二）应对再融资需求
2011年8月，中国银监会了《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稿）。根据券商分析员的研究，按此办法执行，仅2012年，全部上市银行的再融资（股本）需求将达到近1500亿元。但是现实的情况是，一方面银行业对资本金充满了渴望，另一方面银行业的估值水平却徘徊在1.2-1.5倍市净率。如此低的市净率情况下再融资，银行很难保证不会稀释原有股东的每股收益，市场对银行股的需求也就很难得到提振。近期，光大银行H股发行的一再延后就是例证。
在这种情况下，上市银行的市值管理重要性就日益凸显。市值管理做得越好的上市银行，越是容易获得资本市场的认同，越是容易以较小的代价（股本摊薄少）的获得资金，也越是能够获得持续的筹资。
（三）扩张并购的有力武器
并购是企业发展的有力武器，企业通过并购可以迅速扩大市场份额。对中国银行业而言，市场的竞争是异常激烈的，行业内的兼并趋势也将逐渐体现。由于现金的珍贵，国外企业大量的并购都采用了换股方式进行。在国内的金融行业近期也出现了这样的案例，如西南证券以换股方式吸收合并国都证券，以及深发展以换股方式收购平安银行等等案例，给金融行业提供了较好的示范效应。市值管理好的上市银行可以以股份作为对价支付，获取理想的收购标的，并可以避免宝贵的资本金支出，从而取得更为有利的竞争地位。
（四）中小银行防范被收购的风险
对小银行而言，做好市值管理是防范被收购风险的重要手段。从我国的上市城市商业银行来看，总体市值并不高，而且估值与大银行无明显差异，股权也较为分散，理论收购成本并不很高。因此，小银行也应当重视自身的市值管理，充分应运各种手段，提升自身的市值，使得觊觎自身的人不能以低估值发起收购；如果市值管理工作做得好，股价充分体现自身价值，即使被收购，也会使得股东利益得到保证。
四、上市银行进行市值管理能力的途径
（一）明晰公司战略、提高公司经营透明度
公司战略决定了公司发展路径，一个负责任的上市银行应当向投资者不断阐述的公司战略和发展方向：是提供综合金融服务还是经营特色业务，是国际化发展还是专注于本地，是向大企业资源倾斜还是关注零售客户。上市银行在制定和执行战略的过程中，也伴随着选取和粘着认同自身价值趋同的投资者的过程。理想状况下，上市银行的股东都高度认同企业的发展战略，积极持有公司股票，这将极大有利于公司市值的稳定。
当然，在目前情况下，针对市场对于银行业存在的种种疑虑，上市银行无需讳病忌医，对面临的困难闭口不提，反而应当通过各种渠道，主动阐述自身发展逻辑以及应对危机的策略，以增强投资者信心。
（二）加强公司治理
随着成为公众公司，投资者越发关注公司的治理结构。是否建立了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管理层的职责分工是否明确，是否有合理的制衡机制。而公司治理的好坏，也直接影响着公司的股价表现。根据南开大学的学者郝臣的研究，中国股市存在着8.4%的公司治理溢价。
（三）提高决策透明度，避免破坏市值的举动
经营层对于公司的信息与投资者有着天然的不对称性，因此，经营层对市场释放的信号，必须谨慎，否则就可能对市值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比如某公司在2008年初，在市场缺乏预期的情况下，抛出融资逾千亿元的方案。市场对此则用暴跌回应，在融资公告后的2日内，公司的市值蒸发近千亿元，并在接下去的一段时间内，对公司的市场形象产生了相当不利的影响。
（四）加强风险控制，树立良好品牌形象
银行是经营风险的行业，因此加强风险控制，树立令社会放心的银行品牌形象对于银行的市值管理尤为重要。这不仅指银行建立各种风险控制制度，还需要提高员工思想的重视程度。“大到”平台债风险等问题、“小到”从ATM机中取到假钞，这些问题都从方方面面体现了银行的风险控制能力，也直接影响了公司的品牌形象。很难想象，一个有不良品牌形象的银行能够在资本市场上拥有很高的溢价。
（五）引入股权激励机制
通常认为，股权激励有利于将经营层与股东的利益捆绑一致，降低风险。中国证监会前主席周道炯在第五届中国上市公司市值管理高峰论坛上就提出“股权激励机制可以解决股东与经理层之间利益纽带问题，从而为上市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有利的机制保障，为上市公司的股东价值最大化提供更合理的制度安排，也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提供更强大的体制基础。”因此，对于上市银行来说，应可以在股权激励方面进行适当的尝试，并以此作为市值管理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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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施光耀 刘国芳 梁彦军中国上市公司市值管理评价研究［J］.管理学报 2008(1)
市值管理制度 篇八
关键词：资产减值；盈余管理；方法
