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习和工作中，大家最不陌生的就是论文了吧，论文是讨论某种问题或研究某种问题的文章。那么一般论文是怎么写的呢？以下是小编勤劳的小编给大伙儿整编的税收专业论文【最新9篇】，希望对大家有一些参考价值。
税收专业论文 篇一
国家税务总局按照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精神和税收工作的总体思路，制定了“十五”期间征管改革的奋斗目标：“通过进一步完善新的征管模式，初步建立以信息化和专业化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化税收征管体系”。这里指的税收征管体系是在信息化支持下的征收、管理、稽查的专业化分工管理体制，即征、管、查分权的管事制。它的运作原理是通过成立三个专业机构，进行权力制约，三者之间既明确分工又有机联系，形成税收管理的一个有机整体。本文就此作一粗浅探讨。
一、建立专业化征管体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一）建立专业化征管体系是经济发展的需要。
税收征管体系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它的内容和形式取决于经济发展的要求，它必须随着经济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信息化已成为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受其影响，企业经营活动也日趋复杂。特别是当前企业的e化经济迅猛发展，生产经营活动大量运用数字化、网络化技术，这些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给税收工作提出了新的课题，迫切要求税收工作提高征管水平，适应形势的发展。而由于税收征管现状与经济形势发展的不对称性，致使税务部门不能及时、全面掌握纳税人信息，造成征管质量低下，重复劳动过多，征管成本加大。而专业化的征管查格局，则以大型数据库和广域网为依托，实现数据的高度集中处理和共享，更能够提高工作效率和征管质量，堵塞征管漏洞，提高征管质量，适应经济发展形势的需要。
（二）实行专业化分类管理是依法治税的需要。
据有关资料表明，1999年我国的税务行政“官司”中，税务机关胜诉率只有15%，败诉率却高达32%，53%则是通过做工作后撤诉的，而败诉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执法程序不当造成的。这一数字充分说明原征管模式在执法程序的内部监督管理上存在着漏洞，再加上部分税务干部执法素质不高、专业化不强等因素，导致税收执法权不能得到有效的监督制约，出现执法随意、以权代法、以情代法等现象，而实行专业化分类管理后，一方面可以在内部执法程序上对税收执法权力进行分解制约，加强权力监督，减少执法的随意性；另一方面有利于提高税务执法队伍的专业化执法技能，从而推进依法治税的进程。
（三）建立专业化的征管格局是WTO透明度原则的要求。
我国已经加人WTO，透明度原则是WTO的重要原则之一。税收是国际国内贸易政策和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WTO成员国（方）税收法律制度的制定与实施也必须符合透明度原则的要求。税收行政的透明度首先取决于税收程序的透明度，它的关键在于对纳税人的税款核定、审计及对税收违法事实的认定和对税收违法行为处罚的程序、依据和标准都应当规范化和确定化，尽量减少和避免税收行政行为的随意性。而专业化的征管格局则正是通过对权力的分解制约和明确岗责划分，来对执法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从而减少或避免随意执法行为发生的。
（四）信息化的高速发展为建立专业化征管体系提供了技术条件。
专业化征管的前提是岗责划分，形式是专业化分工，需求是部门协作。而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则恰好为信息资源的传递和共享提供了充分的技术条件，所以只有将岗责划分与现代化科技有效结合起来，贯彻科技加管理的方针，才能充分发挥专业化征管体系的效能。
二、建立专业化征管体系的目的和要求
（一）目的。
建立理想的税收征管模式的目的在于以最小的税收成本实现税收利益的最大化，充分体现税收的公平与效率原则，使各项税收政策通过征管模式落实到位。所以建立专业化征管体系的目的是通过实行权力分解和制约，推进依法治税，提高征管质量和水平，降低税收成本。
（二）要求。
1.明确岗责划分，建立责任追究制度。专业化分工后，必面对征管查三个机构在内部分工和外部协作上明确各个机构及各个岗位的职责，并通过建立责任追究制，增强各岗位人员履行职责的主动性，减少和避免因推诿扯皮而造成的工作脱节和不连贯，进而影响征管质量和水平。
2.实现信息的集中处理和共享。专业化分工后，征管查各成体系，只有加快信息化建设步伐，充分利用现代化的计算机管理手段和网络技术，实现信息数据的集中处理和共享，才能真正建立起专业化的征管格局。
3.收缩机构，精简人员。我国拥有近百万税务大军，素质参差不齐，税收成本较大和不适当性已勿庸讳言。要适应在信息化支持下的专业化征管体系，就应提高人员素质，实行集中征收，收缩机构，精简人员，降低税收征管成本。
4.优化纳税服务，推行多元化申报方式。按照集中征收的要求，大力推行包括电子申报在内的多种申报方式，实现税、银、库联网，减少纳税环节，简化纳税程序，方便税款的申报缴纳入库，降低纳税人的纳税成本。
6.提高稽查质量。通过加大稽查力度，提高稽查质量，打击震慑偷税行为，发现、反馈、堵塞征管中的漏洞，使征、管、查协作并进，促进专业化征管格局的形成和发展。
三、建立专业化税收征管体系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基层改革目标不明确。
税务人员对改革的步骤、要求及结果不能准确把握，靠摸着石头过河的工作方法，只能加大工作量，影响改革进程和质量。如现行的征管软件TMSIS，由于在当初设计时不支持多元化申报功能，但为了适应改革进程，尽快推行多元化申报方式，就不得不对TMSIS进行增强补订程序，重新构造功能，这对于市地级以上的国税管理部门而言，只是进行修改程序的编写，而对于县区级以下的税务部门而言，则要面对的是几千户纳税人、多个数据库的整理修改，增加的工作量及因此而增加的税收成本是可想而知的。而即将推行的CTAIS软件本身就具备这种功能，所以能否在CTAIS运行以后再进行多元化申报改革是当前不少基层税务干部存在的疑虑。产生这一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在推行改革的过程中，缺少对改革的前瞻性和预测性，缺少对改革内容的了解和准备。所以建议我们在推行CTAIS过程中，一定要加强对税务人员的培训工作，真正了解什么是CTAIS，具体功能和要求是什么，充分做好CTAIS推行前的准备工作，以促进改革的顺利进行。
（二）岗位不明，责任不清，工作程序脱节。
成立征、管、查三个专业机构，它的运行保证就是要建立一整套内部各岗位和各专业局之间的岗责体系。我省虽然在改革的初期也制订了过渡期的业务协调方案，但由于对具体工作没有达到最细化，岗位责任划分不清，分工不合理，缺乏考核等监督制约机制，造成内部手续传递混乱，业务繁琐复杂，甚至出现推诿扯皮现象，严重影响改革的进度和效果。
1.发票发售问题。现在基层税务所发售的普通发票必须先与征收局签订代售发票协议，在形式上虽然取消了税务所直接发售发票的权利，但实际上仍然履行发票发售的功能；另外还存在管理局因管理需要，对某纳税人采取停票措施，但由于手续传递或责任不强等问题，该纳税人利用“时间差”仍能从征收局领出发票，造成工作脱节。
2.代开发票问题。目前运行的代开发票的程序是：县局审批，基层税务所缴税和办税服务厅开发票三个环节，手续更加繁琐复杂，增加了纳税人的负担。
3.金税工程岗位设置问题。金税工程在县局设9个岗位，综合科负责登记岗、发票发售岗、税控设备管理岗；政策法规科负责一般纳税人认定岗和数据采集岗；计划征收科负责认证和报税岗；管理局负责日常稽核岗和税源管理岗。运行的主要程序是计划征收科将认证和报税信息传到政策法规科，进行一般纳税人稽核系统软件的数据采集，然后上传至市局。但政策法规科对数据采集的完整性和准确性不易把握，这样数据采集岗设在政策法规科就形同虚设，极易出现责任不清、推诿扯皮现象。而将数据采集岗划到计划征收科后，认证、报税、数据采集在同一单位，便于业务协调，增强责任心，更能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和真实性。
4.认证、报税与申报之间存在的问题。一是时间及地点问题。目前运行的模式是企业于例征期前先到办税服务厅进行进项发票认证，然后于例征期再到办税服务厅进行销项发票报税，最后回所在税务所进行申报纳税。这种运行方式不但给纳税人增加了负担，大大提高了纳税成本，而且容易产生纳税人利用认证、报税、申报的时间地点不一致、税务机关报税信息不共享的这一弱点，进行虚假申报，产生偷税现象。所以在远程网络申报还未开通的情况下，对于住址在城区或业务量较大的企业可以在例征期前进行认证，而对于边远农村、业务量较小的企业则可将认证、报税、申报三个环节进行合并，统一在例征期由办税服务厅负责受理。二是区间问题。由于抄报税的区间是以自然月为准的，而现在企业的会计核算区间则绝大部分不是以自然月为准的，造成了报税数据采集的时间范围与申报数据的时间范围不一致，加大了征前审核和征后稽核的工作量，特别是将来CTMIS运行后，如何能保证报税与申报数据的一致性，是我们目前应尽快解决的问题。所以建议应由政府进行协调，在全省范围内对会计区间进行修改，统一以自然月为准。
5.办税服务厅管理及权限问题。按省局要求，取消征收局后，县（市）局各业务科室前台人员进入原征收局办税服务厅办公，这一改革措施在实际操作中存在两个问题：（1）办税服务厅的管理方式问题。办税服务厅应由谁负责管理以及如何管理，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遵循。如果是县（市）局业务局长直接进入大厅办公，会出现因业务分工不同，权力受限而无法拍板决策的问题；如果指定一名大厅主任或进驻大厅的业务科室负责人轮流管理，更容易出现扯皮现象；（2）办税服务厅的权限没有明确。按照《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县（市）局各科室不具备独立的执法主体资格，但实行新模式后，大厅要面对的直接的税务行政执法及处罚问题，如加收滞纳金等一般性税务违章行为，办税服务厅是否有权作出处理决定，它究竟享受哪一级的权限，建议上级税务机关及时予以明确。
（三）税源监控力度不够。
对税源的监控仅仅停留在表面和静态管理，征管的“死点”和“盲点”仍然较多，漏征漏管户依然存在，这已成为专业化管理的源头障碍。虽然新《征管法》作了在税源管理上与工商和银行两部门进行联控的规定，但由于个体、私营业户的大量存在和逐渐增加，经营方式更加灵活，他们可以储蓄存款或个人名义开设银行帐户来满足其经营业务的需要，规避监控，在未进行税收清算或有欠税的情况下而一走了之，造成税款流失。所以在税源的控管上已不能停留在静态管理的思路上，要采取动静结合的方法，全面实施监控。在静态管理上，要继续落实税源管理责任人制度，明确职责，增强责任心；同时在占有大量的纳税人生产经营数据资料的前提下，全面引入纳税评估制度，对纳税人实施预测性监控，对个体户按照《最低税额标准办法》进行双定征收，对小规模纳税人落实《小规模纳税人评估制度》，对一般纳税人参照涉外企业管理的评税制度进行预测，全面对税源的动态进行预测和分析。在动态管理上，通过政府协调，打破部门信息各自占有、各自为政、互不沟通的局面，建立税务机关同工商、银行、民政等职能部门的信息交流体系，实现信息共享，在纳税人进入或退出任何一个渠道时都能得到监控，从而达到动态管理的效果。
（四）多元化申报问题。
多元化申报是指为纳税人提供的自主采用的方便、快捷、准确、低成本的申报方式，它的目的在于降低税收成本，实现集中征收。但我们的改革应着力于适应中国现代经济的“二元”结构，不能让现代化的征管模式超越现实的征管条件和纳税人的纳税意识。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和县城城区采取集中征收、管理、稽查是合理和必须的，但在经济落后的农村，特别是山区、老区，就必须因时、因势、因地制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采取灵活、多元化的措施进行税收征管，稳步、循序渐进地推进专业化征管改革，切不可操之过急，超越经济发展水平，摘模式化和一刀切。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在我国由于旧的税收宣传观念的存在，以及受经济发展水平及纳税人素质的影响，社会大众的纳税意识普遍不高，对税法的遵从程度较差。以辉县为例，全县山区面积占2/3，1700余户农村个体纳税人散布在全县20多个乡镇农村，知识结构、文化水平较低，纳税意识不强，即使目前实行的“一元化”的税务所大厅申报，也是在催报催缴的情况下完成的。电话申报和银行网点申报方便、快捷，但其前提是纳税人已在银行存够当月的应纳税款，就目前农村纳税人的纳税意识和承受能力而言，很难实现。第一是不容易接受。由于纳税人的纳税意识较差，在心理上和行动上不愿意接受，另外，农村纳税人的文化素质普遍不高，对电话申报方式来说，因数字较多，不易记忆，操作确有困难。第二，即使纳税人乐于接受，就目前农村的经济状况而言，在税务所进行申报纳税时，又可以同时办理领购发票、税法咨询等涉税事宜，他们何乐而不为呢？在推行多元化申报过程中、由上级要求进度，下级税务机关在执行过程中就可能出现政策变形，片面提高多元化申报比例。据了解已经出现税务所通过验证时机，大量注销那些规模小管理难度大的业户，将之转为临商户进行管理，在数字上片面地达到了多元化申报的比例要求，但实际上却造成了大量的税源、税款的流失，这与我们推行改革的初衷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所以我们在农村进行多元化申报改革中，应切合实际，加强宣传，循序渐进地稳步推行。
（五）加强稽查管理。
稽查管理上，目前存在着由于岗责不清，分工不明，对信息资料不能实现有效的共享，造成选案准确率低，查案不透，制约机制不力，处罚不重的现象。应进一步完善计算机选案指标，提高准确率，严罚，并分析税源管理、征收管理等方面存在的漏洞，建立信息反馈制度，堵塞征管漏洞，促进税收征管水平和纳税人自觉纳税意识的提高。
（六）关于税收成本问题。
我们作为改革的试点省份之一，改革给我们带来了大量的资金和技术，激发了改革的活力。但我们还应冷静地思考，改革是否也给我们带来了负面影响，即改革的成本问题。因此，如何在现有的条件下消除负面影响，降低税收成本一，也是摆在改革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此通过两个方面进行阐述：
税收专业论文 篇二
关键词：中职；会计专业；税收；实践能力
中图分类号：G421；G718.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3561（2016）04-0050-01
中职学校会计专业学生一般都就职于小型企业的会计、出纳岗位，而小型企业往往受规模和成本的限制，这些会计人员通常兼任企业纳税工作。这就需要中职会计专业的学生具有较强的税收实践能力，才能在工作中做到独当一面。因此，在中职会计专业教学中，教师应重视对学生纳税实务能力的培养，增强学生的岗位适应能力。
一、现阶段中职会计专业学生纳税实践能力培养的不足
其一，双师型教师的缺乏。中职学校的专业课教师大部分是从高校毕业后直接到中职学校任教的，他们虽然理论知识丰富，但本身就欠缺纳税实践经验，能授予学生的实践知识自然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其二，教学设施的不足。纳税的实践性非常强，且近年来随着电子信息技术发展，中小型企业的税务工作也逐渐开始使用电子办公。虽然中职学校也都顺应时展建立了模拟实训室，但由于经费等的原因，实训室的教学设备很难做到及时更新换代。这些设备的仿真程度并不高，实践教学资源受限，使得中职专业教学质量也大打折扣，学生的实践能力必然有限。其三，校外实习机会的受限。财务与其他专业不同，财务工作有其一定的特殊性。在企业，财务一般是其各种事项的核心利益所在，尤其是税务方面，与国家法律息息相关。即使在企业内部，一般也只有企业高管和少数专业人员才有机会接触。因此，很少有企业愿意开放与纳税相关的实习岗位给学生。学生即使在企业实习，学到的东西也只是工作的皮毛而已，缺乏正式场合的历练，学生的纳税实践能力必然存在不足。
二、提高中职会计专业学生税收实践能力的有效策略
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离不开正式场合的历练，没有身临其境的操作，掌握的始终只是理论，很难掌握其中的规律。因此，教师应运用先进的方法强化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提高税收实训课程的收效。其一，理实一体化：网上申报和理论讲解相结合。理实一体化即以技能训练为中心，穿插讲解相关的理论知识，再以理论指导实践，这样的教学模式不仅能避免单纯理论知识讲解的枯燥，还能从学生的认知规律出发，实现理论知识与操作技能的有机结合。例如在讲个人所得税网上申报时，教师可以根据实训案例把个人所得税网上申报系统让学生自行操作一遍，再让学生仔细观察教师操作过程中的一些知识要点和操作细节，然后大家一起来发现问题，找出错误，而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课本上的相关理论知识来指导。特别是工资薪金、奖金等个人所得税项目的计算，若以问题的解决带出理论知识的学习，实现理论知识的讲解和申报操作流程的穿插教学，更能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和实践技能的掌握也更具针对性。其二，任务驱动：小组合作共同完成任务书。任务教学法就是把实训的每一个知识点设计成明确、可操作的学习任务，以小组活动的形式让学生通过自己的操作实践灵活运用所学的课本理论知识，有效发展学生的税收实践能力。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让学生以两人为一个学习小组，在模拟的报税机房中，让学生针对实训任务书的要求认真完成相关任务。在设计教学任务时，教师应精心设计，使每个教学任务都能尽量接近现实，并提供给学生真实的模拟道具，如企业的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银行开户许可证等扫描件，营造一个真实的实践操作环境。在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和实用性的氛围中，学生会很认真地去完成每一项操作，完成教师既定的教学任务，在多维互动的教学过程中强化学生的实践技能。其三，情景模拟：在仿真情景中担任报税员角色。学生纳税实践能力培养方面客观条件的不足，很大程度上可以由情景模拟教学来弥补。要为学生创设近似真实的操作环境，构架起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桥梁，弥补学生不能到实际工作岗位实习的缺憾。在中职会计专业学生税收实践教学中，教师可以仿真企业报税情景，在高度仿真的环境中，由学生自己担任报税员角色。教师要综合设计各项税收教学项目，模拟真实企业的纳税操作业务，让学生从学习者的角色转变为办税员的角色，从而实现课堂与实训的一体化，零距离地接触实际涉税业务，有效提高学生的应用能力和实践操作技能。此外，教师也应在实习、实训等实践环节的基础上积极创新其他实践形式，如举办税收讲座、鼓励学生参与税收宣传、与税收机关合作进行宣传和教育，多途径地丰富学生的纳税实践活动，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
