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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学论文 篇一
“盗天地之时利”命题的提出
“三才”理论是在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长期的农业实践的结晶，又反过来成为中国传统农学的指导思想[3]。研究中国传统农学，不能不接触“三才”理论。贾思勰和陈旉农学思想的中心都是“三才”理论。贾思勰说：“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入泉伐木，登山求鱼，手必虚；迎风散水，逆坡走丸，其势难）。”（《齐民要术·耕田第一》）在《齐民要术》中，这一精神贯彻到农业生产技术的所有环节中，集中表现为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物制宜的“三宜”原则[4]。《陈旉农书》中也有类似的论述，如：“故农事必知天地时宜，则生之蓄之，长之育之，无不遂矣。”“然则顺天地时利之宜，识阴阳消长之理，则百谷之成，斯可必矣。”（卷上《天时之宜篇》）具体到育秧，“欲根苗壮好，在夫种之以时，择地得宜，用粪得理。三者皆得，又从而勤勤顾省修治，俾无旱干水潦虫兽之害，则尽善矣”（《善其根苗篇》）——“时宜”、“地宜”、“物宜”加上人的勤勉——这正是“三才”理论在育秧上的运用。
陈旉在“三才”理论表述上除对前人的继承外，也有所创新，集中表现在“在耕稼盗天地之时利”（“天时之宜篇”）这一命题的提出。“盗天地之时利”一语源出《列子·天瑞篇》：“吾闻天有时，地有利。吾盗天地之时利，云雨之滂润，山泽之产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筑吾垣，建吾舍。陆盗禽兽，水盗鱼鳖，亡非盗也。夫禾稼、土木、禽兽、鱼鳖，皆天之所生，岂吾之所有？然吾盗天而亡殃。”陈旉自号“全真子”，是道家的信徒，接受属于道家的《列子》的有关理念不足为奇；但不应把它简单归结为道家思想的影响或对前人论述的蹈袭，因为陈旉把它作为自己农学理论的纲领。石声汉甚至称《陈旉农书》为“以‘盗天地之时利’为目标的农书”。因此，我们应该从《陈旉农书》所载的农学和农法中去理解它的全部意义。
“盗天地之时利”这一命题的“新意”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比“顺天时，量地利”显然更为积极主动，反映出一种更充分地利用自然界所赋予的光热资源和水土资源的要求。二是以前农书一般分言“天时”、“地利”，陈旉却把它们合在一起，称之为“天地之时利”，这是由于他认识到天时地利的不可分性。三是《陈旉农书》全书突出一个“宜”字，“天地之时利”或称“天地之时宜”，也就是“天地时利之宜”。这个“宜”，反映了从实际情况出发，遵循自然规律的这一根本要求。“宜”与“利”可以相通：只有得其“宜”，才能获其“利”——这是一种符合辩证法的认识。
关于自然规律，《齐民要术》借用《淮南子》“势”的概念，揭示了客观规律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性质[5]。《陈旉农书》对自然规律的某些根本特点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自然规律的一个特点是能够重复的，因而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陈旉称之为“常”和“必”，而把与之相对的偶然性称之为“幸”；他认为，农业上遵循的法则应该建立在这种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求取其“必效”，而不应该把希望寄托在侥幸成功之上。他主张：“深思熟计，既善其始，又善其中，终必有成遂之常矣，岂图苟徼一时之幸哉！”（《财力之宜篇》）又说：“古人种桑育蚕，莫不有法，不知其法，未有能得者；纵或得之，亦幸而已矣。盖法可以为常，而幸不可以为常也。”（《蚕桑叙》）[6]
《陈旉农书》卷上属于总论性质，其篇章不是按作物而是按专题划分的，称为“十二宜”。这“十二宜”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主要讲天时及其利用的，2篇（“天时之宜篇第四”、“六种之宜篇第五”）；第二类是主要讲土地利用及耕作培肥的，4篇（“地势之宜篇第二”、“耕耨之宜篇第三”、“粪田之宜篇第七”、“薅耘之宜篇第八”）；第三类是主要讲经营管理的，6篇（“财力之宜篇第一”、“居处之宜篇第六”、“节用之宜第篇九”、“稽功之宜篇第十”、“器用之宜篇第十一”、“念虑之宜篇第十二”），这在一定意义上是与“三才”理论的天地人相对应的。下面，我们分别进行一些考察。
“天时”及其利用
关于天时，陈旉指出了“时”和“气”可能发生的矛盾，强调不能刻板地按照既定的时令安排农事，而要根据实际的气候变化灵活加以掌握。书中说：
四时八节之行，气候有盈缩踦赢之度；五运六气所主，阴阳消长，有太过不及之差。其道甚微，其效甚著。盖万物因时受气，因气发生，其或气至而时不至，或时至而气未至，则造化发生之理因之也。
在这里，“时”指时令，即所谓“四时八节”，“气”指气候的实际变化。陈旉不但对“时”和“气”做出这样的区分，不但对作物的生长发育与时令、气候的关系做出“万物因时受气，因气发生”这样的新概括，而且指出它们之间可能发生不完全符合的情况；这在中国传统农学的发展中，大概是第一人。“时”在甲骨文中从“日”从“之”（甲骨文的“之”字从“止”在“一”上，“止”为足形，象人足在地上有所往之形），意指“日之行”，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太阳的视运动。太阳的视运动引起了气候的季节变化。后来人们把“时”视为“气”（指气候，或各种气象因素的集合）运行所呈现的秩序，这在当时是人们认识的一个极大的进步。按照气候变化的这种时序性制定的历法和节气，即指时系统，人们也称之为“时”。在我国传统农学的发展中，后一种意义上的“时”的体系（指时系统）是以二十四节气为中心的，它形成于战国秦汉之际（同时还总结了与之配套的七十二候），汉代的历法改革又使月份和节气协调起来，使得这个指时系统更为完善[7]。《齐民要术》就是依据这一指时系统来安排农业生产的；由于月份已经和节气协调起来，有时只需按月安排生产就可以了。这种“时”的体系是根据气候的季节变化的一般规律而制定的，但它一旦形成，就相对固定起来，而实际气候则因时因地而变化多端的，甚至会出现偏离常轨的情况。但在很长时期内人们强调的是“时”和“气”一致的一面，以致把“时”和“气”联结成一个常用的词[8]。一直到了陈旉才明确地指出了它们可能出现的矛盾的一面。
为什么人们的认识会发生这样的发展和变化，我认为原因有二：一是地区性的因素。作为我国传统指时体系核心部分的二十四节气，反映了日地关系的变化规律，带有普遍性，但它毕竟是在黄河流域形成的，其具体内容打上黄河流域气候变化规律的烙印。中唐以后全国经济重心逐步转移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原来的以二十四节气为坐标基于黄河流域农业生产经验的具体农事安排，已不能刻板地搬用到江南地区。二是时代性的因素。中国气候在宋代进入一个变化较多的时期。根据气候史专家张丕远等人的研究，五代至宋中国气候总的说来比现代温暖，但常常出现寒冷的气候，也就是说气候很不稳定，是典型的气候“混沌”期；到1230—1260年间发生了突变，中国气候从此进入了一个气温较低、降水较少的时期。陈旉正是生长在这样一个气候多变的“混沌”时期，处于气候突变的前夕。他深切地感受到“气候有盈缩踦赢之度”，“阴阳消长有太过不及之差”，“其或气至而时不至，或时至而气未至”，气候微小的变化都会对农业生产发生巨大的影响。因此，用刻板的态度对待既定的时令而不知变通显然是有害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灵活地对待时令。指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注意到这一点，才能真正从气候的实际情况出发安排农业，把“时宜”落到实处。至于具体应如何灵活掌握时令，陈旉没有详细的论述，只是引用《尚书·尧典》指出，不但要“稽之天文”，而且要“验之物理”。所谓“验之物理”指以物候指时。即以物候校正时令中的农事安排。在没有温度计、湿度计的古代，物候确实更能反映气候的实际变化，从而能够比较准确地把握农时；在实际的农业生产中，它直到今天仍然是重要的辅助指时手段。
如何利用“时宜”呢？最值得注意的是“六种之宜篇”的一段论述：
种莳之事，各有攸叙，能知时宜，不违先后之序，则相继以生成，相资以利用，种无虚日，收无虚月，一岁所资，绵绵相继，尚何匮乏之足患，冻绥之足忧哉！（《六种之宜篇》）
在这里，陈旉指出合理安排种植制度的前提是“知时宜”。上文已经指出，在《陈旉农书》中“宜”与“利”是相通的，因此，所谓“知时宜”，可以理解为充分了解和利用“天时”所提供的有利条件，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充分利用气候资源（光热资源）。《陈旉农书》给出的办法是在“天时”所许可的各种作物的生长季节中，按照作物生长和收获的顺序，把耕地安排得满满的，使各种作物“相继以生成，相资以利用，种无虚日，收无虚月，一岁所资，绵绵相继”。换句话说，种植制度的要义是充分利用天时地利，而“天地之时利”的充分发挥，又是以种植制度的巧妙安排结合在一起的。
“相继以生成”，无疑是指复种[10]；“相资以利用”则既包含复种，也包含间作[11]。《农陈旉书》“耕耨之宜篇”说：
早田刈获才毕，随即耕治晒暴，加粪壅培，而种豆麦蔬茹，以熟土壤而肥沃之，以省来岁功役；且其收，又足以助岁计也。
这是包括稻麦复种在内的复种制度，其作用不但可以“省来岁功役”和以其收成“助岁计”，而且由于经过“耕治晒暴，加粪壅培”，改变水田长期渍水的状态，具有“熟土壤而肥沃之”的功效——这既是“相继以生成”，又是“相资以利用”。《陈旉农书》“种桑之法篇”云：
若桑圃近家，即可作墙篱，仍更疏植桑，令畦垄差阔，其下遍栽苎；因粪苎桑亦获肥矣，是两得之也。桑根植深，苎根植浅，并不相妨，而利倍差。
这是把深根的桑和浅根的苎麻搭配间作，而达到两“不相妨，而利倍差”的功效。这也是“相资以利用”的一例。
据此，可以说，“相继以生成，相资以利用”是种植制度中复种和间作经验的一种理论概括。间作是秦汉以来已经有的种植方式，以稻麦复种为中心的大田复种则主要唐宋以后发展起来的新的经验。这种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在中国农学史上是空前的。《吕氏春秋》、《氾胜之书》、《齐民要术》都没有谈大田复种问题，唯有《陈旉农书》谈了这个问题，并概括出精彩的理论。这是耕作制度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可见在《陈旉农书》中，充分利用“天时”和充分利用“地利”是一致的，互为条件的，并与种植制度的巧妙安排结合在一起。这种种植制度既充分利用了“天时”（气候资源），又充分利用了“地利”（土地资源），真可谓“盗天地之时利”了。从中，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为什么陈旉总是合起来讲“天地之时利”。
“土宜论”与土地利用
土地是农业生产的基本要素之一。中国古代人民在长期的农业实践中对土地的认识逐渐形成了很有特色的土壤学理论——“土宜论”和“土脉论”[12]。《陈旉农书》继承了这种在先秦时代已经出现的理论而有所发展。
关于“土宜论”，《陈旉农书》的新贡献主要有两点：其一是上面提到的，为了充分发挥土地的生产能力，陈旉总结了间作和复种的老经验和新经验，提出在作物可以生长的季节里，尽量不让耕地闲置，要做到“种无虚日，收无虚月”；其二是提出了一个地区各类土地的全面利用规划。下面，我们着重谈谈第二点。
“地宜”或“土宜”概念的内涵之一，就是按照一个地区内的不同土地类型来全面安排农业生产。《礼记·月令》：孟春之月“王命布农事，……善相丘陵、坂险、原隰，土地所宜，五谷所殖，以教导民”。《齐民要术》不但强调因土种植，而且指出“山泽有异宜”（《收种第二》），应该安排不同的作物和品种：“山田种强苗，以避风霜；泽田种弱苗，以求华实也。”贾思勰在规划土地利用时，实际上也是有统筹兼顾的全盘考虑的。不过有关论述在《齐民要术》很分散，没有形成系统[13]。陈旉《农书》则不同，他以专篇（“地势之宜篇”）论述土地利用问题，给出了一个地区的比较完整的土地利用规划，这个规划完全是从江南具体的自然条件出发、从江南自身农业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它把各类土地的利用和水利开发和治理结合在一起，也体现了鲜明的南方特色。这在中国农书中是前所未有的。
陈旉在该篇首先指出，同一地区的不同土地类型，由于地势和地形的差异，气候的冷暖和土壤的肥瘠是各不相同的。“大率高地多寒，泉冽而土冷，传所谓高山多冬，以言常风寒也；且易以干旱。下地多肥饶，易以渰没。故治之各有宜也。”接着，陈旉《农书》介绍了高田、下地和薮泽三类土地的不同利用方式。概括说来，高田治理方案的要点是建造陂塘和加宽坵垄，实际上是建造可灌溉的梯田。易以淹没的下地，修建“高大圩岸环绕之”，实际上就是圩田；灌溉不到的斜坡和边角地也要加以利用：“可种蔬茹麦麻粟豆，两旁亦可种桑牧牛，牛得水草之便，用力省而功兼倍也”。湖滩薮泽有两种利用方式：一是每年芒种节大水过后湖滩抢种一季早熟的黄绿稻，即所谓“湖田”；二是在水面缚架为田，即“葑田”。作者接着引述《周礼》“稻人掌稼下地”一段而加以阐发，谈到蓄水、防洪和泄水，重点是防洪和泄水，反映了南方稻田排灌的一些特点。有关记述比较清楚，论者亦不乏其人，毋庸细述。
在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这些土地利用方式，是从江南地区的实际出发的，是江南地区农业经验的结晶。江南地区没有黄河中下游地区那样广阔的平原，这里山林较多，水面较大。《齐民要术》虽然也偶尔谈到“下田”、“高田”、“山田”等，但主体仍然是平野中的农田。但从《陈旉农书》看，这里有山地高田，有易于淹水的低地，有湖滩薮泽，而高田治理方案记述尤详；它所反映的应该是江南的一个丘陵地区。由于缺乏广阔的平原，江南地区当人口增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不能不向山区和水面扩展耕地。于是有梯田、圩田、葑田等土地利用形式的创造。缪启愉早就指出，围田和圩田起源于吴越时期的江南[14]。葑田也起源于南方，东晋郭璞的《江赋》云：“标之以翠蘙，泛之以游菰，播匪艺之芒种，挺自然之嘉蔬。”应该就是对江南地区葑田的描述；它与《陈旉农书》把《周礼·地官·稻人》“泽草所生，种之芒种”是吻合的[15]。其实，梯田的起源亦与江南有关，江南起码是其起源地之一。陈旉《农书》介绍的陂塘与高田结合的梯田模式，显然不是北方农法的移植，而是从当地农业经验的积累中发展起来的[16]。我国陂塘灌溉工程的起源不晚于春秋时代，首先出现在南方地区。汉代有所谓“陂田”，即凭借陂塘灌溉的水利田；但在很长时期内，陂塘主要用于灌溉比较低平的田[17]。应该指出的是，江南地区陂田有悠久历史，而且很早就在山上修筑陂塘。如《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吴地传第三》：“吴西野鹿陂者，吴王田也。”“无锡湖者，春申君治以为陂，凿语昭渎以东到大田。田名胥卑。凿胥卑下以南注大湖，以写西野。去县三十五里。”这里讲的就是陂田。又据《太平御览》卷935引《吴越春秋》载：越王勾践驻扎在会稽山时，发现会稽山上有上下两处鱼池[18]。这种鱼池很可能是与稻田灌溉用的人工陂塘结合在一起的。即使它当时没有用于灌溉，但当社会条件发生变化时（如人口增加，需要开垦山地），这种经验的推衍，山区的陂塘迟早也会用于灌溉，从而产生梯田的。江南的这种梯田最早出现于何时，现在还难以确考，《陈旉农书》不过第一次记载了了这一事实而已。[19]