2006年2月，财政部了中国新的企业会计准则，该准则自2007年1月1日起在上市公司范围内施行，鼓励其他企业执行。该准则的颁布和实施，标志着中国资产减值会计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该准则在执行中，部分上市公司存在着利用资产减值进行调节盈余的问题，为此本人建议在以下几方面加强建设，规避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
一、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和企业内部控制制度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有利于建立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并形成提供高质量的会计信息的内在机制。治理结构比较薄弱的公司更容易实施盈余管理，董事长与总经理分离以及设立外部董事的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程度要比其他公司轻得多。因此健全公司治理结构，形成抑制盈余管理的内部约束机制，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要求通过权力分配、权力制衡和信息披露等机制，减少会计造假的风险。同时在内控制度方面也要加强管理，资产减值内部控制制度的完善途径主要有：严格执行不相容职务分离，规范授权机制，建立健全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内部审计监督制度。
二、加强对会计人员的专业技能和职业道德的教育
新的经济环境对会计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工作不再是简单的记账和编制会计报表等，而是要运用自己所掌握的专业知识对确定和不确定的会计事项进行确认和计量，并成为企业经营决策的参谋。资产减值的确认和计量对会计人员的综合素质要求比较高。首先，会计人员应具备较高的专业判断力。资产减值准则不仅包含的内容较多且较抽象，无论是现金流量的预算，还是资产组的划分和商誉的减值测试，都需要会计人员较高的职业判断能力。只有具备了一定的职业判断能力，才能充分认识和估计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为正确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打下良好的基础。只有会计人员具备了一定的职业判断能力，才能充分认识和估计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为正确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打下良好的基础。其次，加强对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从道德角度来约束会计人员滥用资产减值会计政策的行为，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相关性。最后，做好会计人员的聘任和在岗后续教育。加强财务管理、企业管理等相关知识的学习，努力提高会计人员的专业素质和综合技能，建设一支职业道德高尚、业务精通、专业判断能力强的会计队伍。
三、完善资产减值会计准则
资产减值准备的计量标准多，较难掌握。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弹性过大，使计提不仅缺乏衡量标准，而且缺乏制约手段。因而，就难免出现违规现象甚至故意操纵利润现象，有关部门应进一步明确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性，使减值准备的计提方法和计提比例更先进、更科学，严格限制可能导致会计信息模糊和失真的处理方法，尽可能缩小会计人员人为估计和判断的范围，避免企业执行会计政策的主观随意性，不断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一）应用合理方法确定资产可收回金额
资产减值准则规定：企业资产存在减值迹象的，应当估计其可收回金额。可收回金额应当根据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二者之间较高者确定。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只要有一项超过了资产的账面价值，就表明资产没有发生减值，不需要再估计另一项金额。
1.公允价值的可靠性。资产减值准则对公允价值的取得规定了三个层次：公平交易中资产的销售协议价格、资产的市场价格（不存在销售协议价格但存在活跃市场的情况下）、可获取的最佳信息。但在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公允价值是否公允很难判断，因为：相同的资产由于品质、功能等因素在市场中会有不同的价格，合同协议价格是否公平交易很难保证。对于不存在销售协议的情况，市场价格或者同行业类似资产的最近价格较难获取。