三、结束语
随着税收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新的会计制度、新的税收政策等都向纳税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提高中职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出符合社会、企业需求的纳税实务人才，已经成为中等职业教育会计专业不得不面对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教师应坚持以生为本，结合中职学生的学情，运用各种先进的教学方法，切实提高学生的税收实践能力，培养出能够胜任未来财会工作的专业人才。
参考文献：
税收专业论文 篇三
关键词：税收学专业；关税；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28（2016）11-159 -02
一、问题的提出
税收学本科专业属于应用经济学科，是近年来社会需求增长较快的一个新设专业，它以企业经营管理中的税务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培养学生理解国家税收政策和税收制度以及分析企业税务发展战略的能力。目前全国有47所高校开设税收学本科专业，但罕有以关税为特色的税收学专业。因此，进一步找准专业定位，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和培养模式，是提高税收学（关税特色）本科教学质量的重中之重。本文拟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直接、广泛获取社会各界对税收学专业人才，尤其是对具有关税，特色税收学专业人才的需求和要求，对本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培养模式等方面提出意见和建议。
二、问卷调查与结果分析
（一）问卷设计与问卷搜集
根据税收学专业的服务面向以及就业去向，对社会各界分门别类地开展调查。主要调查对象包括：税收征管机构的公务员、税务类中介机构群体、企业（包括进出口贸易公司）、高等院校等四个群体，针对不同性质的调查对象设计3套不同的问卷，调查了解其对税务专业人才的需求情况、培养目标和素质要求以及对我院税收学专业培养方案的意见和建议，并采取网络问卷以及现场问卷等调查方式搜集问卷。
（二）问卷调查的结果分析
以本次问卷调研结果为基础，综合分析我国税收学专业本科人才需求状况以及对税收学人才培养目标、专业建设与课程设置、素质技能培养等基本要求，并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调研社会各界对关税特色的税务人才培养的需求和要求，进而为进一步优化我院税务特色学科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提供客观依据。问卷分析的结果有如下结论：
1.税收学专业本科人才需求情况与就业前景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88%的被调查者认为涉税企事业单位招聘时，非常青睐和比较青睐具有税收学专业本科背景的毕业生，说明税收学专业本科毕业生就业受青睐程度很高，就业面广，人才需求旺。同时，82%的被调查者认为目前我国高校培养的税收学本科毕业生能够适应和基本适应社会需求，说明税收学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的社会认可度较高，适应能力较强。此外，70%的被调查者需要具有海关税收背景的人才，20%的被调查者是不确定，只有7%的被调查者是不需要，可见培养具有海关税收特色的税收学专业人才有比较广泛的社会需求。
2.税收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定位
人才培养定位在专业建设中处于主导地位，发挥纲举目张的作用。本次问卷设计中共有4道题对其进行了专项调研，被调查者普遍认为本科税务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应该是应用型、复合型、涉外型（国际化）、创新型人才，即应具备扎实的税收业务素质和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等多学科综合知识，较强的实践能力，较好的外语水平，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身体心理素质，一定的学术研究和创新能力素质。
3.税收学本科专业的课程体系设置
课程体系设置是人才培养目标实现的具体方案。因此，只有与人才培养目标和定位相配套的课程体系才能实现人才培养的目标。从问卷调查结果分析，主要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从问卷调查结果看，被调查者普遍认为现在税收学本科课程设置方面主要存在实践课程太少，专业课程中不注重对实践能力的培养以及专业课程内容老化，没有随社会发展需要及时更新等问题。被调查者普遍认为开设税收理论与税收学原理、中国税制、税收稽查、税收筹划、税收管理、税收实务、税务会计、国际税收等税收专业核心课程非常重要，使学生具有系统扎实的税收学专业基础。同时，被调查者普遍认为应该开设财会类板块（会计、审计、财务管理等课程）、管理学科板块（企业管理、市场营销等）、经济学板块（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以及信息学科板块（管理信息系统、会计电算化、税收电算化等）、法律类板块（经济法、行政法等）、实践操作类课程等相关课程，培养复合型、综合素质高的专业人才，增强税务专业人才的社会适应能力。
4.培养应用型税收人才的调研情况分析
作为教学型的高校，培养应用型人才是基本职责。本次问卷中设计了5个问题对此进行调研，被调查者非常重视实践能力培养。被调查者认为完善税收学本科实践类课程设置体系很重要，认为设置综合仿真模拟实验课程、实习实践教学环节和课程实验是培养学生实践应用能力的主要途径，参加各种学科竞赛、考取职业资格证书和夏令营等是必要补充形式。被调查者非常重视大学生实习实践教育环节。多数被调查者认为实习实践时间应在半年左右，应安排在大三暑期和大四的第八学期。毕业论文应该以案例分析论文为主，研究报告型、调查报告型次之，学理型论文为补充的本科毕业论文模式。多数被调查者还认为，税收学专业师资必须具备较高的学历、较高的学术水平、丰富的授课技巧、取得高水平的职业资格证书以及丰富的社会活动和实践背景，教师讲授仍然是主导教学方式，建议在授课过程中多采用讨论、课程实习与参观考察、课程实验、视频教学、专家讲座等教学手段，培养学生学习、研究、实践等多种能力，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和素质。
税收论文 篇四
一、问题的核心：财政能与效率、公平并列作为税收原则吗
所谓税收原则，是建立、改革和完善税制所应遵循的理论标准和一般准则，是一定时期治税思想的直接体现。
自税收产生以来，人们就在不断探索优化税制的标准。但我国长期处于封建专制社会，皇粮国税、“苛捐杂税”的观念和事实影响了我国税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没有形成系统的、权威的税收原则。一些思想家提到了税收问题，但受封建小农经济意识的限制，主要是从平均主义出发，以公平标准来衡量税收的优劣，“不患寡而患不均”。新中国成立以后，长期受到“非税论”思想的影响，也就难以产生真正的税收原则。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税收地位越来越重要以及历次重大的税制改革，税收原则开始浮出水面，但主要是对西方税收原则的介绍，对符合中国国情的税收原则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总的说来，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税收研究侧重于实际的、应用的税收问题研究，对属于基础性的税收原则重视得不够。为数不多的一些研究也由于缺乏鲜明的、严谨的经济理论支撑，难以形成权威的、上升到税收思想的税收原则。
在这方面，西方国家的研究较为深入、系统，并形成了不同时期广为接受的税收原则。其中较受推崇的观点如下：
1.威廉·配第的税收原则理论
按照西方税收界的说法，英国古典学派的创始人威廉·配第是最早提出税收原则的人，在17世纪中叶他的代表著作《赋税论》和《政治算术》中，提出了著名的“公平、简便（缴纳方便）、节省（最少征收费用）”三原则理论。
2.攸士第的税收原则理论
继威廉·配第之后，18世纪德国官房学派代表人物攸士第在《财政学体系》中提出了税收六原则：（1）促进国民自发纳税的课税方法。强调赋税应当自愿缴纳，要维护人民生活，保障私人的基本财产。（2）赋税不得侵犯臣民的合理自由和增加对产业的干预。即课税不得限制人民的自由，更不得危害人民的基本生活和工商业的正常发展。（3）赋税应该平等课征，做到公平合理。（4）征税应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要迅速确实，不能有不当之处。（5）选择征收费用较少的物品课税。（6）征收手续简便，税款分期缴纳，时间安排得当。
3.费里的税收原则理论
18世纪意大利著名的财政学家费里1771年在他的著作中也对税收原则问题有所阐述，一般被称为税收五原则理论：（1）赋税不可课及穷人；（2）征税费用最小；（3）税收在法律上要确定；（4）税收不可使财政循环中断；（5）税收不可有害于生产的发展。
4.亚当·斯密的税收原则理论
英国古典学派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在总结和继承前人税收原则理论的基础上，在其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一书中系统地提出了公平、确实（确定）、便利和经济（最少征收费用）的著名税收四原则，在近两个世纪都产生了广泛影响，当今也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5.萨伊的税收原则理论
法国庸俗经济学的创始人萨伊认为，最好的财政是花钱尽量少的财政，最好的税收是负担最轻或危害最小的税收。为此，他提出了最好税收的五个标准，即税收五原则：（1）税率要适度；（2）征税费用要节省；（3）负担要公平；（4）课税对再生产的影响程度要最小；（5）课税要有利于国民道德的提高，即课税还要注意社会效应，促使人们勤劳，鼓励节约。
6.西斯蒙第的税收原则理论
继亚当·斯密和萨伊之后，工业革命时期古典经济学家西斯蒙第提出了税收不可侵及资本、不能以总收入为课税对象、不可侵及纳税人的最低生活费、不可驱使资本流向国外等四原则。
7.瓦格纳的税收原则理论
瓦格纳是德国社会政策学派的代表人物，处在19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时期。在其代表作《财政学》和《政治经济学》中，他认为税收不仅要有纯财政的目的，而且要树立社会政策的目的，用以干预和调节国民所得及财产的分配，纠正财富分配不公。为此，在总结前人税收原则理论的基础上，他系统地提出了财政原则、国民经济原则、公正原则（也叫社会正义或政策原则）以及税务行政原则（又称课税技术原则）等四项税收原则。
8.马斯格雷夫的税收原则理论
当代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马斯格雷夫在1973年发表的代表作《财政理论与实践》中，对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家的税收原则理论进行了理论总结归纳，提出了自己的六项税收原则理论：（1）税收分配应该是公平的。应使每个人都支付他“适当的份额”；（2）税收的选择应尽量不干预有效的市场决策。也就是说，要使税收的“超额负担”最小化；（3）如果税收政策被用于实现刺激投资等其他目标，那么应使它对公平性的干扰尽量地小；（4）税收结构应有助于以经济稳定和增长为目标的财政政策的实现；（5）税收制度应明晰而无行政争议，并且要便于纳税人理解；（6）税收的管理和征纳费用应在考虑其他目标的基础上尽可能地较少。
9.纽马克的税收原则理论
纽马克是德国当代著名财政学家。他在1970年提出了国库收入原则（也称财政政策原则）、社会政策原则（也称伦理原则，即公正与再分配原则）、经济政策原则和税收技术原则等四项税收原则。
10.西方现代税收原则理论
进入20世纪以后，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1929至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和“二战”后的“滞胀”等问题。在此期间，出现了凯恩斯主义学派、货币学派、供应学派等经济理论。由于税收是既影响微观又影响宏观的一个重要政策工具和手段，这些学派都不同程度地对税收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了相应的税收原则理论，可概括为效率、公平和稳定（又称机能财政原则）三大原则。
到此为止的税收原则还没有与税制设计直接地、有机地结合起来。真正把二者直接结合起来的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成型的税制优化理论。税制优化理论中的课税原则尽管有各种主张，但在公平与效率原则上存在着共识。建立在福利经济学理论基础上的税制优化理论就是以资源配置的效率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为准则，对构建经济合理的税制体系进行分析的学说。由此，税收原则发展为公平与效率两大基本原则。
纵观西方税收原则的发展过程，税收原则的发展演变与当时所处的社会经济状况密切有关，但总体上可归纳为两大方面，即税收经济意义上的内在原则和税收法律意义上的外在原则。一般的经济学家、财政学家是从前者提出税收原则的，但也有一部分从后者提出①。经济意义上的税收原则又可分为财政、效率和公平三类。当代税收原则中的稳定原则也可归于效率原则，因为经济稳定与经济增长密不可分，只有稳定下的增长才是持续的、有效率的增长。所以，税收的经济效率包括微观效率和宏观效率两方面。除此以外，很多税收原则理论中还提到了有关税收征管原则，包括税制设计要有利于征管以及减少税收征纳成本两方面。前者可归为财政原则②，后者可归为效率原则，即税收的行政效率原则。
在三类税收原则中，效率和公平比较一致，有争议的是财政原则。处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的经济学家大都主张自由放任和竞争，认为政府应该是廉价的，政府的支出应当消减到最低限度，其理财思想中自然就没有把财政作为税收的一项原则。但也有少数经济学家，如费里提到了财政原则。而当资本主义进入垄断时期后，随着市场失灵的越来越多和日益被人们所认识，政府的干预越来越多，要求政府必须有充裕的税收收入。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税基日益丰富，税收收入似乎不成为什么问题，人们对课税的关注越来越集中于效率与公平上，其税收原则理论没有再明确提到财政原则，但都是把保证一定的财政收入作为隐含的前提。如当代优化税制理论就是研究如何以最经济合理的方法征收税款，或者说在税款一定的前提下如何兼顾效率与公平。在税制优化的具体研究中也不可避免地包含有一些保证财政收入的内容，如有的提到，各国税制改革一般要考虑保证财政收入、有利于公平竞争、与其他经济政策协调配合、有利于经济效率和物价稳定（曾国祥，2000，第346至348页）。斯特恩证明所得课税的边际税率应该随着闲暇和商品之间的替代弹性减小而减少，随着财政收入的需要和更加平等主义的评价而增加③。还有学者明确提到，衡量最优所得税还有别的标准，如税制是否有弹性，是否能对经济发展起稳定作用，是否有利于政府筹集足够的财政收入等。只是由于这些标准与公平或效率标准没有矛盾或矛盾不突出，且不如公平、效率标准显得那么重要，因而不引人注目（沈玉平，1999，第7页）。
由此可见，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税收原则中的关键问题，是要不要把财政作为与公平、效率并列的税收原则。
二、税收原则的规范研究
