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论文精选10篇

1840年英国对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既鸦片战争。中国战败，清政府割地赔款，卖国求荣，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封建社会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奇文共欣赏，疑义相如析，该页是勤劳的编辑给大伙儿收集整理的鸦片战争论文精选10篇，欢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一些参考价值。

鸦片战争论文范文 篇一

关键词：高中历史；无效提问；盲目呈现

许多人觉得高中历史的内容在初中阶段已经学过，所以从心理上没能给予足够的重视，往往沿袭传统的背诵和说教方式，这就造成了课堂低迷不振。为此新课改以来，要求我们结合学生的认知规律有针对性地设置教学方式，许多一线教师也纷纷学习其他优秀同仁的经验。然而，课堂的本质是互动、多变的，需要我们随机应变，但是许多教师只是学到了教学方法的外壳，不能结合班级实际情况进行有效整合，这就造成许多低效教法。鉴于此，下面我就结合当前常见的高中历史低效教法进行分析，并提出针对性的改革建议。

一、肤浅提问及改进策略

问题是启发学生深入学习和探索的导索，课堂教学中我们常常在知识的关键节点或者转折点进行设问启发，这样便于连贯知识，启发学生抓住主要矛盾深入分析，探索历史原理。但是，许多教师的提问往往不能抓住重点，或者不能有深入的启发意义。

例如，有位年轻的老师在教《鸦片战争》时，先让学生阅读文本，然后这样设置问题：“鸦片战争是哪一年发生的？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以什么为标志？鸦片战争发生的原因是什么？”这三个问题看似步步提升，但是这是初中历史的思维，并没能深入到启发学生思考其中的历史规律。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做这样的具体改进：课堂伊始我们先结合学生比较熟悉的关于“鸦片战争”的影视材料激发兴趣，然后再给出相关材料让学生进行对比阅读。这样做足铺垫后，我们再提出思考性问题：（1）是什么国际国内因素促成了鸦片战争呢？（该问题旨在让学生分析鸦片战争的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2）鸦片贸易给中国带来了怎样的影响？（让同学们深入了解鸦片贸易的危害）（3）鸦片战争分别对中英两国产生了怎样深远的影响？这样设置问题，促使学生放开眼界，从大的历史背景进行对比和思考，这样才能让学生掌握历史思辨方法，有效提升课堂实效。

二、材料呈现混乱及改进策略

历史现象出现往往有其复杂的背景，我们需要通过大量的历史材料来让学生分析其必然性和偶然性，这样才能让学生通过体验掌握对历史规律的分析方法。然而，经验不足的历史老师，往往不加分辨地将相关材料堆砌一通，这样就无法突出重点，不能让学生通过分析掌握知识。

还以《鸦片战争》教学为例。有的老师为了激活课堂兴趣，可能会借助影视材料，但是如果选材不当，可能将学生引入到其他话题中。比如，有位老师想引导学生鸦片战争给中英两国带来了怎样的影响时，没经筛选就通过多媒体给大家展示出了鸦片战争前的鸦片贸易的相关材料，这样的话学生经过分析可能得到的是鸦片贸易给中国带来怎样的损失，这就偏离了主题。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选取材料一定要能抓住主题，所以，针对该问题教学我们需要呈现的材料是鸦片战争后给大清直接上造成怎样的失败，在间接上催生了怎样的改革；英国方面我们要给出鸦片战争前后对中国的贸易数据，让学生认识到鸦片战争让英国获取了怎样的长远利益。

概括地说，历史资料比较繁杂，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我们一定要事先筛选，让材料的呈现直中主题。这样才能让学生抓住主要矛盾，通过思考、对比和讨论，掌握对应的知识和分析方法。

三、纷乱的讨论及改进方法

课堂的本质就是师生多边互动探析知识生成的过程。对于历史这样开放性的学科，我们不能沉浸在灌输和背诵里，我们要注意设置话题让同学们展开讨论。通过讨论同学们可以发现自己的不足，吸取他人的长处，从而完成知识深化和拓展。但是如果我们把握不好，历史讨论课可能就会纷乱不堪。

有位教师曾设想通过下面的问题让学生以讨论的方式深入理解鸦片战争：“当大清开展禁烟运动时，鸦片战争打响了，但是这次战争不仅仅是为了维护鸦片贸易而斗争，它是要改变英国和大清之间商务关系和国际地位的斗争的开端。”问题一出，学生的热情很高涨，顿时分成了两派进行讨论，但是到课堂最终也没能讨论出实质性的结论。这其实是教师没能对讨论进行合理的管理和引导，遇到需要讨论的时候我们应该先指导学生从哪些角度去分析和讨论；点评时，不仅要给出结论，指出两组切中肯綮的论据和需要改进的地方，更重要的是要教给大家分析这种题型的思路和方法，让学生通过学习分析和解答此类问题的方法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以上是我联系多年的高中历史教学实践对当前低效利用教学方法的分析与探索。总的来说，教学过程中我们在借鉴优秀成果时一定要结合自己班级学生认知实情，然后再结合教学目标设置针对性的教学方法。只有抓住学生认知和教学主题目标，我们才不会在课堂上迷失，才能在有限的时间内有效达成教学目标。

鸦片战争论文范文 篇二

7月1日是香港回归20周年，2017年是鸦片战争爆发177周年。

鸦片战争这个名字，似乎中英两帝国是为鸦片大打出手，单凭这个名字就把大英帝国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起底就是个毒贩，装什么贵族？可是，鸦片战争真的是为了鸦片吗？

禁烟之争是大背景，但并不能说鸦片是战争的直接原因。因为禁不禁烟是各国的，是中国政府与在华经商的各商人的纠纷。

禁烟，不仅在中国有呼声，在英国本国也面临着巨大的道德压力，鸦片贩子虽然赚钱但在本国内形象也很臭。当然当时各国还没有普遍明文禁止鸦片，禁毒达成全球共识是很晚的事，大家知道，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大侦探福尔摩斯在故事里还时不时抽两口鸦片提提神。但无论中英，道德上对吸食鸦片是谴责的，政策是不鼓励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打响鸦片战争第一枪的英国代表义律，本人就是一个坚决的禁烟主义者，坚定地反对鸦片贸易。当后来林则徐下令收缴鸦片时，各国商人都顽抗不交，义律未经请示伦敦就命令英国商人交出所有存货20283箱鸦片，并代表英皇承诺赔偿英商的损失。义律的这个举动为后来的战争打下伏笔，因为原来是中国政府与英国商人之间的矛盾，义律答应补偿后就征收为英国政府的财产，虎门销烟变成了销毁英国政府财产，这样就演化为国与国之间的冲突。

当然，收缴鸦片、虎门销烟还不是鸦片战争的导火索。因为英商交出违规鸦片之后，禁烟令已经落实，紧张局势缓和。这从林则徐当时的奏折和书信中都能看出来，他认为鸦片贸易问题已经解决，禁烟使命已经完成，对抗的局面已经缓和，而战争“边衅”他认为绝无可能……

这时候是什么偶然事件插入，导致两国命运开始不可测的逆转呢？是此时突发的一桩刑事案件。战争的起因是林维喜案。

因为禁烟，大量英国商人侨民从广州城涌出，迁到了澳门、香港一带。大量人口涌入，英国侨民与当地村民发生矛盾。1839年7月7日，醉酒的英国水手在尖沙咀村与村民发生群体殴斗，村民林维喜在打斗中伤重身亡。林则徐要求按大清律将水手中一人偿命；义律同意赔偿死者家属，惩办所有参与此事的水手，但拒绝以其中一人杀头顶罪。

鸦片战争论文 篇三

一、肤浅提问及改进策略

问题是启发学生深入学习和探索的导索，课堂教学中我们常常在知识的关键节点或者转折点进行设问启发，这样便于连贯知识，启发学生抓住主要矛盾深入分析，探索历史原理。但是，许多教师的提问往往不能抓住重点，或者不能有深入的启发意义。

例如，有位年轻的老师在教《鸦片战争》时，先让学生阅读文本，然后这样设置问题：“鸦片战争是哪一年发生的？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以什么为标志？鸦片战争发生的原因是什么？”这三个问题看似步步提升，但是这是初中历史的思维，并没能深入到启发学生思考其中的历史规律。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做这样的具体改进：课堂伊始我们先结合学生比较熟悉的关于“鸦片战争”的影视材料激发兴趣，然后再给出相关材料让学生进行对比阅读。这样做足铺垫后，我们再提出思考性问题：（1）是什么国际国内因素促成了鸦片战争呢？（该问题旨在让学生分析鸦片战争的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2）鸦片贸易给中国带来了怎样的影响？（让同学们深入了解鸦片贸易的危害）（3）鸦片战争分别对中英两国产生了怎样深远的影响？这样设置问题，促使学生放开眼界，从大的历史背景进行对比和思考，这样才能让学生掌握历史思辨方法，有效提升课堂实效。