总之，《陈旉农书·地势之宜篇》是对中国传统土宜论的发展，而充分利用各类土地资源正是南方农法的一个重要特点。
“土脉论”与土壤改良
关于“土脉论”，《陈旉农书》的新贡献主要也有两点，这就是万国鼎所称“两个杰出的对土壤看法的基本原则”：一是“土壤有多种，好坏不一，但只要治理得宜，都可以改造得适合作物生长”；二是“土壤可以经常保持新壮的基本原则”[20]。这些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我想强调的是，这些原则都是建立在“土脉论”的基础上的，是对“土脉论”的发展。
在中国，“土脉论”思想始见于《国语·周语》，虢文公在他的一段议论中[21]提出了“土气”、“土脉”、“土膏”等相互依存的概念。“土气”指土壤温湿度的变化，水分、养分、气体的流动的综合性状。“土膏”是指土壤中某种肥沃润泽的精华之物。“土脉”则是指“土气”或“土膏”有规律的博动和流通。人们把土壤看成是有气脉的活的机体，是可以变化的、运动着的物质[22]。这种思想的提出意义十分深远，正是由于认识到土壤及其肥力是可以变动的（实际上也是如此），人们才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干预使之向适合人类需要的方向转化。《吕氏春秋·任地》指出“地可使肥，又可使棘（瘠）”，并总结了调节土壤五对矛盾性状的“耕之大方”；《氾胜之书》“和土”的理论，王充“勉致人功，以助地力”的论述，都是建立在上述理念的基础之上的，而《陈旉农书》的上述两原则，也是这种理念的发展。
《陈旉农书·粪田之宜篇》说：
土壤气脉，其类不一，肥沃硗埆，美恶不同，治之各有宜也。且黑壤之地信美矣，然肥沃之过，惑苗茂而实不坚，当取生新之土以利解之，即疏爽得宜也。硗埆之土信瘠恶矣，然粪壤滋培，即其苗茂盛而实坚栗也。虽土壤异宜，顾治之如何耳；治之得宜，皆可成就。
这里指出土壤的肥瘠差异是由土壤“气脉”决定的，这种“气脉”，可以理解为土壤的肥力，或土壤肥力的基础。陈旉认为，由于“气脉”的差异，形成土壤的不同类别，而治理也要采取不同的办法。这样，陈旉就把“土脉论”与“土宜论”结合起来了。从中又引出按土宜施肥的思想。陈旉引证了《周礼》土化之法，提出“皆相视其土之性类，以其所宜粪而粪之，斯得其理矣。俚谚谓之粪药，以言用粪犹用药也”。
陈旉对地力递减论提出批判：
或谓土敝则草木不长，气衰则生物不遂，凡田土种三五年，其力已乏。斯语殆不然也，是未深思也。若能时加新沃之土壤，以粪治之，则益精熟肥美，其力当常新壮矣，抑何弊何衰之有！
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地力常新壮”说。它是“土脉论”的合理延伸。试想，如果土壤性状不是可变的，如果人们不能影响这种变化，“地力常新壮”又从何谈起呢？所以，它与从《周语》、《吕氏春秋》到氾胜之、王充的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同时又有超越前人的重大发展。这种发展，不但在于明确论述了“地力常新壮”的可能性及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而且在于这种论述清楚地体现了用地与养地相结合的原则。这正是我国传统农业土地种了几千年而地力基本不衰的奥秘所在；对于今天要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传统农业改良土壤或改善土壤环境的措施主要有三：耕作、施肥和合理排灌。《陈旉农书》以前的农书，论述较多的是耕作措施。《吕氏春秋·任地》纠正地性状偏向的主要手段是耕作。《氾胜之书》“和土”也主要靠耕作，即所谓“强土弱之，弱土强之”。王充改良土壤的办法是“深耕细锄，厚加粪壤，勉致人功，以助地力”；已提出了施肥，但重点仍在耕作。《齐民要术》主要通过耕作达到土壤的熟化；当时肥料比较缺乏，除麻田和菜地外，大田很少施肥，一般依靠种植绿肥或禾豆轮作。《陈旉农书》也采用耕作和合理排灌的手段（如水旱轮作、冬闲田的不同耕作处理、稻田和秧田的合理的水浆管理、开沟烤田等）改良土壤，但重点是施肥。《陈旉农书》中关于施肥的内容十分突出。万国鼎指出：
《陈旉农书》的篇幅，远小于《齐民要术》（总字数为《齐民要术》的九分之一），但是《陈旉农书》用于肥料问题上的字数，显然超过《齐民要术》，在《齐民要术》中，书前杂说有踏粪法，但不是贾氏原文；有《要术》本文中，若把引者古书的（主要是《氾胜之书》）除外，只有对于绿肥的强调很突出，除此以外，只有零星地偶尔谈到施肥问题。但在《陈旉农书》中，不但写了粪田之宜篇专论肥料，其他各篇也颇有谈到肥料的，而且不是零星地谈到，往往是具体而细致的叙述。把这些叙述合并起来，不论字数或内容上都超过粪田之宜篇。它给人一种深刻的印象，到处显示出对肥料的重视（引者按，陈旉的“地力常新壮”说强调的也是施肥），对于它有不少新的创始和发展。[23]
《陈旉农书》在肥料问题上的创新和发展，万国鼎先生论之已详，无须重复。我在这里补充几点：一，肥料的来源主要是生产和生活中的废弃物（如“扫除之土，燃烧之灰，簸扬之糠粃，断稿落叶”，“粪汁”，“涤器肥水”，“泔淀”等）或副产品（如“麻枯”等），体现了农业生态系统内的一种物质循环利用和对农副产品的多层次利用。二，肥料上的这些创新和发展，是从《齐民要术》到《陈旉农书》六百年间劳动人民生产经验的总结，首先是江南人民生产经验的总结。六朝以来，尤其是隋唐以来，江南人口增多，耕地相对不足，需要提高单产；同时，人们一面向山林水面扩展耕地，一面提高复种指数，发展多熟种植，同时，南方气候温暖，雨水较多，土壤的肥分容易流失，亟待补充，这样，对肥料的需求量就大大增加了。重视施肥、千方百计开辟肥源，成为江南农法的一大特点。三，由于重视施肥，不但增加了产量，而且培肥了地力，使人们对种地可以增产而不使地力下降充滿信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作为“土脉论”发展的“地力常新壮”等理论正是这种经验的结晶，是江南农业生产和农业技术进步的产物。
“三才”中的“人”与经营管理
作为中国传统农学指导思想的“三才”理论，除讲“天”和“地”以外，还包括“人”。这个“人”，一方面表现为对农业技术的掌握，即如何认识和利用“天时”、“地利”，《陈旉农书》中“治”字出现的频率颇高，如“治田”、“治粪”“治苗”，并强调“治之各有宜”，这就是突显了人的作用；另一方面，表现为对农业生产的管理。在中国传统农书中，前者一般融入讲天时、地利、物宜等技术内容中，后者则往往有其独立的存在。例如，《吕氏春秋》所载先秦农家言四篇中的“上农”，主要就是讲国家对农业生产和农业劳动力的管理的。从《氾胜之书》起，《四民月令》和《齐民要术》等重要农书都包含了对私人农场经营管理的内容。由于中国传统经济史记述的“食货”系列[24]中只着重讲国家对经济的管理（或称“官经济”、“公经济”），上述农书的有关记述保存了中国历史上对“私经济”的管理及其发展状况的珍贵资料。对农业生产的管理是中国传统农学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前有些研究中国传统农学的论著有意或无意地把“人”学排除在外，是不够妥当的；中国传统农学绝非“见物不见人”。
虽然《齐民要术》及以前的农书已经包含了农业生产经营管理的内容，但《齐民要术》的有关记述是分散的，将有关经营管理的内容集中起来，以若干专篇予以系统的论述，在中国传统农书中，《陈旉农书》是第一次这样做。《陈旉农书》有关经营管理的专题，在卷上“十二宜”中占了6篇，可见其份量之重。这些讲述经营管理的专题是和讲述农业技术的专题穿插在一起的，反映了作者“不能把技术和管理分开”的思想。“十二宜”中以“财力之宜篇”开篇，以“念虑之宜篇”结尾，这两篇都是讲经营管理的，尤其是“念虑之宜篇”，称得上是全卷的总纲，陈旉拿它来做“十二宜”的“压轴”。我们着重对这两篇作些分析。
“念虑之宜篇”强调农业生产的计划性。这是精耕细作农业的特点所规定的。因为精耕细作不但是增加劳动力投入，而且是在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的基础上采取适当的技术措施去争取高产，农业生产与“天地”打交道，牵涉到方方面面，因此，需要用心思，有计划地进行。春秋时代的郑子产就已经说过：“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朝夕而行之，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其过鲜矣。”[25]农功要有缜密的思考和计划，其中包含了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掌握。《太平经》也指出：“比若耕田，得谷独成实多善者，是用心密，用力多也。”[26]《四民月令》被称为“地主的经营手册”，其中已包含了对农业生产的整体计划和安排。《齐民要术》没有专门谈生产计划的篇章，但书中处处体现了精细计算、统筹安排的精神。例如，把种植商品菜的农田选择在靠近市场的“负郭良田”，菜田的布局要考虑灌溉、管理和运输的方便[27]；各种粮食作物安排在什么地方，也有一个全局的考虑[28]。
陈旉继承了上述思想和理论，他说：
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求而无之实难，过求何害？农事尤宜念虑者也。孟子曰：农夫岂为出疆舍其耒耜哉？常人之情，多于闲裕之时，因循废事，惟志好之，行安之，乐言之，念念在是，不以须臾忘废，料理辑治，则日成一日，岁成一岁，何为不充足备具也？……
这里讲的有两个要点：一是引证“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的古训，指出农业生产要预先作计划。而且，这计划是建立在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之上的。陈旉在《财力之宜篇》中说：“深思熟计，既善其始，又善其中，终必有成遂之常矣，岂图苟徼一时之幸哉！”所谓“必”和“常”，就是陈旉对客观规律必然性和重复性的表述。二是从事农业生产要专心致志，“念念在是，不以须臾忘废”。宋代江南农业的发展使它具有比前代更为丰富的内容，并产生了比前代更为复杂的关系，例如，既要根据天时地利，合理安排各类土地的生产项目，又要合理安排同一地块的间作复种，在这种情况下，强调“念虑之宜”就不足为奇了。所以，《陈旉农书》对农业生产计划性的强调，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视为江南地区精耕细作农业获得长足发展的一种反映。
“念虑”和计划要贯彻到农业生产的一切环节，首先是合理确定经营规模。“财力之宜篇”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它提出的原则是“量力而为，财力相称”。陈旉说：
凡从事于务者，皆当量力而为之，不可苟且，贪多务得，以致终无成遂也。传曰：少则得，多则惑。况稼穑在艰难之尤者，讵可不先度其财足以赡，力足以给，优游不迫，可以取必效，然后为之？傥或财不赡、力不给，而务多贪得，未免苟简灭裂之患，十不得一二，幸其成功，已不可必矣。虽多其田亩，是多其患害，未见其利益也。若深思熟计，既善其始，又善其中，终必有成遂之常矣，岂徒徼一时之幸哉。
谚有之曰：多虚不如少实，广种不如狭收。岂不信哉！……农之治田，不在连阡跨陌之多，唯其财力相称，则丰穰可期也审矣。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已出现以精耕细作求高产主张，突出表现就是战国初年李悝的“尽地力之教”，从那时起，它成为中国传统农学最重要的指导思想之一。《齐民要术·种谷第三》在引述了《氾胜之书》以后说：“谚曰：顷不比亩善。谓多恶不如少善也。”《齐民要术》卷首《杂说》：“凡人家营田，须量已力，宁可少好，不可多恶。”《陈旉农书》的“量力而为，财力相称”论与上述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这里，可注意的有两点：一，《齐民要术》提法比较笼统；卷首《杂说》也只是提到“量力”。《陈旉农书》则进一步提出，既要“力足以给”，即家庭劳动力或雇佣劳动力能够耕作过来；又要“财足以赡”，即具有进行必要的农业投入的财力（如果是地主，则还必须具备足以支付雇工工钱或提供承租人必要生产资料的财力）。可见，《陈旉农书》对于确定农场耕作规模的条件的考虑更加周全了。二，《齐民要术》对“多恶不如少善”只是简单的引用农谚（“顷不比亩善”），基本上没有展开论证，《陈旉农书》则以专篇进行认真的论证。而且这种论证并非仅仅停留在经验的层面（如引证反映农民经验的谚语：“多虚不如少实，广种不如狭收”），而是提高到规律性的认识，指出只有财力相称，才能“取必效”，“必有成遂之常”。其实这也是农业生产计划性的一种体现。
“念虑”与计划精神也贯彻在经营管理的其他环节。例如，“居处之宜篇”讲不同住所与农田的安排，“节用之宜篇”讲通过节约加强储备，以防遇到灾害和突然事故时陷于“仓卒窘迫”的境地，“器用之宜篇”讲事先准备好需要使用的各种工具和设施。即使属于农业生产的具体安排也不例外。如“地势之宜篇”讲的土地利用规划，“耕耨之宜篇”讲的各种土地秋收后的不同耕作措施，“六种之宜篇”讲各种作物种植顺序的合理安排，“粪田之宜篇”讲用地养地结合和对农业生产生活中各种废弃物质的利用，“薅耘之宜篇”讲如何巧妙安排各块田坵的排水和耘田的次序等，无不体现了在专心致志、深思熟虑基础上对农业生产各种因素统筹安排的精神。
《陈旉农书》在一定意义上是江南农业生产与农业技术经验的结晶，因此，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江南农法的一些特点。在很长时期内，江南农法是南方农法的先进典型和代表。江南农法是在唐宋以后进入成熟的阶段，即形成了其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以江南农法为代表的南方农业精耕细作技术体系，与早在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即已形成的北方农业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相比，农学指导思想和基本的技术原理原则是相通的，又有各自的特点。过去研究者着眼于两地自然条件和种植结构的差异，突显了北方旱地和南方水田耕作技术的不同，分别称之为北方旱地以“耕—耙—耢”（或“耕—耙—耢—压—锄”）为特征的精耕细作体系和南方水田以“耕—耙—耖”（或“耕—耙—耖—耘—耥”）为特征的精耕细作体系。这的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南北两地农业技术体系的重要特点。但这并没有包括南北两地农业技术体系的全部特点，也没有包括全部的主要特点。在水田耕作栽培技术方面，育秧移栽和高度重视施肥是与水田耕作同样重要的技术环节。《陈旉农书》着重阐述了这方面的问题。此外，南方农法主要特点之一是具有比北方地区更高的土地利用率：一方面在同一耕地上通过间作和复种安排更多的作物，在作物可以生长的季节中尽量不让耕地闲置；另一方面，千方百计向山林水面扩展耕地，创造出各种具有南方特色的土地利用方式。这一特点，在《陈旉农书》中已有明显的表现。而且，正如《陈旉农书》有关记述所表明的，这种方式把“地利”与“天时”、“物宜”结合在一起，对自然界气候资源和土地资源的利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南方农业的许多技术，如育秧移栽、积肥养地，水旱轮作和水田的各种耕作技术，培育适合复种和各类土地的品种等，都是与这一特点相联系的。与之相联系的还有南方农业另一重要特点——对农副产品多层次利用和循环利用，这一点，在《陈旉农书》中已有反映，虽然还不大充分。对气候资源、土地资源和农副产品资源利用技术的发展和彼此的结合，到了明清时期，形成了对农业生态系统内各种资源综合的、立体的、多层次的利用的生态农业的雏形，这主要也是在南方地区出现的。经济的进步，说到底是资源利用广度、深度和合理程度的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江南地区为代表的南方地区对农业资源利用技术和理论的发展，既体现了地区的特点，也反映了传统农法时代性的进步。这一特点和进步，在《陈旉农书》中已经开始鲜明地表现出来了。