传统的税收原则研究是建立在一定价值观念的伦理学、社会学、哲学基础上。近代和当代税收原则理论则以经济学为理论基础，运用经济研究方法来论证税收原则，如效率原则提出的背景是市场有效；公平和稳定原则提出的理论基础则是市场失灵。那么，对于市场失灵的公平问题为什么要进行政府干预呢？对此，近代税收原则理论没有进一步研究，或者说没有与现代经济研究的成果结合起来，仍然停留在传统的社会公平的伦理价值观上。公平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对此仅有简单的伦理基础说明而没有严格的经济意义上的论证，是不全面的。尤其是它没有将公平问题与效率问题结合起来进行研究，难以为公平与效率的综合选择提供理论基础。当代最适课税理论试图进行这种结合研究，但最终是侧重于效率研究。
因此，对税收原则的研究，必须在研究思路和方法上更新。税收管理作为政府管理的一部分，理应服从政府管理的需要；而现代政府作为公众服务机构，其管理应当符合公众的共同利益。按此推论，税收原则的研究应该从“人类社会发展目标——政府管理目标——税收原则”的思路出发进行，不能简单地就税收原则论税收原则。
（一）人类社会的发展目标：社会福利最大化
人类社会的发展目标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一直被困扰的、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从中国古代孔子的“大同世界”说，到西方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理想国”；从近代中国康梁的“公车上书”、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到近代英法资产阶级理论家宣扬的“社会契约论”和“政府论”；从空想社会主义到马克思理论的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有一个人类社会发展目标的规范性问题。
在现代化启蒙运动之前，西方社会的人们处在基督教的哲学思想笼罩之下，认为上帝创造了人，人活着就是为了追求上帝，乞求上帝的宽恕，获得一个完美的新生。这种人生哲学被以人道主义和理性化思考为核心的启蒙运动所打破。二者认为，人是进化出来的可以理性思考的高级动物，是世界的中心和主人。人是为了自己生活的幸福和美好而生活，不是为了上帝的宽恕而生活。但对于什么是美好幸福生活、怎样创造这种生活，却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和标准，从而陷入了价值主观主义和多元主义的纷争。其中主要的流派包括功利主义人生哲学观、保守主义哲学观和社群主义的人生观④，而最流行的是功利主义人生哲学观。它认为人活动的价值目标是为了获得个人的效用和快乐，社会的目标是促进最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最大幸福。效用是人们消费时所产生的心理满足，要靠占取和消费外界资源才能产生。所以人必须理性地追求获取外界资源，作为增加个人效用的手段，由此推演出西方社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当今西方社会标榜的所谓民主社会、市民社会和福利社会，系英国人洛克和法国人卢梭所提倡，后为法国人孟德斯鸠所发挥，继而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所普遍推崇的理想社会。这一社会的特征包括种族平等，人人平等；国家是为人民谋福利的一种工具，是为个人而存在，而非个人为国家存在；平民政治，多数统治，实行分权；经济自由发展，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尊重个人尊严，个人主义流行，个人福利由个人主观判断⑤。尽管功利主义哲学是一个非常简化的人生哲学，抽舍了很多的人生意义，但却是西方市场经济学说的价值哲学基础。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哲学前提正是建立在个人主义和快乐主义之上的功利主义伦理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观认为人是历史过程的主体，历史过程是人的实践过程。人作为现实的具体的人而存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其本质属性是人的社会性。与人的社会属性紧密相关，人的价值包括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两方面。根据人类社会基本矛盾发展规律，人类社会将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最终进入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主要特征包括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产品极大丰富；消灭阶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差别，人人完全平等；经济生活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人们的共产主义理想、集体主义精神和大公无私的道德品质极大提高，每个人得到全面自由的发展（李秀林，1990）。
由此可见，两种制度尽管对人类社会发展目标有较大的差异，但也有一些共同点，如都将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个人尊严和个人的需求满足放在首位。同时，尽管社会主义终极目标与资本主义终极目标的本质差别较大，尤其是对达到终极目标的制度选择根本不同，但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目标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由此可见，在追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上，二者是有共同性的。因此，可把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作为人类社会共同的发展目标。
（二）政府管理目标：效率与公平
在明确社会福利最大化为人类社会的发展目标之后，怎样去实现这一目标呢？政府在其中又起什么作用？这就需要与社会福利的概念及其最大化的路径依赖联系起来研究。社会福利是以个人的主观评价为基础的，而个人福利的主观性和个人判断的差异性使社会福利这个概念很难把握。福利概念不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标准就不同，其路径依赖亦不同。对此，福利经济学进行了专门研究⑥。
福利经济学中的福利是指个人生活的幸福满意程度，效用是指个人需求得到满足的主观感受，二者一般可相互通用。关于效用的衡量，存在两种观点：一是基数效用论，认为效用可以用确切的数量衡量，每个人都可以给出他自己对不同物品的效用函数。这是庇古的旧福利经济学的基础，也是讨论收入再分配合理性的基础；二是序数效用论，认为效用不可以量化，但可以分出强弱程度，列出顺序，进行比较。这是20世纪30-50年代形成的新福利经济学的基础。
社会福利无非是个人福利或效用的汇总。因为个人效用有序数效用和基数效用之分，社会福利也有向量和矢量之分。前者认为社会福利是所有社会成员个人序数效用的向量⑦，社会福利增进与否只能比较全体社会成员的变好或不变，而不能比较有的成员变好、有的成员变坏的情况。后者认为社会福利是所有社会成员的个人基数效用的加总。这样，社会福利的增进与否可以比较任何一种社会成员的个人效用变化。
由于社会福利的概念不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标准亦不同。最早涉及社会福利标准的是230年前的英国学者杰里米·边沁提出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标准，即为最大多数人最大利益的政策会促进公共利益。这一著名观点在直观上很有吸引力，但在实践中却很难应用。目前被人们普遍接受的一种标准是上世纪初作为福利经济学萌芽的瑞士洛桑学派代表人物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提出的标准，以序数效用为基础，并以帕累托效率作为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标准。帕累托标准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最优条件，并认为依靠市场就能达到这一标准。但这一标准只是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因为社会福利函数还有不同的形式，即有不同的价值标准，社会福利是否最大化要受社会福利函数形式的影响。例如，如果一个社会穷人和富人都在不损害对方福利的条件下达各自的福利最大，这是帕累托最优，但却不一定是社会福利最大化。如果认为穷富都是天命，贫富差距多大都正常，则可说是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如果认为人人都应均贫富，则社会福利并没有最大化。因此，帕累托标准本身无法评价收入再分配问题。这就需要其他社会福利标准来解释。
早在19世纪后半叶，以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为代表的一些功利主义者认为，一个人从消费物品或服务中获得的满足或效用的大小，至少在理论上说是可以衡量的。旧福利经济学的庇古标准继承了穆勒的功利主义标准，以基数效用为基础，认为人的效用可测量比较，富人收入的边际效用低于穷人收入的边际效用，因而“收入从较富裕者转移给具有类似气质的较贫苦者，必定会使满足的总和增加，因为它以牺牲较弱的需求而满足了较强的需要”（黄有光，1991）。按此标准，收入就应该再分配，达到收入的均等化。庇古因此认为，影响经济福利的因素有两个：一是国民收入的总量，二是个人收入分配状况。社会福利最大化就应是一方面增加国民收入总量，另一方面实现收入均等化。
针对许多人强烈反对庇古标准进行效用的人际比较，英国经济学家卡尔多在1939年提出：假设受益者在充分补偿损失者后，其状况仍能有所改善，则就是社会福利的改进。另一名英国学者希克斯进一步提出一个姊妹标准：如果受损者不能从受益者以反对社会状况变化中获利，则就是一种社会福利改进。他还进一步指出另一种“长期自然的补偿原则”：从长期看，如果政府的一项政策能够提高全社会的生产效率，尽管在短期内有些人会受损，但经过较长时间后，所有人的情况都会由于社会生产率的提高而自然而然地获得补偿。⑧上述标准被称为“卡尔多-希克斯”标准，也叫做补偿检验法则。
“卡尔多-希克斯”标准过于笼统，对社会政策的评价不确定。比如，如果一项政策使穷人更穷，富人更富，且富人更富足以补偿穷人更穷的程度，依卡尔多标准就是社会福利改进了，但这让一般人很难接受。为此，西托夫斯基的补偿检验标准进一步补充为：只有卡尔多标准和希克斯标准同时满足，才算是社会福利的改进⑨。这一标准尽管已触及到收入分配问题，但仍是仅仅从效率角度出发，并把穷人与富人的边际效用等同起来，没有真正解决分配问题。
社会福利最大化除要求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外，还要考虑社会福利函数的形状，也就是关于收入分配状况的主观偏好。李特尔由此指出，社会福利增进的标准有两个：一是卡尔多-希克斯-西托夫斯基标准；二是社会福利函数⑩的形状。只有资源配置效率最优，且收入分配合理的点才是社会福利的最大。前者是社会福利最优的必要条件，后者是社会福利最优的充分条件。李特尔标准是当代福利经济学的最新研究理论，弥补了帕累托标准的不足，被广泛用于评判收入再分配的政策主张。
由此可见，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路径依赖是效率和公平。而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的主体可分为私人部门和政府部门。其中，私人部门管理的目标主要是效率；那么，政府管理在其中能起什么作用呢？福利经济学一方面继承并论证了古典经济学关于自由竞争市场经济有效性的论点，另一方面也指出市场机制发挥其最佳功能有赖于若干重要的市场条件，而这些条件在现实情况下是难以成立的，从而反证了市场机制本身不是完美无缺的，为政府干预市场运行提供了依据。与此同时，分配不公也是一种典型的市场失灵。福利经济学从经济研究角度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收入再分配理论，为政府介入收入分配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由此可见，政府管理与效率和公平都有关系，既要维护效率，减少对市场不必要的干预；又要弥补市场失灵，促进宏观效率和公平。因此，政府管理的目标可以概括为效率与公平。
（三）税收原则：财政、效率与公平
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干预经济和分配的最重要手段，税收的管理理应直接服从和体现政府的管理目标，但这是否意味着税收管理目标应等同于政府管理目标，即效率和公平呢？回答这一问题，需要从税收的特性和税收达到政府管理目标的手段着手。“税收是喂养政府的奶娘”，这是税收最原始也是最本质的特性，其他的特性和功能都是在这一本质特性的基础上派生、演变而来的。税收要达到和体现政府管理目标，要从两方面进行：一是通过为政府管理筹资进而通过政府支出间接地达到效率与公平的目标；二是通过税收政策、征收管理直接达到和体现效率与公平目标。这两个方面是缺一不可的，税收原则应同时体现这两方面的要求。因此，税收原则与政府管理目标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可以概括为财政、效率与公平三原则。这些高度概括的税收原则对任何国家都是相同的，只不过各项原则的具体内容因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情况不同而有所不同。如对于财政原则，有的是以支定收，有的是以收定支；对效率原则，有的强调税收中性多些，有的强调政府干预多些；对公平原则，有的突出横向公平，有的突出纵向公平。
依据以下的逻辑分析，财政原则与公平和效率原则并列作为税收管理原则也是完全必要的：首先，财政原则与效率和公平原则是从不同的角度提出来的，所解决的问题是有所不同的。财政原则主要是数量的概念，是要不要征税以及征多少税的问题；效率原则和公平原则主要是质量的概念，是怎么征的问题。没有数量的需要，就根本谈不上质量的需要。相反，数量的需要并不因质量的好坏而存在。从实际情况看，财政原则与效率和公平原则有些时候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在体现效率和公平过程中同时也满足了政府财政需要；但也有很多时候是相互矛盾的。因此，仅仅把满足一定的财政收入需要作为税制设计隐含的前提是远远不够的。
其次，满足财政需要是实现政府管理原则的手段；但对税收管理而言，它就不是手段，而是税收管理的直接原则或目标。把财政原则作为税收管理的一项目标提出来，正体现了税收管理的特点，也分清了税收管理原则与政府管理原则和其他政府部门管理原则的区别。因此，那种认为满足财政需要是手段不是目标的看法是不能成立的。
再次，财政原则是税收的本质要求。尽管税收的概念可以从多个侧面进行解释，但税收最本质的特征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依照法律规定，对纳税人强制、无偿征收，以满足社会公共需求和公共物品的需要。因此，税收最主要、最原始的目的是取得财政收入，为国家支付一般经费。其他的目的都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最后，财政原则也符合纳税人的利益要求。有一种税制优化理论认为，税制优化的目标不仅要考虑征税人的要求，也要考虑纳税人的要求（岳树民，2003，第25-27）。纳税人对税制优化的目标也必然要体现在税收原则中。上述财政原则的推理表面上直接来自于作为征税人的政府管理目标，但实际上也融合了纳税人的利益要求。因为政府管理目标必须服务服从于社会发展目标，也就是说，满足财政原则的税收并不是越多越好，而是在有利于社会发展目标的必要数额内。在现代民主政治下，这一必要数额由纳税人选举的议会决定，从而体现了纳税人的利益要求。
在税收原则的发展演变过程中，一些经济学家、财政学家还提到了其他一些税收原则。笔者认为，作为治税思想层次上的税收原则要有高度概括性，语言要相当简练，如经济稳定与经济增长密不可分，可将其归为效率。同时，在原则的选择上，要分清最终原则与中介目标或实施机制，如不能把征收手续简便、税款分期缴纳、时间安排得当等直接作为最终原则。依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实施机制是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制度的优化应包括实施机制的优化。但实施机制不能作为税收管理最高层次的原则，而只是实现管理原则的条件和手段，这就是税收原则与税制优化目标的区别所在。此外，要注意防止逻辑上的重复，如将经济增长与效率并列作为中介目标或最终目标。
由此可见，现代税收原则可以归纳为财政、效率和公平三大原则。这种税收原则理论不仅继承了税收原则的研究历史，也与政府管理目标有机地联系起来，体现了上与政府管理目标、下与税制优化目标的联系与区别，突出了税收管理的特性。
三、税收原则的实证分析
税收从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上看，整体上首先是体现财政原则。在人类社会早期，税收管理的核心就是如何充分地满足政府财政需要，设置税制、选择税种的主要依据和标准就是其财政功能的强弱。这个时期由于社会劳动生产力不发达，社会产品贫乏，可供政府选择的税源和课税对象较少，这样做具有历史必然性。在重点着眼于税收财政功能的同时，课税还体现原始的公平原则，以减少征税的阻力。到了近现代，社会经济有了较大发展，社会产品日益丰富，政府课税具有较大的选择余地，因而税收理论的重心也发生了转移，评价和选择税制、税种的依据不再仅限于财政收入功能，而是更多地考虑公平与效率的要求。尤其是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避免课税对市场的干预以发挥市场效率的要求越来越高（而在封建小农经济以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此问题无关紧要）。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公平问题又越来越突出，课税开始更多地考虑公平问题，形成了现代的公平原则。在当代，税收理论已较少涉及财政功能问题，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满足财政需要已不再是主要的税收问题，政府课税应更多地考虑对经济社会进行合理、有效的调节。但是，窘迫的财政预算和巨额的财政赤字的现实，迫使政府和财政学家又重新捡起已被忽视的税收收入功能问题。一个有力的证明就是英国前撒切尔政府竟然试图重新开征已废弃近百年的人头税。