二、材料呈现混乱及改进策略

历史现象出现往往有其复杂的背景，我们需要通过大量的历史材料来让学生分析其必然性和偶然性，这样才能让学生通过体验掌握对历史规律的分析方法。然而，经验不足的历史老师，往往不加分辨地将相关材料堆砌一通，这样就无法突出重点，不能让学生通过分析掌握知识。

还以《鸦片战争》教学为例。有的老师为了激活课堂兴趣，可能会借助影视材料，但是如果选材不当，可能将学生引入到其他话题中。比如，有位老师想引导学生鸦片战争给中英两国带来了怎样的影响时，没经筛选就通过多媒体给大家展示出了鸦片战争前的鸦片贸易的相关材料，这样的话学生经过分析可能得到的是鸦片贸易给中国带来怎样的损失，这就偏离了主题。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选取材料一定要能抓住主题，所以，针对该问题教学我们需要呈现的材料是鸦片战争后给大清直接上造成怎样的失败，在间接上催生了怎样的改革；英国方面我们要给出鸦片战争前后对中国的贸易数据，让学生认识到鸦片战争让英国获取了怎样的长远利益。

概括地说，历史资料比较繁杂，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我们一定要事先筛选，让材料的呈现直中主题。这样才能让学生抓住主要矛盾，通过思考、对比和讨论，掌握对应的知识和分析方法。

三、纷乱的讨论及改进方法

课堂的本质就是师生多边互动探析知识生成的过程。对于历史这样开放性的学科，我们不能沉浸在灌输和背诵里，我们要注意设置话题让同学们展开讨论。通过讨论同学们可以发现自己的不足，吸取他人的长处，从而完成知识深化和拓展。但是如果我们把握不好，历史讨论课可能就会纷乱不堪。

鸦片战争论文 篇四

党的十以来，为加强和改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和理论研究工作，党中央先后召开了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文艺工作座谈会、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等会议，我在这些会议上作了讲话。召开这些会议，目的是听听各方面意见，大家一起分析形势、沟通思想、凝聚共识、谋划未来。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其发展水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在实践和理论上进行探索、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刚才，几位同志讲得很好，很多是真知灼见、肺腑之言，听了很受启发。下面，我就几个问题讲点意见，同大家交流讨论。

第一个问题：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

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革命战争年代，同志就说过，必须“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同志就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社会科学家，他撰写的《矛盾论》《实践论》等哲学名篇至今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他的许多调查研究名篇对我国社会作出了鞭辟入里的分析，是社会科学的经典之作。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邓小平同志指出：“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同志指出：“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培养高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家，与培养高水平的自然科学家同样重要；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与提高全民族的自然科学素质同样重要；任用好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与任用好自然科学人才并发挥他们的作用同样重要。”同志说：“应对激烈的国际综合国力竞争，在不断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的同时增强我国的文化创造力、民族凝聚力，增强中华文明的影响力，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和学术思想。”党的十以来，党中央继续制定政策、采取措施，大力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

观察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需要有一个宽广的视角，需要放到世界和我国发展大历史中去看。人类社会每一次重，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从西方历史看，古代希腊、古代罗马时期，产生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等人的思想学说。文艺复兴时期，产生了但丁、薄伽丘、达・芬奇、拉斐尔、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莎士比亚、托马斯・莫尔、康帕内拉等一批文化和思想大家。他们中很多人是文艺巨匠，但他们的作品深刻反映了他们对社会构建的思想认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前后，产生了霍布斯、洛克、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爱尔维修、潘恩、杰弗逊、汉密尔顿等一大批资产阶级思想家，形成了反映新兴资产阶级政治诉求的思想和观点。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而马克思主义则批判吸收了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的哲学思想，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人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思想。可以说，没有18、19世纪欧洲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20世纪以来，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为缓和社会矛盾、修补制度弊端，西方各种各样的学说都在开药方，包括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实用主义、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这些既是西方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深刻影响着西方社会。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到隋唐佛学、儒释道合流、宋明理学，经历了数个学术思想繁荣时期。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产生了儒、释、道、墨、名、法、阴阳、农、杂、兵等各家学说，涌现了老子、孔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董仲舒、王充、何晏、王弼、韩愈、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鲁迅等一大批思想大家，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化遗产。中国古代大量鸿篇巨制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理政智慧，为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内容，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

鸦片战争后，随着列强入侵和国门被打开，我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知识随之涌入。自那以后，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经历了刻骨铭心的惨痛历史，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经历了剧烈变革的阵痛。为了寻求救亡图存之策，林则徐、魏源、严复等人把眼光转向西方，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中体西用”，从洋务运动到新文化运动，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被翻译介绍到我国，不少人开始用现代社会科学方法来研究我国社会问题，社会科学各学科在我国逐渐发展起来。

特别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陈独秀、等人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倡导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社会。许多进步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在长期实践探索中，产生了郭沫若、李达、艾思奇、翦伯赞、范文澜、吕振羽、马寅初、费孝通、钱钟书等一大批名家大师，为我国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进行了开拓性努力。可以说，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是以马克思主义进入我国为起点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

现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不断健全，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取得丰硕成果。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深入研究和回答我国发展和我们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推出一大批重要学术成果，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重大贡献。

新形势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地位更加重要、任务更加繁重。面对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主流和非主流同时并存、社会思潮纷纭激荡的新形势，如何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面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国际发展环境深刻变化的新形势，如何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如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面对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各种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不断呈现、各类风险和挑战不断增多的新形势，如何提高改革决策水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新形势，如何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面对全面从严治党进入重要阶段、党面临的风险和考验集中显现的新形势，如何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总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可以也应该大有作为。

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战略还不十分明确，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哲学社会科学训练培养教育体系不健全，学术评价体系不够科学，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还不完善；人才队伍总体素质亟待提高，学风方面问题还比较突出，等等。总的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还处于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的状况，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改变这个状况，需要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加倍努力，不断在解决影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上取得明显进展。

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自古以来，我国知识分子就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和传统。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

第二个问题：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

马克思主义尽管诞生在一个半多世纪之前，但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它是科学的理论，迄今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指明了方向；马克思主义坚持实现人民解放、维护人民利益的立场，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全人类解放为己任，反映了人类对理想社会的美好憧憬；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内在联系及发展规律，是“伟大的认识工具”，是人们观察世界、分析问题的有力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不仅致力于科学“解释世界”，而且致力于积极“改变世界”。在人类思想史上，还没有一种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了如此广泛而巨大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既引发了中华文明深刻变革，也走过了一个逐步中国化的过程。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解决各种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成果，指导党和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近代以来我国发展历程赋予的规定性和必然性。在我国，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最终也不能发挥应有作用。正所谓“夫道不欲杂，杂则多，多则扰，扰则忧，忧而不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重大成果，但还远未结束。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在对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问题上，绝大部分同志认识是清醒的、态度是坚定的。同时，也有一些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不深、理解不透，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上功力不足、高水平成果不多，在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上功力不足、高水平成果不多。社会上也存在一些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中国现在搞的不是马克思主义；有的说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意识形态说教，没有学术上的学理性和系统性。实际工作中，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这种状况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即使在当今西方社会，马克思主义仍然具有重要影响力。在本世纪来临的时候，马克思被西方思想界评为“千年第一思想家”。美国学者海尔布隆纳在他的著作《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中表示，要探索人类社会发展前景，必须向马克思求教，人类社会至今仍然生活在马克思所阐明的发展规律之中。实践也证明，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科学如何进步，马克思主义依然显示出科学思想的伟力，依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

我国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自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贯穿研究和教学全过程，转化为清醒的理论自觉、坚定的政治信念、科学的思维方法。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首先要解决真懂真信的问题。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状况与其研究者坚持什么样的世界观、方法论紧密相关。人们必须有了正确的世界观、方法论，才能更好观察和解释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各种现象，揭示蕴含在其中的规律。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认识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等原理，为我们研究把握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各个领域提供了基本的世界观、方法论。只有真正弄懂了马克思主义，才能在揭示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上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才能更好识别各种唯心主义观点、更好抵御各种谬论。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眼界广阔、知识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博大精深，涉及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各个领域，涉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科技、军事、党建等各个方面，不下大气力、不下苦功夫是难以掌握真谛、融会贯通的。“为学之道，必本于思。”“不深思则不能造于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我看过一些西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书，其结论未必正确，但在研究和考据马克思主义文本上，功课做得还是可以的。相比之下，我们一些研究在这方面的努力就远远不够了。恩格斯曾经说过：“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不能采取浅尝辄止、蜻蜓点水的态度。有的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没读几本，一知半解就哇啦哇啦发表意见，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也有悖于科学精神。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核心要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为谁著书、为谁立说，是为少数人服务还是为绝大多数人服务，是必须搞清楚的问题。世界上没有纯而又纯的哲学社会科学。世界上伟大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都是在回答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创造出来的。研究者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研究什么，主张什么，都会打下社会烙印。我们的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脱离了人民，哲学社会科学就不会有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生命力。我国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坚持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尊重人民主体地位，聚焦人民实践创造，自觉把个人学术追求同国家和民族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研究成果。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最终要落实到怎么用上来。“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新形势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实践、科学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它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恩格斯早就说过：“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结合新的实践不断作出新的理论创造，这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奥妙所在。