2.预计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的可靠性。资产减值准则规定：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应当按照预计资产持续使用过程中以及最终处置时所产生的未来现金流量，选择适当的折现率对其进行折现后的金额加以确定。预计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应当综合考虑资产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折现率等因素。但是这两个因素均较难获得准确的数值。（1）未来现金流量现值难以预计。决定未来现金流量的现金流入和流出是根据最近财务预算或者预测数据得到的，但是除了财务预测本身就具有不确定因素外，同时在实际操作中往往会受到经营者利益、会计监管、会计人员素质和企业实际情况等一些因素的影响和限制。（2）折现率较难确定。虽然规定折现率为企业在购置或者投资资产时所要求的必要报酬率，但该报酬率取决于个人风险偏好，其选择存在较大的弹性空间。
（二）严格监控资产减值损失的转回
资产减值损失的转回可视为对原先会计估计的一种修正，这是为了完善最初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目的。如果不允许对已经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予以转回，那么就应该对资产损失的确认加以限定。 转贴于
四、进一步发展并健全信息市场及价格市场
资产减值准则要求以公允价值为计量基础，因此有效的资产信息和价格市场是资产减值准则顺利实施的保障。由于中国目前资产信息、价格市场不健全，无论是企业还是中介机构都很难获得公司各种投资、存货当前合理的市场价格，使资产减值会计的可操作性较差，导致计提工作不仅缺乏衡量标准，而且缺乏约束机制。国家应逐步建立有实际指导意义的各行业市场价格信息系统，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定期公布有关资产的信息资料，通过网络提供各种商品的动态价格资料，为公司披露公允价值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这样就可减少资产减值会计中的主观因素，限制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操纵盈余的行为，从而提高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质量和公信力。
五、加强外部审计监督
资产减值准备通常是被审计单位管理当局依据有关因素做出的估计，存在较大的利润调整空间，发生错报的风险较大。通过外部审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这类风险，遏制企业利用资产减值准备进行的盈余操纵。资产减值审计一直都是难题。原因有两个：一是资产减值准备通常是被审计单位管理当局依据有关因素做出的估计，存在较大的利润调节空间，发生错报的风险较大；二是由于审计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职业经验和专业判断，而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会涉及到很多主观判断，以一种主观上的判断去断定另一种主观上的判断是否合法公允，必然增加审计风险。注册会计师应当依据相关法规，以应有的职业谨慎态度实施审计工作，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评价被审计单位管理当局对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和冲销是否合理、披露是否充分。所以建议中国制定明确、具体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的审计程序，进一步规范和强化上市公司资产减值的注册会计师审计监督，以通过降低审计风险、防止审计失败与提高审计质量等手段，来遏制上市公司的资产减值准备滥用行为。
六、完善《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新会计准则的贯彻实施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是上市公司及其财会人员需要充分准备，而且有关机构建立与新会计准则相配套的法律法规。从而真正规范上市公司的会计行为，保证上市公司的正常运作，维护公众利益。
（一）强化证券市场的监管力度
中国现行的证券管理制度中控制参数单一，且多以会计数字为标准，由于以利润或净资产利润率等指标作为基本指标考核上市公司的业绩，从而导致上市公司热衷于操纵利润：不提、少提和转回资产减值准备，或者利用资产减值政策进行巨额冲销。因此，监管部门应适当调整现有的业绩评价体系，切断资产减值准备与企业考核评价指标之间的联系，强制上市公司披露资产减值等会计政策选择对盈余的影响程度，从而弱化企业利用资产减值准备操纵盈余的动机。改进原有的以净利润为核心的考核标准，设置合理的评价指标，多方位全面地考察上市公司的业绩。这样可以有效防止上市公司利用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操纵盈余。