注释
[1]“农法”是借用日本学者使用的概念，相当于中国学者说的“农业技术体系”或广义的“耕作制度”；它比较简明，也有更大的涵容性。
[2]比较重要的成果有万国鼎的《陈旉农书校注》（农业出版社，1965年版）和《中国农学史》下册（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十二章；日本学者大泽正昭也撰写了《陈旉农书的研究》（日本农山渔村文化出版，1993年）。
[3]参阅《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第一篇第七章。
[4]参阅《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第二篇第十章第三节。
[5]《齐民要术》引述《淮南子·主术训》说：“禹决江疏河，以为天下兴利，而不能使水西流。稷辟土垦草，以为百姓力农，然不能使禾冬生。岂其人事不至哉？其势不可也。”这里的所谓“势”，就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对于“势”，人们不能“逆”，只能“因”。“迎风散水，逆坡走丸，其势难”，讲的就是这个意思。《淮南子》的思想属于道家的体系。从这点看，贾思勰和陈旉一样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
[6]“三才”理论不但是陈旉农学的中心思想，而且是他写作农书的根本依据。陈旉说他的《农书》有助于“圣君贤相”完成“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的根本任务（《序》），说明他是以“三才”理论的大框架为历代重农政策及其农书的使命定位的。
[7]参阅《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第一篇第四章和第二篇第十一章的有关部分。
[8]例如后汉皇帝的诏书中屡有“务顺时气”、“勉顺时气”、“宜顺时气”等语，见《后汉书》明帝、章帝等“本纪”。
[9]张丕远、王铮、刘啸雷：中国近2000年气候演变的阶段性，中国科学，1994，B24（9）；张丕远，中国历史气候的变化，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关于唐宋气候，竺可桢认为唐代是温暖期，晩唐后进入寒冷期。有些学者认为中唐已出现寒冷气候。张丕远等人经过研究，维持竺氏唐代为温暖期的结论，但不完全同意竺氏晩唐后进入寒冷期的观点。
[10]南宋晚年黄震在江西抚州劝民种麦时说：“每年春夏之间，旧谷既尽，新谷未种，天特生麦以济缺乏，使尔人民吃此麦饭，种此禾稻，循环接续，常得饱足。”（《黄氏日钞》卷78《咸淳七年中秋劝种麦文》）可作陈旉所说“相继以生成”的注脚。
[11]万国鼎在《陈旉农书校注》中说：“‘相资’，有互相资助的意思。‘相资以利用’可能是指前作和后作配合，交互利用的意思。”这一解释大体是正确的，但还可以作一些补充，“相资以利用”还包括间作的经验在内。
[12]参阅《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第一篇第五章。
[13]参阅《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第二篇第五章第二节中的“《齐民要术》中的土宜论和土地利用原则”。
[14]缪启愉：《大湖地区的塘埔圩田的形成和发展》，中国农史，1982年第1期；参阅卢勋、李根蟠：《民族与物质文化史考略》第174—179页，民族出版社，1991年。
[15]参阅李惠林：中国农业浮田的起源和历史，农史研究第8辑，农业出版社，1985年；卢勋、李根蟠：《民族与物质文化史考略》第179—183页。
[16]黄土高原后来也有梯田，但这种梯田往往是“天水田”，与南方陂塘与山田相结合的梯田是不同的。
[17]《后汉书》卷53《周燮传》：“有先人草庐结于冈畔，下有陂田，常肆勤以自给。”吴存浩《中国农业史》认为这条材料反映的是陂塘灌溉的山田，即梯田的雏形。这是一种新的观点，但理由似乎不够充分。因为“冈畔”犹言“山麓”，“下有陂田”，这种陂田应该在山脚下，何以断定它是山田？按，周燮是汝南人。
[18]原文是：“越王陂塘栖会稽，范蠡等曰：臣窃见会稽之山上，有鱼池上下二处，水中有三江四渎之流，九涘六谷之广，上池宜君王，下池宜民臣。畜鱼三年，其利可数千万，越国当富强。”
[19]我国考古出土的西南地区东汉水田陂塘模型，往往是陂塘养鱼、种植水生植物，与灌溉稻田相結合，反映了大田与水体綜合利用的经验。江南地区以“饭稻羹鱼”著称，有利用陂塘灌溉和养鱼的传统。《陈旉农书》有陂塘灌溉稻田的规划，却没有陂塘养鱼的记载。这有两种可能，一是陈旉生活的地区没有利用陂塘养鱼，一是虽有陂塘养鱼的事实而陈旉没有加以记载。如果是后者（可能性较大），则为《陈旉农书》不足之处。不过，《陈旉农书》规划在陂塘的堤岸种桑系牛，也是一种立体的土地利用方式，与后世的桑基鱼塘生产方式依稀有某种相通之处。
[20]万国鼎：《陈旉农书评介》，载《陈旉农书校注》。
[21]《国语·周语上》载虢文公云：夫民之大事在农。……古者太史顺时（韦注，视也）土，阳瘅（厚也）愤（积也）盈，土气震发，农祥晨正（农祥，房星也。晨正谓立春之日，晨中于午也。农事之候，故曰农祥也），日月厎于天庙（厎，至也；天庙，营室也。孟春之月，日月皆在营室），土乃脉发（脉，理也。《农书》曰：“春土冒橛，陈根可拔，耕者急发。”），先时九日，太史吿稷曰：“自今至于初吉（按，初吉指每月上旬的吉日，这里指立春而言），阳气俱烝（升也），土膏其动（膏，土润也；其动，润泽欲行），弗震弗渝（变也），脉乃满眚（灾也），谷乃不殖。”
[22]参阅《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第一篇第五章第三节中的“土脉论”部分。
[23]万国鼎：《陈旉农书校注》第12—13页。
[24]从《史记·平准书》和《汉书·食货志》开始，中国历代正史中多有“食货志”，是记述经济发展历史的专志，形成首尾相续的系列。中国古代政书《十通》（《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及其后续著作共10本）中也有“食货门”，形成另一首尾相续的经济史记述系列。
[25]《左传》襄公25年。
[26]《太平经合校》第415页，中华书局，1960年。
农学论文 篇二
[关键词]19世纪；日本；西洋农学；吸收
一、前言
明治10年代至20年代，在日本农业史上曾被称作是“老农时代”。这是因为在这一时期，中村直三、奈良专二和林远里等老农在日本农业改良方面非常活跃。明治初年政府开始推行的劝农政策（西洋式大农业经营的引进）以失败告终，传统农法的改良得到提倡，这给他们的活跃提供了舞台。船津传次也是活跃于这个时代的老农之一，但他的经历却极为特殊。
1832（天保3）年11月1日，船津传次平出生于上野国势多郡原之乡（现群马县势多郡富士见村原之乡）。在父亲为村内农民子弟开办的寺子屋[1]接受了“阅读、书写、珠算”等基础教育，接着又在蓝泽蓼园开办的私塾学习了汉籍的素读和俳谐[2]等。后来，他在思想上受到了来自中国古典著述和日本书籍的影响。1849（嘉永2）年开始学习和算，3年后得到关流的真传。和算的学习诱使传次平进入了合理性思维的世界。1857（安政4）年父亲去世，他继承了家业。父亲开办的寺子屋也由他接管，用于近乡村民子弟的教育。1858（安政5）年被选为名主服务了3年，1867（庆应3）年再次当选名主，1879年（明治）兼任乡里的总管和劝农官。[4][5]
船津家里的耕地面积（1867年）是水田1反9畝，旱地8反7畝[6][7]，在村子里属于中等规模。传次平很早就从事农业，接受父亲严格的指导。他在农业改良上非常热心，动了很多脑筋，进行了很多发明。例如在养蚕上发明了桑田簾伏法，在稻作上研究过水田土地改良的“底破法”。作为老农，他渐渐在附近乡里出了名。
1877（明治10）年，被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作为人才发现了的船津传次平来到了首都，成为内务省的科员。第二年3月，开始在驹场农业学校工作，负责本国农场的管理与本国农事的讲义。在这里船津与外国教师交流，向酒匂常明和横井时敬等日后成为日本代表性农学家的学生们教授稻作和养蚕。[8][9]
1885（明治18）年8月，船津担任甲部普通农事巡回教师。翌年3月，正式调动到农商省农务局树艺课，为推动日本农业改良而在各地巡回作讲演和指导。1893（明治26）年担任西原农事试验场的技手[10]，三年后升任技师[11]。作为民间出身者，他的晋升是个特例。1898（明治31）年3月，以罹病为由辞职，同年6月15日去世，享年66岁。[12]
正如上面所述，老农船津传次平的经历是非常独特的。老农中的许多人是在野度过其一生的。与此相对，船津被发现后则步入仕途。另外，拘泥于传统农法而排斥西洋农学的老农很多，而他对西洋农学则持友好的态度。他站在了传统农法和西洋农学的结合点上。
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有二。一是考察日本近代农学形成过程中，老农船津传次平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一是考察老农船津传次平对西洋农学持什么样的态度。
二、驹场农业学校与船津传次平
致力于实现日本农业现代化的明治政府，作为施政的一环，1872（明治5）年10月在内藤新宿设置试验场。1887（明治10）年1月，在这里开设农事修学场，2月开始授课。该校于当年12月迁移到驹场，成立驹场农业学校。1886（明治19）年与东京山林学校合并成立东京农林学校，1890（明治23）年演变为帝国大学农科大学，是现在东京大学农学部的前身。[13]
驹场农业学校的学生大多是士族子弟，一点农业经验也没有。教师全是英国人，对日本农业也是毫无了解，只是教授以英国农业为主的讲义。关于日本学生首先必须要学习的稻作，他们不能教授任何东西。接替英国教师的德国教师也是一样。酒匂常明和横井时敬等所学到的稻作知识是由船津传次平传授的。[14]酒匂从该校毕业后，仍极大地得到船津的帮助，常常农业上有什么疑问就去请教船津。他是“在实业上将老农船津传次平”作为“师友”来仰赖的。[15]
1887（明治20）年10月，东京农林学校教授酒匂常明出版了《改良日本米作法》。这是由日本农学家撰写的最早的农业书籍。翌年1月再版。酒匂在其自序中向船津传次平表达了谢意，他说：“我希望此书能得到社会的好评。只所以做到这一点，是因为通过经常征询他的意见，听他的话，自己变得有实力了。”[16]晚年，酒匂表明，在撰著《改良日本米作法》时，船津掌握的经验知识给了他很大的帮助。[17][18]
关于稻作技术，如果把明治10年代的船津传次平的学说和酒匂常明的《改良日本米作法》（明治20）年中的学说按不同技术分别进行比较的话，就会发现正如酒匂自己所认为的那样，《改良日本米作法》利用了许多船津的知识。即使说是完全照搬了船津所讲解的知识，也不算过分。只是在施肥技术方面，施肥方法自身虽然非常酷似，但在从分析化学的角度来说明肥料这一点上，是与船津大相径庭的。在酒匂的说明中，“氮”、“磷酸”、“碳酸钾”等专业用语频出，釆用的是从其成分来说明各种肥料有效性的方法。这是从德国教师OscarKellner和MaxFesca教授学习到的方法。[19]
三、西洋农学与船津传次平
船津传次平的自然观在日本人中是非常特异的。它是这样一种自然观，比起把自然看成是与人和谐的这种东洋式的自然观来说，它更是大大接近于将自然看成是可以克服的对象的这种西洋自然观。《中庸》中有“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这样有名的文言。“率性”一般训为“性にしたがう”，但江户中期的思想家太宰春台训为“性にひきいる”，船津接受太宰的观点，更独自将“性にひきいる”解释成“将动植物的品性向有利于人类的方向转化”，认为人类理当将自然改造得更合适。[20]这与老农林远里（1831～1906）等主张绝对地看待自然，农业也必须顺从“天理”的观点正相反。[21]
具有西洋自然观的船津在驹场农业学校可以融洽地同英国教师、德国教师，还有学生交流。他不仅教他们日本农业，反过来也不忘记向他们学习。受影响最大的是对肥料的看法。他正确地掌握了日本传统肥料所具有的性质。通过经验他了解到了什么时候施什么肥料叶片就会茂盛，或果实就会丰硕。但是，那些肥料中的什么成分是有效的，他不知道。可以明快地解荅这种疑问的是西洋传来的分析化学。他在驹场农业学校工作时汲取了那方面的知识。明治20年代，他在地方的讲演中能够传达分析化学的知识了。例如在1888年举行的讲演中，他向农民解释说：氮“富于使茎叶茂盛的养分”，磷“富于组织茎家的养分”，碳酸钾多含组织根茎力表皮的养分。[22]1895（明治28）年在新泻县进行的演讲中说：“作物施用有机物多的肥料则叶茎长得茂盛，（中略）这是因为它们是多含氮的肥料”。另外，船津在讲演中又是引用在驹场农业学校和东京农林学校进行的实验结果，又是使用“遗传”、“细菌”等专业术语。[23]但是，他自身没有做过与分析化学和遗传有关的实验。也许不如说是不会做。这些实验已经远远地超出了他的能力。如果说到他做过的实验，仅限于像种籾选种法的比较试验（盐水选与水选）这类简单的实验。[24]
四、结语
老农船津次平通过向农学家传授经验性知识而在日本近代农学的形成过程中做出了贡献。同时，他也通过驹场农业学校时代的外国教师同僚和该校毕业的农学家而学到了西洋农学的知识。在讲演等说明农业技术时使用了那种知识的一部分。
但是，即使是对西洋农学怀有好感的船津，也強烈反对在日本导入西洋式的大农业经营。他认为在日本这样土地狭小又不规则的地方导入西洋式的大农具是不可能的，而且，粗放型的经营也不可能生产出养活日本人口的足够食粮。他主张唯有集约式的小农经营才是最适合的。[25][26]
如果详细地分析一下大量留下来的讲演记录，就会知道他对西洋农学的见识与他对农业技术的改良并没有什么联系。[27]西洋农学只停留在是一种知识上，没有变成技术改良的方法。他所论述的农业技术是由经验的积累而形成的。西洋农学只不过是扮演了说明那种技术的角色。他最重视经验，反过来说，也強烈地批判“学者的论述”。[28]在坚持依据自身经验这一点上，也许可以说他是典型的老农。（译者：韩健平）
注释
[1]“寺子屋”是一种私塾——译者注。
[2]“素读”指不去理解意思只照字面朗读。“俳谐”指俳句——译者注。
[3]“名主”江户时代作为村和镇子里的头头处理政务的人——译者注。
[4]上野教育会『船津传次平翁传』，1907年，国立国会図书馆所蔵
[5]「船津传次平翁传」、年代不明、船津传洋平家所蔵
[6]“反”和“亩”是土地面积单位。“1反”是，300歩，约9·917公亩。“1亩”是30歩，约1公亩——译者注。
[7]岡光夫：『日本农业技术史』，ミネル書房，1988，303頁。
[8]『船津传次平翁传』
[9]『船津传次平翁传』