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也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什么都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来说话，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说过的就不能说，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同时，根据需要找一大堆语录，什么事都说成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说过了，生硬“裁剪”活生生的实践发展和创新，这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落到研究我国发展和我们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来，落到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和有效办法上来。要坚持用联系的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增强战略性、系统性思维，分清本质和现象、主流和支流，既看存在问题又看其发展趋势，既看局部又看全局，提出的观点、作出的结论要客观准确、经得起检验，在全面客观分析的基础上，努力揭示我国社会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逻辑大趋势。

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了，《资本论》过时了。这个说法是武断的。远的不说，就从国际金融危机看，许多西方国家经济持续低迷、两极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加深，说明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但表现形式、存在特点有所不同。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不少西方学者也在重新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资本论》，借以反思资本主义的弊端。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撰写的《21世纪资本论》就在国际学术界引发了广泛讨论。该书用翔实的数据证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已经达到或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认为不加制约的资本主义加剧了财富不平等现象，而且将继续恶化下去。作者的分析主要是从分配领域进行的，没有过多涉及更根本的所有制问题，但使用的方法、得出的结论值得深思。

第三个问题：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我国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国，研究队伍、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在世界上都是排在前面的，但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具有什么特点呢？我认为，要把握住以下3个主要方面。

第一，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哲学社会科学的现实形态，是古往今来各种知识、观念、理论、方法等融通生成的结果。我们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特别是要把握好3方面资源。一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源，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成果及其文化形态，如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我国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社会、生态、外交、国防、党建等领域形成的哲学社会科学思想和成果。这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内容，也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最大增量。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这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分宝贵、不可多得的资源。三是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包括世界所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积极成果，这可以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益滋养。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融通各种资源，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我们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既向内看、深入研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又向外看、积极探索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既向前看、准确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趋势，又向后看、善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

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文化，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成长发展的深厚基础。我说过，站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13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国人民应该有这个信心，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这个信心。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

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让世界知道“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

强调民族性并不是要排斥其他国家的学术研究成果，而是要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使民族性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这是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发展规律。

我们既要立足本国实际，又要开门搞研究。对人类创造的有益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我们应该吸收借鉴，但不能把一种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当成“唯一准则”，不能企图用一种模式来改造整个世界，否则就容易滑入机械论的泥坑。一些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可以用来说明一些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历程，在一定地域和历史文化中具有合理性，但如果硬要把它们套在各国各民族头上、用它们来对人类生活进行格式化，并以此为裁判，那就是荒谬的了。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批判精神，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可贵的精神品质。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范畴很广，不同学科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对一切有益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我们都要研究借鉴，不能采取不加分析、一概排斥的态度。马克思、恩格斯在建立自己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就大量吸收借鉴了前人创造的成果。对现代社会科学积累的有益知识体系，运用的模型推演、数量分析等有效手段，我们也可以用，而且应该好好用。需要注意的是，在采用这些知识和方法时不要忘了老祖宗，不要失去了科学判断力。马克思写的《资本论》、列宁写的《帝国主义论》、同志写的系列农村调查报告等著作，都运用了大量统计数字和田野调查材料。解决中国的问题，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要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如果不加分析把国外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奉为圭臬，一切以此为准绳，那就没有独创性可言了。如果用国外的方法得出与国外同样的结论，那也就没有独创性可言了。要推出具有独创性的研究成果，就要从我国实际出发，坚持实践的观点、历史的观点、辩证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在实践中认识真理、检验真理、发展真理。

第二，体现原创性、时代性。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且解决不了我国的实际问题。1944年，同志就说过：“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思想。我们既反对盲目接受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永恒主题，也是社会发展、实践深化、历史前进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然要求。社会总是在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总是层出不穷的，其中有一些可以凭老经验、用老办法来应对和解决，同时也有不少是老经验、老办法不能应对和解决的。如果不能及时研究、提出、运用新思想、新理念、新办法，理论就会苍白无力，哲学社会科学就会“肌无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可大可小，揭示一条规律是创新，提出一种学说是创新，阐明一个道理是创新，创造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是创新。

理论思维的起点决定着理论创新的结果。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马克思曾深刻指出：“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洛克的《政府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汉密尔顿等人著的《联邦党人文集》、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约瑟夫・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西蒙・库兹涅茨的《各国的经济增长》等著作，过去我都翻阅过，一个重要感受就是这些著作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是思考和研究当时当地社会突出矛盾和问题的结果。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持理论创新，正确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课题，不断根据新的实践推出新的理论，为我们制定各项方针政策、推进各项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导。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生态文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施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坚持正确义利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等等，都是我们提出的具有原创性、时代性的概念和理论。在这个过程中，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作出了重大贡献，也形成了不可比拟的优势。

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加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领域的分析研究，加强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阐释，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这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着力点、着重点。一切刻舟求剑、照猫画虎、生搬硬套、依样画葫芦的做法都是无济于事的。

第三，体现系统性、专业性。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涵盖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党建等各领域，囊括传统学科、新兴学科、前沿学科、交叉学科、冷门学科等诸多学科，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现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已基本确立，但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是一些学科设置同社会发展联系不够紧密，学科体系不够健全，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比较薄弱。下一步，要突出优势、拓展领域、补齐短板、完善体系。一是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二是要加快完善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如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新闻学、人口学、宗教学、心理学等，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三是要注重发展优势重点学科。四是要加快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使这些学科研究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突破点。五是要重视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这些学科看上去同现实距离较远，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需要时也要拿得出来、用得上。还有一些学科事关文化传承的问题，如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等，要重视这些学科，确保有人做、有传承。总之，要通过努力，使基础学科健全扎实、重点学科优势突出、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创新发展、冷门学科代有传承、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辅相成、学术研究和成果应用相互促进。

学科体系同教材体系密不可分。学科体系建设上不去，教材体系就上不去；反过来，教材体系上不去，学科体系就没有后劲。据统计，全国本科院校几乎都设立了哲学社会科学学科，文科生也占了在校学生很大比例。这些学生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后备军，如果在学生阶段没有学会正确的世界观、方法论，没有打下扎实的知识基础，将来就难以担当重任。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有重要的育人功能，要面向全体学生，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养成科学思维习惯，促进身心和人格健康发展。培养出好的哲学社会科学有用之才，就要有好的教材。经过努力，我们在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过程中，教材建设取得了重要成果，但总体看这方面还是一个短板。要抓好教材体系建设，形成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立足国际学术前沿、门类齐全的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在教材编写、推广、使用上要注重体制机制创新，调动学者、学校、出版机构等方面积极性，大家共同来做好这项工作。

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这项工作要从学科建设做起，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要鼓励哲学社会科学机构参与和设立国际性学术组织，支持和鼓励建立海外中国学术研究中心，支持国外学会、基金会研究中国问题，加强国内外智库交流，推动海外中国学研究。要聚焦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推出并牵头组织研究项目，增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力。要加强优秀外文学术网站和学术期刊建设，扶持面向国外推介高水平研究成果。对学者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发表学术文章，要给予支持。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项极其繁重的任务，要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各方面力量协同推进。要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搭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平台，全面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创新。要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学院、报刊网络理论宣传等思想理论工作平台的作用，深化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要运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图书文献、网络、数据库等基础设施和信息化建设，加快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建设，构建方便快捷、资源共享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信息化平台。要创新科研经费分配、资助、管理体制，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作用，把财政拨款和专项资助结合起来，把普遍性经费资助和竞争性经费资助结合起来，把政府资助和社会捐赠结合起来，加大科研投入，提高经费使用效率。要建立科学权威、公开透明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价体系，建立优秀成果推介制度，把优秀研究成果真正评出来、推广开。

第四个问题：加强和改善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

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加强和改善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是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根本保证。