从实际情况看，尽管每一个税种的出现和发展都有其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传统等多方面的历史必然性，但很多税种，尤其是一些古老的税种，其产生的直接原因就是满足财政收入的需要。例如，所得税的产生就与战争密不可分。1799年英法战争中，英国为了应付战争费用的需要，由当时的英国首相皮特首创了一种“三级税”，即所得税的雏形。此后几经废立变革，直至1842年由皮尔爵士提出立法，才使之成为永久性的税种。此后，所得税迅速推广到欧洲和全世界。其中，德国于1808年为筹集普法战争中的战败赔款而创设所得税；美国于1862年南北战争中创设所得税。最初的所得税只是局限于满足政府支出需要，税率为比较低的单一税率，征收范围也有限，仅对富人征收，而且收入额相对较小。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对所得征税实践经验的不断总结，所得税的收入再分配职能以及对经济的宏观调节职能和较小的“额外负担”逐渐被认识与重视。所以，对所得的征税，由仅对个人扩大到对公司、企业等“法人”，将公司所得税从个人所得税中分离出来或单独开征公司所得税；税率由单一的比例税率，扩展为累进税率，且从全额累进转化为超额累进税率；所得税收入额也大大增加，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其税率和收入比重在二战前后达到最高。由于这些因素，所得税成为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主要税种，在发挥重要的经济社会调节作用的同时，也在满足财政收入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商品劳务税最早采取易于征收的多环节重复征税制度，主要也是出于财政收入的考虑。后来，随着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日益认识到商品税对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害。这种损害主要表现为两方面：在国境上，保护关税政策破坏或阻碍同其他国家进行自由交换；在国内，这种制度就像国库干涉生产一样，破坏各种商品价值的对比关系，损害自由竞争和交换。在效率越来越受到重视的情况下，商品税的财政收入功能有所下降，但仍然是一些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其收入稳定、及时的特点成为各国税收管理中实现财政目标的一个重要手段。资源税也是因国家财政支出的需要而产生的。财产税在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以及整个封建社会，曾经是各个国家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当前仍然是各国地方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在当今社会，税收的收入功能问题仍然是必须认真加以考虑的问题。如果离开财政原则，仅谈效率和公平原则，与各国税收管理的实践，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税收管理实践是相差遥远的。
由此可见，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讲，筹集财政收入都是政府课税的重要目标，是税收管理实践活动中的重要内容。这一点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发展而改变，只是经济社会的发展扩充了税收的目标，使其在满足财政需要的同时，还要顾及效率和公平问题。
我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还将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较低的社会生产发展水平决定了我国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长期以来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而较低的税收征管水平进一步制约了这一比重的提高。与此同时，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越来越多，政府长期面临着收入不足的压力，提高“两个比重”成为多年来财税部门为之奋斗的目标。税收工作更是明确提出以收入为中心，完成税收任务被上升到税务部门的“神圣使命”。因此，确定税收的财政原则对我国具有更加现实的意义，也较为符合我国税收管理的实际。
四、基本结论
1.税收原则又可以归纳为财政、效率和公平三类。在三大原则中，有争议的是财政原则，即要不要把财政作为与公平、效率并列的税收原则。
2.税收原则的研究思路是“人类社会发展目标———政府管理目标———税收原则”。人类社会发展目标可以界定为社会福利的最大化。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路径依赖是效率与公平，因此，政府管理的目标可以界定为效率和公平。根据税收管理目标与政府管理目标及税制优化目标的关系，税收原则可界定为财政、效率与公平三原则。
3.税收管理的实证分析进一步表明，筹集财政收入自始至终是政府课税的重要目标，是税收管理实践活动中的重要内容。确定税收的财政原则对我国具有更加现实的意义，也较为符合我国税收管理的实际。
[注释]
①本文仅探讨经济意义上的税收原则，这是税收原则的主要部分。
②也可将其列为中介目标或实现机制，因为它与财政、效率和公平都有关系，是实现这些目标的前提。但因为它与财政目标的关系更密切一些，这里将其归为财政目标。
③转引自于海峰博士论文《中国现行税制税收运行成本分析》第35页。
④几种人生观的内容参见郭伟和《福利经济学》，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年版第4-6页。
⑤转引自蔡汉贤《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台湾省社会福利研究会印行。
⑥传统经济学只研究物质产品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注的焦点是如何扩大社会财富总量。但随着社会财富总量扩大，人们发现仅有社会财富总量的扩大，但却社会分配不公、环境污染、劳动异化，人们的主观幸福、社会福利并没有得到提高。作为对现实经济状况进行合意性评价的福利经济学就是在此情况下产生的。它本质上是研究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是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标准和分析的起点，依不同的社会福利标准对现实不同的经济状况进行合意性判断的一种经济理论分析。
⑦所谓向量，是只指示方向，但并无数量大小之分。⑧转引自余永定等主编《西方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⑨转引自黄有光著《福利经济学》，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版。
⑩社会福利函数最早是美国两位经济学家伯格森和萨缪尔森提出的一种用来反映社会伦理道德关于福利分配标准的数学函数形式，把不同的福利分配的伦理学标准类型化，得出不同类型的社会福利函数的一般形式，然后结合帕累托最优标准，形成一个明确的社会福利增进和最大化的概念。
⑾个别国家先开征公司所得税，后开征个人所得税。例如美国，1909年开征公司所得税，1913年开征个人所得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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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专业论文 篇五
一、营造氛围，坚持税收科研群众性
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也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创造者。税收科研活动也是一样，只有群众的广泛支持和参与，才有生机和活力。为此，我们着力开展三项工作。
1、力求通俗易懂，培养干部群众参与的浓厚兴趣。过去，一提起税收调研科研，不少同志都认为这是专家学者的事，基层工作与此无关，也没这个能力和水平。对此，我们坚持从两个方面入手，抓好两个方面的结合。一方面从税收基础管理入手，坚持实际工作与理论研究结合。重点解决写的问题，如税源调查，我们从过去与收入计划的简单挂钩，上升到税源增减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上的分析，要求每次调研都要形成书面材料，逐渐培养大家的兴趣和习惯。再如业户管理，我们从过去简单的税务登记增减核定，延伸到对失踪户非正常户产生的原因分析以及相应的个税征管办法调整等等。不仅使大家对孤立零散的现象有了连贯的思索，更重要的是真实体会到税收调研科研就在身边，养成了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的习惯。另一方面从提高调研水平入手，坚持业务培训与写作培训结合。重点解决会写的问题，通过每年一次的短训，使大家了解调研文章的材料准备、提纲编写、通篇布局等写作要领。通过对有价值的调研文稿修改加工、推荐发表，增强对税收调研科研的兴趣和热情。据不完全统计，2004年以来的三年时间里，全县国税系统上报税收科研文章30篇，受到市局以上奖励14篇。
2、坚持两个结合，营造群众参与的浓烈氛围。坚持领导与群众相结合，充分调动两个积极性，是促进基层税收调研科研活动深入开展的关键。近年来，我们充分发挥县局领导的榜样作用，县局机关的指导作用和科研骨干的示范作用，既保证了面上研究的普遍性，又保证了点上研究的深入性，从而从质和量两个方面保证了税收调研科研的成果。一是上级带下级，做出样子。县局明确规定班子成员，每年用三分之一的时间深入基层搞调研，每年要出一项调研成果。其中，经济税源调查、机关作风整顿、班子自身建设等“一把手”工程调研文章，获得市税务学会好评。二是机关带基层，想出点子。县局机关既是群众性税收调研科研活动的组织者，也是税收调研科研的学科带头人。为从理论上阐述群众关心的倾向性问题，我们首先对每次调研活动选定主题，出好试题，让大家围绕主题命题作文。同时，有针对性地充当主笔、当好领唱，写出有分析有例证的重点文章。近年来，我们先后围绕煤炭税收征管、个体税收清查、建材行业起征点调整等中心议题，组织全县国税干部开展研究，并由相关科室写出专稿上报市税务学会。三是骨干带群众，走出新路子。基层税收调研科研活动既是群众自觉参与的过程，也是群众自我提高的过程，但这种参与不是放任自流，这种提高也不是无师自通。为使基层干部职工在调研科研活动实践中得到锻炼和提高，我们充分发挥机关“小秀才”的示范引路作用，经常把他们“得意之作”作为范文进行评点和经验介绍。同时，对税收征管中群众感到困惑的问题，组织科研骨干进行理论上的探索。一段时间，企业关停并转，煤炭行业收入不平稳、建材行业耗能控税管理办法施行难度大以及山区县人才短档等诸多问题和现状，我们及时组织办公室专职文秘人员进行深入调研，撰写出了《关于边＃＃区税务人才队伍现状及对策的思考》以及《税收执法责任制存在的问题及建议》，在系统内引起了强烈反响和共鸣。
3、为使大家在调研活动中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我们坚持三个一样。一是报喜报忧一样支持，敢担担子。前些年，个体经济发展过热和个体税收增长过缓成为当地一怪，到底是执照发得过多还是税款收得过少？引起不少误解和怀疑。为此我们写出专门调研文章上报市税务学会，并及时给予业户安慰消除顾虑，有效地保护了大家的调研积极性。二是正面负面一样欢迎，不打棍子。在基层上报的税收调研文章中，我们发现在涉及队伍建设方面看法和建议往往比较偏激，有的带有明显的个人情绪。对此，我们充分尊重个人的言论自由，在论文评比中该推荐的推荐，该评优的评优，而不以此评定一个同志的个人品德或对领导的态度，从而赢得了基层群众的信任。三是质高质低一样鼓励，不取笑戏谑。不少基层同志初涉文坛，写作中难免词不达意，令人捧腹，但我们从不以此作为笑料，互相取乐，保护大家的自尊心。同时对有明显模仿痕迹的论文，也是善意的加以引导，不轻易批评责难，从而保护了大家的写作热情。
二、健全机制，坚持税收调研科研经常性。
税收调研科研是税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税收实际工作和理论探索的总结和结晶。要保证基层税收调研科研持之以恒，与时俱进，必须健全必要的机制，把税收调研科研提到税收工作的重要日程。为此，我们重点加强三个机制建设，实现三个增强。
1、健全领导机制，增强税收调研科研的动力。加强组织领导、实施长效管理是税收调研科研长盛不衰的关键。2006年，我们专门行文成立县局税收科研领导小组，分管局长任组长，办公室文秘人员和机关科研骨干为成员，专门负责税收调研科研活动的组织领导、论文主题的确定、论文评选和筛选上报，使税收调研科研活动有人抓有人管，成为全系统科研活动的组织依托，从而形成上下联动，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覆盖各层面的调研科研网络。健全的组织领导开创了旬邑国税的学术研究带来了税收调研科研活动从形式到内容的全新转变。一是群众的自发行为转变成有目的的领导意志，税收调研科研成为贯穿税收工作全过程的一条主线纳入了计划安排。二是少数秀才的个人行为转变成干部职工的集体意志，税收调研科研成为大家关心的共同话题。三是全凭灵感的自由撰稿，转变为有针对性的课题研究，税收调研科研更加系统化、理论化。据统计，近二年来，全县国税系统在市以上刊物发表的调研文章22篇，平均每年11篇。
2、健全管理机制，增强税收调研科研潜力。规范的制度管理是激活群众性税收学术研究内在潜力，保持持久的创作后劲的有效手段。根据近年税收工作实际和调研科研实践，我们着力从三个方面加以规范。一是规范论文报送制度，在量上求突破。根据制度规定，县局领导每人每年完成税收调研论文不少于1篇，县局机关每年上报并用采论文不少于4篇，基层分局每年上报论文不少于4篇，通过必要的量化考核，给群众性的调研活动加压升温。二是规范论文评比制度，在质量上求提高。每年对基层干部职工撰写上报的论文，组成评选小组，从主题思想、基本观点、理论阐述等不同层次分别予以打分，并对评比结果在全系统通报。三是规范考核激励制度，对全系统论文撰写上报和采用情况，纳入绩效考核管理范围予以考核打分，并设立单项奖励，对获奖者个人予以鼓励。近年来，先后有8篇作品在市税务学会组织评比活动中获奖。
3、健全创新机制，增强税收调研科研的活力。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税收科研不断发展的力量源泉。我们只有坚持创新，对传统的税收观念、理论、组织方式和运作方式进行系统的扬弃，把握时代脉搏，立足理论前沿，着眼新的实践，才能胜任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要创新学术氛围，倡导生动、活泼、民主、团结的学术氛围，倡导不同观点之间的平等讨论、学术争鸣、相互促进、共同提高，倡导以科学的态度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从而大力营造尊重个性、信任理解、鼓励探索、激励创新的良好环境；要创新科研方法和手段，在课题的选择上，要讲求科学实用，力求与时俱进，改革创新，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开展网上讨论，创新国税科研的手段；要创新学术思维，要敢于打破传统，不断想新点子，出新思路，拿新措施，把研究的气氛活跃起来，反对讲“老话”，说“重话”，人云亦云，停滞不前；要创新奖励评价机制，坚持科研工作科学的评价标准，既要有理论性，也要有实践性，还要有前瞻性。每年定期举办1-2次税收调研科研论文竞赛活动，要求大家个个参与，人人动手，围绕税收工作实践，贴近税收生活实际，检验税收政策在基层贯彻过程中的效果，研讨基层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每次竞赛活动参与率达90%以上。其次是以重大活动为契机，集中时间、集中精力开展调研。特别是税收宣传月活动，每年都要围绕税收宣传月主题开展调研科研活动，增强时代感和现实性。今年，我们先后专门组织税收调研班子对县域内煤炭企业税源发展过程和前景进行深层次探索；又利用内部简讯，开辟税收调研科研专栏，为大家提供练笔场所和实践舞台。
税收论文 篇六
一、税收自由裁量权及其制度控制体系
(一)我国税收自由裁量权的主要体现
税收自由裁量权的实质是行政机关依据一定的制度标准和价值取向进行行为选择的一个过程。由于税务行政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很强，而且我国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税收制度处于不断变化中，国家赋予税务机关较为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具体包括：