（二）加大违法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
目前中国上市公司中存在的信息披露不真实等问题，核心不在于信息披露制度的不健全，其关键在于监管力量和手段不足，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不够，上市公司违规的成本较低。因此，为了规范上市公司的行为，需要加强监管和加大处罚力度，提高其违规成本。
1.加大上市公司提供虚假信息的处罚。目前中国的各种证券法规对上市公司提供虚假新的处罚还太轻，证券市场上进行盈余管理的公司并未因此而受到特别严厉的惩罚，这样上市公司利用巨额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进行盈余管理的收益远远大于成本。如果制定更为严厉的处罚规定，使得预期成本大于盈余管理的预期收益，公司进行盈余管理就可避免。
市值管理制度 篇九
上市公司市值管理伴生于我国股市全流通环境，国外没有明确的市值管理概念。根据中国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研究中心的定义，市值管理是指上市公司基于公司市值信号，综合运用多种科学与合规的价值经营方法和手段，以达到公司价值创造最大化、价值实现最大化和价值经营最优化的战略管理行为。由此可知，市值管理既是一门管理科学，也是一种不断创新、不断完善的管理实践。
市值管理的主要内容包括：价值创造、价值实现和价值经营。价值创造，是指加强公司经营管理，提升盈利水平，创造公司内在投资价值。价值实现是指通过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向市场提示价值，使公司价值得以充分实现。价值经营是指上市公司或股东主动合规经营自身价值，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例如，当市场高估公司价值时，采取增发新股、换股收购、注资、分拆等措施，将市值溢价转化为股东财富；在市场低估公司价值时，采取股票回购、大股东增持、发行可转债、实施股权激励等措施，营造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经营环境。
二、我国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的现状及问题分析
近年来，面对价值低估的弱势格局，我国上市公司及其大股东主动开展了市值管理探索，管理形式和手段也不断丰富。表现为稳定市场预期，提振投资者信息，多家上市公司大股东主动延长禁售期和增持公司股份，上市公司开展股份回购和出台股权激励方案；不少公司利用资产定价较低的形式开展横向并购，以此提升成长能力和产业地位，不少上市公司通过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以服务再融资目的。但同时，市值管理在我国上市公司具体实践中还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上市公司市值管理意识淡薄。当前，多数上市公司管理层和股东对于市值管理的认识基本停留在“低买高卖”的浅层面，没有将市值管理放在公司战略高度进行系统化考虑，没有形成相关的制度安排。造成市值管理短期化、简单化、随意化，整体组织管理不严密，投资决策不妥当，直接影响市值管理的成效。
二是参与市值管理的公司占比不高，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市值与净资产地位不匹配。根据Wind资讯统计，2013年，A股市场上仅有239家公司的股东或管理团队采取了增持行动，占上市公司总数的9.68%；仅有153家公司推出了股权激励方案或意向，占公司总数的6.2%；仅有43家A股上市公司使用了回购这一市值管理工具，占上市公司总数的1.74%。相较于民营企业，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相对消极，2013年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净资产总额占A股市场83%，但市值只占69.8%。
三是部分公司市值管理出现异化。客观来看，市值管理在目前A股市场仍存不少异化运用，股东和高管利用内部优势，将市值管理简单等同于价格管理。不少上市公司在重要股东股权解禁前，高送转、热题材等利好公告，随后公司股价大幅异动与重要股东减持。部分上市公司管理层或控股股东故意迎合市场热点，盲目投资甚至操纵股价，影响公司正常业务发展和市场形象，其中不少公司因触犯法律法规受到行政处罚。
四是外部政策制度配套有待改进。当前国资委没有将市值指标纳入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管理层的考核指标，同时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开展股权激励设定了严格的限制条件，影响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开展市值管理的积极性。另外我国公司法规定，上市公司回购的股份不能用作库存股，库存股没有存在的法律空间，使得A股上市公司普遍缺乏回购的动力。