各级党委要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加强政治领导和工作指导，一手抓繁荣发展、一手抓引导管理。要深化管理体制改革，形成既能把握正确方向又能激发科研活力的体制机制，统筹管理好重要人才、重要阵地、重大研究规划、重大研究项目、重大资金分配、重大评价评奖活动。要统筹国家层面研究和地方层面研究，优化科研布局，合理配置资源，处理好投入和效益、数量和质量、规模和结构的关系，增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能力。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既要有比较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又要有比较丰富的社会科学知识，以不断提高决策和领导水平。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2015年11月，我主持中央深改组会议，通过了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方案，第一批高端智库已经建立并运行起来。我在那次会议上强调，要建设一批国家亟需、特色鲜明、制度创新、引领发展的高端智库，重点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开展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政策研究。近年来，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建设智库热情很高，成果也不少，为各级党政部门决策提供了有益帮助。同时，有的智库研究存在重数量、轻质量问题，有的存在重形式传播、轻内容创新问题，还有的流于搭台子、请名人、办论坛等形式主义的做法。智库建设要把重点放在提高研究质量、推动内容创新上。要加强决策部门同智库的信息共享和互动交流，把党政部门政策研究同智库对策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引导和推动智库建设健康发展、更好发挥作用。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从人抓起，久久为功。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是知识分子密集的地方。目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有五路大军，我们要把这支队伍关心好、培养好、使用好，让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成为先进思想的倡导者、学术研究的开拓者、社会风尚的引领者、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要实施以育人育才为中心的哲学社会科学整体发展战略，构筑学生、学术、学科一体的综合发展体系。要实施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工程，着力发现、培养、集聚一批有深厚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学贯中西的思想家和理论家，一批理论功底扎实、勇于开拓创新的学科带头人，一批年富力强、锐意进取的中青年学术骨干，构建种类齐全、梯队衔接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才体系。要完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职称评定和人才遴选制度，建立规范的奖励体系，表彰有突出贡献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增强他们的荣誉感、责任感、获得感。宣传部门、组织人事部门、教育部门和高等院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党校行政学院、党政部门所属研究机构、军队院校等要共同努力，形成培养哲学社会科学人才的良好激励机制，促进优秀人才不断成长。

要认真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做到政治上充分信任、思想上主动引导、工作上创造条件、生活上关心照顾，多为他们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领导干部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哲学社会科学，尊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辛勤付出和研究成果，不要觉得哲学社会科学问题自己都能讲讲，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学问。要主动同专家学者打交道、交朋友，经常给他们出题目，多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要加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人才使用，让德才兼备的人才在重要岗位上发挥作用。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方针。要提倡理论创新和知识创新，鼓励大胆探索，开展平等、健康、活泼和充分说理的学术争鸣，活跃学术空气。要坚持和发扬学术民主，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提倡不同学术观点、不同风格学派相互切磋、平等讨论。要正确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不要把一般的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也不要把政治问题当作一般的学术问题，既反对打着学术研究旗号从事违背学术道德、违反宪法法律的假学术行为，也反对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混淆起来、用解决政治问题的办法对待学术问题的简单化做法。

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必须解决好学风问题。当前，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存在一些不良风气，学术浮夸、学术不端、学术腐败现象不同程度存在，有的急功近利、东拼西凑、粗制滥造，有的逃避现实、闭门造车、坐而论道，有的剽窃他人成果甚至篡改文献、捏造数据。有的同志比较激烈地说，现在是著作等“身”者不少、著作等“心”者不多。要大力弘扬优良学风，把软约束和硬措施结合起来，推动形成崇尚精品、严谨治学、注重诚信、讲求责任的优良学风，营造风清气正、互学互鉴、积极向上的学术生态。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树立良好学术道德，自觉遵守学术规范，讲究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崇尚“士以弘道”的价值追求，真正把做人、做事、做学问统一起来。要有“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执着坚守，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守得住底线，立志做大学问、做真学问。要把社会责任放在首位，严肃对待学术研究的社会效果，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真善美的追求者和传播者，以深厚的学识修养赢得尊重，以高尚的人格魅力引领风气，在为祖国、为人民立德立言中成就自我、实现价值。

同志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历史进程中，我国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天地广阔。希望大家不畏艰辛、不辱使命，以自己的智慧和努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断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鸦片战争论文 篇五

世之文明传播，如水之流动，无不以高就低，以多就少。黄河流域乃中华文明之核心，秦汉时期，即向外辐射，西由丝路通西域天竺，东经海上达朝鲜扶桑，受者众也。及至隋唐，与大食，大秦，波斯互通有无，商贾使节，往来参差，东西文化，融会贯通，汉风之纯已无如秦汉。近世，则欧罗巴取而代之，西学东渐，亦情理中事，然鸦片战争后，国事衰微，外受列强之辱，劣药之害，内存国体之变，群雄之争，内忧外患，雪霜交加，有识之士，扼腕叹息。当此之时，国际法传入中国，其史亦悠久，现选取闻人若干，志其平生。

一、francisco de victoria(1480?-1546) 维多利亚

西班牙所谓黄金时代活跃过的著名神学家，为当代国际法学奠定初步基础的学者。生年生地不详，入黑袍教，在巴黎大学习圣托马斯的《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cal)，回国后，初执教于巴利亚多里德大学，1526年任萨拉曼卡大学神学教授，讲《神学大全》至逝世，是当时西班牙首屈一指的神学家，该国学术和文化的中心人物，推动西班牙第二期经院哲学全盛时期形成的中流砥柱。其讲义死后出版，冠名为《神学感想录》(relectiones theologicae)，其中有两篇讲义即《关于最近发现的美国印第安人》(de indis recenter inventis)和《关于西班牙人对野蛮人的战争法》(de jure belli hispanorum in barbaros)是受到人们重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视的宝贵的古典国际法。两者均提出了“印第安人问题”，即保护印第安人，使其免受西班牙殖民者的迫害问题，并根据道德神学的立场进行了论述，成为今天国际法的基本观念和出发点。

二、francisco suarez(1548-1617) 苏亚利兹

新教的先驱者，西班牙的伟大神学家。生于格拉纳达，曾在萨拉曼卡大学攻读神学、哲学、教会法，并在塞哥维亚、巴利亚多里德、阿尔卡拉等地大学教授神学和哲学，间中在罗马耶酥会学院讲学，后应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的邀请到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任神学教授，死后留下数量巨大的著作。他在学术界最负盛名的著作是《形而上学质疑》，阐述亚里斯多德——托马斯哲学的优秀权威著作，多年来被欧洲多个大学用做教科书。有关国际法的重要文献如下。

1.《法律及神为立法者论》第2卷第17-20章的《万民法》(ius gentium) 论述了国际法的基本性质，分析了万民法的概念，将其分成各民族之间的法和各民族内部的法，严格的讲前者才是本来意义上的万民法，是由自然法发展起来的实在法。

2.《论神学上的三德——信仰、希望和爱》第三编《论爱》(de charitate)中的《论战争》(de bello) 根据经院式的正义战争论观点进行论述，特点在于认为正义战争是对非正义侵犯所行使的惩罚权。

三、hugo grotius(1583-1645) 格老秀斯

著名荷兰法学家，誉为“国际法之父”。生于代尔夫特的名人之家，幼称神童，8岁能以拉丁文为诗，年12入来顿大学，15岁随使赴法，法王亨利四世称其为“荷兰的奇迹”，归途获博士学位于奥尔良大学，16岁为著名律师。后从政，历任荷兰州与西弗里斯兰州历史编纂官，荷兰、泽兰、西弗里斯兰最高法务官等职。1618年因卷入政教纷争被捕，囚于卢夫斯坦城，后籍妻助越狱，于巴黎政治避难，路易13庇护10年，1634年任瑞典驻法大使，1645年至斯德哥尔摩觐见克里斯蒂娜女王，辞职，殁于归途。有关国际法的著作如下。

1.《捕获法》(de jure praedae) 遗稿，1868年出版，论述了荷兰东印度公司捕获竞争对手葡萄牙商船卡特里娜号案，格氏关于国际法学说的最基本文献。

2.《海洋自由论》(mare liberum) 把《捕获法》第12章改动后于1609年单独出版，阐明海洋自由原则而闻名，

3.《对威廉•威尔伍德批驳海洋自由论第5章的辩解》(defensio capitis quinti maris liberi oppugnati a guilielmo welwodo) 与《海洋自由论》有密切关联，原书未出版，1872作为穆拉《闭海论》(mare clausum) 的附录发表。

4.《战争与和平法》(de jure belli ac pacis) 根据《捕获法》第3-10章阐述的正义战争的基本理论假如此后的研究结果而成，主张禁止和限制战争，基本上形成了今天的国际法学体系，是国际法学上最重要的文献，多次再版，广为流传。

四、albericus gentilis(1552-1608) 真提利斯

格氏的先驱，国际法学史上之重要学者。生于北意大利

的圣•几内西奥，毕业于佩鲁贾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后从事律师，新教教徒，避难英国，后任牛津大学罗马法女王讲座的教授(regius professor of civil law)。有关的国际法著作如下。