[10]“技手”是技师手下的技术员——译者注。
[11]「船津传次平自筆履历书」，年代不明，船津传洋平家所蔵
[12]『船津传次平翁传』
[13]安藤円秀：『农学事始め』，东京大学出版社，1964，267～283頁。
[14]飯沼二郎：『农业革命の研究』，农山漁村文化協会，1985年，641～776頁。
[15]酒匂常明：『改良米作法』，再版，有邻堂，1888年，国立公文书所蔵
[16]同上
[17]『船津伝次平翁伝』
[18]「船津伝次平翁伝」
[19]内田和義｢农学者酒匂常明と老农船津传次平｣『2001年度日本农业经济学会文集』，2001。
酒匂1888（明治21）年出版科学肥料书『日本肥料全书』（有邻堂），1894年出版了全面改写的增订版。
[20]船津讲述过下面一段话。
中庸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将“率”字训为“シタガウ”，这是朱子学一方的观点。在太宰学一方那里，写作“率者将也”，读成“ヒキイル”。我赞同将“性”读成“ヒキイル”的观点。当训成顺从性的时候，就变成说也要顺从动植物的性。（中略）训成“率イル”，即是说使动植物的品性变得有利于人类。（『普通农事改良讲话笔记』，新田见太忠太编集兼发行，1896年，国立国会图书馆所蔵）
[21]内田和义：『老农の富国论』，农山漁村文化協会，1991年，57～101頁。
[22]『农工商临时杂报』，第十二回，京都府劝业课，1888年，国立公文书馆所蔵
[23]『普通农事改良讲话笔记』
[24]『巡回教师农话笔记』，长野县农商课，1889年，国立公文书馆所蔵
[25]『日本农业技术史』，306～308頁。
[26]船津传次平訂：『稲作小言』，秀明堂，1892年。
[27]｢農学者酒匂常明と老农船津传次平｣
[28]例如，船津在下面这段话中这样来反对学者的学说。近来青年学者的学说中有这样的观点：品质差等的东西收成高，优等的东西收成少，这是植物界的一般通则。这是错误的观点。品质优等，收成也高的东西很多。至于差等的东西是不少的，可以播种柿子和梅子的核来看看。不仅收成少品质下等，而且树的生长也不好。因此，最重要的是在可成上品者里选育出收成高的东西。
AcceptanceofWesternAgriculturalSciencein19thCenturyJapan
InCaseofFunatsuDenjibei,SkilledFarmer
AbstractAlthoughFunatsuDenjibeihadbeentrainedasafarmer,heworkedattheKomabaAgriculturalSchoolwherehemanagedthefarmandlecturedstudentsontraditionalagriculturaltechniques.AlloftheotherteachersattheKomabaAgriculturalSchoolwereforeignersandlecturedtostudentsonWesternagriculturalscience.FunatsuDenjibeikeptcompanywithforeignteachers,andthereforehewasatthejunctionpointofWesternagriculturalscienceandtraditionalagriculturaltechniques.
Inthispaper,theroleFunatsuDenjibeiplayedintheestablishmentofmodernagricultural,hisattitudeagainstadoptingWesternagriculturalscienceisclarified.
农学论文 篇三
一、代农学的成就
1、农书的增加
笔者对王毓湖《中国农学书录》加以清点，历代农书（从先秦至民国17年）共542种，现存的289种，遗失的253种（佚书中有辑本的10种）。其中清代农书有200种，占全数的36.9%，但因清代时间距现在近，佚书较少，现存的有159种，则占全部现存农书的55.01%。因《中国农学书录》出版于六十年代，以后发现的农书不断增加，估计全数肯定在千种以上，其中最多的当然是清代。以蚕桑类农书举例，据王达统计，《中国农学书录》未收的明清蚕桑类农书还有204种，内清代占197种[1]，而《中国农学书录》所收的清代蚕桑类农书仅30种，可见清代农书增加之突出。
清代农书的内容与清以前的农书比较，有很多新的特色。在文献搜集整理方面如《授时通考》（1742年）是中国四大农书之一，同其他三部农书比较，《授时通考》是文献搜集最多的一部，计有427种之多，而《齐民要求》为157种[2]，《农政全书》为225种[3]，《王祯农书》最少，但以农器齐全为特色。《授时通考》引用文献，体例严谨，少数几个字也必注明出处，如“分地之利”注明《孝经》，“楛耕伤稼”注明《荀子》之类。而《王祯农书》和《农政全书》的引文常有脱漏，至于其他农书摘录前人文献，不注出处或张冠李戴者更属比比皆是。又，《授时通考》将农业上的某个项目的历代文献都汇集于一起，便于后人的查检研究。如谷种篇抄录了16个省233个府、州、县的明清方志中水稻品种3429个（包括重复），无疑给后人研究以极大方便。
再如《广群芳谱》（1780年）是补充明·王象晋的《群芳谱》（1621年）的集体编著，《群芳谱》是十七世纪初的一部植物学兼农学巨著，体例沿用宋·陈景沂《全芳备祖》，在国内外植物学界有很大影响，但《群芳谱》也有不足之处，是所谓“略于种植而详于治疗之法与典故艺文”（《四库全书》提要），清·康熙认为“比见近人所纂《群芳谱》，蒐集众长，义类可取。但惜尚多疏漏，因命儒臣即秘府藏帙，捃摭荟萃，删其支冗，补其缺遗”（康熙《广群芳谱》序）。王象晋以一人之力，写成《群芳谱》，难免疏漏，经过汪灏等人的集体对原书的讹误错漏加以更正，又删其冗文，增加许多新的内容。并用“增”字标明系新增内容。“原”字表明为《群芳谱》原文，体例谨严，新增内容多，不啻为一部新著。
《授时通考》和《广群芳谱》都是集体编写，又依赖皇家所藏图书，自有其便利条件。但即使一般的农书，也有不少是文献训诂超过前人的。《江南催稻课耕录》是李彦章为了推广早稻而写的论证扩种早稻的优点和可行性，他从“早稻原始”、“早稻之时”、“早稻之法”、“各省早稻之种”、“江南早稻之种”等十个方面，搜集了历代有关早稻的文献，展开论证，其方式类似现代进行某项研究或设计时，必先提出可行性论证一样。以“各省早稻之种”为例，共搜集了南方9省81个府州县的早稻品种（及其特性描述）共数百个，远非宋代《禾谱》46个品种，明代《稻品》36个（包括早中晚稻）品种所能比拟。
又如程瑶田的《九谷考》（17世纪末）和刘宝楠的《释谷》（1840年）是将训诂与农作物相结合的著作。《释谷》特详于水稻的考证，可说是一篇全面的稻作文字考证论文。《九谷考》则详于黍、稷、粱、秫、穄等各种古代粮食作物的考证，稻不及《释谷》详尽。这两篇论著是治中国谷物史中正名必需的参考书。
清代农书内容方面的特色是实用操作技术的丰富、详细，覆盖面扩大，超过了前代。举凡大田作物的栽培管理技术，复种指数的增加，土壤耕作理论和操作技术，施把技术，良种繁育、园艺、造林、蚕业、畜牧兽医、渔业、农产品贮藏与加工以及农具、农田水利等都有涉及。特别是出现了不少地方性农书，超过了宋元明时期。一般综合性的农书所记技术虽很丰富，但往往背景不清，地方性农书则所述都是各地的实际情况，其操作技术切实可行。清代地方性农书中重要的有反映杭嘉湖地区稻桑农业生产的张履祥《补农书》（1658），反映江西抚州地区农业的何刚德《抚郡农产考略》（1903）和奉新地区的刘应棠《梭山农谱》（1717），江淮地区的包世臣《齐民四术》（1849），四川农业的张宗法《三农记》（1760），广东农业的屈大均《广东新语》（1699），山西新阳的祁寯藻《马首农言》（1836），陕西关中的杨屾《知本提纲》（1747）和《修齐直指》（1755），山东沂州的蒲松龄《农桑经》（1765）和丁宜曾《农圃便览》（1755），浙江金华的胡炜《胡氏治家略》（1758），江苏上海的姜皋《浦泖农咨》等等。地方性农书中有高度理论概括的如《知本提纲》中的施肥“三宜理论（时宜、土宜和物宜），是历代施肥经验的集中总结。《补农书》中的看苗色施肥经验，可说是营养诊断的萌芽技术，这一技术始于明代的《乌青志》。
清代农书的另一特色是专业性农书大量涌现。其范围除农作物外，涉及花卉、蚕桑、果蔬、牧医、虫害、气象、水产等，而以蚕桑及花卉的专书占最多数。蚕桑专书的大量问世，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清代花卉专谱以兰花最多，历代流行的牡丹、菊花之类是雅俗共赏的，而兰花则偏于文人的欣赏。可能是清代士人在政治中受到压抑，国想上趋向避世，因而把爱好转向深山邃谷的幽兰。清代出现好些治蝗专书，反映了蝗灾的猖獗。气象与水产专书也较前代为增加。
2、农业技术的成就
明初的人口约六千万，基本上与西汉时最高人口数相近，但清代康、雍、乾三朝一百多年的历史上未有过的“太平盛世”，解除了各种抑制人口增长的因子，使人口犹如脱疆之马，从康熙时的二千多万猛增至乾隆后期的三亿，和到道光十五年（1834）的四亿，而耕地的增加远远赶不上人口的增长，导致人地比陆续下降，从明·洪武廿四年（1391）时的14.56亩/人，下降到康熙时的5.5亩/人，到道光时只剩1.65亩/人[4]。正如赵翼诗所咏的：“只为人多觉地褊，一人一亩尚难全。孟夫子若生今世，敢复高谈古井田！”，“海角山头已遍耕，别无余地可资生。只应钩盾田犹旷，可惜高空种不成”。[5]
由于人地比不断下降，尽管被迫在洞庭洞、珠江三角洲围垦、开发海岛和海涂，大量无地流民通向边远山区毁林开垦，扩种玉米、甘薯、马铃薯等高产粮食作物[6]，收到一定效果。但支持这样庞大人口增殖的物质能量——粮食生产的重担不得不落在提高土地利用率、即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上，而单产提高的最有效途径是增加复种指数，把一亩田当两亩用，在一年365天内完成单种时需要的400多天的生育期。
人多地少，劳力充裕，不论什么措施需要多大劳力都不成问题，出现“粪多力勤”这种中国特有的集约劳动原则。南方中稻麦两熟的太湖地区，要求用人力的铁搭（齿锄）“垦倒极深”，“多下垫底”（基肥）。冬季的麦子油菜则要求起垅，经常清沟排水，很费劳力。北方旱地耕作则要求“转耕”：“初次浅，次耕渐深，三耕更深，四耕反而同于二耕，五耕反而同于初耕。古曰转耕”。[7]
清代的双季间作稻和连作稻在广东、福建、广西、湖南、川南盆地、赣南、渐东南等地都有相当的面积。双季稻一般可比单季稻增产五成以上。《广东新语》还提到在双季稻之后接种油菜、烟草、甘薯、蓝、姜、蔓菁等的一年三熟和“若勤于耒耜，则一年有三熟之稻”[8]、麦、稻、稻的一年三熟不仅见于闽广地区，也曾个别推进到长江中游，如同治《江夏县志》即记有早稻于割麦后插，晚稻于早稻后插的麦–稻–稻一年三熟。由于康熙着力推广早熟御稻，双季稻在18世纪后期曾推进到江苏里下河地区（北纬33°）
旱地作物方面，山东、河北、陕西关中出现二年三熟制。间作套种形式多样也是清代的特色，如麦豆间作、粮菜间作、稻豆间作、稻肥套作、麦棉间作、桑菜套作等。陕西三原地区更创造出两年十三熟的菜粮间套作技术，涉及的作物有菠菜、萝卜、蒜、蓝、粟、麦等，可说是达到了北方旱地复种技术的高峰。在人口压力下，清代后期的林则徐、李彦章都亟力提倡扩种早稻，李彦章在《江南催耕课稻编》中引经据典，搜集地方资料力陈早稻之利，林则徐为之作序，也大力主张把福州的双季稻推行到江苏等省去。另有一些知识分子则试求恢复西汉《汜胜之书》的区田法，打破常规的产量水平，是中国式的高产试验法，以潘曾沂最为积极，他于道光八年（1898）亲自在潘姓义庄田里试行水稻区种法两年，获得丰收，于是用白话写成《潘丰豫庄本书》详列区种法32条。其实这些技术也完全适用于一般水田。这本书代表了清末有系统的水稻丰产技术指导手册。受潘曾沂的影响，以后陆续有关于区田种法的农书和图解问世，直至民国时期，还有人试种区田丰产水稻。
二、清代农学的问题
1、农学理论的成就和停滞
清代农书在农学理论方面较之前代有不少发展。远的勿论，从南宋陈旉《农书》起，陈在理论上的贡献是提出土壤肥力可以保持“常新壮”的观点，批驳了历来认为的“凡田土种三、五年，其力已乏”的观点，指出“是未深思也，若能时加新沃之土壤，以粪治之，则益精熟肥美，其力常新壮矣”。陈旉的理论着重土壤肥力一个侧面。明·马一龙的《农说》则进一步用阴阳两种“气”的发生、敛息、相互消长关系进行论证水稻栽培技术的正确运用，达到水稻的完好生长。所谓阳以阴化，阴以阳变，察阴阳之故，参变化之机，才能知生物之功。到清·《知本提纲》（1747年）中，作者杨屾进一步从更为宏观的“日行三道，地分五带”的视野入手，提出“知三道之行，则天时始可乘；识五带之分，则地利始可尽矣”的观点。杨#屾除了继承阴阳理论以外，又融入“五行”，阴阳五行虽早盛行于汉，但杨屾这里是以天、地、水、火、气为五行，天、土、水、火称“四精”，气则为“精之会”。他把五行结合到耕作、播种、密度、耘锄、施肥等具体环节中去，而以“气”的消长盛衰贯通之。他把人食谷物、肉、菜、果等理解为采五行的生气，才能维持人的生命代谢，而把人体排泄的粪尿理解为“五行生气”的“余气”。所以这种余气才能滋养和禾苗。这种思想实际上已经接近于营养元素的概念，几乎可以呼之欲出。只因缺乏近代化学知识和化学元素的分析，表达而出来而已。所以杨屾的理论显然较陈旉的“地力常新壮”和马一龙的“阴阳化生”又深入一层。这种阴阳五行观从历史的纵向方面比较，虽然又有进展，但从同时期西欧的认识水平横向地比较，则暴露出它仍停滞在抽象的哲学思考上，直接用抽象的哲理概括去解释指导农业生产，只能妨碍通过科学的实验观察，解剖生物学的过程，以进一步了解动植物生长发育的本质及其和自然的新陈代谢关系。这种理论上的停滞，有其客观的历史社会原因，其后果是造成中国科学技术与西方的差距，难以在短期内缩小。
2、重文轻理的加剧
如果说中国历史上一向重文学轻科技，到清朝则更是变本加厉。汉、唐、宋、元和明曾是中国科技知识的高峰，居于同期世界领先的地位，也有过若干低谷，但清代则是前所未有的最低谷。康熙本人非常注意学习西洋科学，却并不在知识阶层提倡学习西洋科学，反而实行严酷的政治镇压和大兴文字狱，把知识分子驱逼到远离政治的文字训诂之路上去虽然训诂之学在清代大放异彩，科学技术则一落千丈。因为轻视科技，不少重要的科技发明创造也得不到记载推广，往往只能从一些笔记散文中偶然窥见一些叙述。如《阅微草堂笔记》中提到有一个人曾发明一种能连发28发的“鸟铳”：“火药铅丸藏于铳脊，以机轮开闭，其机有二，相衔如牡牝，扳一机则火药铅丸自落筒中，随之并动，石激火出而铳发矣，计二十八发，火药铅丸乃尽”。[9]发明者本拟将其献给军营，但被人诃责：“上帝好生，汝如献此器，使流布人间，汝子孙无噍类矣。”于是不敢献而失传。西洋的机关枪是德人马克西姆于1883年发明，迟于上述28发鸟铳一百多年。这个例子说明即使民间有什么创造发明，其命运只能是自生自灭。
另一方面，在封建农业的结构中，一家一户的小农以及大量的雇佣农民，他们被剥夺了读书识字的权利，靠祖祖辈辈的传统经验和自身种田的体会，可以应付正常年份的生产，思想上习惯于按老经验办事，生产上对科学技术缺乏要求，使得农学的发展缺乏动力。
现代的实验农学植根于科学技术，清代的科学技术既然遭到压抑轻视，又缺乏推动力，就不可能从经验农学摆脱出来向实验农学发展。
3、生物科学落后对农学的影响
生物学是农学的基础，没有生物学的领先，农业技术的创造改进只能停留在感性阶段。生物学的发展又依赖物理和化学。促进生物学发展很重要的仪器是光学显微镜。只有显微镜能放大人眼的的微观视野，看到肉眼见不到的细胞、微生物等。最早的用两块凸透镜制成复式显微镜的是德国的G.Schsiner(1628年，即明·崇祯元年)，接着英国的R.Hooke于1665年（康熙4年）用他自制的显微镜发现了细胞[10]，从此打开了了解动植物生命结构的奥秘之门。这对农业所产生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中国在明末清初时已传入西洋光学仪器，主要是望远镜，苏州的人工磨制眼镜，工艺水平甚高，是否曾试制过显微镜，不得而知[11]，即使曾制造出来，其命运也必同上述连发鸟铳一样，否则，总会见诸应用推广。