1．权力行使方式的自由裁量。税收法律法规对权力的行使未作规定，或虽有规定，但比较笼统和原则，需要税务机关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行使这一权力或如何行使这一权力，它包括作为及如何作为与不作为。如《征管法实施细则》第八十五条中“税务机关应当建立科学的检查制度，统筹安排检查工作，严格控制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检查次数。”至于如何“统筹安排”、具体多少“检查次数”没有明确规定，给税务检查留下了自由裁量的空间，税务机关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由决定。
2．权力行使方法的自由选择。权力行使方法的自由裁量是指税法对税收执法权行使的方法未作规定或未作详细规定或规定了多种方法，税务机关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行为的方法。如《征管法实施细则》第四十条规定税务机关应当根据方便、快捷、安全的原则，积极推广使用支票、银行卡、电子结算方式缴纳税款。在税款征收过程中，税务机关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当的方法。
3．权力适用标准的自由决定。税法对税务机关运用权力处理具体事件的标准未作明确、具体、详细的规定，使用一些语义模糊的词，缺乏认定标准的法定条件，由税务机关根据具体情况判断运用权力的标准。如《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纳税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和报送纳税资料的……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以2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处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纳税人严重的违法行为可给予2000元至10000元的从重处罚，但什么样的情节为“严重”的标准并不具体明确，而由税务机关裁量决定。
4．权力适用幅度的自由确定。税法在税收执法权的行使上规定了一定的幅度，税务机关可以在法定的幅度内对特定的事项做出适当的处理。如上例中的“2000元以下”以及“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均系罚款的幅度，在这个幅度内，税务机关可以酌情决定罚款的具体数额。
5．权力行使时限的选择。税收法律、法规对具体行政行为未规定具体的时限，税务机关在何时做出具体行政行为上有自由选择的余地。仍以《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二条为例，其中“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税法对“限期”没有具体的规定，此时税务机关享有完全的自由裁量权。
(二)税收自由裁量权制度控制体系的构成
综观我国税收自由裁量权的执法体系可以发现，我国税收法律中的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创设，主要体现在《征管法》中集中于执法程序中的自由裁量，而非事实要件阶段的税收行政自由裁量权。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其一，在我国税收行政执法能力和水平还不能完全适应依法治税要求的情况下，提出事实要件裁量，可能破坏税收法治的统一性和公平性；其二，在税收行政救济手段和渠道存在阻滞的情况下，相对人的权利和利益可能会受到更多的侵害，很难保证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平衡；其三，对税收法律中的“不确定概念”和税收行政执法实践中发现的新问题可以通过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来解决，而不能由税收行政机关“自由裁量”；其四，按照行政执法中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事实要件的自由裁量会增加税收行政机关的举证责任，加大税务机关的工作量。因此，税收自由裁量权的制度控制体系也主要是针对税收行政程序中的制度创设，主要包含以下三方面的内容：(1)立法程序的制度保证。在立法过程中，为纳税人提供参与意见的机会，并将该程序引申至包括税收行政法规等各类税收制度的制定过程中，从源头上确保纳税人制约税务机关的自由裁量行为。(2)执法程序的制度控制。将与纳税人合法权益直接相关的税收执法程序，如税收征收程序、税收检查程序、税收处罚程序、税收行政强制程序等，纳入法律规范的控管范围，实现税收自由裁量权的程序控制。(3)行政行为的事后救济。通过税务机关的自身监督、内部的税务行政复议、外部(主要是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监督审查对税务机关因自由裁量失当对纳税人权益造成的损害进行事后救济，通过责任追查对非法裁量行为进行警示和控制。二、税收自由裁量权制度控制的目标
税收管理实践充分说明：税收自由裁量权既有存在的绝对必要，同时税收自由裁量权的越界行使又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必须建立税收自由裁量权的制度控制体系。该体系的构建应着眼于实现对税收自由裁量权以下两个方面的控制：
(一)合法性控制——税收自由裁量权有效行使的形式要求
税务行政的起点是依法治税，这一目标既是对纳税人管理的要求，也是税务机关行政的方向。税收自由裁量权是税务行政的重要内容和方式之一，也应该以法治为准绳，所以税收自由裁量权的起点和基本要求即遵守法律规定。合法性控制是对税收自由裁量行为最基本的要求。对税收自由裁量权而言，合法性控制主要是审查税收自由裁量权的形式要件，它要求税务机关行使行政管理不仅要遵循实体法，还要遵循程序法，同时税收行政裁量必须在税收法律法规授权的范围内进行，按照法律规定的适用对象、条件范围、行为期限，依法律规定的程序选择行政方式。
(二)合理性控制——税收自由裁量权有效行使的实质要求
2004年3月，国务院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纲要》在依法行政中提到了“合理行政”的要求，指出：“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当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要平等对待行政管理相对人。不偏私、不歧视。行使自由裁量权应当符合法律目的，排除不相关因素的干扰；所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应当必要、适当；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实现行政目的，应当避免采用损害当事人权益的方式。”这些要求概括起来就是“合理行政”原则。
随着行政活动日益复杂，自由裁量权日益得以扩张，形式上的合法不能完全消除形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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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法律规定，但实质上不合理的滥用自由裁量权的情形。对自由裁量权的更高层次的规范就是税收行政合理性的保证。它要求执法行为，尤其是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行为不仅在形式上要合法，而且在实质上要合理，这是对行政执法活动的最终要求。因此，“合理行政”原则相对于“合法行政”原则，是对行政机关更高级的要求。“合理行政”原则，要求税务机关的自由裁量遵循比例适当原则。该原则要求税务机关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所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应当必要、适当，税收行政行为应当与相对人的行为事实、性质定位、情节轻重、社会影响相配比。
三、我国税收自由裁量权运行控制的制度缺失
从我国当前的税收执法来看，税收自由裁量权存在被滥用的情形，其原因就在于无论是在税收立法、执法还是司法上都对税收行政自由裁量权缺乏有效的法律控制。税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恣意、专断和无常行使动摇了税收法治的根基：一方面，税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成为权力寻租和行政腐败的工具；另一方面，相对人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税收自由裁量权运行中的制度控制缺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具体方面：
(一)税收法律体系中缺少税收自由裁量权控制的法律原则和总体理念
目前世界各国赋予税务机关自由裁量权的方式或是直接明确其基本范围，或是分散在相关条文中，我国属后一种情况。就整个税法体系而言，缺乏一个对整体税收制度进行规范的基本法律，同时，由于我国历史文化传统、社会价值观以及税收征管制度的长期影响，税收自由裁量权缺少个人本位理念的文化积淀和对个人权利的充分尊重，总体表现为税收自由裁量权的制度体系缺少基本的、公理性的法律原则。法律原则是法律规范的基础，具有综合性、本原性、稳定性的特征。法律原则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重要作用：其一，法律原则是法律精神最集中的体现，直接决定了法律制度的基本性质、内容和价值取向，构成了整个法律制度的理论基础；其二，法律原则是法律制度内部协调统一的重要保障；其三，法律原则对法制改革具有导向作用，是后继立法的出发点；其四，从法律实施上看，法律原则指导着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可以弥补法律漏洞，限定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范围。在西方国家，行政自由裁量权控制的法律原则十分发达，并且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英国普通法上的“自然公正原则”、美国的“非专断、反复无常或滥用权力”原则、德国的“比例原则”都是保证自由裁量权公正运行的基本原则。
(二)税务系统内部缺乏自由裁量的行政准则
由于税收行政活动的变化性、复杂性、专业性、技术性以及探索性等因素，税务机关的自由裁量权不断扩张。但是现代行政法规出现了两个主要变化：法律本身的实体性标准日趋抽象公设化和行政机关制定的规章内容日渐细则化和明细化。由于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充分了解本领域的行政实践经验，从而具有“提炼”本系统内部富有实际操作性和明确统一标准的能力，“为了对行政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进行有效限制，应当鼓励行政机关通过连续的行政立法，将行政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理性和智慧规则化”，例如税务机关为了行使税收自由裁量权对税收法律、法规的细化和量化就是在本系统内部不同层级上对税收自由裁量权的约束和限制。裁量基准一经建立，在税收科层制管理体系下有利于提高税收自由裁量的层次，抑制税收行政裁量行为的恣意和专横；有利于加强对税收行政裁量行为的层级监督，制约裁量领域的权力寻租和腐败。但是，目前我国税收机关内部自由裁量的行政标准统一层级较低，难以保证税收行政执法的统一性、公平性和稳定性，也不利于税务部门内部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和裁决。(三)税收行政自由裁量权程序控制制度不尽完善，理由说明制度缺失
由于税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不断膨胀和扩张，客观上提出了加强对行政权的制约、防止行政权力滥用的要求，但是事后的司法审查制度往往难以对滥用自由裁量权进行预防性控制，程序控制成为制约、规范税收自由裁量权的重要举措。税收法律程序是税务机关在行使权力或履行义务的过程中，必须遵循的法定的时间和空间上的步骤和方式。诚如马克思所言，程序“是法律的生命形式，因而也是法律内在生命的表现”。程序控制要求税收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必须严格遵守执行各项程序规则，认真履行告知、听证、回避、不单方面接触等制度，通过程序限制税务行政人员的主观随意性。其中，对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起核心作用的程序制度就是行政行为合理性说明制度，该制度能够敦促行政机关认真考虑问题，制止自由裁量权恣意行使。正如美国最高法院在**年的一个判决中声称的“非正式程序不需要正式的事实裁定，但需要解释和说明”。对于对行政相对人权利影响较大的自由裁量行为，行政人员有义务说明法律根据和裁量理由，然而在我国在税收自由裁量的程序制度中并未明示这一制度。
(四)税收自由裁量失当的事后救济制度不利于对自由裁量行为的实际控制
因税收自由裁量权行使不当而侵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时，可以实行税务行政复议和税务行政诉讼两种救济方式。税务行政复议制度是行政机关内部的一种层级监督机制，是一种内部纠错机制。与外部的司法审查制度相比，行政复议具有其自身不可克服的弱点和缺点：其一，垂直管理体制存在弊端，复议机构缺乏中性。税务行政复议实行条条管辖模式，由于部门间联系密切、职责相关，甚至利益与共，因此复议监督往往难以保持中立。其二，我国《行政复议法》规定，税务行政复议一般采取书面审理形式，因此复议过程中没有言辞辩论、相互质证，不利于通过观点碰撞认定事实。其三，作为一种内部的纠错机制和科层制的控制机制，如果外部控制机制不健全，控制力度不够，税务行政复议就会存在“激励”不足的问题，导致规避法律、躲避司法审查现象的出现。其四，税务行政复议的前提条件提高了事后救济的门槛。《税收征管法》第八十八条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同税务机关在纳税上发生争议时，必须先依照税务机关的纳税决定缴纳或者解缴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然后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不仅规定了复议前置程序，而且对复议前置附加了先行纳税或提供相应担保的条件，这一规定实际上是限制了相对人的救济权利，部分自由裁量行为因相对人资格受限而免于审查，不利于实现公正的裁量和从根本解决税务行政纠纷。
与此同时，税收自由裁量行为的司法审查也存在履行障碍：一是税务行政执法专业性强，部分涉税案件案情复杂，在没有专业的税务法院或税务法庭的情况下，对自由裁量权的司法救济，显得力不从心。二是对税收自由裁量行为的司法审查容易引发司法自由裁量取代行政自由裁量，司法部门因审慎对待而谨慎为之。三是从法律经济的角度看，救济费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相关主体购买“救济产品”的积极性，进而影响救济资源的有效利用。如果通过救济来“复原”权力的费用过高，以至于把除富人之外的大多数主体都拒之于救济之外，那么救济就不能实现。四是司法审查的范围不利于全面控制税收自由裁量权。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这个规定也就决定了我国司法审查的对象集中于具体行政行为，标准是合法性审查。四、完善税收自由裁量权制度控制体系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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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行政机关应致力于建立规定裁量基准的内部行政规则
自由裁量权部分归因于立法者认知能力的局限、语义的模糊特性、固定规则与流动现实的矛盾及执行人的个人原因，然而由于行政机关有大量的行政实践经验，有可能进一步“提炼”出具有实际操作性、更细致深入、更明确的裁量标准。因此，税务机关要严格按照《行政处罚法》、《税收征管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对税务机关依法律、法规规定享有较大自由裁量权的行为，进行梳理、分类，制定具体、细化、量化的实施办法，缩小自由裁量空间，从源头上降低自由裁量权被滥用的风险：一是要细化税务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标准，缩小税务执法人员自由裁量的空间。二是依托信息平台，固化自由裁量权。对税收管理中的自由裁量行为，通过相应的管理模块创设税收自由裁量权的制度“刻度表”，变主观裁量为客观裁量。三是遵循惯例和先例原则，保持内部行政标准的相对稳定和连续，对同一类税务行政行为的认定和处理要有一个相对统一的标准，力求相同情况平等对待，同类情况符合比例原则，责罚相当，前后事件处理一致。税务行政内部准则一方面可以确保裁量行为的统一性平等性，另一方面也可以为税务行政裁量行为的行政复议和司法审查提供参照。
(二)建立以税务行政行为理由说明制度为核心的理性程序制度