1.《外交使节论》(de legationibus) 以门多萨案件为基础，即西班牙公使煽动反叛英女王伊丽莎白事件，论述了外交使节起源、接受方法、特权和使节资格等。

2.《战争法》(de jure belli) 以《战争法注释》(de jure belli commentatio)第1-3篇为基础，共2卷，论述了战争的正当主体和原因、战争的正当方法、战争的正当结束，即胜利者的权利及媾和条约。强调在战争中依然贯穿着法的支配。特点是从纯粹法律理论角度论述，还列举了许多文件和历史事实，用归纳和实证的方法进行论证，格氏在撰写《战争与和平法》时曾主要参考此书。

3.《西班牙辩护论》(advocationis hispanicae) 。1605年任西班牙公使馆律师时，就西班牙与荷兰间于战争中发生的拿捕案件，在英国高等海事法院(high court of admiralty)诉讼的辩护笔记，死后由其弟出版，在论述国家对沿岸毗连海域的管辖权方面有重要意义。

五、samuel pufendorf(1632-1694)普芬道夫

继格氏后的国际法创始人之一，是所谓启蒙时期自然法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生于萨克森，父为路德教牧师，先于莱比锡大学修哲学、历史和法律学，后于耶拿大学师从昂格尔习笛卡儿哲学及其论证方法，以及欧几里德方法在道德学和法律学上的运用。1658年因丹瑞战争牵连入狱，撰写了《普遍法学原理》(elementorum iurisprudentiae universalis)，运用了独特的论证方法即欧几里德的数学论方法，是一部论述法哲学的重要著作，1660年出版后获好评，1661年应聘任海德尔贝格大学新设立的“自然法与万民法讲座”教授。1670年任瑞典隆德大学教授，撰写了《自然法与万民法》(de jure naturae et gentium)，详细论述了自然法的本质及其体系，其中多处章节涉及到国际法。1677年任瑞典史料编纂官、枢密院顾问，1688年任勃兰登堡史料编纂官，逝于柏林。其著作还有《自然法上的人和公民的义务》(de offocoos hominis et civis)，是将前书压缩而成的，流传甚广。其学说的最大特点是认为国际法只能是自然法。

六、emmerich de vattel(1714-1767) 瓦特尔

鸦片战争论文 篇六

[关键词]禁烟；鸦片消费文化心理；让·鲍德利亚消费理论

一、学术界对传统禁烟问题研究的质疑

早期学术界在禁烟问题上，主要围绕鸦片战争前统治阶级内部是否存在严禁派和弛禁派；严禁派和弛禁派各自代表的利益集团是什么展开。对弛禁派与严禁派具体的划分大抵有两种，一种观点认为以许乃济为代表，主张放宽鸦片输入，征收税收；以银易货，防止白银外流；禁官不禁民，鼓励鸦片种植等观点的为弛禁派，而继续推行严禁鸦片措施的为严禁派。另一种则以黄爵滋上谕《请严塞漏厄以培国本折》为划分标准，同意以死刑惩治鸦片吸食，以杜绝白银外流主张的为严禁派，以后在鸦片战争演变为主战派；而主张按照以往作法，重治贩卖而不重治吸食的就是弛禁派，以后就成为鸦片战争中的投降派。如上文提到，学术界对此种分类也提出了质疑。其质疑的理由如下：

1、禁烟不是目的，主要是为了缓解银荒和财政危机；弛禁派和严禁派只是在禁烟策略上不同，但维护清朝统治，巩固阶级利益的根本目的是一致的。

2、从道光皇帝的态度来看，道光皇帝是主张严禁鸦片的，久混于官场的大臣不至于公开忤逆皇帝的旨意。况且自许乃济于道光十六年（1836年）4月27日上书到道光十八年（1838年）9月道光帝采用黄爵滋的严禁主张，许乃济“即行休致，以示惩儆”[1]，朝中也无人再提弛禁。再者，从清朝的官方文书中也找不到主张弛禁的言论。

3、琦善、穆彰阿等人在禁烟运动中表现出色，如琦善在1838年8月到11月，共起获烟土十五万余两，这一数字仅低于邓廷桢主政的广东时二十六万余万两，而高于林则徐主政的湖北的二万余两，居全国第二。

上述的批评不无道理，但不难发现，早期研究中以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为基础，认为在某个特定的阶级社会，必然存在对抗的基本阶级，而在一个阶级内部，可以划分为若干个不同阶层，不同阶级甚至不同阶层利益的纷争，构成了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冲突。所以早期研究者特别注重从阶级角度分析不同阶级所代表的利益，但在划分两派时却忽视了两者在根本目的上的一致性，导致了两派划分的争议。所谓的两大派别其本质目的都是维护清朝的阶级统治，因而早期研究中的“两大派别说”、“三大派别说”以及对于琦善、许乃济的投降派归类是值得商榷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对清朝统治阶级内部不同主张进行区分，在承认肯定统治阶级内部同一目的下，仍然可以对各个主张的得失进行分析。笔者试从鸦片科学知识匮乏和无知所带来的畸形消费角度来解读国人吸食鸦片的社会文化心理。

二、鸦片吸食消费文化心理的形成原因与鸦片吸食者跟风心理

关于鸦片的流入情况，据姚薇元考证，鸦片最早起源于希腊，盛产于南欧和小亚细亚。唐朝乾封二年（667年），拂菻国曾献“底也伽”。“底也伽”当时是作为一种治疗痢疾的药物被唐朝人不知不觉中运用。由于唐朝阿拉伯人在扬州、广州等地贸易，作为鸦片原料的罂粟也随之输入。直到明朝，从南洋学习了提取罂粟的汁液，制为鸦片的方法。明代的医书也都大量记载着鸦片的制法和功效。明代“其后便以荷兰人为媒介，从爪哇传入台湾，再从台湾传入漳、泉、厦门。从此以后我国人就沾染吸食鸦片的恶习了”[2]。明代万历十七年（1589年）鸦片正式以药物进口的方式流入中国。

鸦片战争论文 篇七

《林则徐虎门销烟》这篇课言文是小学生学习中国近代史的第一课。利用这课的史实，加强思维训练，培养和训练学生思维的深刻性，对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学会正确的思维方法十分重要。“虎门销烟”又是近代中国人民和仁人志士反帝斗争的序曲，是对年轻一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

在《林则徐虎门销烟》一课的教学中，讲清楚禁烟与鸦片战争的关系，对于树立学生正确的历史观点和学会正确的分析方法具有重要意义。在思考这个问题时学生很容易滑入一个误区，即把禁烟和鸦片战争看成是因果关系。下列三种表面现象是导致这种错误观点的原因：一是在时间顺序上，禁止鸦片在前，鸦片战争在后，很容易滑入前是“因”，后是“果”的思维误区；二是在关系物上，禁烟关系物是“鸦片”，接着发生的战争名称就是“鸦片战争”，学生容易由“禁止”与“反禁止”的矛盾中，理解为“因”与“果”的关系；三是在与这一历史事件相关的国家上，走私鸦片，主要烟贩是英国人，禁止鸦片受打击最重的是英国奸商，鸦片战争的发动者，又是英帝国主义者，这也使学生容易滑到“因果关系”的思维渠道。要使学生明白爆发鸦片战争的根本原因并不是由中国人禁止鸦片造成的这一正确观点是教学的难点。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培养学生良好的思维品质，训练学生思维的深刻性。

思维的深刻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具有较强的“穿透力”，即能够透过表面现象，排除干扰因素和枝蔓细节，看清事情的本质；二是具有较强的“筛选力”，即从若干现象、若干矛盾中，找准最主要的因素，找到代表事物性质的主要因素和矛盾，揭示事物的本质；三是具有较强的“剖析力”，即在分析、研究事物呈现的各种表像时能层层递迸，步步逼近，找到事物的本质，而不是蜻蜒点水，浅尝辄止，更不是凭着“大概”和“可能”等模糊语言来认识事物的本质。在《林则徐虎门销烟》一课教学中，如果没有经过认真分析，就向学生提问：爆发鸦片战争的原因是什么？很多小学生会这么回答：是因为中国“禁烟”。出现这个答案并不奇怪，因为只具初浅思维能力的小学生是不由自主地滑入误区，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为防止学生出现理解偏差，培养他们思维的深刻性，教师不应当过快过早地提问“爆发鸦片战争的原因是什么”，可以精心设计若干问题，有步骤地引导学生思考，逐渐认识事件的本质。