有了显微镜，引起生物学及农学飞跃进展的是对动植物两性受精作用的认识。清代的农学恰恰从这里开始落后于西方，拉大了差距。
植物受精概念中国古代对两性植物早有认识，如称雄大麻为枲，雌大麻为苴，《齐民要术》还称雄大麻的花粉为“勃”，认识到雌大麻要有雄大麻“放勃”才能结实。但对于雌雄同株同花的受精作用一直不见记述。明代传入玉米，对于玉米的雌雄异花也只观察到“花开于顶，实结于节”[12]而止。对于稻、麦、菽等作物的花器结构只有“稃”、“房”、“荚”等名称，而不见雄蕊的花药、花丝及雌蕊的柱头、花柱等区分，直到清末都如此，更谈不上花粉粒、胚珠等认识。这当然妨碍了对植物授精作用的认识，更不可能有杂交试验的尝试。而欧洲有了显微镜，R.Camerasius于1694年（康熙33年）即找出蓖麻、玉米不实的原因是雌蕊的“胚珠”（Ovules）没有获得“花药”提供的花粉之故。接着J.Koelreuter(1773–1806)通过人工授粉试验证明，植物不能自己进行授粉，要末依靠昆虫采蜜（附带粘带了花粉）或风力传送花粉而进行授粉[13]。他并且用显微镜观察花粉粒的结构，指出花粉有两层壳，当花粉掉在雌蕊柱头上时，他看到有些物质从花粉粒中逸出，并推测是一种“油分”，这种油分同柱头分泌的另一种“油分”混合，形成一种酸或碱的盐类，为柱头所吸收，而进入花柱，到达子房，从而形成了胚珠。这是十八世纪时对授精过程的认识水平。Koelreuter还进行了一些杂交试验，指出亲缘相近的植物，容易杂交，亲缘远的不容易杂交。另一位Grew在1671年发表的论文中把植物的花粉比作动物的精子，认为植物散放大量花粉犹如动物放射出大量精子是一样的。由于这些先驱的工作才使得林奈（1707–1778）有可能根据植物的雌雄蕊进行非常可靠的系统分类，并称这种植物分类系统为“性系统”（sexualsystem）。也使得孟得尔（Mendale,1822–1884）有进一步进行豌豆杂交，从事遗传研究的可能。而我们从马一龙《农说》中只看到“稻花必在日中始放，雨久则闭其窍而不花”。和宋应星《天工开物》中的“江南麦花夜发，江北麦花昼发”等非常表象的记述，而像这样简单的记述在其他农书或文献中还没有提及。从马一龙到杨屾（16世纪至18世纪中）始终也阴阳变化阐释栽培技术和植物生命过程而不涉及从开花至结实这一关键时期的细节。倪倬（1813）所著《农雅》仿《尔雅》作释天、释地、释世界形势等，仍旧在文字训诂上打圈子而没有新的发展，这都是与重文轻理、缺乏“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器——显微镜分不开的。
动物授精概念R.Graaf(1641–1673)以研究性器官著名，他指出哺乳动物卵巢中的像细胞的突起，相当于家禽卵巢中的卵（蛋），一切动物的受精过程都是相似的，家禽的授精卵在输卵管中获得蛋白和蛋壳，哺乳动物的受精卵经过喇叭管（输卵管）进入子宫，并在子宫中发育，二者是一样的。卵巢（Ovary）和睾丸(testis)这两个名词即他首创[14]。O.H.Hertivig（1835）进一步指出受精卵的两个核，一个来自雄性，一个来自雌性。到Fol（1879）已直接观察到精子钻进了卵子，从而证实了Hertivig所认为的只有一个雄生精子起了受精作用的观点[15]。但是，我们试看清代学者是怎样分析男女受精的呢？纪昀（1724–1805）转引他友人程鱼门的见解说：“夫胎者，两精相搏哈合而成者也。媾合之时，阳精至而阴精不至，阴精至而阳精不至，皆不能成。皆至矣，时有先后，则先至者，气散不摄，亦不能成”。又：“精如谷种，血如土膏，旧血败气，新血未生，乘生气乃可养胎也”[16]。纪昀是乾隆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对于受精现象，同意了程鱼门的见解，用阳精、阴精、气三个概念作哲理的推析，没有任何实验观察。这种现象是普遍性，是重文轻理带来的必然结果。
植物营养概念清代突出的农学理论家杨屾，对于植物的营养总是先提出实际操作要求，比如怎样整地、中耕、除草、施肥，然后用哲理概念分析。如说中耕的作用是“锄频则浮根去，气旺则中根深，下达吸乎地阴，上接济于天阳”，“浮根不去，则中根不深，不能下吸地阴，上济天阳，则子粒干缺，所收自薄”。“穑得其时，则气充而多脂；穑失其时，必气浅而多滓”。我们可以将“天阳”理解为太阳的光合作用，“地阴”则是土壤的水分和营养成分，但究嫌拔高和附会，因为他到底还没有光合作用和营养元素的具体内容。可是明末清初时的欧洲，Malpigihi首先提出叶片是植物制造“食物”的部分，由叶片再将制造的“食物”输送到植物部分去，这有点像中国古书中的“膏”，也即杨屾所说的气充而多脂。18世纪初I.Houss相信植物的各个部分都会吸收氧生成二氧化碳，同时绿色部分则吸收二氧化碳而呼出氧。他在1796年（嘉庆元年）即肯定植物是从大气中获得全部所需的二氧化碳[17]。而《潘丰豫庄本书》（讲水稻栽培很透彻的）直至1834年仍停留在“横根布在泥面，得土的生气不厚”，“腐草败叶原是雨露的精华”等没有具体物质的抽象概念上。可见缺乏生物学的知识，农学是无法提高的。
没有显微镜，就看不到病原微生物如真菌、细菌等，对于植物的发病现象就不好理解，只好用“鬼火”，“瘟”等概念去解释。《天工开物》解释稻瘟病是：“东南风助煖，则尽发炎火”，直至现在农民还叫“火烧瘟”。又怀疑是“鬼火”所致：“凡苗吐穗（即抽穗）之后，暮夜鬼火游烧……凡禾穑叶遇之，立刻焦火”[18]。对照欧洲的M.Tillet(1714–1791)曾长期观察小麦黑穗病，1755年发表的论文确认本病是由黑穗病的“粉尘”落在籽实上所致，到1767年F.Fontanag正确指出谷物的锈病是由真菌寄生的引起，他发现了菌丝（hypha）,但感到失望，因为他当时错误地认为真菌也应该有花、种子和芽，而他没有找到，引以为憾[19]。
农业科学论文范文 篇四
我国地域辽阔，地形地貌复杂，气候类型多样，决定了我国农业、畜牧业的多样性和地域性。我省是一个农业大省，农业在我省的国民经济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我省地处西南边疆，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无霜期长，其特殊的地貌地势及独特的“ 体气候”，具有多种农业资源，形成了以粮食作物为主体的烟、蔗、茶、油、蚕、蔬菜、水果、药材、橡胶和花卉等为骨干的生产格局。畜牧也具有种类多、数量大等特点。农业科学技术的进步，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农业信息都有着迫切的需求。怎样从本省实际出发，发挥本省资源优势，为农业发展和经济建设服务。几年来我们根据我省农业的特点，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开发云南农业地方文献资源，发掘云南农业地方文献资源的潜在价值，从而满足我省农业发展对情报信息的需求。
1、云南农业地方文献的征订
首先把冠有“云南”字样的农业期刊订齐，如云南农业科技，云南植物研究，云南畜牧兽医，云南烟草等。对综合性农业期刊和专业性农业期刊也尽量订齐，并与全国300多家农业院校、农科院、各地州农科所建立了资料交换关系，这样我馆每年通过邮订、内订、交换等渠道征订的农业科技期刊近600种。通过《全国新书目》、《科技新书目》及新华书店、出版社的征订目录订购有关云南农业的图书，中国农业年鉴、云南年鉴、云南统计年鉴、云南经济年鉴等每年必订，以保持其连续性。对出席有关农业方面学术会议的教师和科研人员带回的各种会议论文以内部资料形式进行收藏。对我校教师、科研人员撰写的专著、发表的论文进行专门收集。通过多年的努力我馆的农业文献特别是农业地方文献已初具规模，自成体系，不仅丰富了馆藏，而且己成为云南农业文献的中心，除为我校广大师生服务外，还为省农科院、林科院、西南林学院，省烟草研究所、省情报所、中科院昆明植物所、动物所等单位提供了大量的情报信息服务。
2、加强农业地方文献的科学管理，充分揭示馆藏
2．1有针对性的把分散在上百种期刊中的云南农业文献有效的提供给读者是我馆文献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从 1979年开始我馆定期从新到期刊中搜集农业科技文献，共编纂馆藏农业科技资料目录21期。
目录以题录的形式展现给读者，主要内容为生物科学和农业科学，农业科学中又分为农业基础、植保、农作物、园艺、畜牧兽医。每期报导文献600余条，共报导文献近13000条。同时根据云南农业发展的状况和我校学科专业的设置情况编纂了馆藏农业专题科技资料目录11册，共报导文献7758条。专题目录报导的文献更具有针对性，如烟草行业是我省的支柱产业，每年我省和我校的科研课题中都有多项以烟草研究为对象的课题。为适应烟草科学的发展，我校成立了烟草研究所，开发了烟草专业，为满足师生对烟草文献的需求，我们编写了烟草专题目录三期共报导文献2265条。
2．2为了发挥我馆云南农业地方文献的优势，更好地为我省农业服务，199l年我们进行了馆藏《云南地方农业科技文献专题目录》的编纂，本专题共分为中文图书、农学、植保、园艺、畜牧兽医5个部分，搜集年代从1979—199l年。中文图书部分共搜集文献300余条，分散在近百种图书中，这些图书除专业性和综合性农业图书外有还有各种年鉴、省情、市情、云南农业地理、气候统计资料、各地、县、市农业志，有中国近代农业史，民国时期垦殖资料，还有日本人写的《始于云南而延及老挝泰国的稻米之路》。这些图书是研究云南农业的重要历史资料，其余四部分共报导文献2889条，其主要文献源为云南农业大学学报、云南农业科技、云南农业、云南植物研究、云南烟草、云南茶叶、云南畜牧兽医等。专门云南农业期刊中的文献占70％，其余30％分散在近百种其他农业期刊、会议论文、学位论文、内部资料中。这套目录我们除分发到我校各院、系、研究所外，还寄往全省各地州农科所，对到我校成人教育学院学习的我省各级农业领导干部，我们也为他们提供目录。根据目录所提供的信息我校读者在较短时间内就可以找到自己所需的文献，校外读者也多次来函索取原文。
3、《数据库》——地方文献开发的现代化手段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现代化技术在图书馆中的应用，为了展示我校建校以来教学、科研成果及学校发展概貌，学校决定进行《云南农业大学科技论文、专著、成果、专利数据库》（以下简称《农大库》）的建库工作。我校于1938年建校至今已六十周年，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半个多世纪以来学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给学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各顶科研成果的完成、专利的申报，为云南农业发展作出了贡献，大量农业专著的出版和科技论文的发表充分反映了我校在云南农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反映了我校教学科研的水平和实力。《农大库》已收集（到目前为止）我校作者在各个时期各种刊物上发表的论文2200多篇，专著（含公开出版的教材及校内自编教材）278部，参加各种学术会议交流的论文300余篇，获各种奖励的科研成果368项，已被批准专利16项。
《农大库》设有多个字段，各字段均为检索入口，同时具有增删、排序、统计、制表等功能。由于我校的各项科研成果都是以云南农业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和专著也是反映云南农业现状和科学实验的，所以《农大库》也应该是云南农业地方文献的一种形式。《农大库》的建立除可以为教师、科研人员提供科研信息外，还可以为学校领导的科学决策和科研部门部署工作提供依据。为
人事部门选拔干部、考核晋升教师提供参考。可以发挥我校农业文献和农业人才的优势，在支农和扶贫中挑选合适人才为农民解决实际问题，做到人尽其用。同时还可以作为校史的内容对新生进行入学教育，使他们了解学校的发展历史，树立起热爱学校，热爱专业的思想，是学校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之一。4 、结束语
农学专业论文范文 篇五
【关键词】农业经济管理 人才培养模式 农业
一、引言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我国基本上已经进入了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阶段，国家正在重点进行传统农业的改造，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农业的重要时期，形成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关键时刻。而我国的农业经济管理专业是为促进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的目标下建立的，为服务三农为己任。
二、农业经济管理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一）农业经济管理的人才培养特色不鲜明
我国的农业经济管理专业是为促进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的目标下建立的，为服务三农为己任。当前我国处于改造传统农业和建设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阶段，但是农业经济管理专业还不能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目标相匹配，如课程内容陈旧，课程结构体系未与农业现代化相调整。在各个大中院校中，人才培养目标趋同，农业经济管理缺乏学校特色和专业特色，毕业生的知识结构类似，技能特长与现代农业发展和需求相距较大。
（二）轻实践重理论
另一方面在农业经济管理专业中还存在着“轻实践、重理论”的教育理念，最明显的就是农业试验课程只是理论课程的从属地位，另一方面农业经管类专业的实习基地少，实践教学难落实，如生产实习、社会实践和生产劳动等难以有效落实。在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的设置中毕业实习一般设置在最后一期，学生忙于择业求职，导致实习内容流于形式，实习论文缺乏实地调查，实习报告参差不齐，缺乏严谨、规范的实践教学和实习监督，造成学生难以掌握农业的专业技能和实际动手能力，无法掌握农业经济管理的基本方法，也不利于培养农业经管类专业学生的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毕业生竞争力不强
在农业的大中院校培养出的农业经管类毕业生竞争力不强，主要表现在一些学生自身缺乏爱农、兴农和强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再加上学生家长对学生就业意愿的影响力，更使得他们不愿意从事涉农领域。在学校方面，缺乏对学生进行引导正确的就业和从业观念，也使得农业经管类专业的就业率在各专业的排名靠后，就业率低下和毕业生整体素质不高反过来也影响了招生质量，形成了农业专业招生和毕业的恶性循环。
三、农业经济管理专业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一）重新定位培养目标