程序理性即程序的合理性。法的合理性分为价值(实质)合理性和工具(形式)合理性，程序理性即二者的统一：一方面，程序的合理性是指通过法律程序所产生的结果从实体角度看是合理的、符合实体正义的；另一方面程序理性是指一个法律程序产生结果的过程是一个通过事实、证据以及程序参与者之间平等对话与理性说服的过程。也就是说，程序在过程上应当遵循通过理性说服和论证做出决定的要求，不是恣意、专断地做出决定。程序理性是正确行使税收自由裁量权的前提和保证，税务执法实践也充分证明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往往与程序不合法相伴随。理性程序制度不仅要求税收行政自由裁量符合法律的形式要件，而且应满足执法合理性的实质要求。
行政行为理由说明制度是指行政主体在做出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利产生不利影响的行政行为时(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必须向行政相对人说明其做出该行政行为的事实因素、法律依据以及进行自由裁量时所考虑的诸多因素。对于理性程序的运作来说，理由说明制度的重要作用就在于对程序操作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进行一种理性的控制：(1)理由说明制度促使行政机关在行使权力、作出决定的过程中，尽量避免恣意、专断、偏私等因素，因为只有客观、公正的理由才能够经得起公开的推敲，才能够有说服力和合法性。因此，说明制度是对自由裁量权进行控制的一个有效环节和机制。(2)理由说明制度有助于对决定不满而准备提起申诉的当事人认真考虑是否要申诉，以何种理由申诉，避免无谓和无效诉讼。(3)理由说明是程序公开的体现，意味着对当事人在法律程序中的人格与尊严的对等和尊重，当事人知悉税务机关自由裁量的动机和原因，有助于其日后行为的调整。(4)理由说明制度在形式上表明行政行为是理性思考的结果，因此有助于增强人们对决定合理性的信心，避免当事人双方对立。(5)说明制度可以形成惯例和先例，有利于平等保护，有助于行政救济和司法审查。可见，理由说明制度是程序理性的重要内容和基本要求，是税收自由裁量权程序控制的关键一环，要防止自由裁量权被滥用，就必须要求行政主体在其决定中说明理由并告知当事人。
(三)完善税务行政复议制度，为降低纳税人的权利救济成本提供制度保障
在税收自由裁量权的实际行使过程中，由于税务人员千差万别，个人素质和价值取向不同，将会导致对法律、规章的理解不同从而也就会产生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所以保障自由裁量的公正行使就必须建立和完善行政自由裁量的监督和救济制度。与税务行政诉讼相比，行政内救济“以其符合专业性、效率性和尊重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的优势，为现代行政救济制度所广泛采用”。但如前所述，我国的税务行政复议制度尚不完善，制约了税收相对人对税收自由裁量权的控制作用。今后可以考虑：(1)进一步完善税务行政复议机构的设置，严格实行复议机构的职责独立、机构独立；(2)放宽条件限制，实行选择性复议前置制度，提高救济方式的灵活性；(3)扩大税务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减少列举式立法制造的受案范围“盲区”；(4)将税务行政复议资格扩大到间接行政相对人，以更好地保护税务当事人的合法权益；(5)改革审理方式，试行辩论、质证等开庭审理方式，引入陪审制，提高纳税人对税务行政复议结果的认同感和信任度。(四)创新税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司法审查制度
司法审查是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最后一道屏障。司法审查不是对“行政自治”的总体否定，其目标不是代行行政自由裁量权，而是制约行政自由裁量权，“司法审查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不是因为法院可以代替行政机关做最理想的事，而是因为法院可以促使行政机关尽可能不做不理想的事[6]。”司法审查一方面可以通过纠错实行权利救济，另一方面可以形成外部强制压力，规范税务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为了充分发挥司法审查制度的控制作用，首先要在立法上扩大司法对税收自由裁量权的审查范围，突破审查范围的限制，避免审查标准的含混不清。其次要提高税收司法审查人员的业务能力，保证司法监督的有效性。税务行政诉讼本身的专业性要求我国的行政庭法官必须是通晓税收、会计、法律的复合型法官，因此，要充分发挥司法审查的监督功能，必须是专职的税务法官才能胜任。再次，在税收行政诉讼程序中，要提高管辖级别，防止地方政府对税收司法审查的干预。最后，应逐步引入行政判例制度，用行政判例的方式确立司法审查的参照标准，弥合成文法的不足。
(五)推行税务行政责任制度
税收专业论文 篇七
2016年5月1日起我国全面实施营改增，从而改变了原来的纳税申报体系，而目前财务管理专业的纳税申报实训课程也需要因此做出相应的调整与创新，本文从纳税申报实训课程存在的问题入手，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
关键词：
财务管理；纳税申报实训课程体系；创新
2016年5月1号起我国全面实施营改增，从而也改变了原有的纳税申报体系，也充分体现了政府高层对税收的重视。作为培养的财税人才的财务管理专业而言，一方面，增强税收理论的教育；另一方面，由于企业的纳税申报涉及财务人员的实际操作能力，因此，必须加强财务管理专业纳税申报实训课程体系的建设。
一、纳税申报实训课程目前存在的问题
纳税申报实训作为一门实训课程，一般作为财务管理专业学生的专业选修课而存在，但目前该实训课程在实训教学中存在如下问题：
1.实训教材内容滞后
自2016年5月1日全国营业税改为增值税后，在此日期前出版的纳税申报实训教材均已经严重滞后，无法满足教学和实际的需要，而符合政策的新教材的出版往往需要一定的时间，另外，由于我国税收政策具有不断更新的特点，因此，纳税申报实训课程就具有一定的时效性，从而导致纳税申报教材内容可能出现滞后，并且与现实的税收政策相脱节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纳税申报实训课程的教学质量。
2.教学设施缺乏
纳税申报实训课程作为一门实训类课程，除了相应的教材外，还需要相应的软硬件环境。在目前企业的日常纳税申报中，企业按照国家税务总局的要求，直接在税务部门的网站登录相应的纳税申报系统中进行申报，并且每家企业必须配备税务部门认证的CA证书。而在高校的纳税申报实训中，由于无法登录税务部门的纳税申报系统，因此，只能通过下载相应的纳税申报表进行简单的填列，但是单独的纳税申报表无法体现纳税申报的系统性，因此，纳税申报系统的缺失导致纳税申报实训课程的仿真性有所不足。
3.教学考核机制欠缺
当前纳税申报实训课程作为一门实操类课程，尚未形成一套合理的实践教学考核评价体系，如果采用类似于理论课程的考核方式，如论文或者书面考试的形式都无法真正体现学生对纳税申报的掌握程度，因此，目前纳税申报考核机制的欠缺也影响了纳税申报课程的实训效果。
二、纳税申报实训课程建设的建议
纳税申报是企业每个月日常财务处理流程中的必经程序，作为财务管理专业必须掌握的实务技能，而纳税申报本身的特殊性要求在实训课程中又必须将税收理论与税收实践相结合，针对纳税申报实训课程存在的问题，提出如下建议：
1.建立双师型及“双导师”教师团队
在缺乏具有时效性的纳税申报实训教材的客观条件下，笔者建议通过建立双师型和双导师的教师队伍来应对纳税申报实训教材滞后存在的问题。双师型的教师队伍，一方面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具有相应的实务操作经验，能够在纳税申报实训过程中很好地进行理论与实践的教学，由于并未实时在纳税申报的工作一线，难免会存在信息和实训内容的滞后。因此，就需要有“双导师”型的教师参与纳税申报实训的教学，而“双导师”都来自企业或财税部门，掌握了最新的纳税申报的信息和内容，通过“双导师”队伍对纳税申报实训的教学弥补了传统纳税申报实训课程内容滞后的不足，同时积极推进双师型及“双导师”教学团队研发符合学校和学生特点的纳税申报基础教材和实时纳税申报政策读本，以满足教学的需要。
2.加强实训设施建设
由于纳税申报实训课程需要在特定的软硬件环境下进行，因此高校必须投入资金从硬件和软件两个角度来解决教学设施的问题。在硬件方面建设方面，投资建立专门的纳税申报实验室，模拟企业纳税申报的实体环境。在软件方面，为纳税申报实验室安装专门的纳税申报模拟软件，并且模拟税务机关的纳税申报服务器，还原了企业纳税申报的所处的软件环境。通过纳税申报软硬件设施的建设并进行情景化教学，可以在纳税申报实训课程中让学生在实验室中了解和掌握不同纳税人及不同税种的纳税申报的处理，为学生日后就业能够迅速适应企业的纳税申报环境奠定了实践基础。
3.协调专业课程设置
纳税申报实训课程是以中级财务会计、税法、税收筹划等课程为理论基础，因此为了能够使纳税申报实训课程能够与其他的课程很好的衔接，在财务管理专业的教学大纲的设计中，就必须调整相关课程的相关顺序，建议的顺序为先安排中级财务会计、税法、税收筹划等课程，最后安排纳税申报实训。
4.完善课程考核机制
由于企业的纳税申报实训既有理论性又有应用性，因此必须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来对学生进行考核，并且合理分配两部分的分值，通常实践成绩的比重略高，最终成绩为理论考试成绩和实践成绩的总和。理论方面，可以按照常规理论性课程的方式进行的书面考试或者论文考核，而考核的内容采用随机抽取的方式进行。而在实践考核方面，主要在于考核学生是否能够运用所学知识进行纳税申报，因为，在企业实际的纳税申报中，税务机关对纳税申报的时间和纳税申报表的信息填列都有明确的要求，所以，实践成绩将取决于学生通过纳税申报实训课程的学习能否在模拟的纳税系统中按时按规完成纳税申报表的填制，并且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这也是纳税申报实训课程的最终的教学目的。
参考文献：
[1]孙晓宁。关于税务会计岗位工学结合课程开发的探索[J].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学报，2012
[2]管永昊，姚巧燕。“税务会计”课程教学改革探讨[J].宿州学院学报，2014
税收论文范文 篇八
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税收流失”日益成为各国家不得不共同面对的全球性问题。在对外开放的格局下，税收流失不仅使经济运行的秩序紊乱，更主要的是它威胁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因此，防范税收流失已成为世界各国税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税制改革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由于我国受税制条件、税收成本、公民纳税意识普遍淡薄等因素的制约，税收流失现象还依然存在。税收流失已成为我国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障碍。税收流失作为税收征管当中的难题，一直在困扰着税务工作者，同时也威胁着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综合运用系统研究和实证分析的方法，就这一问题展开深入研究，既是加强我国在这一领域学术研究的需要，也是指导治理我国税收流失实践的需要，更是落实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提出的“依法治税、从严治队、科技加管理”以及“堵塞漏洞、惩治腐败、清缴欠税”的工作方略。有鉴于此，本文正是在借鉴中外学者和我国税务工作者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税收流失概念入手，对税收流失的规模、影响与产生原因进行分析，并且列举了一些造成税收流失的渠道，借鉴国际上治理税收流失的经验，对我国税收流失的治理提出了一些对策。
本文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将文章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章是绪论，介绍了本文的写作背景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论文研究框架、方法。
第二章是税收流失概述，就税收流失的定义、分类和测估方法进行了分析。
第三章是我国税收流失现状和税收流失规模的测算。首先就我国税收流失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其次，从地下经济和地上经济两个方面测估了我国税收流失的规模。
第四章是我国税收流失的原因和影响。首先从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税收法律不完善、纳税环境恶化、税收征管不严、处罚不力等方面分析了税收流失的原因；其次，就税收流失的影响从对经济影响、纳税人的影响和税收法制方面进行了分析。
第五章是我国税收流失的治理对策分析。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税收流失实际，就税收流失对策进行了探讨。从完善的税收制度，健全的法律保障和严厉的税收惩罚并重，合理的机构设置，分工明细的制度设计，广泛、充分的税收宣传和高素质、高操守的中介机构，信息化的税收征管借鉴国外经验；
结合我国实际优化治理措施从优化纳税环境，强化税源的监控和管理，加强税收立法和征管，调整现行税种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税收流失；规模测算；纳税；对策
Abstract
Intheeconomicglobalization,tax-losinghasbeenemergingasacommonglobalissueconfrontedbyvarioussovereignties.Undertheopen-uppolicy,itnotonlydisorderseconomybutalsothreatenseconomicsafetyaswellassocialstability.Sopreventionoftax-losinghasbeenafocusoftaxreformsinvariouscountries.Thisthesistriestogiveadeepinsightintotheeye-catchingproblemfromdifferentperspectives,andcomeupwithasetoftentativesolutions.
Alongwiththecontinuousdeepeningofeconomicreform,thedevelopmentofmarketeconomy,China''''staxsystemreformhasachievednoticeableresults.However,duetoChina''''staxsystemconditions,taxcosts,weakcivictaxsense，andsoon,thelossofrevenueisalsostillexists.Taxlossesalreadybecomeaseriousobstacletosustainabledevelopment.ThelossofrevenueasoneoftaxcollectionandmanagementdifficultproblemswhichnotonlyhavebeenplaguingtheInlandRevenueworkers,butalsoathreattothecountry''''ssustainedeconomicdevelopment.Therefore,fromtheintegrationoftheoryandpractice,integrateduseofsystematicresearchandempiricalanalysismethod,doingthisstudiesoftheissue,notonlycanstrengthenChina''''sacademicresearchinthisareaneeds,butalsoguideourtaxlossespracticegovernanceneedsanditistoimplementtheStateCouncildepartment’sstrategyofthe"taxesaccordingtolaw,andstrictlyrunteam,technologyandmanagement,"and"plugtheloopholes,punishingcorruption,recoverunpaidtaxes".
Followingtheusualway"raisingquestion,analyzingandthensolvingit",thethesismainlyconsistsoffiveparts.
Thefirstchapterisanintroductionwhichintroducesbackgroundandsignificance,currentresearchsituationathomeandabroadandtheframe,methodofthispaper.
Thesecondchapteristaxlossessummary,whichcoversthetaxlossesdefinition,classifiesandmeasuremethodofhowtoestimatetaxlosses.
Thethirdchapteristaxlossescurrentsituationinourcountryandtaxlossesscalecalculating.Firstly,itanalyzestaxlossescurrentsituation;secondly,fromgroundeconomyandgroundeconomy,twoaspectsmeasuresthescaleofourcountrytaxlosses.
Thefourthchapterisourcountrytaxlossescauseandeffect.