第一步，让学生深刻认识鸦片的危害。鸦片是毒品，首先直接危害吸食鸦片的人。鸦片使他们“身体变得很瘦弱”，由于上了瘾，就要花钱去买鸦片，结果弄得家产耗尽，甚至做贼偷盗，败坏社会风气。经过这样的讲解，学生对鸦片的危害能有一定的认识。再讲鸦片对中国的危害。教师要引导学生抓装生产”、“体质”、“军队”和“白银”四个词思考鸦片严重影响了社会生产和人民体质，军队战斗力削弱了，大量白银流到了英国殖民者手里，这些现象不正说明了中国的人民和国家都受到鸦片的严重危害吗？第二步，要求学生弄清楚英国在中国走私鸦片的真正目的是为掠夺白银。第三步，引导学生理解禁止鸦片的必要性。既然鸦片一害人民，二害国家，中国人民禁止鸦片，就是正义的行动，是必然的措施。学生应沿着这一思维渠道发展，形成憎恶鸦片、仇恨帝国主义的强烈激情。

第四步是最关键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在学生明白了英国走私鸦片的罪恶目的之后。

鸦片战争论文 篇八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2)05―0056―04

在新中国中学历史课程内容演变史上，鸦片战争乃必选史实。关于鸦片战争的历史定位，史学界和中学历史教学界都一致认定它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自此，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为近代史鸦片战争观。但是，从清史角度看，鸦片战争发生于道光二十年的晚清时代，它又是清史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为清史鸦片战争观。近代史鸦片战争观强调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质变而淡化了清史本身的内在连续性；清史鸦片战争观重视清史本身的内在连续性而淡化了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质变。举目时下的中学鸦片战争史教学，近代史鸦片战争观如观烛照，而清史鸦片战争观则晦暗不明。因此，恰当地调适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深化中学鸦片战争史教学大有裨益。

一、近代史鸦片战争观聚焦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质变而易淡化清史本身的内在连续性

(一)近代史鸦片战争观的由来

近代史鸦片战争观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抗日救亡时期。当时，空前的民族危亡促使一批史学家把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重心转向了揭示帝国主义侵华与中国人民的抵抗史，以增强团结御侮的民族凝聚力。于是，鸦片战争就从一般性历史事件转变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蒋廷黼、陈恭禄、李平心等史学家所著的《中国近代史》都从鸦片战争写起，认为鸦片战争开始了中国近代反侵略的历史。其中，李平心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认为，以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发端，理由很简单。鸦片战争是中国开始为国际资本主义浪潮所袭击，引起社会内部变化的一个重大关键；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才日益走上殖民地道路，引发了社会各方面的巨大转变。

与史学研究相比，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学鸦片战争史教学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当时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并未将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但是，鸦片战争作为反抗西方侵略的历史起点的看法日益彰显。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持的理论方法虽然与前述史学家不同，但是，在鸦片战争的历史定位上却表现出趋同性。20世纪30年代以后，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一系列著作中反复申明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开端的历史地位。他认为，中国近代史就是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它是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史学界和中学历史教学界普遍接受了关于鸦片战争历史定位的看法，近代史鸦片战争观也就从民国时期的一种史学观点上升为国家和政府的意志，相沿至今而成不易之论。

(二)近代史鸦片战争观揭示了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质变却淡化了清史本身的内在连续性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近代史鸦片战争观的主流内涵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中国人民的抵抗。新中国成立以后，近代史鸦片战争观的主导内涵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经历了一个历史发展过程。1912年，列宁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中首次使用“半封建的农业国家”来说明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1915年，列宁又在《社会主义与战争》中首次提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来说明近代中国的国际地位。此时，“半殖民地”和“半封建”还是两个相互分离的不同概念。1926年，随着国民大革命运动的高涨，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第一次将两者联为一个完整的新概念，即“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中国”，以此概括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此后，这一概念就为中国共产党人所普遍认同和沿用。1939年，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从六个方面系统地概括了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后来，的“两半论”就成为新中国近代史学研究和中学历史教学“两半论”的基本立足点。

对于“两半论”的提法，史学界有两种看法。第一种观点是不同意用“两半论”来概括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中，曾经出现过“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宗法封建社会”“封建思想所支配的初期资本主义”等种种提法；又如，在新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学界倾向于使用“半殖民地社会”来界定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而不愿意使用“半封建社会”这一概念。第二种观点是对“两半论”提出新理解。传统观点一向是从政治上的半殖民地和经济上的半封建来分开论述“两半论”的，新观点认为，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个完整的社会形态，不能机械地把“半殖民地”和“半封建”断为两截。

近代中国社会如何定性，学界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异中求同，大家的讨论还是具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即近代中国社会确实发生了与传统社会不同的一些大变化、大转折。其实，早在鸦片战争以后的晚清社会，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就已经意识到了这种变化，从而形成了“变化”的时代观。例如，李鸿章在1874年的《筹议海防折》提出，中国当时正处于“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遇到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此后，“变化”就成为学界对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特征的概括。那么，这种变化始自何端呢？学界的主流观点定于鸦片战争。因为鸦片战争是英国凭借工业革命之力持续地、正面地、大强度地撞击中国的开始，引起了中国社会内部持久地、剧烈地、全面地变革。鸦片战争之前，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俄罗斯等国家虽然已经叩响了中国的大门，但是，这种撞击毕竟是零星的、时断时续的、局部的，它并没有引起中国社会内部的剧烈变化。总之，近代史鸦片战争观的核心在于揭示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质变。

任何史学观点都具有两面性，如果一味地强调一面而忽视另一面，就会带来历史思维的僵化，形成历史认识的误区。近代史鸦片战争观的僵化人为地割裂了清史本身的内在连续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历史学二级学科的分类来看，鸦片战争划分了中国古代史与中国近代史，也把完整的清史拦腰截断，鸦片战争以前的清史属于中国古代史，鸦片战争以后的清史属于中国近代史。第二，从史学研究来看，清史学者与晚清近代史学者各为畛域，清史学者很少关注晚清近代史，晚清近代史学者也很少溯及清代前中期的历史。通史性著作如此，学术论文索引的编排亦如是。第三，从历史教学来看，鸦片战争史教学往往笼统地罗列晚清社会的历史表象，很少深究其渊源性的内在制度根源，缺乏说服力。所以，在近代史鸦片战争观的局限性日益固化的情况下，清史鸦片战争观或许可以弥补其不足。

二、清史鸦片战争观重视清史的内在连续性却易淡化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质变

对于鸦片战争的发生与失败，近代史鸦片战争观一般会强调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帝国主义的外在侵略本性，它虽然迎合了近代屈辱民族情感的宣泄，却遮蔽了对历史内因的理性深

究。实际上，在国内外史学界，从整体清史的角度来探究鸦片战争史的观点也一直不绝于书。其中，美国“哈佛学派”的观点颇具代表性。费正清和邓嗣禹从清朝传统的纳贡制度梳理出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世界秩序”观，据此分析鸦片战争发生与失败的深层文化观念原因，并指出这是清朝官僚等级制政治结构在对外政策上的反映。徐中约认为，即使把鸦片战争作为近代的起点，也仍需要熟悉清朝前中期的制度，如果对这些制度不甚了了，就很难理解传统中国向近代中国的转化。蒋廷黼认为，对于李鸿章提出的近代大变局，需要考察其由来。李文海认为，认识鸦片战争以后晚清社会性质的巨大变化，就不能把晚清史与清朝前中期的历史割裂开来。循此思路，下面对鸦片战争的内因稍加分析。

提及鸦片战争的成因，中学历史教师已经形成一个模式化的分析框架：政治腐败、土地兼并、军备废弛、闭关锁国。试问，这些历史表象背后的历史本因又是什么呢？这恐怕就会涉及清朝统治者的治国策略，其治国策略又会衍生出一系列的制度架构，而这些制度架构又会演化出应对外来冲击的种种历史行为。所以，笔者始终认为，鸦片战争史的教学，如果不能触及清朝最高统治者内心深处的统治思想，仅仅停留在泛化的历史表象，那么，这样的教学难免流于肤浅。

清朝的统治思想离不开所处的内外环境。在清朝前中期，从外部环境看，来自外部的冲击虽有，但持续性和强度都不大。从内部环境看，一是边疆少数民族问题，虽然一度突出，但在恩威并施下也“四夷宾服”；二是占绝大多数的汉族问题，虽然统治者口称“满汉一家”，但内心的防范意识一直没有放松。所以，清朝前中期的统治思想就是“防内”为上，以求政治稳定。为此，牺牲发展也在所不惜。

“防内”统治思想在清朝制度的各个层面都有体现，限于篇幅，也由于鸦片战争与清朝的军事制度直接相关，下面就重点探讨一下“防内”思想在清朝军事制度上的表现，庶几能够窥探鸦片战争失败之内因。

1.“防内”思想使“重文轻武”渐成社会风尚。在清朝前中期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武将的品秩和薪水虽高，却无文官治民理财的实权，文科举成显途，以拉硬弓中试的武将沦为一介鲁莽武夫。督抚将兵，防内治民尚可，一遇强劲外敌则难免纸上谈兵。