农业的大中院校应该根据自身的学科优势和所处区域优势，并结合社会市场需求和学生就业期望，突出高校的自身农业特色和人才培养的特点。如浙江大学的农业经济管理重点是培养熟悉食品国际商务流程、具有全球视野、食品企业运作管理的高级涉农商务人才。除了学校角度的人才培养目标的创新，还要专业层面和专业内容两个方面的创新和重新定位培养目标。在农业专业层面上制定针对传统农业、新兴农业、农业应用和农业经济管理的基础理论等方面的培养目标，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农业专业内容上制定各类课程的培养目标，农业经济管理的课程体系、内容设计和培养方案都要适应农业发展和社会需要的要求。在学校、专业、课程这三个层次的农业经管类人才的培养目标相辅相成，无论哪个层面，都能够顺应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需要，不仅掌握社会、人文、农村经济、农业管理知识，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还能够运用先进的农业管理理念解决和发现农业问题，独到的创新能力和思维方式去服务和建设“三农”，成为农业现代化的推动者和农业方面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二）不断优化课程体系
在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培养模式中，要从整体上对农业经理管理的专业课程进行改革优化。坚持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的实用化、综合化、精简化、多样化，使得学生的知识结构更完整。一是注重农业科技与生物技术、经济管理的有机结合，注重多学科间的知识交叉，将农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新研究成果不断渗透到农业课程中；二是合理安排基础课程、专业课程和农业公共课程的比例，在扩大学生农业专业的知识面的基础上，也要避免课程内容的重复、交叉和脱节的情况；三是加强农业经管类的核心课程建设，不断凝练和更新农业课程内容，增设能够提升学生创新能力的课程，精简教学内容，在核心课程上增加学分占比。
（三）完善教学方法
大学生最佳职业生涯规划的时间是第一学年，而不是像很多大中院校第二学年或者第三学年学生自行选择专业的方向，因此应尽早为学生创造选择适合自身的发展模式。在第一学年的下学期就开始让学生自主选择专业方向，如农业经营与管理，农村发展与管理、农村经济产业化等农业经管类的专业方向，并整合专业课程体系，激发学生主动学习，满足学生职业发展的需要。在教学过程中，一是根据学生自身知识、能力和素质的特点，适当增加案例、分组讨论，改变单一的教授方式，鼓励学生主动参与教学中，引导学生独立思考，在分组讨论中形成师生互动的氛围，激发学生创新思维和探索意识。二是，定期邀请校内外专家、学者开展讲座，并加强与农业企事业单位的合作，提高实习基地的质量，增加学生实践调研的机会，将农业经济管理的理论知识运用于社会实践，加强学生创新能力的提升。
（四）强化实践教学
对于农业经管类的学生而言，实践能力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独立思考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和理论应用实践的有效途径之一。一是创新开展“班村共建”模式的第二课堂，农业经管专业的学生与基层组织的村级对接，学生科担任村主任助理，为村委推广农业技术、扩展农村产品销售、筹建农村网站等多种形式开展社会实践，逐步使得学生爱农、并愿意扎根农村，培养强农意识的有效途径，也从很大程度上加强了学生实践能力，使得他们发挥一技之长，在农村事务中也注入了新鲜血液。二是可适时开展农业科技的学术竞赛，通过对农业专业课程设计实践教学内容，强化实践教学的效果，任课教师引导学生参与社会调查报告、创业设计大赛、农业管理论文比赛、农业技术科研立项等活动，在实践和竞赛活动中强化农业理论知识和合作意识，发挥学生高效积极性和创造性。
参考文献
[1]郊翔宇，崔宁波，庞金波。农业高校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探讨[M].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0（5）.
[2]聂洪臣，张季中，姜桂娟，李国政，高建新。农业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与实践[J].现代企业教育-学术・理论，2013.5（下）.
农业的论文 篇六
的发展，我国农业的发展方式发生了很大程度的转变，由过去的粗放型向集约型发展，在农业产业结构上做出了调整，投入了大量先进技术和自动化设备，促进了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农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投入，我国农业技术的传播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具有很大差距，必须对基层农业技术推广的路径进行合理的选择，才能提高农业技术的推广效率，加快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
二、基层农业技术推广的重要性
1.农业发展的必然要求
我国的农业发展正在朝着现代化的农业转变，发展现代化的农业，必然少不了科学技术的支持，基层农业技术的推广是农业技术传播的重要环节，直接影响农业技术传播的效率。我国农业生产在整体上一直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可长期持续当前的农业发展模式很难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农业发展的进程必然会受到阻碍。
2.提高农业综合生产实力
强化基层农业技术的推广，可以快速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农业技术的应用和更新，农业技术的大面积应用，可以将科学技术转化成农业生产的动力，提高农业的粮食的产量和生产效率，提高畜牧、水产等综合生产的实力。在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中，提升农业生产力，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
三、我国农业技术推广中存在的问题
1.技术推广人员队伍建设存在缺陷
我国的农业技术推广，特别是基层农业技术的推广中，工作人员的数量明显不足，无法满足大面积技术推广的需求，同时，推广人员的综合素质较低，缺乏专业的技术管理人才，高新科技的掌握程度也偏低，技术推广人员的队伍建设有待加强。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人员数量上的缺乏，使农业技术推广的效率无法达到要求的标准，加上推广人员技术水平的限制，使得基层农业技术推广的质量受到很大的影响，实际推广的效果不明显。而且基层技术推广人员在思想意识上没有对技术推广工作给予相应的重视，使得推广工作无法得到快速有效的落实，许多对农业生产具有重要作用的农业技术不能第一时间推广到基层农民手中。
2.推广对象技术基础较低
基层农业技术主要是在农村进行推广，推广的对象也是以农民为主，目前我国农民的受教育程度都很低，大多数农民是在小学毕业之后就回家务农，文化水平和素质有限，对于高新技术和知识的掌握较慢。基层农业技术的推广需要对象对技术进行快速、熟练的掌握，但是由于农民普遍素质较低，在较短的时间内无法对高新技术进行理解和掌握，使用方法和操作上也不是很熟练，在生产的过程中会由于这种不熟练而放弃使用新的农业生产技术，这为基层农业生产技术的推广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四、基层农业技术推广的路径选择
我国农业技术的推广方式主要采取的是组织传播的模式，在农业技术的推广过程中，农民只能很被动的对技术信息进行接受，技术传播的效果较差。推广的技术信息中缺少实用的农业技术信息，与农村的生产实践无法进行紧密的结合，有时会对农民造成一定程度的误导，使农业生产蒙受损失，这种技术推广的方式已经无法满足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需要，必须采取新的方式进行农业技术推广。针对农民文化素质与技术水平较低的现状，可以在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时选择体验传播的方式，使农民亲眼看到农业技术产生的效益，才能提高农民对农业技术的认识。单纯的技术信息宣传很难达到技术推广的理想效果，可以在农村选取科技示范户，在他们的土地中首先应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提高其生产力，在取得较高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之后，农民自然看到了农业技术带来的实惠，激发其对农业技术学习的兴趣和信心，改善农业技术推广的效果。
1.加大对农业技术的研发力度
在基层农业技术的推广过程中，国家可以通过宏观调控，加大对农业科研技术的开发，提高农业技术的水平，逐渐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提升我国农业技术生产的总体实力。
2.加强技术推广团队建设
在基层农业技术的推广过程中，要时刻注重技术推广的团队建设，增加技术推广人员的数量，提高技术推广人员的专业素养和技术技能，不断提升其业务水平。加强技术推广人员对推广工作的重视，才能使其在推广工作中更加的认真负责，提高基层技术推广的效果。
3.技术推广理论要联系实际
在基层开展农业技术推广工作时，要充分考虑推广地区的实际情况，所推广的技术是否适合当地的农业生产需要，以及农民的实际需求。要在进行技术推广之前对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查，对农民的具体需求进行及时了解，才能使农业技术推广工作为农民带来真正的实惠。
五、总结
农学专业论文范文 篇七
关键词：职高；农学；课程；设置
一、专业课程在量上的保证
在量上的保证是指在专业课的设置上要保证数量。学校只有开足专业课程，才能让学生掌握基本技能，才有可能保证学生的就业与创业。专业课程包括专业理论课和专业技能课，其中专业理论课教学时间安排在第一至第四学期，每周安排4～6课时；专业技能课第一学期每周安排4～6课时，第二学期每周安排6课时，第三学期每周安排8课时，第四学期每周安排8～10课时。第四学期，学校应加强专业技能训练。一是组织学生参加职业技能考核，让他们获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二是安排学生开展社会调查和参与专业实习。专业基础课的教学内容应以实用性、基础性和灵活性为原则，教学目标是提高学生毕业后参与相关行业就业的竞争能力和为学生今后创业打下良好的专业基础。
二、专业课程在质上的保证
在质上的保证是指在专业课的学习时保证学生的学习质量。学校可以按学生人数的多少来设置专业教师。根据我的教学实践，笔者建议：每一门专业技能课在实作时，每20人必须有一位实作教师。否则，学生容易偷懒，教学秩序和教学效果也得不到保证。专业理论课在传授时，一是注意知识的深浅度，宜浅不宜深；二是必须加强实作课。实作课可以让学生解决实际问题。因此，在教学实践中，我认为：专业理论课宜浅显，课程数量可以少开；专业技能课和实验实作课宜多开，每节课的内容宜少不宜多，宜精不宜深。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提升学生的动手能力，以我从事多年的农学专业的教学经验来看，在技能课上，我们要做到以下几点：(一)以视频教学为辅，多看别人的成功经验。但是，学生光看也不行，别人的技能不会变成自己的，还必须动手。(二)教师演示要慢，要讲得详细，技术要领要到位。(三)教师不仅仅要演示，同时也要学生看到老师的技能所要达到的高度。(四)学生动手时，每组必须有老师监管，或是每组要有先后顺序，力求安全。(五)出现了小的安全事故必须及时处理。(六)学生的技能也不能因噎废食，出现问题就不练了。学生的技能还是要严格按大纲或高考要求来做好的。(七)学生的技能器材和工具用完后要进行有效管理。
三、专业课程必须与时代接轨
农村中职教育本来就有滞后性，如果还不能与时代接轨，就会被时代淘汰。所以，学校要时时更新课程，才能保证培养的学生被社会所接纳、所需求。学校教学要根据实际情况，社会反响、学生的反馈等综合考虑开设专业课程及课时。
四、专业课程必须与企业和社会接轨
学生最终要走向社会、走向企业。企业和社会需要什么人才，我们就培养什么人才。因而，学校在课程设置上要有前瞻性，只有深入企业第一线，了解企业、了解社会，才能达到学生好就业的目标。校企合作是一条路径，可以更快、更早地知道不同企业的需求。但学校领导与教师必须走向企业，跟学生一起到企业实习。教师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只教自己的书，完全与企业和社会脱节，“两耳不闻窗外事”是行不通的。
五、组织学生进行各级竞赛
各专业每学期利用课余时间对学生进行1～2项专业技能训练，并组织学生进行校内竞赛或技能展示。这既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活，又锻炼了学生的动手能力，还提高了学生自信心以及比赛素养。技能竞赛能提升学校的影响力，达到以赛促学、以赛促能的目的。在专业技能训练和竞赛的同时发现和培养人才，为参加市区级比赛、省级比赛、甚至部级比赛打下坚实的基础。
六、特色专业课
各个地区都有“拳头产品”“龙头产品”或者有支柱产业，学校可以根据各地区实际情况，开设各地区的专业特色课。比如，涪陵的涉农专业就可以考虑开设榨菜栽培与加工、柑橘栽培、桑树栽培和养蚕等。这些特色专业课程可以带动和支持地方经济，真正体现“农村职业教育要以推动县域经济社会发展为目标”。学校也可以结合地方实际情况，与当地有关部门相配合，开设各种特色短期培训班。如，农民工培训班、送技术下乡等。
农学专业论文范文 篇八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professional training requirements of agriculture-related specialtie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make a discussion from professional settings， personnel training objectives， determin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teaching system， comprehensive quality training， combination of production and study， in order to provide a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talents training mode reform of agricultural higher occupation education.