税收论文 篇九
[关键词]税收债权，税收债务，移转，继承
一、问题的提出
税法学界对于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认识历来有权力关系说和债权债务关系说之争。日本税法学家北野弘久教授从区分法实践论与认识论的角度认为“只有从法实践论出发，将租税法律关系统一地理解为债务关系，从法认识论的角度出发，则在整体上将租税法律关系把握成权力关系才是正确的……就税法学领域而言，法认识论能够起到客观地把握税法现象构造特征和法则理论的作用，法实践论则尽可能在以宪法为统帅的实定法框架下，极力地维护纳税者的人权……可以说，立足于债务关系说的理论来构造具体的实践性理论（租税立法、适用和解释税法的方式），对维护纳税者的人权具有重大的意义。”[1]但是，债务关系说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出现才具有实践意义，则是需待从各个角度加以深入研究的问题。基于债务关系说，北野教授在《税法学原论》一书中就诸如理解租税债务的成立时间、时效进行的开始日、和其他全权抵消以及租税诉讼中的若干问题等税法解释学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作了论述。但当现代租税被看成是一种特殊的债的时候，是否能够象一般的私债那样具有可移转性，北野教授仅提到了申报义务的承继，对这一问题则并没有论及。
我国税法理论和税收立法实践对税收的债权、债务属性已基本得到认可。[2]但目前的研究大都还集中在从总体上对税收法律关系性质的认识、构成层次及要素的研究方面。[3]从税收债务关系的角度专门研究的理论成果则主要集中在税收代位权、撤销权以及税收一般优先权等方面。而对税收之债的移转性问题的探讨，国内仅有少数学者有所涉及，但也仅限于从税收之债的继承或从纳税义务角度研究其变更。[4]关于税收债权的移转，刘剑文教授认为“就税收债权而言，我国税法学界有国家是税收债权的唯一主体之说，依此理论，税收债权似乎也不可能出现移转的情况。因此，一般来讲，税收债权人不会发生变化。”而对税收债务而言，少数学者仅承认税收债务可以继承，并且将这种继承限定在纳税人合并、分立以及财产继承或赠予关系这样狭窄的领域，认为这种继承不是由当事人通过合意产生的，而是由法律的规定而产生的。[5]绝大多数学者基于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的考虑，一般认为税收之债特别是税收债务主体应该是特定的纳税人，禁止纳税人将税收债务以约定的方式移转至非特定的第三人。但从各国税收立法实践来看，许多国家的税法都承认税收之债可以移转。如德国、日本税法规定税收债务可由第三人清偿，我国新《税收征管法》也规定了纳税人在有合并、分立情形时未缴清税款的，可以由合并、分立后的纳税人继续履行未履行的纳税义务。[6]可以说，与国外税法以及我国税收立法的实践相比，我国税法的理论研究已明显滞后。
笔者认为，对税收之债移转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首先，对于我国税收法律制度的完善而言，研究税收之债的移转性不仅可以促使我国税法向更人性化方向发展，促进税收征管机关职能的转变，有利于纳税人合法权益的维护，更为重要的是确立税收之债的可移转性，还能促进交易，提高税收征管效率。其次，对于税法学研究而言，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则有助于丰富我国现有税法解释学的内容。
二、税收之债可移转之实践论基础
（一）私债移转之实践论基础
民法上所谓债的移转，是指债的主体发生变更，即由新的债权人、债务人代替原债权人、债务人，而债的内容保持同一性的一种法律制度。根据变更的主体不同，债的移转分为债权人的变更和债务人的变更。[7]
传统民法学认为，债具有相对性。早期罗马法认为债权债务与债的主体不可分离，认为债是特定人之间的关系，债权为联结债权人与债务人的法锁，变更其任何一端，都将使债的关系失去同一性，因此，债的当事人绝对不可变更，从而认定债权不得让与，债务亦不得移转。如果要发生与债务承担在经济上同样的后果，唯有依债的更改的方法。嗣后因社会交易日益频繁复杂，债权不得让与的理论逐渐改变。罗马法先是允许以债的更改方式移转债权，至程式诉讼时期，债权让与方式改变为债权人可以委任第三人以诉讼人的名义诉追债务人。此时的第三人并非单纯的人，他所收取的债权，并不向债权人交付。帝政时期，诉讼人可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诉权。起诉后，法官将其诉讼委任通知债务人，即发生诉讼拘束的效力，债务人受通知后，即不得再向债权人履行债务。最后，在裁判官法上，规定债权让与在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的让与行为成立时，发生债权让与的效果，债务人自接受让与通知时受其拘束。[8]债务承担制度亦经历了从不承认到在符合一定条件时允许的变化过程。法国民法典上没有债务承担的明文规定，学者多主张依债务人更换的债务更改的方式达此目的。英国法律亦同。目前除少数国家外，各国均在民法中规定有债务承担的条文。日本民法典虽无规定，但判例及学者对此均采肯定解释。可见各国民法大都承认了债权让与、债务承担，我国法亦然。
如前所述，民法关于债的移转理论不是从认识论出发得出的必然结论，而是以实践论为基础的。以下关于税收之债移转性的探讨也主要基于此。
（二）税收之债可移转之实践论基础
由于同某些法定义务相比，税收之债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可以货币化，从而可以量化，因此，单从税收之债的客体方面来看，它的确存在可以移转的基础。但除此之外，还需要作进一步的考察。下面我们分别从税收债权和税收债务两个方面来考察：
1、关于税收债权可移转之实践论基础
与民法债权让与相类似，同时为了研究的方便，笔者把税收债权的变更简称为税收债权的让与。我国税法学界一般认为，在单一制税收体制下，国家是税收债权的唯一主体，依此理论，似乎不可能出现税权让与的情况。“税收债权的享有，属于宪政问题，乃为宪法层面所界定，因而发生税收债权人变更的情事在社会生活中极为少见。”[9]这也是国内大多数学者所普遍持有的观点。基于财政分权，税收债权人多划分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为尊重地方财政自治，中央政府非依法律依据，不得无故干预地方财权，但地方税的立法权多控制在中央政府之手，所以仍存在潜在变更之可能性。再者，“由于税收机
关组织结构或管理方式的变化。例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分设后，某些纳税人需要变更税务登记，也会带来税收法律关系的某些变更”。[10]这种变更就涉及税收债权人的变更。而在联邦制税收体制下，联邦政府和各州（成员国）政府均有征税权，其税收债权人也就包括联邦政府和各州（成员国）政府，因此税收债权也存在有移转的可能。
笔者认为，尽管在单一制税收体制下所形成的税收法律关系中，国家是最终的唯一的主体，但具体征纳关系中，还是由各个征税机关来分别代表国家行使税收债权的，同类但不同级别的征税机关之间以及同级征税机关之间税收管辖权不同，尽管都是代表国家行使税收债权，但它们各自也有着不同的利益。此外，我国实行的是分税制，在税收上还存在中央税、地方税以及中央与地方共享税之分，不同类别的税种由国税机关和地税机关分别征收，它们均代表着不同主体的利益。这些差异，使得税收债权的主体在事实上并不是单唯一的。可见，税收债权存在可移转的基础。各国税法特别是实行分税制财政的国家的税法中，关于税收债权移转的情况确实是存在的。比如日本国实行的国家让与税，我国财政转移支付中的税收返还，以及特别情况下其他特别机关的代征行为都反映了税收债权可移转的情况。
2、税收债务可移转之实践论基础
纳税义务以税负能力为标准而设定，在这个意义上又强调了纳税义务的个别性，所以原则上不应随意承认纳税义务的继承。但另一方面，纳税义务是金钱债务，在性质上属可代替债务，所以应具有可继承性。对于这一点，我国学者已经表示认可，并把这种继承分为两种情况，即在纳税人合并、分立以及财产继承或赠予关系领域发生。但是，对继承的方式的研究目前仅限于国内税法的现有规定方面，且对于税收债务能否移转至纳税人以外的第三人也很少涉及。所以，对税收之债的移转目前还缺乏从更广阔的视野所进行的研究成果。
事实上，仅从法的实践论角度讲，即撇开税收之债的公力性，对税收债权人而言，究竟由原税收债务人进行清偿，或由第三人代为清偿，其实并无差异。且如果有第三人介入清偿，显然扩张了税收债务关系之“人的范围”，税收债权的获偿更有保障，因而法律上没必要对第三人代偿予以禁止。
三、税收之债移转之表现
那么，税收之债的移转都有哪些表现形式呢？民法债法学上将通过合同而转让债权的，称为债权让与；而把通过合同而移转债务的，称为债务承担。此外，如果债权人同时承受债权债务，而债务人也同时承受债务债权，那么不论是债权人的变更或债务人的变更，都是债的概括承受。在税收债权、债务关系中，由于税收的无偿性，使得债权、债务表现为单务性，也就是说，国家（征税机关为其代表）只享有债权，而不承担债务，而纳税人则只承担债务，而不享有债权。[11]因此，无论是税收债权的移转还是税收债务的移转均不存在所谓概括承受的情况。研究税收之债的移转，我们只需考察税收债权让与和税收债务承担两种情况即可。
（一）税收债权之让与
如前所述，在单一制税收体制下，从根本上讲税收债权主体只能是国家。与私法上债权的让与不同，税收之债属于公法之债，从根本上讲，除国家以外，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税收债权的受让人。因此，在研究税收之债移转时，从认识论角度研究“税收债权”意义并不大，从实践论角度研究“税收债权”则具有很大的实践价值。税收过程是一个公民个人财产向国家转移的过程。除非我们不承认公民对个人财产享有充分而完整的所有权，否则，国家要求人民向自己转移财产，只能是向人民提出这样的请求，而不是只予以通知，便将财产权利据为己有。国家既然对纳税人不享有支配权，而又要求税金这一货币财产的移转，因此，国家对纳税人只能是行使请求权。即在满足法律规定的情形下，国家可以向纳税人提出支付税款的请求。[12]笔者认为，税收债权的让与从实质意义上讲就是税收债权的“请求权”在中央与地方之间以及在不同国家机关的移转。实践中税收债权的让与主要在以下几种情况下发生：
1、税收债权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让与
从理论上讲，中央与地方之间税收债权的让与不仅应当包括中央向地方的让与，还应当包括地方向中央的让与。分税制的原则和基础是财权与事权相结合，但多数国家为了强化中央财政，在实行分税制方面，事实上并没有完全严格按照上述原则划分税种和税收收入，存在着地方事权与财权不相当的情况。一方面地方承担着大量的公共事务，另一方面在税收分配上享有的权力却明显处于劣势。在这样的情况下，地方向中央的税收债权让的情况很少会发生。中央税与地方税之间的让与主要的就是中央对地方的让与。
从各国税收立法实践来看，中央向地方的税收让与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一些国家规定了国家让与税。在实行分税制的国家，中央政府将本属于国税的部分税或税种在特定时期或情况下直接让与地方政府，以弥补地方政府财政的特别支出。如日本税法就有国家让与税的规定，即中央将国税中的地方道路税的全部、石油煤气税的二分之一、汽车重量税的四分之一、特别吨位税的全部，按照一定的标准，无条件让与地方用于公路和航空。二是财政转移支付中的税收返还。1994年我国实行分税制改革，在重新划分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收入的基础上，相应调整了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数量和形式，除保留了原体制中央财政对地方的定额补助、专项补助和地方上解外，根据中央财政固定收入范围扩大、数量增加的新情况，着重建立了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制度，其目的是为了保证地方既得利益，实现新体制的平稳过渡。另一方面，这种形式通过“存量不动，增量调节”的办法，提高中央财政在增值税与消费税增量上的比重。[13]无论是国家让与税还是中央对地方政府的税收返还，其实质都是中央与地方之间税收债权的让与。
2、税收债权在税务机关之间的让与
税收债权的让与可以在税务机关之间发生。例如我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项规定“……未持有其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核发的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到外县（市）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的，应当向销售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未向销售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的，由其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补征税款。”在这项规定中，在纳税人未持有其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核发的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而到外县（市）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时，税收债权的主体本应当是销售地主管税务机关，但如果纳税人未向销售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依据税法规定，此时税收债权移转至纳税人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因而纳税人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成为新的税收债权人，有权行使对纳税人的税收债权请求权。
3、税收债权在税务机关与其他特定机关之间的让与
此外，税收债权的让与还可以在税务机关之间和其他特定机关之间发生。例如我国现行《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条规定“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主管全国税收征收管理工作。各地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应当按照国务院规定的税收征收管理范围分别进行征收管理。”也就是说，从税收债权的行使角度来看
，在我国代表国家行使税收债权（确切地讲，应当是税收债权的请求权）的法定机关是各级税务机关，而不是其他任何别的机关。但我国税法又规定了特定机关代征税款的情况。如《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二十条规定，增值税由税务机关征收，进口货物的增值税由海关代征。这里法律明确规定由其他机关代征，相应机关取得了对纳税人税收债权的请求权，可以以自己的名义行使权利，其实质就是税收债权在征税机关与其他特定机关之间的一种让与。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让与须有法律的明确规定，否则任何机关不得向纳税人行使税收债权的请求权。
4、代收（扣）代缴与委托征税行为不属于税收债权的让与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税法规定了扣缴义务人制度和委托征税制。那么，征税机关与扣缴义务人或接受委托的征税人之间的关系是否属于税收债权让与的关系呢？所谓扣缴义务人是指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负有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义务的单位和个人。按照《税收征管法》的规定，税务机关要按照规定付给扣缴义务人代扣、代收手续费。税法设定扣缴义务人的目的是为了加强税收的源泉控制，防止税款流失，简化征纳手续，方便纳税人。笔者认为扣缴义务人的代扣代缴和代收代缴行为仅仅是基于法律上的一种委托行为，扣缴义务人不能以自己的名义向纳税人行使税收债权的请求权。因此，扣缴义务人的代扣代缴和代收代缴行为不能看成是税收债权在征税机关与扣缴义务人之间的让与。
此外我国税法还规定了委托征税制度，例如1985年我国农业税改为折征代金后，规定由乡政府组织征收。同时税法规定，财政机关有力量的，可以直接组织征收，或者继续与粮食部门协作，派人驻粮（库）站收税。在财政机关力量不足的地方，可暂时委托粮（库）站代征，付给劳务费。笔者认为，粮（库）站的代征行为是一种接受委托进行征税的行为，由于接受委托人也不能以自己名义向纳税人行使税收债权的请求权，所以委托征税行为也不属于税收债权的让与。
（二）税收债务的承担
与私债的承担通过转让合同而移转债务不同，基于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的考量，税收债务的移转一般不能通过合意实现，主要是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而产生，但是否应当绝对禁止合意移转税收债务，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笔者认为，根据税收债务的承担者是否为税法上所特定之人，可将税收债务的承担分为两种情况：一是税收债务的继承，指在税收债务移转过程中，税收债务的承担者为税法直接规定的特定之人的移转；二是第三人代为履行税收债务，指税收债务移转过程中，税收债务的承担者是与纳税人通过合同方式移转税收债务的非特定的第三人的移转。其中真正意义上的税收债务的承担仅指第三人代为履行税收债务[14].