三、完善市值管理制度的思考
上市公司市值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渗透到上市公司商业模式改善、内部治理完善、信息披露质量提高等多个方面，市值管理制度应当以合法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为目标，以规范市值管理价值创造、价值实现和价值经营三个维度开展，坚持市值管理系统性、科学性、规范性、常态性、可操作性、可考核性的原则。
1、市值管理制度内容的完善
我们认为上市公司市值管理制度应当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应当明确市值管理的目标。目标是市值管理工作的指引，可以为市值管理提供战略支持与路径规划。上市公司应在制度中明确市值管理的远期目标、3―5年的中长期目标，以及规定需要制订具体市值管理年度计划。
二是应当明确市值管理组织机构与职能。上市公司应建立由董事会负责、经营层参与的市值管理领导体制，由董事会下设市值管理日常组织机构，或整合目前的董事会秘书处下设的证券事务管理部门，该部门承担公司市值监测、评估，提供市值管理方案，内部培训等多项职能。当公司股价明显低估或者高估时，该部门将在公司内部提出预警，并采取对应措施。
三是应当明确市值管理工作规范和工作标准。通过明确工作规范与标准才能做到市值管理工作各司其职、分工合作，确保市值管理工作的规范运行。同时市值管理工作流程应遵行法律法规的规定，如应坚持保密原则与防范内幕信息泄露。明确规定部分特定市值管理的触发条件：如公司股价低于每股净资产持续一段时间内，公司将根据企业自身情况开展回购，或者大股东将开展增持。
四是应当明确市值管理运作机制。为确保市值管理的高效运作，应在制度中明确市值管理决策、执行、沟通、考核评价机制。其中重点包括与公司内其他职能部门的沟通协调机制、与市值管理相关的信息披露机制、与市值管理相关的投资者关系管理机制、与市值管理相关的内部培训机制等。
五是应明确对市值管理工作评价与考核，加强对市值管理工作的约束与激励机制。应根据公司一段时间市值表现、市值溢价、市值的健康程度等方面，从价值创造、价值实现以及价值经营三个角度，设定合理的考核指标对市值管理绩效进行全面的评价，加强内部问责措施，不断改善市值管理从而更好的地为公司股东价值服务。
2、完善市值管理制度应处理的三大关系
一是处理好市值管理与内在价值的关系。上市公司的市值是内在价值的外部体现，好的内在价值，理论上应当有一个好的价格；反之，没有好的内在价值，就难有好的股价，即便出现了好股价，由于没有内在价值的支撑，也不可能持久。
二是处理好市值管理与投资者关系管理的关系。上市公司应当营造良好的媒介关系和舆论环境，完善应急反应机制和危机处理机制，以最大限度地消除信息不对称，使投资者充分了解公司，从而影响投资者行为，使市值充分反映公司内在价值。
三是要处理好市值管理与规范运作的关系。上市公司的市值管理必须在合法合规的轨道上运行，如果市值管理的出发点不当，也有可能演变为价格管理，成为大股东或高管牟取私利的幌子。有可能出现管理层打着市值管理的旗号，提供虚假信息或操纵公司业绩，其目的是为了完成高管的经营指标或协助大股东实现套现，因此，市值管理必须依法合规进行。
3、上市公司市值管理外部环境的规范
为支持上市公司建立完善市值管理制度、加强市值管理，监管部门应在制度建设与业务准入上予以引导规范，建立透明的信息披露机制，为市值管理建立一个良好的法律监管环境。
（1）加大培训力度，提高意识，转变观念，出台市值管理制度指引
针对当前不少上市公司董监高还对市值管理相对陌生的现状，应加大培训力度，帮助上市公司董监高完成经营理念的转变，树立产业和资本经营两种思维，实现企业经营目标从利润最大化转向市值最大化。同时可请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出台上市公司市值管理制度指引，为公司开展市值管理提供借鉴和参考，并从行业协会的角度对上市公司市值管理行为进行评价。
（2）完善相关配套制度，降低上市公司市值管理成本
为提高上市公司市值管理效率，方便公司开展市值经营，结合当前政府职能转变和监管转型的要求，监管部门应进一步完善与市值管理相关的并购、增减持、增发，股权激励，分立等相关事项的制度设计，丰富支付手段，降低公司成本，缩短审批周期。同时在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再融资等审核过程中，将上市公司市值管理列为一项重要评价考核指标，推动上市公司强化市值管理，进一步做强做大。
（3）增强上市公司市值管理信息披露透明度
为最大限度地消除中小投资者的信息不对称，提高上市公司市值管理工作透明度，应当要求公司就市值管理制度和年度市值管理计划开展专项披露，在公司年报和半年报中对执行情况进行总结性披露，具体开展时就市值管理的实施进展进行定期披露，以增强对市值管理工作的外部约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