2.“防内”思想使清军的治安警察色彩浓重，防外敌的国防军职能淡化。一是以满人为主的八旗监视以汉人为主的绿营，以满防汉。二是把汉人武装的绿营进行分散驻扎，以汉人防汉人。内地绿营主要是镇压叛民、弹压盗匪，沿海绿营主要是缉捕海盗。据茅海建的考证结论，清军营以下部队没有集中驻扎于一处营房的，而是数名、十数名、数十名、最多数百名分散在汛、塘、卡、台等要冲之地。三是分散驻扎的绿营兵出于给养的方便，平时都在家中生活，上班值勤，下班回家。为了供养家眷，许多兵丁都兼职赚钱，开茶室、做买卖、当帮工、修脚、搓澡不一而足，甚至还有走私鸦片的，“兵匪”之名并非空穴来风。

3.“防内”思想使清军的武器研制长期停滞不前。在清军武器装备史上，火器技术的快速提升是在明、清争夺天下之际。当时，明朝聘请西方传教士制造火器，一度重创八旗兵。满洲人迅速仿制明朝火器，火器技术从无到有并快速发展。但是，明朝灭亡以后，大规模战争结束，清朝对火器的改进动力渐失，致使火器技术长期低水平徘徊。一是火器的普及率低。当时英国已处于初步发展火器时代，而清军仍处于冷热兵器混用时代。例如，据茅海建估算，就全国范围而言，鸟与刀矛弓箭手的比例大约是5：5。二是火器的使用年限长。据茅海建考证，在一般情况下，鸟枪使用几十年极为平常，有的竟达166年之多。三是火器技术还停留在明清之际的水平，以致有“土枪土炮”之谓。清军的鸟枪发射前须从枪口装填火药，再塞入弹丸，以火绳为点火装置，遇到风雨天则极难点火，存在射程近、射速慢的致命伤。英军枪支的点火装置是摩擦式或撞击式，射速快、射程远。清军的火炮铁质差、炮壁厚而粗糙、难移动瞄准而易炸裂自伤。英军的火炮炮壁薄而内膛光洁、炮身轻易转动利瞄准。清军的火药凭感觉经验配方，以手工作坊生产，杂质高、颗粒粗、大小不一，致使燃烧很不充分，威力小。英军的火药按照科学实验数据配方，以工厂生产，燃烧充分，威力大。

从军事角度看，影响战争胜负的直接因素主要包括将领的指挥、士兵的调集以及武器的配备。据此，清军是文官将兵、士兵分散、武器陈旧。英军远道而来，兵力处于劣势，在鸦片战争初期只有7000人，到战争末期也不过2万人。清军以逸待劳，兵力处于优势，在鸦片战争中曾经动员过10万大军。但是，具体到某一战事，清军的兵力往往与英军持平或处于劣势。这样，战争的结果也就早已注定。

由是观之，晚清鸦片战争的失败与清朝前中期的政治统治策略以及军事制度设计有着直接的内在关联。但是，由于近代史鸦片战争观的一统天下，致使中学历史教科书对此未予溯及，极易使中学师生把鸦片战争的失败完全归于英国帝国主义的侵略。

当然，清史鸦片战争观容易使人们忽视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巨变。对于鸦片战争的失败，清人并没有感受到近代世界的大变化，而是把败因归于林则徐等个别人的“误国”。清末的主流教科书称鸦片战争为“鸦片烟之战”，认为鸦片战争只不过是欧人东来以后的一个普通历史事件，对中国的历史进程并没有多大影响。民国初年，一些历史学家主张以“清初”作为中国近世史的开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学历史课程标准和历史教科书也持同论，认为鸦片战争的影响主要是鸦片烟毒的泛滥，尚未认识到鸦片战争的近代转折意义，无法体现中国近代历史的特殊性。

三、历史的延续与变化：近代史鸦片战争观与清史鸦片战争观的调适

从客观历史进程来看，历史是在延续与变化中以曲线形之波浪演进的。历史的延续与变化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但是，从历史学的研究来看，历史变化的研究往往是学界的强音，而历史延续的研究则成为低音。钱穆认为，没有变，不成为历史；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变，治史所以明变；历史时代之划分，即划分在其变上。张荫麟认为，历史是变动的记录，通史编写要显示出全社会的变化所经诸阶段和每一段之新异的面貌和新异的精神。历史变化之声虽然高亢，但历史延续之音也犹在耳，顾颉刚的历史“层累”说、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年鉴学派的“长时段”理论都在提示历史延续的重要性。其实，历史变化只是体现了历史的动的方面，在历史变化之下，则是沉潜的历史暗流，它静静而缓慢地流淌，以至于我们常常会忽略其存在。但是，历史变化决不是断崖式的突变，也不是中断式的跃进，而是连续性的渐变，历史的延续就是连接各个变化之间的纽带，也是探究历史变化之故的线索。所以，辩证地处理历史变化与历史延续的关系，是搞好中学鸦片战争教学的史学理论前提。

鸦片战争论文范文 篇九

关键词：鸦片战争；危害；现代文明

19世纪上半期欧美资本主义正处于上升阶段，英国工业革命已经完成，法、美工业革命也正在迅猛发展。工业资本主义生产的存在和发展，需要不断开辟新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而此时的清王朝依旧做着“天朝上国”的迷梦，清王朝统治集团虚骄自大，闭目塞听，对世界形势茫然无知。

清政府仍旧推行闭关锁国的外交政策，中国依然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正当的中英贸易中中国处于出超地位。当时的英国政府已感到在中国这个封闭了几千年的古老大国，单靠贸易手段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为了扭转对华贸易逆差，英国地向中国输入鸦片，鸦片严重危害到清政府的统治，道光帝任命林则徐禁烟，但林则徐的禁烟运动却成为英国政府使用“炮舰政策”的借口。为了打开中国的大门，1840年英国悍然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

一、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危害

鸦片战争中国战败，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一八四三年七月与十月，耆英和璞鼎签订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即《虎门条约》)，对《南京条约》进行了补充和具体化，对关税税率、领事裁判权，最惠国待遇等又达成了协议。一八四四年七月三日，耆英与美国全权代表顾盛在澳门望厦村签订了《中美五口贸易章程》即《望厦条约》，一八四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耆英与拉萼尼在停泊在广州黄埔的法国兵舰上签订了《中法五口通商章程》(《黄埔条约》)美国和法国与中国达成同英国相同的权利。鸦片战争对中国的消极影响深远，中英《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的条约。鸦片战争使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变化，中国的领土完整和独立的开始遭到严重破坏，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开始解体。

二、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进步性

中英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的签订，尽管由于中国道光皇帝的无能和当时清政府的腐败，落后与封闭，造成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作为一个失败者的中国不能不赔偿战争的费用和损失，接受外国的一些苛刻条件，甚至有些条件直接有损于中国的完整。但是毕竟腐败、落后和封闭的古老中国大门被英国用“炮舰”强行打开了，尽管这个时候打开的仅仅只是一些窗口，但是，它促进了古老的封建与专制的中国的瓦解，对于推进世界文明在中国的发展都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作用。其主要表现为：

(一)鸦片战争强行打开了中国腐败、落后和封闭的大门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与专制社会，广大民众局限在有限的土地之中，过着一种自给自足的封闭生活，到了满清的后期，这种封闭性与落后性以及腐败性更加突出，当世界在发展，特别是欧洲经济经过近几百年的迅速发展，先进的技术和现代文明，给欧洲民众不仅带来了生活上的改善，而且还带给了欧洲民众较多的自由和民主，使中国与世界特别是欧洲的差距更大，尽管西方各国在打开中国封闭大门时，采用了“鸦片”和“大炮”两种不文明的手段，但是中国的封闭大门毕竟是需要打开的，外部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这种进程。

(二)促进了中国商业的发展

由于《南京条约》规定了五口通商，先后开放广州、厦门、上海、宁波、福州为商埠。五市的开市和开埠，促进了当时五市商业的发展，旧日的商业中心广州和新起的商业中心上海最为繁盛，其他次之，中国也出现了一批大商人如广州的吴健彰，扬坊等人，这些拥资百万的商人，尽管有些商人是依附于外国人，但是毕竟是中国较早的具有现代商业意识的商人，他们促进了当时中国商业的发展。