关键词：能力导向；人才培养模式；三农情怀
Key words： ability-oriented；talent training mode；feelings of the agriculture，countryside and peasants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6）33-0223-02
0 引言
自2004年开始，国家连续出台文件支持农业、农村发展，提高农民收入，“三农”问题成为国家战略的“重中之重”。而中国传统农业也正在向现代农业转型，人们对农业生产的认知从“体力型”转向“知识型”，拥有农业技能的人才无疑是转型发展之必须。但是由于社会上涉农工作岗位单一，高校涉农专业的毕业生走向农业岗位后需要不断深入基层，不仅工作辛苦，社会地位也不高，大多数学生都不愿意报考涉农专业，高校招生时也不得不降格以求，并且考生及家长对农业和农业院校认可度低，农村与城镇生源人数差距很大。除此以外，我国部分高校在涉农专业教育方面也存在“重理论，轻实践”、“重考核和学历，轻技能应用”的问题。如何构建以能力为导向的农业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更好地服务于地方经济的发展是农业高职院校广泛关注的问题。本文结合当前高职学院涉农专业人才培养要求，从专业设置、人才培养目标、理论与实践教学体系的确定、综合素质的培养、产学结合等方面进行探讨，以期为农业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
1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趋势
1.1 国内研究现状及趋势 我国教育部、农业部、国家林业局《关于推进高等农林教育综合改革的若干意见》中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高等农林教育在实现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处于基础性、前瞻性、战略性地位。”要培养“面向农林业生产一线以及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需要，深化面向基层的农林教育改革，培养数以万计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懂经营、善管理的实用技能型人才。”因此，培养更多的熟悉并热爱三农、具有服务“三农”意识的大学生是当前乃至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高等农林教育的重要任务和责任。
服务“三农”意识的教育属职业教育范畴，它除了培养学生必须具有服务“三农”的职业意识外，还应该关注学生的专业兴趣培养，激发学生对涉农专业知识的学习兴趣，基于兴趣导向去自主学习农业专业技术，并对农业行业和自身的未来就业拥有信心和高昂的热情。
服务“三农”意识的教育需要高校开设农业专业课程，通过专业教学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和培养。在国内关于此课题暂时没有相关学术作品，根据国内文献检索，针对农村农业农民的情感教育，仅有《大学生村官情感教育问题探讨》（姚琳2009）一文，文章提出大学生村官要树立起尊重农民、热爱农村、关心农业的基本感情。但是国内学者对提高大学生服务“三农”的意识、大学生基层就业等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吉林农业大学郭为民、王成章的《农业高等院校大学生服务“三农”意识培养》、北京大学张秋山的《农村籍大学生基层就业意向调研分析》、武汉交通科技大学李文涛的《论大学生基层意识的培养》等，分别研究了提高大学生服务“三农”意识、大学生基层就业问题及大学生基层培养意识的障碍问题等。
综上所述，我国学者关于涉农专业大学生提高服务“三农”的意识问题研究较多，在关于如何培养涉农专业大学生服务“三农”的意识方面研究较少，亟待完善。
1.2 国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虽然西方发达国家关于此类研究甚少，但是关于对大学生职业指导、职业理想、职业生涯规划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我国可以采纳借鉴。在西方，职业生涯理论是慢慢形成的，期间与职业辅导的关系密不可分。美国是最早开展大学生职业辅导的国家，早在1908年，美国波士顿大学帕森斯教授就创办了职业咨询所，对每个入学的学生进行心理测试，帮助学生了解自己的性格、兴趣、爱好、能力，从而确定专业和职业定向，便于在毕业前期确定择业目标。而在日常的学习中由于学生确定了自己的专业和职业定向，就能够有针对性地加强自身需要的某些能力，学会掌握职业发展策略，形成毕业辅导与日常规划相结合，注重知识、注重能力。
2 现代农业生产体系对涉农人才的需求
2.1 现代农业发展现状 现代机器体系的形成和农业机器的的广泛应用，使农业由手工畜力农具生产转变为机器生产，使投入农业的能源显著增加。现代农业保障农产品供给，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可持续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源产出率和商品率的有效途径。
2.2 现代农业对涉农人才的需求 我国虽然农业发展历史悠久，但现代农业发展相较于发达国家而言比较缓慢，农业科技创新能力不够。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和农民素质的提高，培养一批具有实践操作能力的现代农业人才至关重要。
3 基于能力导向的理实一体化涉农人才教育思路
发挥大学生的专业优势、有效地引导大学生服务“三农”，从职业情感教育层面培养大学生到农村和农业战线工作，具备服务“三农”的热情、能力和素质，对大学生服务三农的热情和素质培养，提出“一课程、一活动、一讲座” 的理实一体化农科人才教育体系（见图1）。
3.1 理论教育模块――通过理论讲学培养学生服务“三农”的意识 改变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三段式的学科教育为模块式能力体系教育；由注重专业教育向注重素质教育转变；由专业教育“一元化”向辅修制、双证制的“二元化”转变；由以教师为主的单主体向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双主体转变。要培养学生服务“三农”的专业理念，就应该在课程体系上进行优化设计，合理划分涉农专业的必修课与选修课的教学内容和课时比例，必修课程，2个学分（1+1）。理论教育模块（含农科专业课程和围绕专业举行的三农讲座）占1个学分。
该模块主要针对全校所有专业学生设立，主要任务和整体目标是使学生学会查阅资料，了解当前“三农”问题以及国外农业发展对我国的启示，培养全校各专业学生“关注农业、关心农村、关爱农民”的情感。树立求真务实，特色鲜明，立足专业，服务三农的志向。
3.2 实践教育模块――培养学生服务“三农”的专业技能 实践融入模块（学校统一按生源地组织学生走进农村、了解家乡的调研活动）占1个学分。
本模块以家乡三农发展为立足点，了解家乡农村环境，农业发展现状，培养“热爱家乡，情系三农”的情怀，树立当代农业发展观。
实践教育模块主要通过由学院组织的“走进农村，了解家乡”大学生调研活动，进一步提升对家乡新农村建设、产业状况、农产品的供销产业链、家乡农产品的发展历史、发展环境、未来发展前景的认识。如当前许多农业学院的特种动物养殖技术专业确立了“建立专业基础公共平台，实践教学实行分流，按模块嵌入主要生产环节的人才培养模式和5+1的教学法模式”。中草药栽培技术等相关专业形成了3+2+1的教学模式、双循环渐进式实践教学模式、多元启动的二主二辅产学研结合教学模式与丰富多彩全园素质教育模式。农科经济管理类专业实行了“融合式理论教学与开放式能力培养相结合的理论――实践――理论――实践”循环培养模式。
3.3 文化养成模块――重点培养学生的“三农情怀” 通过“三农”宣传阵地、社团、志愿服务等形式，加强“三农”情景教育，深化对农村农业农民的认识，形成具有三农氛围的校园文化；各社团组织一定数量的走进三农、服务三农的活动；开展多种形式的以三农为载体的志愿者活动，培养“三农情怀”。①加强微博、空间等网络媒体和纸媒等三农情怀宣传阵地建设，宣传三农政策、农业创业典型事迹等。②通过农村社区志愿服务，了解农村，加深对农民的感情，培养农村认同感。③通过校园文化活动农村农业农民题材选用，以文艺形式，挖掘三农的魅力，增强三农吸引力。④通过主题论坛、演讲、征文等，农业创业、农村工作典型事迹宣讲、认知交流。⑤通过三农主题社团建设，开展三农特色活动，培养自主能力，培养从事农村工作、农业创业的学生骨干。⑥通过大学生科技创新、新苗人才计划，引导学生思考三农问题，认识和探索发展规律，通过农业创业实践，挖掘、孵化农业创业项目，培养骨干。
3.4 以校、地合作为纽带，实现产学结合 加大力度开展院校和地方合作，签订合作协议，充分发挥院校的人才、信息和科技等优势，指派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到地方实习和学习，如此不仅能够为地方科技和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也能够发现地方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从而为高校树立新的研究课题，推动院校的科研与创新。
比如在吉林农业科技学院百年的办学历程中，学院立足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的办学宗旨，先后与吉林省的九台市、双辽县、郊河市、长春市双阳区等十多个县、市、区、镇建立了院地合作项目对接，充分发挥学院教育培训、科研开发与推广等优势，为地方经济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获吉林省政府校企合作优秀奖和吉林省人才 www.paomian.net 优质项目二等奖。
4 结束语
随着社会对人才质量要求的不断提高，职业院校涉农专业调整成为了当务之急。目前我们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如何把专业调整与专业内涵建设结合起来，从而全面提高人才的培养质量。因此，在涉农专业建设过程中，必须明确专业建设的思路与方向，依托学校现有资源，充分发挥优势专业作用，立足涉农产业，面向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制定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教学方案和方法，彰显办学特色，培养更多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实践性优秀人才，较好地满足就业市场变化的需要。
参考文献：
[1]郑学梅。福建省农业高职人才培养模式研究[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5（05）.
农业的论文 篇九
关键词：“三农”问题；农村经济；财政政策；政策取向
党的十六大确立了新世纪前二十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实现这个宏伟目标，必须有发达的农业作支撑。在中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2/3左右，只有大幅度提高农民的收入，农村市场才能够扩大，也才能真正扩大内需，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没有发达的农业，没有繁荣的农村，没有殷实的农民，就不会有全国人民的小康。十六大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新年伊始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更多地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业，要把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一、农村消费市场潜力巨大
通过增发国债扩大政府投资支出以扩大内需带动经济增长的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了四年多来，这一政策在提高经济增长率方面的确起了作用。但是，这种政策效应由于投资增长速度超过GDP增长速度而打破了国民收入分配关系中消费与积累的平衡，造成了消费占GDP的比率逐步下降，消费需求严重不足，这种消费需求不足对经济长期发展而言才是更为可怕的。目前的现状是，拥有很大一部分财富的高收入者消费倾向很低，绝大多数人因缺少财富而无力消费，居中间阶层的人，有一定的财富而有能力消费，但因市场能够提供刺激他们消费的新产品不多，也不去消费，这类人主要是城镇中的中产阶层，但是调查表明，中国城镇居民在耐用品消费方面已接近饱和，因此，国家出台的如对居民储蓄存款利息征收利息税、增加公务员工资、开办消费信贷等旨在刺激消费的政策，对消费需求的增长作用不是很显著的原因主要在此。
如果不能把占人口2/3左右的农村需求搞上去，任何扩大内需的政策效果都难以持久。调查资料显示，1985年农村消费品零售额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为58.5%，到2000年却降到38%。中国农民最需要消费，农村市场潜力最大，但是农民无钱消费。有人疑惑中国人均GDP不到1000美元却出现了买方市场，这与广大农民收入水平低，进入不了消费市场直接相关。另据调查，中国农村人口8.7亿，大约有2.1亿个家庭，任何商品在农村的普及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就会增加至少210万的销量。根据《2001年中国统计年间》的统计资料，2000年底城乡居民家庭每百户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对比情况，仅在彩电、洗衣机和电冰箱城市居民拥有量分别为116.56台、90.52台和80.13台，而农村地区的这一数字仅为48.74台、28.58台和12.31台。如果农民收入能大幅度提高，这些耐用品消费在农村就大有市场。
近年的积极财政政策注重投资需求的扩大，轻视消费需求的增加，而最终消费需求的增长所引致的投资需求的增长、国民经济的增长才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政策作用点应调整到刺激消费需求，而农村消费市场潜力巨大应当成为重中指重。
二、农村经济发展的平台急需搭建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与农业的关系一般要经历三个阶段：以农补工阶段、农工自养阶段和以工补农阶段。按照国际通则，在人均GDP达到800-1000美元时，一国就进入农工自养阶段；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一般是以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作为结束提供农业剩余发展工业的标准（刘书明，2001）。中国目前人均GDP2000年已达到人均800美元的水平，但是，由于中国城市化严重滞后，在近20年的工业化高速发展时期，农村人口城市化率极低，1978年城镇人口比重为17.92%，到1999年为30.89%，仅上升13个百分点。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不协调，导致中国工业在国有企业攻坚改革和入世冲击的内外双重压力下，难以自养，还需要农业继续输血。所以近年农产品收购价格下降很快，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由1994年的139.9下降到1999年的87.8，国家对农业的投入不断减少，1998年用于农业支出的财政支出比例为10.69%，1999年就降到8.23%，2000年又降到7.75%。
积极财政政策已实行四年多，城市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平台已搭建好，但是农村经济发展所需的公共设施尚十分短缺，据调查，全国仅1/3的乡镇有供水站，83%的村不能饮用自来水，13%的村不通公路，53%的村没安装电话，已安装电话的电话费比市话费高近一倍；虽然95%的村能通电，但电价昂贵，普遍是城镇电费的2倍以上；93%的村能接受电视，但信号相当弱，彩电信号尤差（文启湘，陶伟军，2002）。公共医疗设施、公共文化设施、公共照明设施都十分落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一直是中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借助积极财政政策，下大力抓一抓，把农村基础设施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为解决“三农”问题创造必要的前提，为农村经济快速增长搭建平台。
三、县乡机构改革应进行到底
“三农”问题不是农民的问题，根源不在于农民，而是思想上的重工轻农，政治上的“城乡分治”，体制上的机构臃肿、人员过冗，制度上的唯“家庭承包责任制”、反对任何制度创新等多种因素所造成的。对“三农”问题，给人普遍的感觉是“雷声大雨点小”，近年出台的各项政策措施似乎很少把“三农”问题考虑在内，似乎只要把土地的承包期延长30年就可以了，根本没考虑到由于现有的制度使农民负担沉重，农民已不迷恋生养他们的土地。难怪以研究“三农”而著名的温铁军博士疾呼慎言“三农”。