1、关于税收债务的继承
税收债务的继承主要包括纳税人合并与分立过程中税收债务的继承，第二次纳税义务人税收债务的继承，继承人、受遗赠人、遗嘱执行人或遗产管理人税收债务的继承等三种情况。
（1）纳税人的合并与分立过程中税收债务的继承
日本《地方税法》规定：“由于法人的合并二对纳税义务的继承”；[15]韩国税法也承认“因法人合并的纳税义务之承继”；[16]我国《税收征管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纳税人有合并、分立情形的，应当向税务机关报告，并依法缴清税款。纳税人合并时未缴清税款的，应当由合并后的纳税人继续履行未履行的纳税义务；纳税人分立时未缴清税款的，分立后的纳税人对未履行的纳税义务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2）第二次纳税义务人税收债务的继承
为了确保税收，日本税法将纳税义务分为两次纳税义务，当认为从原纳税义务人身上不可能征收全部或部分税额时（即第一次纳税义务没有履行时），则把与该人在人身或财产方面具有特殊关系的人列为第二次纳税义务人，并由其代替原纳税义务人负担纳税义务。第二次纳税义务人主要包括：无限责任股东的第二次义务，清算人等的第二次义务、同族公司的二次义务、实质课税额等二次义务、共同事业者的二次义务、事业受让人的二次义务、无偿受让人的二次义务、无法人资格的社团等。我国大陆税法没有对第二次纳税义务作出规定，仅规定了第一次纳税义务。但在我国台湾地区税法中却有类似于日本第二次纳税义务的规定，如台湾“平均地权条例”第50条规定：“土地所有权移转，其应纳之土地增值税，纳税义务人未于规定期限内缴纳者，得由取得所有权之人代为缴纳。依第47条规定由权利人单独申报土地移转现值者，其应纳之土地增值税，应由权利人代为缴纳。”[17]
可见，与纳税人的合并与分立过程中税收债务的继承一样，日本税法上关于第二次纳税义务的规定中，第一次纳税义务是第二次纳税义务存在的前提，而第二次纳税义务则是对第一次纳税义务的继承，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对第一次纳税义务人税收债务的继承。
事实上，由于我国现行税法缺乏规定，实践中纳税人利用与本人在人或财产方面具有特殊关系的人规避或偷逃税款的情况时有发生。笔者认为，日本税法对第二次纳税义务的规定弥补了第一次纳税义务的不足，能更好地保障国家税收之债的实现，这一点值得我国借鉴。
（3）继承人、受遗赠人、遗嘱执行人或遗产管理人税收债务的继承
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税法都对此有规定。如《日本地方税法》第9条规定了“由于继承财产而对纳税义务的继承”与“由于法人的合并而对纳税义务的继承”[18].韩国税法也承认“因继承的纳税义务之承继”。[19]此外，我国台湾地区“税捐稽征法”第14条也规定，“纳税义务人死亡，遗有财产者，其依法应缴纳之税捐，应由遗嘱执行人、继承人、受遗赠人或遗产管理人，依法按税捐受清偿之顺序，缴清税捐后，始得分割遗产或交付遗赠。遗嘱执行人、继承人、受遗赠人或遗产管理人，违反前项规定者，应就未清缴之税捐，负缴纳义务。”[20]我国继承法第33条规定：“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偿还责任。”第34条规定：“执行遗赠不得防碍清偿遗赠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
可见我国法律上也承认继承人、受遗赠人、遗嘱执行人或遗产管理人税收债务的继承。
2、税收债务的承担
税收债务的承担这里是指纳税人与不特定的第三人通过合意由第三人代为清偿纳税人税收债务的情况。从世界很多国家税收立法来看，许多国家税法都有允许第三人代为履行税收债务的规定。如德国《租税通则》第48条第1款之规定就予以承认：“对稽征机关之租税债务关系之给付，得由第三人为之。”日本《国税通则法》第41条第1款，也明文规定税收债务可由第三人清偿之。[21]但“它与民法中的第三人清偿的不同点在于，没有民法中有关‘无厉害关系之第三人不得违背债务人的意思实施清偿行为’的限制。任何第三人均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交纳纳税人应纳之税款
，这是考虑到，纳税义务的产生是大量的、经常的，采用民法规定的条件，是不现实的。”[22]从世界各国来看，税务部门正在与越来越多的中介机构进行协作，以简化税务工作的处理流程。中介机构可以代替纳税人向政府支付税款，已经称为税收征管的一种发展趋势。比如，在加拿大的一些税务局，50%以上的现金税收都是通过金融机构实现的。实践证明这种方式不仅能够对应收而未收的票据进行更好的管理，而且税务部门和海关还可以从金融机构对大量金融交易的高效转账处理过程中获得好处。比如，税务局可以从多个内、外部数据源获得数据，用于评估自身计划的风险和总结税务申报的特征。
这里需要研究的问题是，第三人代缴税款之后，是否也如民法上规定可以享有代位求偿权？日本《国税通则法》第41条第2款明文规定“代替纳税人缴纳税款的第三人，在对交纳拥有正当利益或其交纳行为征得纳税人同意时，可以取代国家或地方政府享有纳税人为担保其税收而设定的抵押权。但是该抵押权如为最高额抵押且在应担保的本金确定前已交纳时，不在此限。”[23]
税收债务是否可由第三人合意清偿？我国税法目前尚无明文规定。但从世界税收征管立法的发展趋势来看，笔者这对我国税收征管法有借鉴意义。
四、税收之债移转的原因分析
对于私债而言，其移转的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1）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而发生，此类移转可称之为法定的移转，如依继承法规定，被继承人死亡，其包括债在内的遗产即移转于继承人；（2）基于法院的裁决而发生，此类移转称作裁判上的移转；（3）基于民事法律行为而发生，此类移转称为意定的移转，如遗嘱人以遗嘱将其债转让给继承人或受遗赠人，或转让人与受让人订立转让合同而将债转让，这也是私债移转的最为普遍的原因。税收之债作为一种公法之债，具有自力执行的效力，[24]故一般不基于法院的判决而产生，也不基于法院的判决而移转。因此，税收之债移转的原因仅包括法定的移转和意定的移转两种情况。对于税收之债而言，基于税收法定主义，从上述的分析可以得知，法定的移转是税收之债移转的主要原因。
1、税收之债移转之法定原因
这是税收之债移转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对于税收债权之让与而言，无论是前述的税收之债的国家让与、财政转移支付中的税收返还，还是特别情况下的其他机关的代征行为，都必须事先有法律的规定，法律无规定者，税收债权之让与无效。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税收债权人的变更应当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甚至是宪法依据。中央税收债权人不能任意侵占地方债权人的税收债权。否则就有可能违背地方自治或中央与地方合理分权的宪法原则，甚至可能侵犯各州（成员国）的或地方政府的宪法权利。”[25]
另一方面，纳税主体是课税要素的主要内容之一，税收法定主义原则要求课税要素法定，也就是说，纳税义务人的确定是依照税收法律的规定确定的，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随意确定。无论是纳税人合并与分立过程中税收债务的继承，第二次纳税义务人税收债务的继承，还是继承人、受遗赠人、遗嘱执行人或遗产管理人税收债务的继承，以及税收担保人税收债务的继承，都需要有法律的明确规定，法律没有规定有纳税义务的人，不能要求其纳税。“纳税义务的继承，实际上是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对原来负有纳税义务的纳税主体的税收债务的继受和承接。继承者继承原纳税主体的纳税义务后，不仅可取得其相应的税法权利，而且更需承担其未履行的纳税义务。”“除了法律有明确规定的以外，纳税义务的继承不能滥用，因为它关系到纳税人的纳税能力和税负公平的问题。”[26]
2、税收之债移转之意定原因
税收之债的意定移转属于税收债务的承担范畴。一些学者指出，第三人与税收债务人通过约定移转税收债务，此种移转约定，虽依意思自治原则应属有效，但仅构成私法上的契约，不能变更税法上的债务关系。也就是说，第三人代为缴纳并不意味着第三人能取代公法上税收债务人的法定地位，税收债务人并不因契约有效而得以免责。[27]笔者也同意此观点。但该学者进而指出，如果第三人违反契约设定的义务拒绝代缴税款，依据税收法定主义，税务机关并不能强制其缴纳，即第三人对税收债权人并不直接负责任，仅对税收债务人负私法契约上的违约责任。进而将其归为他人责任的特殊情形。[28]对此观点，笔者认为值得商榷。
首先，第三人与税收债务人通过约定移转税收债务，尽管税收债务人并不因契约的存在而完全免除自己的义务与责任，但契约的存在确实已将部分义务与责任移转至第三人，使第三人成为了税收债务的共同承担者。也就是说，契约的存在使原本对税收债务没有任何关系的第三人成为税收债务的连带责任人，与纳税人对税收债务共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第三人违反契约设定的义务拒绝代缴税款，当然应当对税务机关承担相应责任。因此，第三人对税收债权人完全不负直接责任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其次，如果第三人违反契约设定的义务拒绝代缴税款，税务机关可以强制其缴纳，其原因在于第三人与税务机关存在有代他人履行税收债务的行政合同。从表象上看，第三人与税收债务人移转税收债务似乎仅存在私法自治关系，其实不然。在第三人与税收债务人移转税收债务的过程中，除了前述的具有私法性质的自治合同以外，该合同还须经税务机关认可和批准才能产生法律约束力，这样，在第三人与税务机关之间实质上又形成了一种新的合同关系，这个合同关系不同于前述的具有私法性质的自治合同关系，从性质上讲，笔者认为当属一种行政合同关系。从这一点来讲，税收债务的承担有些类似于纳税担保。[29]其实，正是这种行政合同关系的存在，才使得税务机关在第三人违反契约设定的义务拒绝代缴税款时可以直接对其采取强制措施，强制其履行约定承担的义务。
再其次，税收法定主义与第三人承担直接责任并不矛盾。税收法定主义尽管强调要求纳税要素，但税收法定原则也并不是僵化的，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有所突破。例如，现代各国税法在强调税收法定主义原则时，还规定了实质征税原则，这被认为是对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的一种突破。事实上，在私法合意基础上通过行政机关的批准或认可，将私法合意转化为公法上的行政合同关系，从而使私法合意具有公法上效力的情况，已经是大量存在的法律现象。从某种程度上讲，税法上在税收法定主义的大的原则下允许一定范围内私法自治的存在，也反映了现代法律公私法相互融合、共同发挥作用的一种发展趋势。
最后，以私法合意产生公法效力的前提必须是私法合意得到公力机关的认可和批准，而且范围要严格加以限制。具体对税收债务的承担而言，第三人与税收债务人关于移转税收债务的约定，必须经税务机关认可和批准。税务机关要对第三人的资格进行严格审查，并加以控制。否则，税收债务的承担不仅不能起到方便纳税人履行义务，提高税收征管效率之作用，而且还可能动摇税收法定主义的税法基础，甚至会成为一些人规避和偷逃国家税款的新的途径和方式。
尽管税收法定主义要求纳税人不得将义务以合同的方式移转给第三人，但随着商品交易的发展，国家税收
征管向更人性化、更高效、更便捷于纳税人的方向发展，传统的税收之债绝对禁止当事人以合意方式移转的情况在发生改变。可以预见，税法绝对禁止当事人以任何方式转让税收义务的情况也会发生变化。同样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我们把第三人代为履行税收债务看成是一种税收债务的移转只是基于实践论的角度对税收之债所作的一种理解，而不是基于认识论的角度而言的。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与私法之债相类似，税收之债也具有可移转性。从总的方面来看，税收债务的移转包括税收债权的让与和税收债务的继承以及税收债务的承担三个方面。税收债权的让与主要有税收债权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让与，税收债权在税务机关之间以及税务机关与其他征税机关之间的让与三种表现形式；税收债务的继承主要有纳税人的合并与分立过程中税收债务的继承、第二次纳税义务人税收债务的继承、继承人、受遗赠人、遗嘱执行人或遗产管理人税收债务的继承等三种情形；税收债务的承担则表现为第三人代为履行税收债务的情况。由于税收法定主义的限制，税收之债的移转最主要，最常见的就是税收债务继承，但也不排除其他移转情况的存在。税收债务移转的原因来主要在于税法的直接规定，但税收债务也可基于意定而发生，这也是世界各国税法发展的一个新的趋势。
但由于税收之债移转涉及的问题很多，而且十分复杂，加上笔者知识结构的局限，其中许多问题的探讨只能是抛砖引玉，错误难免。更深的问题尚待以后进一步研究，并求教于学人。
注释：
[1]租税的法认识论研究将租税法律现象当作社会现象加以研究，以客观地解释和阐明其中的法规为目的。一般将这种研究划入“法科学的领域”。租税的法实践论，是指以租税的法解释论、立法论进行研究。依租税法实践论研究的本意，它应归于法律学或实用法学的领域。北野弘久在《税法学原论》一书中再三说明“我们是以法实践论为标准来考察税法学原理的，如果采用二元论的主张只会使我们整个理论背离研究的主旨。”见北野弘久著，陈刚等译《税法学原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笔者亦深以为然，而国内许多学者在将税收关系作为一种债权债务关系研究时，往往忽略了这个前提，并试图以债权债务关系说来构建税法学的科学体系，实践证明很难行得通。因此，笔者本文的探讨，目的也仅在于对税法的解释论或税收立法学有所借鉴，而不在对税法学科学体系构建提出什么新的见解和主张。
[2]见魏建国，刘剑文：《新税收征管法在中国税法学上的意义》，《税务研究》2001年第9期。
[3]见刘剑文著：《税法专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19页。
[4]从后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债的“继承”尽管也属于债的移转，但债的移转除了“继承”以外，还包括有其他的情况。
[5]见刘剑文主编：《税法学》，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页；张守文：《略论纳税主体的纳税义务》，《税务研究》2000年第8期；杨小强：《税收债务关系及其变动研究》，见刘剑文主编：《财税法论丛》（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85页，这也是目前笔者所见国内唯一的一篇从税收债务角度研究其变动的专论文章。
[6]见现行《税收征管法》第四十八条。
[7]见魏振瀛：《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52页。
[8]陈朝璧：《罗马法原理》（上册），商务印书馆出版，第204页。转引自张广兴：《债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31-232页。
[9]杨小强：《税收债务关系及其变动研究》，载刘剑文主编：《财税法论丛》（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85页。
[10]见徐孟洲主编：《税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版，第24页。
[11]对于税收权利义务关系是否具有单务性，目前学界还存在争论。如有的学者指出“在单务契约中，仅一方当事人负担给付义务，税收之债如为单务契约，就意味着仅纳税人负担义务而国家不必为相应给付，这样税金就成了公民对国家的赠与，债之关系只约束了纳税人而未约束国家。这与税收之债的本意-通过债之关系约束双方当事人-是相违背的。何况如前述，税收是公民向国家购买公共产品所支付的对价，因此，税收之债是一种买卖契约，是典型的双务契约。”（见董晓玲：《税收权力关系与税收债务关系研究》，中国财税法网2004-06-12）但笔者认为，仅从税收的给付而言，单务说无疑是正确的，这也是国内大多数学者的看法。
[12]见董晓玲：（同上）有的学者试图从税收之债的债务属性和权力属性出发，将税收债权人的变更，划分为课税权主体的变更、税收征管权主体的变更和税收收益权主体的变更。（见翟继光：《税收之债基础理论研究》，经济法网2003-05-28）尽管有一定道理，这种二元论的主张，由于忽视了研究税收之债的实践论基础，将会使我们整个理论背离研究的主旨。笔者认为，研究税收之债的移转，不能脱离法的实践论基础。事实上，也正是基于此，税务机关代位权、撤销权的行使才存在有合理的依据。
[13]许多专家指出，擅自通过财政返还税收是一种以吸引税源为目的的不正常现象，它不但破坏了税收公平主义原则和实质征税原则，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平，使贫富差距加大，而且削弱了地方财力，造成了地方财政收入虚增的恶性循环，削弱了税收调节经济的功能。这种情况当尽快改变。
[14]国内目前对税收债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一种情况，即税收债务的继承研究方面，而对第三人代为履行税收债务的研究，由于我国现行税法没有明确规定，理论界的探讨目前仅有少数学者有所涉及。
[15]转引自杨小强：《税收债务关系及其变动研究》，载刘剑文主编：《财税法论丛》（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86页。
[16]同上
[17]同上
[18]见吴炳昌译：《日本地方税法》，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页。
[19]参见王家福主编：《韩国市场经济法律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3页。
[20]见《最新综合六法全书》，台湾地区三民书局印行1992年版，第1804页。转引自杨小强：《税收债务关系及其变动研究》，载刘剑文主编：《财税法论丛》（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86页。
[21]转引自杨小强：《税收债务关系及其变动研究》，载刘剑文主编：《财税法论丛》（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86页。
[22]见金子宏著，刘多田等译：《日本税法原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325页。
[23]见金子宏著，刘多田等译：《日本税法原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
版，第325页。
[24]见魏俊：《税权效力的概念浅议》，《山东工商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25]见翟继光：《税收之债基础理论研究》，经济法网，2003-05-28.
[26]见张守文《略论纳税主体的纳税义务》，《税务研究》，2000年第8期。
[27]杨小强：《税收债务关系及其变动研究》，载刘剑文主编：《财税法论丛》（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86页。也正是基于此原因，金子宏先生在其《日本税法原理》一书将纳税义务的继承和第三人代为履行税收债务分别安排在不同的章节予以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