(三)带来了欧洲的现代文明和技术

鸦片战争论文 篇十

关键词：中文教会报刊；性质；激变；鸦片战争

中图分类号：G2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4）12-0064-02

一、鸦片战争前后传教士在华办报活动

1807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来华传教，标志着基督教在华办报活动的开始。英国伦敦布道会在马礼逊的积极倡导之下，先后在南洋等地区创立了几种中文近代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特选撮要每月统记传》《天下新闻》《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除此之外，这一时期还有《各国消息》等。这几份主要的报纸中除《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完全脱离宗教刊物范畴以外，其他几份都是宗教性的报刊，或者是以宗教性内容为主的，可以看出，鸦片战争以前传教士创办的中文近代报刊的性质倾向于宗教性。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在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之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上海被开辟为通商口岸以后，逐渐成为全国报业发展的主要基地。在这一背景下，传教士创办的报纸主要有：《中外新报》《六合丛谈》《上海新报》《中外杂志》《中外新闻七日录》以及《教会新报》（后改为《万国公报》）《申报》等。根据第二次在华传教士大会上范约翰提交的报告《论报刊》之附录《中文报刊目录》统计显示，在1815年到1890年之间共出版76种中文报刊（含《京报》），在1868～1890年间出版的有31种，包括15种宗教报刊和16种“世俗化”即非宗教报刊 [1]。这意味着，传教士办报的价值取向已经发生了变化，由办宗教性报刊向办“世俗化”报刊转变。

这种转变的判断是根据，报纸宣传的内容由宗教教义为主向传播“西学”为主的转变。不可否认，鸦片战争教会报纸，也把“西学”作为重要内容大加宣传。这一时期对于“西学”的介绍，是为了炫耀西方的文明，改变长期以来中国人固有的优势心理。正如郭士立在创办《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所坦诚的一样：“这个月刊的出版就是为了消除中国人的这种高傲心理，让他们认识到我们的艺术、科学和工艺……向他们表明我们不是‘蛮夷’”[2]。

早期的传教士办报把“西学”当做重要内容进行传播，是为了以“西学”为亮点，改变中国人的固有心态，占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来达到传教的目的；鸦片战争，当时的清政府正值多难之秋，“西学”恰好符合爱国知识分子的口味，他们从中看到了民族的希望于曙光，以至于以康梁为首的民族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随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都试图从“西学”中寻找救国之路。根据这种社会环境和传教的需要，传教士报刊加大了对“西学”内容的传播，以降低宗教内容所占的比重。

这种变化，我们不难看出，传教士在华办报的宣传重心经历了一个“拐点”，而这个“拐点”就是鸦片战争。这种转变绝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而是由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才促成了这样一种变化。

二、鸦片战争前后，中文教会报刊性质激变的原因

（一）社会政治环境的激变刺激传教士办报环境的变化

清初，传教士凭借自己的能力为朝廷服务，得到了统治者的认可。但是到了清朝前期，“礼仪之争”发生之后，极大地改变了康熙皇帝对于西方人的态度，最终，康熙皇帝不得不以罗马教皇干涉中国内政为由，禁止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3]这一政策为后代皇帝所继承。在禁止传教的同时，对于传教士刊印的书籍，清政府也是采取了极为严厉的控制措施。嘉庆皇帝就曾多次诏令，对传教进行控制。1811年7月，就有谕旨禁止西洋人在外省传教“除广东省向有西洋人来往贸易，其居住之处应留心管束，勿任私行传教，有不遵禁令者，即案例惩治。[4]”相反，在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士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作“护身符”，在条约的庇护下，传教士的传教活动由地下发展到了地面。比如1844年签订的中法《黄埔条约》就规定传教士可以自由在通商口岸传教，并逐渐深入到内地。这与鸦片战争以前，传教士的活动截然不同。早期，迫于中国的政治环境，只能通过刊印小规模的宗教报刊进行传教，更是不敢过多涉及其他领域。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士可以在“五口”自由传教，也可以自由刻印西方各样书籍，中国的封建律法对于传教士而言，已经不起作用，这对于传教而言更是极大的便利。他们不再有所畏惧，公开布道，刊印宗教书籍，这种传教方式更为直接、更为有效。对宗教报刊的创办与生存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力。

（二）社会思想的改变决定着传教士办报环境

虽然世界历史已经进入近代，但在中国，长时间影响中国人的儒释道诸家思想，特别是孔孟之道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祭祖、祀天、尊孔等观念潜移默化，成为中国文化最深层的文化素质，并且一直在整合中国社会[5]。更重要的是，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文化的发展一直是在世界前列，在对外的文化交流中，一直保持着优势。面对这种大环境，中国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民族优越感，认为其他民族是“化外之邦”，是蛮夷。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战败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巨大的社会变革，极大地冲击着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引起中国社会的极大变动。不断加深民族危机，使得许多有志之士认识到，“老祖宗”的那一套，已经不能挽救中国的沉沦，因此，他们将目光转向西方，开始关注新事物、新世界，向 “化外之邦”、，有了“西学” 的需求。

为了适应中国历史条件的变化和传教的需要，传教士报刊的宗旨和内容也进行了相应调整，即用西学作为传教的辅助手段。除了一小部分纯粹性宗教期刊外，其他的期刊都增加了关于西方科学、历史、地理等内容。当时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广的是《万国公报》，其中写道“本刊是为推动与泰西各国有关的地理、历史、文明、政治、宗教、科学、艺术、工业及一般进步知识的期刊。”[6]

任何新事物的产生都是建立在社会需要的基础上，新闻事业自然也不例外，在鸦片战争以后，宗教报刊向“世俗化”转变，正是由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社会环境与社会需求所决定的。

（三）中国人反教情绪高涨，宗教色彩太浓的报刊遇阻

基督教来华是为了占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其宗教立场是基督教要征服世界。他们不但是殖民侵略活动的急先锋，同时也与鸦片贸易、鸦片战争等战争或冲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此过程中，他们扮演着极不光彩的角色，战后又参与一些条约的起草，成为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受益者，部分传教士甚至私自添加原本两国条约不存在的条款，为自己谋利。如在《南京条约》签订过程中，郭实腊、马儒翰在谈判中更是极尽勒索。又如，面对列强的劫掠，传教士丁韪良甚至自己脱下道袍，背起长枪，参与到掠夺的行列当中……

20世纪初的义和团运动、非基督教运动等反教活动接连发生，截止到1867年，在华服役的338名传教士中，有很多人病逝在中国，这其中包括了6位传教士在华服役期间遭受袭击致死[7]。这些情况，无疑揭示了中国各阶层对传教士及其刊物的仇视。

（四）传教士身份性质的转变

鸦片战争以前，传教士的报刊集中在沿海，而且主要是附会中国传统文化、附会儒学、穿汉服、讲汉语等，利用中国话语来阐释西方基督教教义和文化观念，办的报纸也是“中国化”的，这一时期的传教士，更多地偏向于一个友好的文化传播使者的形象。鸦片战争以后，这些报刊一方面，在中国传播着先进的“西学”，另一方面，又扩展到了中国的内政、外交等诸多方面。正如戈公振所说：“初外报对于中国，尚知尊重，不敢妄加评论。及经几度战事，窘象毕露，言论乃肆无忌惮。挑衅饰非，淆乱听闻，无恶不作矣。”[8]这个时期的传教士，已经不是单纯的传教士，相反，他们已经转变为穿着道袍的政客、外交官、侵略者。这一时期的传教士报刊 “采取了将基督教教义、西传教士方文化和中外时政融于一体的宣传策略，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在动荡的局势中合法的干涉中国的内政，并且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渗透。[9]”

三、结 语

以鸦片战争为界限，传教士在华创办报刊的活动可分前后两期。前期（1815年到鸦片战争），这一时期的传教士的报刊更多的是侧重于宗教宣传，以宣传基督教教义为主要目的，这一时期以《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为代表；后期（1840年以后），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士创办的报刊宗教色彩趋于淡化，向“世俗化”、商业化转型这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万国公报》。

这种转变的原因归结起来是中西双方一个相互适应与自由选择的结果。就西方传教士而言，是根据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士报刊性质由宗教性向“世俗性”的转变，是根据中国社会的政治、社会思想发生巨变，以及传教的需要等众多因素而进行的一次宣传策略与宣传内容的调整；就中国而言，是在面对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千古奇变”的历史转折点上进行的一次选择，即“西学”，目的在于摆脱民族危机，挽救民族危亡。总之，鸦片战争前后，传教士报刊性质的转变，是一个双方的互动过程

参考文献：

[1]王海。外国传教士在华报刊活动的历史分期[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

[2]李雄燕。近代新教教会中文报刊的本色化[J].云南社会科学，2007（2）.

[3]杨森富。中国基督教史[M].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民国七十三年。

[4]谭树林。早起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与近代中外文报刊[J].世界宗教研究，2002（2）.

[5]李雄燕。近代新教教会中文报刊的本色化[J].云南社会科学，2007（2）.

[6]陈超。试论传教士报刊对中国近代报业发展的影响[J].福建教育学院学报，2006（4）.

[7]王海。外国传教士在华报刊活动的历史分期[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