可是，广大农村、广大农民有巨大的潜在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要想把这种巨大的潜在需求变为现实的需求，只能是解决“三农”问题、增加农民的收入。对如何提高农民的收入，大多数人认为通过稳定延长土地承包期、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取消对农民征收的各项非规范性的收费、调整农业税和农产品税等规范性税收税率即可。笔者认为这种“切分蛋糕”的做法在短期内可以使农民收入有所增加，十分必要。而根据付光明等（2002）调查表明，以政府数十个涉农部门从部门利益出发，从农村、农民、农业中争夺自身经济利益为特征的部门内生交易费用“综合症”是农民负担重的根本原因。如果不彻底推进乡镇机构改革，削减不必要人员，就难以达到乡镇机构减人减支、农民减负的目的。但现实推行的政府机构改革从中央到地方名义上已基本完成，从上到下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层层分流非常顺利，而到县及以下乡镇机构人员再难分流了，或者名义上分流出去了但仍然要拿农民负担的工资。因此，如果不彻底把这些人从政府职能部门剥离掉，政府机构改革成果难以巩固，税费改革也难以推进，从长期来看，即使把“蛋糕”做大，而切分“蛋糕”的人有增无减的话，不能保证从根本上提高农民收入。经验证明，只有增加农民收入，才能扩大市场，国民经济才能稳定发展，“无农不稳”就是这个道理。
四、通过农村再组织变革提高农民收入
要想做大“蛋糕”，从根本上提高农民收入，只能通过组织变革或制度变迁来改变农业的生产方式、销售方式、劳动和资本的组合方式，使农业内部重组和重新分工、农业生产技术水平提高，实现舒尔茨（Schultz,中译本，2000）所说的“农业的报酬递增”。要使农业产生较高的回报率，关键是在农村再组织的基础上引入先进的生产要素。农村再组织的形成首先需要摆正农业和农村基层政府职能的定位，服务和保证再组织所需的各种契约的有效性和可行性。这样现有的庞大的农村县乡村机构和人员，必须精简去2/3左右，只有这样才能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才能不受干扰地自主地形成农村再组织；其次要取消各种对劳动力流动的人为限制，如废除户籍制度，以国际税法中通用的居住标准来判定一个人的居民身份，允许承包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流通，农民有权放弃土地承包权，城里人如果有好的农业生产技术也可以到农村来承包经营土地；否则，即使再组织形成也发挥不了作用，先进的生产要素不会进入。
传统的观点一直认为农业资本利润率低，但这一观点也反证了一旦变动后，农业资本的利润上升的空间非常大，这是工商业资本投入农业的极大驱动力。这从中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这两种哈耶克（Hayek，1988）意义上的“市场合作的扩展秩序”的农村社会的再组织对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作用可以证实。从国内外的实践来看，中国农村社会的再组织形式是农业产业化。国内自1990年代初由山东诸城市提出，有关农业产业化的研究成果颇丰，笔者无意再置喙于此，这里只想谈一下积极财政政策在农业产业化推广方面的设想。
虽说农业产业化是以农民为主体推动的农村秩序的重构，是基于自利原则上的农户与工商企业的自愿合作的结果；但是实践中，由于政府仍维持着的垄断，使农业产业化无法涉足一些农产品加工和销售领域；由于多年的工农“剪刀差”和根深蒂固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导致农业发展资金严重不足；由于现有教育体制安排，忽略了广大农村，致使农民的知识存量普遍不足；也由于运输、信息收集、监督合同等环节的规模经济要求；还由于中西部地区广大农村发展的落后，致使其农业产业化缺少应有的基础设施平台支持；因此，政府在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存在巨大的作用空间。
五、解决上述“三农”问题的构想
理论上被视为短期政策的积极财政政策自1998年以来已实行近五年了。最近关于积极财政政策淡出的呼声很高，马拴友（2001）认为增发国债、扩大政府投资以扩大内需的积极财政政策，无论从短期、中期，还是从长期来看都是不具有可持续性的；刘尚希和赵全厚（2002）引入政府资产存量、政府收入流量对中国政府债务进行分析，分别得出政府以资不抵债和政府已无法再提高收入流来降低财政风险和改善债务状况。他们从理论上论证了中国靠发债搞政府投资的积极财政政策已经不能再实行了。他们从理论上从发达国家的经验上断定国债不能在大规模的发行了，积极财政政策应考虑淡出了。对此笔者不这样认为，关于目前中国政府还能否大量发国债支持上述提到的农村经济发展，引用陈云同志“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话，让这些同志查看一下中国金融机构、投资企业近年的国债资产增长情况，再走到老百姓为购买国债而排的长长队伍中，从中国城乡居民拥有近九万亿的储蓄存款的情况来看，三到五年内拿出1/3左右存款投资国债是非常可能的。这就是说三五年内还有3万多亿的国债发行规模。至于债务风险问题，对内发行国债，只要保证政府的可信性，本金偿还不应在令人担心的考虑范围内（可用新发行的国债的一部分来偿还），只需考虑每年财政收入中用于偿还国债利息支出的可行性。从近年税收增长的情况来看，这似乎不成问题。从中国具体国情（而不是比照国外的经验数据）来看，发行国债、推行政府主导下投资的积极财政政策仍有空间。再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来看，在现代信用制度下，国债市场是一国金融体系有效运行的基础，因为（1）国债为社会公众、社保基金、投资基金、银行、保险公司等提供了一种零风险（目前我国还是较高收益）的投资对象；（2）国债市场的价格，既为中央银行提供市场信息以随时调整政策取向，又为其他金融市场产品的价格提供参照基准；（3）为中央银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形式金融监管提供重要前提条件，这是因为发达的国债市场具有足够的市场流动性，可保证市场参与者的信心，最主要的是为中央银行从事公开市场业务、实现货币政策意图提供操作对象和场所。可是目前中国国债的规模、品种、期限结构、利率结构和交易方式都远没达到发达的国债市场标准。今后围绕与货币政策配合的效应，国债发行的空间也会很大。
党的十六大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新年伊始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更多地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业，要把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因此，今后积极财政政策作用方向应重点扶持农村经济的发展。在支农发展方面具体可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政府应加大对农业的投入，通过财政资金投入引导社会资金投向农业和农村。目前中国农村人口约占总人口的2/3，而政府财政支出直接用于农村人口的农业支出比重不足1/10（1999年为8.23%，2000年为7.75%）；农民自身的收入由于农产品价格下降，增产不增收；乡镇企业多年的不景气；许多城市限制农民工打工的歧视规定等原因，农民收入增长逐年下降，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实际收入近几年呈绝对的减少，所以，1997年政府提出的开拓农村市场，到现在也没有多少扩大的迹象。不是农民不需要商品，而是农民没有钱消费。调查表明，农民有限的剩余资金还被遍布城乡的邮政储蓄系统零星收购然后缴存到中央银行。农村经济现在成了无人扩大再生产，仅仅维持简单再生产，有些地方连简单再生产也做不到。在此情况下，政府如果不再对农业投入，后果将十分严峻。国外经验表明，国家对农业支持越多，农业盈利水平就越高，社会资金投入农业也就越大。中国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十分落后，积极财政政策在这方面很有文章可做。因此，政府应对农业投资给予各种优惠或奖励或补贴，如通过税收优惠鼓励农业利润用于农业再投资、对农业贷款实行财政贴息、对私人兴建农村基本设施建设给予财政补贴等等。
三是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提高农民的初始分配能力和禀赋。这是解决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起点上的不公平，通过教育一方面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民主意识，才能实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另一方面提升农民的人力资本。《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提出人力资源开发的成功与否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的成败。把中国从人口大国转变为人力资源大国，重点是通过教育提升人力资本、提高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业人口的能力。从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和财政支出的比重来看，财政性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自1996年以来逐年下降，教育经费支出的增长幅度低于GDP和财政支出的增长幅度；2000年国家财政教育投入占GDP的2.56%，低于国家制定的4%标准，也低于世界5%左右的平均水平；用在农村中小学教育上的经费与用在高等教育上的相差无几，1999年农村中小学教育经费占当年教育总经费的25.7%，而同期高等教育经费占教育总经费的22.8%，但农村中小学教育是义务性的，高等教育是非义务性的。因而，政府应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先考虑特困地区九年制义务教育全部免费，以后逐步惠及全国适龄儿童，真正体现国家在基本教育方面的义务性。另根据Persson和Tabellini(1994)使用OLG(overlappinggenerations)模型研究了在财政纯粹进行再分配的情况下，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综合经济均衡和政治均衡，他们认为基于初始能力和禀赋分布的收入分配越不平等，转移支付率越高，经济增长率越低。在我国目前收入分配差距日趋拉大的情况下，通过增加税收进行财政转移支付和政府投资的再分配，将会对国民经济稳定增长产生影响。因此，增加政府在农村教育方面的投入，是提高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价值、能力和禀赋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重点。
四是财政拨专款设立大学生到农村创业基金及其他鼓励性措施，专门资助和鼓励大学生到农村从事创业活动。当前，农业大学或其他大学的适农专业的毕业生不愿意到农村去，有缺少创业资金的原因，也有农村即使是乡镇企业也提供不了与城市可比的就业环境方面的因素。政府应制定政策鼓励到农村去的大学毕业生，专门设立基金资助是一个方案；允许他们的人事档案户籍关系保留、或挂靠在所在省市的人事部门，不用迁移到他们所去的农村基层部门，并可以做一些期权安排：如规定凡到农村工作若干年以上并做出较大社会贡献的大学生以后子女上学费用可免除、考大学可加分等。另外建议农业大学以培养农村干部和农业科技人员为主，不纳入高考入学范围，免试入学，免费培训（所需费用由财政投入，目前的资金缺口可考虑国债筹集资金）或者被培养人员回到农村生产经营有了收入后再交学费，农业大学的课堂最好设到农业试验田里，设到农村的广阔天地去。切实实现农业科技成果迅速转化农业科技生产力，提高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
总而言之，我国农村人口比重过大，农业现代化发展缓慢，农民收入得不到较快增长，制约农村消费需求增长，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也影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多年积极财政政策既没有改变物价指数持续下降、民间投资和消费增长缓慢、经济持续低迷的局面，也没有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相反城乡经济差距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继续推行积极财政政策，重点解决“三农”问题，支持农业、关注农村、关心农民，彻底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加快实现农村现代化和农民的小康，进而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
参考文献：
[1]文启湘，陶伟军。积极改善农村公共消费品供给[N].光明日报2002-8-6.
[2]付光明，黄正林，沈亚林。部门内生交易费用“综合症”是农民负担重的根本原因[J].管理世界，2002(11).
[3]舒尔茨。报酬递增的源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4]马拴友。中国公共部门债务和赤字的可持续性分析[J].经济研究，2001(8).
[5]刘尚希，赵全厚。政府债务：风险状况的初步分析[J].管理世界，2002(5).
农学专业论文 篇十
1.课程内容缺乏针对性和实用性
当前中职学校涉农专业开设的课程主要是以传授科学知识为主，而不是以提高学生的实践技能知识为主。对于不同专业的学生，忽视了知识结构的层次性和差异性，课程内容没有突出专业特色，没有突出侧重点。这样既收不到好的教学效果，也影响了学生的职业认识。据学生们反映，课程中的内容听起来都对，教师讲的头头是道。但是，与职业、就业联系不紧密，真正走上工作岗位，仍觉得用不上。这种与职业就业联系不紧密的课程，在各学校课程结构中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
2．教学模式单一
现在许多中职学校教学中采用的方法主要是以教师为中心为主体的讲授法，有的虽然采用多媒体课件教学，但由于制作水平限制，变成了文字和图片的大量堆砌，反而导致师生之间的交流讨论很少，学生以记笔记为主，基本无暇思考老师提出的问题，课程呈现方式呆板，无法使学生感兴趣。
3．教学评价落后而单一
长期以来，农业中职教育课程考核的形式是限时笔试，这种考试形式并不能真正检查和训练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只能使教师面对考试成绩表上的一片“红灯”和逐年上升的不及格率，发出“学生一届不如一届”的叹息声，使学生在消极被动的应付考试过程中，对课程的恐惧与日俱增。由此可见改革中职教育考试办法，比较全面而又比较准确地进行评价学生的学习质量势在必行。要找到一种评价机制，光明正大地给学生发放毕业证书，让学生理直气壮地毕业，以成功者的姿态走向社会。
二、推进中职学校涉农专业教学改革的措施
1.转变对中职学生的传统认识
从学校、家庭和社会的角度上来看，中职学校学生是应试教育下的“差生”，大多因为学业不良而引发厌学、逆反、麻木、脆弱的问题学生，但从理论上来说，他们只是属于考试不利群体，是“后进生”，而职业教育是合格教育，不是选拔教育，完全可以摆脱传统智力观的束缚，用先进的教育哲学思想开创新思路、新局面。作为新形势下的中职教育者，要理解个体差异，不为分数而烦恼，重新认识中职学校的学生，准确定位学生的智能类型，从关心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需要出发，多给他们鼓励和引导，启发他们智慧的潜能，激发他们求知的欲望和创造的热情，让他们充满激情地面对学习，满怀信心地面对生活，面对未来。
2.积极推进课程改革
2002年，国务院颁发的文件《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指出，要“积极推进课程和教材改革，开发和编写反映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具有职业特色的课程与教材。”在科技发达时代，中职教育的理念、制度、内容、方法等必然要发生新的变化。要树立先进的中职教育课程理念，就必须彻底解构传统的课程理念，树立适应中职教育发展的现代课程理念。从根本上改造学科课程，在教材中引进学生能理解的、与现代科学技术息息相关的一般原理和思想，使课程符合现代社会的要求，压缩旧的内容，充实科技新内容，把现代科学、技术、文化的成果及时反映在学科之中，要把课程与学生的全面发展联系起来，并用系统的、科学的、全面的眼光看待学校的课程问题。
3.设置完善的课程教学内容
教材是教学内容的载体，摆在我们面前的教材，既不是真正客观的学科内容的物化，也不是真正客观的编著者意图的外化，而是一种既包含学科内容，又包含编著者意图，也包含其他未定成分的综合体。随着社会的进步，中职教育课程内容呈现出多样化、实用化、个性化、职业化、综合化的改革趋势。新形势下中职教材应囊括教学的目标、做人的道理、知识以及技能，中职教育课程内容的改革必须根植于工作世界的真实生活，也必需传递职业角色中的种种扮演活动。
4.改进教学设计与方法
现代教学论不仅要研究教师的传授及传授术，更要研究学生的接受及接受法，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主体在接受内容时有怎样的不同，研究在不同的接受主体面前如何改进传授。当然，更要研究传授、接受什么样的内容。重视设计有效的课程形式来恰当地“转译”、“组织”、“传授”各学科领域内有价值的课程内容，使之既能按学生的思维方式，又不失其知识的实质；既强调知识和学科基本结构在课程中的核心地位，又强调符合学生的认知结构。因此，在设计教学的过程中，应按照工作过程的阶段组织实施学习任务。这样，基于工作过程的授课的设计可以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体验完成工作任务过程的基本结构，同时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5.采取灵活多样的考核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